为什么同样的战术，对项羽和韩信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对马谡却是“自取灭亡”呢？
《知堂书话》里引清人著作《朴丽子》中关于学问的害处的几句议论极为精当，这里转引如下：
“人但知剑戟足以杀人，而不知学问之弊其害尤甚。何也？所持者正，所操者微也。正也难夺，微也易惑。语云，不药当中医，此语可以喻学。夫学焉而不得其通，故不如不学之为犹愈也。”
原文本意是批评假道学的不近情理，学而不通，不如不学。这句话放在兵学和管理学上也一样贴切。先说兵学。赵括纸上谈兵害得40万大军被秦国坑杀是一个例子，三国中马谡失街亭是另一个例子。街亭是送粮到前线的咽喉之地。诸葛亮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咬牙派出了自告奋勇的参军马谡去守街亭。马谡领军到达街亭并勘查地形后，来到一个处于山下的五路总口。副将王平认为应当伐木为栅，就五路总口当道下寨。以阻敌军，只要筑起城垣，便有一夫当关之势；马谡却认为侧边的一山树木茂盛，是天赐之险，魏兵到来，居高临下，可势如破竹。王平又指出，魏军如果在山下断绝取水之道，蜀军会因缺水而不战自乱。马谡却认为，《孙子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魏军若是截取取水之道，蜀军岂不死战，到时正好以一当十，奋勇杀敌。
马谡自入绝地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之后，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无计可施，被迫唱了一回空城计，第一次北伐就这样一败涂地。
可是仔细想想，马谡说得也没错，历史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例也不是没有。巨鹿之战中，项羽领导楚地义军破釜沉舟，大败秦军。战后召见诸侯，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成就了西楚霸王的一世威名。井陉之战中，韩信背水列阵，大败赵军，擒杀赵王是另一个例子。为什么对于项羽和韩信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马谡却是自取灭亡呢？
一场战役的胜负是很多因素同时发生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大局、双方实力、战争形势、战役格局等等。但在冷兵器时代，军队的主观能动性和士气往往是问题的核心。统帅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各种心理战术，提高我方的士气，打击对方的士气。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成功的原因在于“因势成勇”，通过选择进入不利的地理环境来提高军队的士气。但不利的地理环境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高昂的士气。
假设双方其他条件相仿，这种战术要想取胜至少还需满足以下几项条件：(1)速战速决。这也符合《孙子兵法》对死地的定义：“疾则存，不疾则亡。”这也是项羽为什么用持三日粮的方法造成紧迫感，不让士气衰减的原因；(2)虽然实力处于相对劣势，但军队因为求战的心理 （如巨鹿之战）或胜战的历史（如井陉之战），有较高的斗志；(3)军队的统帅身先士卒，具有较大的个人魅力和威信，军心团结一致，“齐勇若一”，“相救若左右手”。项羽和韩信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反观街亭的情况，马谡一个条件都不符合。首先，他的任务是守街亭，没必要也不可能速战速决；其次，作为一支防御型队伍的偏师，没有理由相信蜀军有很高的战斗欲望；第三，马谡初次领军，缺乏个人魅力和威信。所以，同样的战术对项羽和韩信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对马谡却是自取灭亡。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险招，与《孙子兵法》里一贯强调的靠庙堂之算，靠理性计划先胜后求战的精神是矛盾的。其实，兵法中类似的自相矛盾的策略还有很多。我在网上搜索到一本名为《问策——取胜策略的抉择》的小书，专门分析这类问题，颇有见地（上文速战速决的条件就是该书的观点）。类似的策略选择还有：“穷寇勿迫”、“归师勿遏”与“宜将剩勇追穷寇”之间的矛盾，“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与“观其坐大”、“步人后尘”之间的矛盾，“挟天子以令诸侯”与“自立为王”、“一统江湖”的矛盾等等。其问题的核心都是，如何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采用不同的策略。看似矛盾的策略，如果仔细考虑各自的具体使用条件，就不再是矛盾的了。
问题在于，兵法在这些使用条件上一般都颇为含糊其辞，即使直接谈到，也往往无法穷尽现实中的千变万化。而且，即使主要条件都考虑到了，决策者对条件成熟程度的准确判断能力也往往只能靠长期的历练和实践。“疾则存，不疾则亡”，这个“疾”是几十分钟、几小时，还是几天？ 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性命，乃至国之存亡都取决于对这个分寸感的拿捏能力。唐太宗在《唐李问对》中说，兵法可以意授，无法语传，也是这个意思。“赵括们”熟读经典，却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恰当的策略，可以想见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管理的原则何尝不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商学院盛产纸上谈兵的“赵括”的一个重要原因。教科书和案例讨论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使用条件，更无法在教室里教授拿捏分寸感的能力。而在现实中，一个使用条件的判断失误，就有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对商学院教育脱离实际的种种激烈批评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中国因为照搬西方的教材，问题尤为突出。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的错综交织的种种情况如国有企业、城乡二元结构等，都尚未进入国际主流管理学界的视野，按现有教科书和案例提供的理论框架去操作，往往错得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