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剧照
199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首次现场直播长征3号火箭发射亚洲1号卫星实况。亚洲1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为中国的电视转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最偏远的省份率先采用卫星传输节目，随即，许多省级电视台节目“上星”也成为现实。
海外电视节目也一度长驱直入。许多老观众还能记得24小时连播的卫视中文台，以及MTV给人们带来的享受。
与此同时，有线电视新军崛起，有线电视台已经从大型工厂普及到行政区域的地市，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有线电视业逐渐成为与空中播放的广播电视并驾齐驱的新生力量。
1990年，中国内地的电视机数量达到1?郾6亿多台，电视观众覆盖人数达到8亿多人。
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电视业迎来大步进入市场的高潮期，中国的电视体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电视剧的编导和生产组织者开始走出以往“两眼朝上”的传统思路，开始以“一眼朝上一眼向下”的心态来进行电视剧的创制。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形式迂回之后，到了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启动，市场化在文化领域的推进，使电视剧的投资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投资和企业赞助不再是资金的唯一来源，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以商业投资或贷款的方式流向电视剧，而投资者必须考虑资金的回收与赢利。
电视剧作为一种最终面对观众的艺术产品，需要市场和社会的双重承认。80年代中后期，从香港引进的“收视率”概念开始被频繁提起，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杠杆来作为一部电视剧是否受到欢迎的参照标准。
另外一个重要杠杆就是市场，就是人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以及看得见的销量。
1990年1月，首次全国优秀录像片评奖揭晓。198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内地个人、家庭拥有的录像机近百万台，1983年至1989年累计出版录像片600余种。
录像制品发行量的数据显示，引进电视剧的发行量高于国产片的一倍以上。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差异，决不可能通过壁垒森严的防范和限制来解决，再抱着拒斥通俗剧的态度空谈所谓的弘扬，机械、僵化地去认识电视剧的教化功能，固步自封，只能导致中国电视剧产业的衰落。好在这个不祥的假设并没有成为现实。
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和辽宁省的春节联欢晚会诞生了一个明星——赵本山，这个人对中国电视和电视剧产生的影响直至今日。赵本山给人们带来十几年的笑声，他和他所代表的品牌创造了新时代下新型“普罗”大众艺术的模式，原汁原味的本土艺术和乡野之风也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有人说，赵本山的魅力长存，得益于他在喜剧的表象下面对生活的深厚的理解。而他的这种理解又和普通民众的经验和感受息息相通。这一点，我们将在90年代末的乡土电视剧中还要看到。
公关小姐
这一年推出的当代都市题材剧集，还有《 公关小姐》。这部22集的电视剧创下过几个第一：内地最早反映改革开放，最早反映公关行业，最早反映女性和女性群体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剧中女主角萨仁高娃也一炮而红。
《 公关小姐》是一部广州制造的主旋律电视剧，它选取了一个相当精巧的角度，就是把主角设计成一个来自香港的公关人士，这样一部都市言情剧就有了一个宏大的背景。当时香港回归的脚步正逐渐接近，人们对香港文化的了解正在一步步加强，这样的角度让《公关小姐 》在同类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
这部剧中的“广味”，又使它的影响远不止在影视领域，它曾经引起了一股全国性的公关热，同时又把广州的形象以及岭南文化推向了全国。
