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介子推
介子推，重耳(献公子)微臣。周晋(今山西介休)人。一作介之推(介推)，亦称介子。另有姓王名光之说。生年不详，卒于晋文公元年(前636年)。县志云，文公返国，介子推“不言禄”，隐于绵山。晋文公求之不得，放火焚山，他抱树而死。又据通志，介子推隐“后三十年，见东海边卖扇”。如是，其卒年可能在晋成公年间(前607年～前600年)。
介子推的出身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仅有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骊姬之乱”后，晋公子重耳避难奔狄，随行贤士五人，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准此，则介子推早年也曾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备尝“险阻艰难”。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立为晋君，介子推也尽了犬马之劳。据《韩诗外传》，谓重耳亡时，头须(一作里凫须)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被围，介于推割下自己臀部的肉供养重耳。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
重耳返国，时值周室内乱，“未尽行赏”，便出兵勤王，“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分推”。对此，介子推没有象壶叔(一名陶叔狐)那样，主动请赏。他说，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狐偃等“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的盗贼，故“难于处矣”。介子推无视狐偃等人的夹辅之力是错误的，但其中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有的却是对狐偃，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
《吕氏春秋》云，介子推不肯受赏，曾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此说显然不足信。介子推曾对其母说：“身欲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如是，岂有自作诗而悬书宫门之事，当是介子推从者所为。介子推隐居绵山后，文公曾派人多方寻找，并以绵上之田封给介子推，故绵山亦称介山。
介子推是否被晋文公烧死，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忠义之士；多少文人墨客、达官显宦，登临题咏，寓兴抒怀，抒发对介子的怀恋思慕之情。清傅山有诗云：“青松白梧十里迥，狴(木字旁)青抵白词堂幽。晋国园陵迷草木，绵田香火动春秋。名更卖扇传东海，身隐承颜肖故邱。还虑寒山太枯寂，婉客分到牡丹头。”对介子的怜惜敬仰，对君主的怨怼忿詈，具蕴之于胸次，发之于笔墨。在介山，有“思烟台”遗址。传说文公焚林，有百鸦绕烟而噪，或围在介子推周围，用躯体遮挡烈焰。晋人感其功德，在此筑起一高台，纪念这些义禽。据县志引《山堂肆考》，文公为哀悼介子推，曾下令全国，三月五日为火禁日。相传火禁不严，就会有风电之变，这便是我国数千年来寒食节的由来。在三晋历代，人们还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庙宇，以妥介子在天之灵。宋天禧元年(1017年)，真宗诏封介子推为洁惠侯。宋王当《春秋臣传》为介子推立传；民国《介休县志》、雍正《山西通志》也为介子推立传；胡春霖《山西名贤辑要》，介子推被收入《廉介类》。
君主诏封晋爵，人民祀之诚矣，这种矛盾现象涉及对介子推如何评价的问题。固然，作为春秋贵族，介子推的言行处处渗透着迂腐愚昧的成分，但是，介子推“舍身赴义”的洁芳善行，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介子推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奸伪欺罔、人世谬举的愤懑，他的割股食君的牺牲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淳厚尚俭、信实礼让的传统美德的体现；从更深层次上看，在介子推身上蕴涵着对祖国的深沉赤诚的爱恋之情。晋献公嬖骊姬，杀申生，昏于家，乱于国，而重耳则成为振兴晋国的希望。介子推的行为是他笃信爱晋国须爱重耳的自然表露。也许，正是这种对祖国的挚爱，才是人民永远怀念介子的根本原因。
