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MBA教育几年来时热时冷，最终大浪淘沙出来的只有几所。那么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在一片国际化的呼声中他们又是怎样避免了邯郸学步的悲剧？

　　《福布斯》（中文版）杂志在刚刚出版的4月刊中，公布了“中国最有价值商学院”的调查结果。在“全日制毕业生挣钱最多的商学院”、“中国最有价值在职MBA项目”和“在职毕业生挣钱最多的商学院”3个项目的评审中，榜首都是一个名字：北大国际MBA（BiMBA）。

　　此前出版的同样著名的财经杂志《财富》（中文版）的3月刊中，公布了“2005年中国工商管理学院教育调查”中，还是这个北大国际MBA，摘取了“中国最具市场价值的MBA”的桂冠。

　　这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结果：北大国际MBA隶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以研究经济为主要任务。每届200人左右的规模在参加评选的商学院中几乎是最小的，而它的合作对象的实力，比如美国福坦莫大学，与其他商学院相比，也不是最强的。

　　为什么北大国际MBA会击败众多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取得第一？带着这些疑惑，记者走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国际化的烙印

　　从1998年BiMBA正式成立的那天开始，就打上了国际化的烙印。

　　林毅夫主任说，早在1997年，中心的同仁们就感到中国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蓬勃生机和全球化潮流，能够适应这种新形势的企业高级管理人才成为稀缺资源。而工商管理教育创始于美国，培养这类人才的最佳方式就是与美国优秀的教育机构合作办学。1998年，BiMBA成立，外方合作机构是由美国20余所商学院组成的教育联盟，学员将被授予由AACSB国际管理教育协会认证的美国MBA学位。

　　与国内项目要求参加政治等科目考试的统考不同，BiMBA从一开始就设定了GMAT（GraduateManagementAdmissionTest）的成绩标准。GMAT是全球大多数商学院入学参考的标准之一。可对一般中国学生而言，即使英语很好的人也不容易通过这个考试。曾经有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学员希望能对这个标准灵活处理，但是最终被拒绝，理由很简单：坚持以GMAT作为入学标准之一，以保证学员的素质。

　　通过GMAT考试并不意味着就能过关。BiMBA很重视通过面谈了解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和英文能力。在总成绩中，面试所占的比例很大，很多考生在面试中“折了腰”。“你为什么报考BiMBA”这类常见的问题不会出现在面试中。考生必须用英文与院长和主要教授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单独面谈。

　　另一个国际化的优势是：中心所有教授全部在国外受过完整的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其中，90％的人员都是从美国回来，他们熟悉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也熟悉西方的经济和管理理论和教育。他们与国际上很多著名学者都有固定的联系，这些学界的名人经常会被请到中心与学员们对话。学员们在学校内就感受到了世界级大师的风采，领略最前沿的经济、管理理论。

　　如此看起来，这个项目具备了成功的要素：国际化的师资，国际化的学生和国际化的环境。

　　本土化的消化

　　林毅夫教授讲了一个邯郸学步的故事：战国时期，赵国曾是最强、最繁荣的国家，大家都认为赵国的文化是最先进的，赵国人讲话的方式，走路的方式也是最优雅的。所以大家都去模仿。楚国一个有钱人把孩子送到邯郸去学赵国人怎么走路，希望学会他优雅，可是几年下来怎么也不像。等这个孩子回到楚国时，发现自己走路还是不像邯郸人，可是他连楚国人怎么走路也不知道了，只好爬着进城。

　　MBA也是一样。如果把西方的那套MBA范式拿到中国来，就如同邯郸学步一样。有了国际化的师资、学生和环境，并不意味着就能办出一流的MBA教育。林毅夫举了个例子，内部管理必须让员工的努力跟他的报酬挂钩。这个理论是一般的，但是怎样使努力跟报酬挂钩，不同社会的方式不完全一样。在美国高层经理和普通职员的工资差距可以上百倍，而在其他国家，过大的工作差距，可能会有反作用。如果完全照着美国的样子去学，最后只能适得其反。

　　MBA教育起源于美国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那些国家大的社会、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国外MBA教育注重强调怎样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合理激励机制，利用经济中现有的优势，把企业做大、做强。但是国外MBA教育缺乏怎么适应大的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把握这种大变革所可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教育。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快速发展的国家里，一个好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是需要有驾驭这种大格局变化的能力，抓住大变革带来的机会，从容应对出现的挑战，避免随时可能出现的陷阱。

　　在林毅夫看来，国外MBA教育所缺的，正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长处之所在。中心自1994年创立以来，即以研究、参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主要职责。中心的所有教授们全部在国外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中心的特色更在于每一位教授都亲身经历了中国这场翻天覆地的制度变革。

　　林毅夫介绍，中心有一大半教授下过乡当过知青，了解中国最真实的社会底层的状态；他们同时也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最初受益人；其中有多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政策的制定，在90年代初从国外学成回国以后，继续参与并推动了许多重要的改革。

　　最重要的是，林毅夫说，他们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时，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国外现成的主流理论，而是根据他们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深入了解，总结归纳出新的、能够解释、预测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实际上，北大国际MBA在创办之初，就以把中国大的社会、制度变革的教学和国外的管理教育的结合作为指导思想，这种创新的模式从一开始就获得MBA学员的热烈欢迎。在北大国际MBA的课程中，周其仁教授的《中国商务活动的制度环境》和林毅夫教授《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一直是课评最高，最受欢迎的课。

　　这种指导思想也贯穿到外方教师的意识之中。林毅夫说，外方教师来到中心必须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中方教师的辅导。“我们必须让他们了解国外再优秀的大学的项目拿到中国来要让学生有所收获，前提是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必须理解中国的转型与发展的实际状况，按这些状况做些必要的调整。”林毅夫说。

　　在林毅夫看来，国内的商学院要办好应该有国际商学院的参与，必须有这样一部分教学的力量。“我们不学习西方不可以，但是西方的东西不能照搬。因为任何制度变革都可能改变现有的理论成立的必要前提。”林毅夫说。而中心成功的经验就是：“中心成立以来，我们的定位不是说把西方的经验搬过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消化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