人们纷说这部电视剧为广州做了一个形象广告，剧中所描述的广州这个大都市的风情，既有酒店、商场、街道的繁华景象，又有江边艇仔粥、老字号“蛇满王”、排队饮早茶、过年逛花市等广州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然电视剧的主人公是酒店的七名公关小姐，但通过她们的男友把视野推向广州的个体户、出租车司机、农民大学生、军人、企业家等有广州地方色彩的典型人物，这就更足以让广州在全国观众眼目中显得熟悉而亲切。
曾经被冷落的本土历史
在这一年，神州大地异乎寻常地掀起了“毛泽东热”和“红太阳热”。这一现象在学者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争论。人们追思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和清廉，并不意味着会有相应的激烈的现实要求。“红太阳热”表明了一种情感，一种经过改革开放价值震荡之后，人们希望重新反思曾经被冷落的本土历史的情感。
直到2007年，以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生平为素材的青春偶像剧《 恰同学少年》仍然受到追捧，在许多城市频道和有线台播出后，赢得很高的收视率。历史观的一次次回归，似乎也是一个年轮现象，17年前在这种怀旧热中，电视连续剧《少年毛泽东》用一种散文化的笔触，以儿童剧的角度描绘了这个怀有不凡抱负的孩子的形象，编导在有限的史料基础上，深入到韶山这片神奇的山水田园之中，在溪流湖水，在竹林岩洞，在老人的叙说之中，勾勒了“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意景象，也道出了风景、传奇、国运对人物心灵的昭示。在1990年，中国人感到外部世界的冲击和敌意，开放的中国也遭遇了某种封锁。经历了精神解放之后的繁荣场面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进入90年代，中国人的情感变得更加内敛，他们以更深厚的态度看待本土历史。就像《 人民记忆》书中所写的：没有一个人会庆幸在苦难和匮乏的日子里做一个中国人，但是，既然这段历史是你的以及你的父辈情感和经验的一部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宣称你已经“超越”了这种历史和民族形态。中国人没有因为同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而丧失自己的原本特性和独立自由的愿望，也是基于这个前提。
我们的叙述，仍然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中国的电视剧事业，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十数年的摸索和能量的蓄势，在90年代这个年轮的初始，终于有了炫目的收获。
围城
在人们的电视剧记忆长廊中，1990年的回响是悦耳的、难忘的，《 渴望 》叙说了老百姓的愿望和梦想；而《 围城》则是用视觉艺术重塑了一部现代经典小說，把一部人们原以为注定只能在知识分子之间玩赏的作品变成了雅俗共赏的电视经典。90年代发端之时，中国电视剧界接连出现这两部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奠定了一种火红的新开局，这是一个不俗的开卷。2002年11月，在上海，许多人自发地为一位盛年早逝的女演员送行。这个人就是李媛媛，她在16年前的电视剧《围城》中扮演的苏文纨，虽然仅仅是剧中的一个配角，却显得那样光彩照人。至今，在李媛媛的纪念网站上，人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标题——永远的苏文纨，永远的李媛媛。
余秋雨这样评价李媛媛的表演——她表现出一种透彻的纯净，完全洗去了连一些大师级演员也不可避免的矜持和架势。这很难做到，因为演员与角色之间总有不少的距离，矜持，就是一种试图靠近角色的摹拟式架势。但是，李媛媛让必要的架势完全出自内心，中间不残留摹拟的痕迹。因此，观众即使后来再看她所创造的三姨太、苏文纨这样的角色，也会直接进入她们的心灵，尽管这些角色与李媛媛差别很大……可见，她并不只是“本色演员”。那个澄澈无碍地化成了角色的她，并不仅仅是从她的“本色”出发的。她的行为力度、行动节奏、表情起落，一旦形成就会像音乐一般合乎法度和程序，达到最佳的戏剧效果。
与这部电视剧相关的另一些人：钱钟书和他的学生英若诚，已经告别我们而去。在这样一部充满着知识分子情怀的挥洒自如的作品里，他们的背影穿过岁月，在我们的视野里熠熠生辉。
《 围城 》这样一部10集规模的电视剧，集中了如此之多的名家名角，导演黄蜀芹用“七十二贤人”来戏称《 围城》的演员组合。在当时来看，就是一个“超豪华”的组合，且不说在当时还属于新锐演员的陈道明、葛优、英达、吕丽萍、史兰芽等人，也不说老艺术家英若诚等人的加盟，并非专业演员的影视界名家沙叶新、吴贻弓的友情客串，把相关人物塑造得那样传神，这本身就是电视剧历史上的佳话。