no.2 严子陵
严子陵是慈溪现境最早载入史册的人物。他原姓庄，后人因避明帝讳改姓严。名遵，字子陵。今横河镇陈山人。年轻时就很有名望，后来游学长安时，结识了刘秀和侯霸等人。
公元8年，王莽称帝，法令苛细，徭役繁重，吏治腐败，民怨沸腾。王莽为笼络人心，曾广招天下才士。侯霸趁机出来做官了，刘秀却参加了绿林起义军，决心推翻王莽政权。严子陵当时也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但他均不为所动，最后索性隐名换姓，避居僻乡，彻底摆脱了王莽的羁绊。
公元25年，刘秀终于击败王莽，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光武帝。他登基后，思贤若渴，到处寻找严子陵。几年后，得知严子陵披着羊皮隐居在齐国某个地方钓鱼，便立即派人带了聘礼，备了车子去请，一连请了三次，并亲自致书云：“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颖水之风，非朕所敢望。”严子陵实在推诿不过去了，才终于来到了洛阳。
这时，侯霸已经当上了刘秀的丞相。原来他在王莽失势时，便及时转舵，向起义军靠拢，以后凭着有一定能力，一步步爬了上来。他深知刘秀十分器重严子陵，所以一听到严子陵来了，不敢怠慢，马上派人携书问候。严子陵却对侯霸那种追名逐利、一味投机的行为十分鄙视，看了侯霸的信后，也不愿回信，只让来人带了两句话去，说是“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侯霸认为这是挖他的疮疤，心中十分不满，从此便想方设法要把严子陵撵出洛阳去。严子陵则因为看到侯霸这样的人居然当了丞相，也就不愿再在洛阳呆下去，每天只在宾馆里睡大觉，等待回家。甚至当光武帝刘秀亲自来看望他，他也闭着眼睛，不理不睬。刘秀知道这位老友性情高洁、孤介，便抚着他说：“子陵呀子陵，你到底为啥不肯出来辅助我治理國家呢？”严子陵突然睁开眼来，盯着刘秀说：“唐、尧得天下，是因为德行远闻，才使隐者洗耳。你何必苦苦逼我呢！”刘秀见一时说服不了他，只得叹息着登车回宫去了。
过几天，刘秀又将严子陵请到宫中，与他谈论旧事，谈得十分投机。晚上，还与严子陵同榻而卧。严子陵在睡梦中把脚搁到他的肚皮上，他也毫不介意。不料此事被侯霸知道了，他便在第二天叫太史官上奏，说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想以此引起光武帝对严子陵的猜忌。刘秀听了却哈哈大笑，说：“这是我和子陵同睡啊，没事！”然而严子陵却料定其中必有缘故，他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小人的倾轧，官场的险恶，便执意不肯再在洛阳留下去了。当刘秀还想要他做谏议大夫时，他终于不辞而行，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曾再一次征召严子陵，严子陵也再一次地拒绝了，并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起来，没过几年，便老死在这里，享年80。
严子陵的人品确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才以“高风亮节”闻于天下。南宋嘉定年间，陈山严子陵墓旁也建起了高风阁，后来还办了个高节书院，今均早已湮没，只剩下一块墓碑，还保存在峙山公园里。
no.3 何氏三高
「何氏三高」是指南朝时期庐江何氏家族中的三兄弟∶何求、何点与何胤。宰相何尚之是他们的租父。何家世代信佛，及至何求三兄弟已经无意进取官场，遂一味倾心道场。他们先后皆隐居於山林寺庙中，高蹈远行，时人称为「三高」，「大夫多慕从之」。（见《南史》卷三十）
何求，字子有，三兄弟中的兄长，曾出任太子洗马（太子出门时，负责前导之职），清心寡欲，崇信佛法。后辞职隐居吴地波岩寺，常以念诵为业，足不出门，人莫能见其面。
何点，字子皙，何求之弟。少年博通群书，善谈论。朝廷多次徵召出仕，皆不从。读书之馀，喜欢和僧人们相往来，和他们一起终日谈论咏赋、优游自得。宋大明年间，何求邀请僧印法师讲经说法。僧俗听众达七百多人。（见《高僧传．僧印传》竟陵王萧子良仰慕其名，亲自到何求隐居的法輪寺去拜访，见后欣悦不已，因何求爱喝酒，特馈赠「稽叔夜」酒杯和「徐景山」酒壶，以表敬谢。「戒酒」是佛教信徒应该遵守的「五戒」之一，但一般没有禁肉来的严格。佛祖就曾允许有病的僧人可以吃酒；《西游记》第五十四回唐僧也曾对女儿国国王说过∶「贫僧吃素，但是未曾戒酒。」不过何点晚年也断肉菜食了。
何胤，字子季，何点之弟，官至齐中书令，国子祭酒（大学校长）。后入山寺隐居，高祖屡招不起，言辞恳切也终未能使胤心动。高袒慕其学识，遂转而遣送学子前往山中就学，希望能承继一二。何胤熹与学僧交游，与汝南周 居士、开善寺法藏和尚交游很深。《南史》卷三十记载说法藏法师临死前派人把自己的经书和香炉赔送给了他，可见交谊深笃。
