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伦敦Bonhams拍卖行对鲁肯勋爵（Lord Lucan）的书桌进行了拍卖。35年前，鲁肯勋爵将他的家庭保姆误认作他的妻子而杀害。35年来他销声匿迹，但仍被缺席判定为有罪。

　　Bonhams显然希望，这张书桌上会仍然残留着这段恐怖历史的某些片断，从而推高价格超过估定的6000英镑。然而，当我看着拍品目录上这件精美家具的照片时，不由想起另一段不那么骇人的故事：书桌的发展史。

　　鲁肯勋爵的书桌制作于约200年前，用料是蔷薇木和郁金香木，桌面嵌有一张皮制吸墨纸，四周镶嵌着精细的花叶图案。桌腿呈曲线型，按目录上的描述，“顶端衬有凸圆状叶形铸铁雕饰，一直延伸至桌脚处包裹的镂空金属饰件”。

　　碰巧，我自己最近也买了张书桌。它用一块密度中等的纤维板制成，表层覆有白色树脂。桌腿是中空的金属材料，向下逐渐变细，桌脚是塑胶塞子。至于做工，我自己也动了动手。宜家（Ikea）工厂用机器预先打好了几个洞，但深度不够，因此，在诅咒了一番螺丝刀之后，我没有把桌腿固定好，以致桌子一碰就晃。

　　可是，比起鲁肯勋爵的书桌，我的书桌有两个优点。如果你把咖啡溅在桌子上，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而且，它的价钱还不到鲁肯勋爵书桌估价的百分之一——虽然从美观或耐用性的角度考虑，我这张书桌的真实价值或许就不如鲁肯勋爵的书桌了。

　　近几百年来办公桌的变迁，讲述了工匠没落和宜家兴起的历史，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在书记员和办公室职员身上发生的变化。

　　15世纪中期，书桌是没有腿的箱子，带有倾斜的盖子。抄写员是普通的手艺人，世人并不认为他们有资格享用舒适的用具，更别说讲究排场了。他必须随身背着书桌，以记录神职人员的讲话。

　　两三百年后，时髦的绅士淑女需要在家里安置书桌，作写信之用。桌下可放置双膝、顶部有卷盖的各式写字台就此流行起来。我家的起居室里就有一张安妮女王时期的胡桃木写字台，是从我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她肯定也是继承自她的祖母。桌子里面有许多小小的文件格，甚至还有一个暗屉。这张书桌具有人们所期望的一切优点，美中不足的是，它没有地方放置电脑。为此我从未用过这张桌子。

　　现代书桌缺乏灵气，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电脑——大型办公室的兴起才是简陋潮流的肇端。上世纪初，无数书记员是坐在笨拙的木质书桌前工作的；二战后，木书桌被标准规格的铁制书桌取代，这种书桌两侧都有抽屉，为节省空间起见，所有抽屉紧紧地排列在一起。

　　那个时候，木质书桌已经淘汰了，除了作为身份的象征：高级经理人员会在私人办公室的正中间放置一张气派的桃花心木质办公桌。但接着就兴起了开放式布局的革命，墙壁和门被拆掉后，这种桌子看上去相当愚蠢。有一段时间，有些经理还是不愿意放弃这种桌子：我记得大约10年前在伦敦访问Flemings商业银行时，看到高级银行家锃光瓦亮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在宽阔开放的空间里显得格格不入。

　　如今，大桌子已经完全过时，因为它们看上去与现代办公室虚伪的平等主义相悖。现在的风尚是每个人的桌子看上去都要差不多。地位差异更多是体现在薪水袋的厚薄上，而非家具的大小上。

　　另一个绝对现代的潮流是曲线。我写这篇文章时用的这张桌子正前方有一小块被挖掉了。这被冠以“人体工程学”的名义。现代书桌的设计者知道，桌子不必好看，唯一要紧的是：使用者可以一整天坐在桌子前、双目紧盯电脑，身体仍然受到最小的伤害。鲁肯勋爵书桌的设计者爱德华•福尔摩斯•鲍多克（Edward Holmes Baldock）丝毫没有考虑人体工程学的问题，但这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贵族客户不会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桌子前盯着一个屏幕看。

　　我的桌子或许挺舒适，但与桌子相关的所有个人情结都早已烟消云散。我还记得上小学时的第一张课桌。木桌子，连着一把椅子，还有个固定的墨水盒。掀开桌子的顶盖，盖子底面全是各个使用者留下的记号。“露西喜欢奥利弗。”这是我有一天无聊时刻下的。

　　并不是只有淌着鼻涕的学童想用铅笔刀在桌子上刻下记号。在美国参议院，许多旧桌子上都刻有历任使用者的名字。可是，当我看着眼前这张桌子时，却毫无在上面涂鸦的兴致，因为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不管今后35年办公桌发生什么变化，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那些臭名昭著的办公室职员们用过的桌子是不会被Bonhams拿去拍卖的。弗雷德•古德温爵士（Sir Fred Goodwin）的书桌，有人要吗？迪克•富尔德（Dick Fuld）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