电视剧与文学结缘，一方面提高了电视剧这门新崛起的艺术样式的文学品位；另一方面，也为文学名著的广泛普及和传播找到新的媒介。把小说搬上屏幕，显然要比把小说搬上银幕赢得更多的观众。1989年开始，出版界的“《围城》热”已经开始升温，1990年，许多人都在咂摸、玩味这样的格言——爱情、婚姻、事业乃至人生万事，都如“围城”一般，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这一年具有重大影响的电影《 本命年 》，改编自刘桓的小说《 黑的雪》，描画出了时代的歧路中都市人的无所适从的心态，主人公写信告诉他的狱友说：你在里面待着吧，外面也没有什么意思——生活中到处都是“围城”，普遍的被空心化的悲哀，使人们的目光再次投向拯救与逍遥这样的人生议题。
杨绛女士对这部作品灵魂的点化，让公众一跃便实现了对这部作品最便捷、最透彻的解读。电视剧一开始便出现了这样的警语，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点化和导演黄蜀芹的改编功力，这部电视剧一推出，没有出现有人所担心的“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最电影化的东西和最小说化的东西，除非各自遭到彻底的毁坏，是不可能彼此转换的。”《围城》的电视剧改编就面临这样的矛盾和挑战。编剧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型语言大师，将其具有熔西方幽默与东方幽默于一炉的精致的小说语言转化为屏幕视听语言，决非易事。
电视剧《 围城 》的标杆意义还在于为中国电视剧文学剧作的个性化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众所周知，小说《 围城》以其熔西方幽默与东方幽默于一炉的精致文学语言著称于世，电视剧《 围城》创作的难度就在于此，而它的魅力能够经受时间考验，也在于此。荧屏上的方鸿渐、赵辛楣、孙柔嘉、苏文纨、曹元朗、李梅亭、高松年等等，一个个人物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不能不得益于小说原本就十分雄厚的文学基础。
《 围城 》给文学改编的影视剧提供了一个范式：如果你没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那么老老实实地表达原作神韵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四世同堂 》也是一个光辉的前鉴。
谈到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不能不论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自80年代以来的可贵的实践，时至90年代初，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已经成功地把古典名著《西游记 》、《 红楼梦 》先后搬上了荧屏，在90年代初，《 三国演义 》已经在着手筹备，而《 水浒》也在酝酿之中。四部古典文学名著搬上荧屏，堪称当代电视文化建设的名垂史册的一项系统工程。而这个工程，只有在国运昌盛的年代才能实现，而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典范作品，也只能在饱经了忧患岁月的这片土地上诞生。
90年代的开阔局面，带来的是电视艺术的多元化，电视剧的发展，呈现出更加绚丽多姿的脉络。在变化和发展之中，固守理想的阵地，保持应有的人文情怀，是我们始终面临的课题。守望精神家园，这是一个稍显沉重的话题。正如我们看到的，随着大发展格局的形成，势必会带来许多纷争和排异反应，引发各种反思。
这让我们突然回忆起一部叫《 故土》的电视剧。读者们还能记得这部在80年代晚期打动许多人心灵的电视剧吗？故土，是一个象征，它包含了守望、眷恋、恒久、操守、忠诚这样丰富的意味。它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呼唤，在90年代至今的时空长廊里，我们始终会感到理想的闪光并没有消失。歌中唱道——我愿把这片片红叶，珍藏在心灵深处，我愿我们永不衰老，并肩走在这漫漫小路。这是对未来的祈福，对永恒的信念的呼唤。
20世纪90年代的良好发端，让敏感的观察者意识到，中国本土电视剧即将迎来一个更加璀璨的繁荣年代。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即便是最保守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在不远的未来诞生的《编辑部的故事 》、《 北京人在纽约 》等经典剧作，很快印证了这个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