何胤精信佛法，一生持戒不懈，但讲究食味。早年用餐时特别铺张，「食必方丈」，后虽稍有收敛，但仍难禁肉食，於是平时吃些白鱼、鱼脯、糖蟹等，都是腌腊风乾之物，虽是肉食，因不见生物，也就搪塞而过。有次欲食新鲜的蚶蛎，恐心有内疚，便提出来让学生们评议。学生锺 进曰∶「车螯蚶蛎，眉目内厥，渐混沌之奇．．曾草木之不若，与瓦砾其何算？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即啖食）。」意思是说，蚶蛎之类，眉目内藏，混混沌沌，不要说低等生物，连草木也不如，直如瓦砾之类，大可放心地取食。这显然是为吃肉找藉口、自我辩护。崇信佛教的竟陵王子良听到这种议论后，非常气愤，责其歪曲佛道。为此，周 居士曾与胤书，劝其改食吃素。到了晚年，何胤终於「遂绝血味」。（以上见《南史》卷三十）
何胤兼通儒佛，著有《百论》、《十二门论》的注解，还注解了《周易》、《礼记》等。死时遗书说∶「田畴馆宇悉奉众僧。」大中通三年（五三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no.4 假清高的李白--一生都在摧眉折腰事权贵
既然提到李白，恐怕无人不知不晓，特别是他的同时代朋友和后世文人们在李白身上寄托着自己的希望，十分赞誉他对达官贵族的“轻蔑”态度，一首诗歌更是着意刻画他“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平生傲岸、叛逆不羁的形象被后人拔高夸大，其实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李白并非像他自己宣称或别人
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遍访四川地方要员，拿着当时的“名片”投刺京城来蜀的官僚，得到过以礼部尚书衔出任益州长史的苏廷页赏识。为了十年寒窗脱青衿，一朝能为帝王师，他隐居岷山待价而沽，广汉太守慕名前去看望他，使他的名声渐大。开元十三年(725年)，25岁的李白走出三峡漫游东南，展开了广泛的干谒活动，他不仅娶了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还先后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10年后，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谒见了宰相张说的儿子、驸马都尉张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磊落不满之气。于是他改装换巾趋向山林，隐居蒿庐，交结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试图走出一条世俗垂青、贵人揄扬的“终南捷径”。应该说，这条捷径是以肉体磨难换得的，深山大泽之中结草为庐、凿穴而居、饮食粗糙、单衣遮体，那种被文入们所诗化的麈尾鹤氅、跨蹇寻诗，或踏雪访梅、钓竿斗笠的隐士生活是很少见的。中国的隐士大多是扬言孤峰逍遥隐逸，实际上是欲邀求时誉擢居美职。隐土超出尘表的卓异人格固然羡慕，但栉风沐雨的艰苦生涯绝不像人们幻想的那样潇洒超脱。
天宝元年(742年)初夏，可能是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推荐，隐居的李白被征召入京。他洋洋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认为自己将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业，甚至把玄宗比作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入京召见于金銮殿后，李白果然受到皇帝重视，命供奉翰林，在一年多受宠遇的日子里，演出了七宝床赐食、高力土脱靴、杨贵妃磨砚、饮酒眠闹市、狂笔草蛮书等广为传诵的奇闻逸事。许多曾讥笑过李白“落魄微贱”的势利小人，这时却纷纷请谒与他称兄道弟、酒宴交欢，这更使李白满面春风，十分光荣，不得志时拼命想做官，得志后便尽可能明哲保身，于是他出入宫掖献赋作词，侍从皇帝讨好贵妃，交结王公大官赠诗宴酬，写了许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无聊诗歌。
但不知是唐玄宗对他那些歌颂宫廷生活的《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等不感到清新、俊逸，还是翰林院里那些候补闲员的同事们谗言诋毁，或是他本人褊狭，十分清高的声称要浪浮江湖，反正没等到他“功成”便被“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皇帝下令驱逐出朝了。在唐玄宗的眼里见过多少“神气高朗”的文人，李白只不过是一个有“穷相”的布衣隐士，充其量和当时的梨园弟子、侍奉乐师是同等的材料，召他入朝只是用其名气与才华作延揽精英的摆设，并非为了让他治国参政。
李白对自己忠心报君之心不被理解感到委曲不平。他对好佞之辈的谗毁极其愤慨，常常表现出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清高气概，但又十分留恋不舍宫廷侍从的生活，所以他不仅在皇帝面前以恭谨小臣礼范的形象出现，而且攀龙附凤心向往之的和李唐皇室联宗结谱，其矛盾百出的庸俗气简直让人不敢与他刚正傲岸的性格相吻合。他颂扬唐王朝的列祖列宗，他讴歌唐玄宗是明主、英君、圣皇，甚至将皇帝比做太阳，从没有谴责君王的昏聩荒淫，他时时怀念玄宗的知遇之恩和供奉惠渥，他把自己比喻为被阿谀谄媚之流妒害的精卫鸟。因此，他是含着热泪离开长安的。
微妙的问题是李白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他在政治仕途上的失败苦涩，尽管这时他已44岁了，但仍匆匆忙忙按老路去赶行程。每到一处，他就与当地的太守、长史、司马、县令等官场人物上书赠诗、应酬宴请。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些连史传都无记载的人物竟被他美誉为雄才豪杰，其目的是迫切的希望对方赏识自己，很多语气近于乞求。天宝十四年(755年)，李白竟执笔代替宣城太守向权倾朝野的右相杨国忠上书，言辞卑下，语多阿谀，尽管是为他人言，但实在是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与人格，后世研究者对此只好闭口不谈。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的干谒自荐活动无人顾及了，他听到永王李率军经营长江流域，便兴冲冲的跑下庐山进入李幕下效力，试图奋剑运筹立功建业，谁知李竟因“叛乱”全军覆没，李白南奔自首后以附逆罪投入监狱，差点被杀头，最后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这是李白第二次惨遭政治上的打击，本来他满怀激情报效君王，要与永王李共赴国难，结果却身陷囹圄，所以他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迫胁”，减轻和开脱“谋逆”之罪。幸亏御史中丞宋若思将他解脱，随其到武昌幕府中协理文案，天真的李白又心血来潮，以宋的名义向朝廷写了一封自荐表，要特请拜一名京官给自己。此后他又两次向宰相张镐投诗，交结地方官员，希望能再踏上仕宦之途。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听说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虽然他已61岁了，仍向朝廷“请缨”，准备投身军幕，但因生病不得不半道还家，后到当涂(今安徽当涂)去依靠“从叔”县令李阳冰，不到一年便悲凉地病死在这个小县城了。
李白一生思想上渴求入仕做官，人事上却几次难以遇合，在行为上功名强烈直至乞求权贵，在情感上凹凸不平愤世疾俗。在他留下的1000多首诗歌中，充满了浪漫气质的夸张之词，豪言壮语中时时表现出“平交王侯”的幻想，对现实不满集中于从政之志无法实现上，痛恨厌恶的只是阻塞了他上进之路的小人，而对皇帝、权贵则是慧眼没识他的才干。如果说他一辈子功未成、身也未退，那么他一生也未真正安安静静地隐居过。同样，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解放、傲岸超然、纵情自适，和他猎取功名强烈从政的委曲求全，使他一生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诗人李白的崇高和文人李白的庸俗似乎竟能在主观上统一起来，这就给后代具有个性又颇受压抑的读书人们留下了极好的渲染素材与反思榜样。
no.5 竹林七贤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他们是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物。
no.6 许由
庄子•内篇•逍遥游》记载：尧让帝位给许由，许由不受，农耕而食。尧又请许由作九州的长官，许由觉得这样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跑到箕山颖水（今河南省登封至许昌一带）边洗耳，从此避仕不出。够清高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