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为什么55式和88式军衔中的两个最高衔都没有授得出去?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军官军衔设四等14级，最高的一等1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军官军衔设三等11级，最高的一等1级为“一级上将”。但是，这两个法定的最高军衔都未授出去，形成了两个最高军衔在我军军衔史上空缺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
1955年《条例》规定，授予大元帅军衔的条件是：“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按这个条件衡量，只有毛泽东一人能够享受此项殊荣。在1955年9月下旬高级将领授衔以前，总后天津军需工厂的女工们，就精心绣制出两付大元帅肩章，做好了授衔的物质准备。但是，它一直没有授得出去，只好作为一件珍贵展品，摆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供人们参观。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对毛泽东不愿意接受大元帅军衔的过程，40多年后有一段回忆，大致意思是：1955年授衔工作准备阶段，他和总干部部的其他同志，向党中央领导汇报授衔工作进展情况时，毛主席说：“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后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一些委员提出，毛主席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指挥过很多重大战役，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声誉，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主持会议的委员长刘少奇，曾亲耳听毛主席说过不愿意接受大元帅军衔的话，所以他表示不好作结论。有位民主人士提出，“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刘少奇说：“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國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怎么办?”最后刘少奇委员长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可以当面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但是，人们最终还是没有说服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衔。
1988年《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编制军衔是上将，对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条例》只肯定有编制军衔，但没写编什么衔。1988年4月13日，总政治部在人大常委会上《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若干问题的说明》指出，“上将分两个等级，主要是考虑军委主要领导同志需要授予军衔时，其军衔等级与其他高级军官的军衔等级应有所区别。”这就说明，一级上将是军委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编制军衔。
然而，同1955年的大元帅一样，这次军衔等级中设置的最高衔也成了空衔。其原因也是有权获得该衔的本人不要。对此，杨尚昆1988年5月27日，在全军贯彻实施干部《三个条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披露：“邓主席一直讲他不要军衔。”“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杨同志已明确讲了，他也不要军衔。”“我是武衙门里的文官，也不要军衔，如果军委主席、副主席都不要军衔，变成文官，我看这对全军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对全军顺利地改文职是个推动。”鉴于一级上将空闲的实际，1994年5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取消了一级上将的称号。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授予军衔”，“副主席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
NO.2 为什么55式军衔的授予等级中有一个“黑衔”——准尉?
1955年的军衔立法文件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体系由六等19级构成，但实际上授了七等19级。多授的一等是“准尉”，它是低于少尉高于上士的一个非官非士的等级。为什么在人民解放军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没有被法律文件认可的“黑衔”呢?这得从当时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讲起。
1950年12月，我国大陆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我军就开始赴朝作战。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到1955年实行军衔制前夕，赴朝作战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撤回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干部结构状态，整体上还未来得及调整。但新的编制体制已经确定，部队取消了副排长的编制。这样，全军有16万多名副排级干部，需要有一个过渡的办法逐步解决。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确定，担任非军官职务的副排级人员，可授予准尉军衔。指出这是临时措施，“授衔后应依据国防部‘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进行调整，并须于1956年底以前调整完毕。”然而，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1955年全军所授11.3万名准尉，到1957年初仍有7.8万名未处理得了。
总干部部鉴于上述情况，1957年4月在拟提请人大常委会修改的《军官服役条例》草案稿中，增设了准尉等级，并确定其地位为“候补军官”。在此指导思想影响下，全军的准尉人数出现反弹，1961年达到8万余名。1962年军委讨论《军官服役条例》的上报修改稿时，取消了拟增设准尉的条款，于是准尉人数又逐步减少。但到1965年取消军衔前夕，全军仍有准尉893人，表明它一直存在于这次军衔制的全过程。1980年國家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时，经该书“军事编辑委员会”讨论，确认准尉称号为我军1955年军衔体系中的一个正式等级。之后，我国辞书一般都作如此表述。
NO.3 为什么55式军官军衔的授予政策男女有别?
1955年授衔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女少将，李贞的名字传遍四方，人们为中国有了女性将军而惊叹。但是局外人并不知道，李贞的军衔是在严格控制给女性军官授衔的政策下获得的。1988年新军衔制实行时，在评衔授衔的政策上男女平等，领导机关在关于评授军衔范围、原则、方法等具体规定中，没有任何关于性别方面的说法。然而50年代却是另外一种情景。55式军衔在评定过程中，领导部门对军队中的女性工作人员作了一系列的限制，规定要严格控制妇女干部的授衔条件和人数。
早在1953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后，总政治部就在一份文件中提出，实行军衔制时女同志应大批转至地方工作或学习，有的要复员当家属。1955年1月，国防部发布《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军、师及其以下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何种职务，一律不得留用妇女工作人员。只有省军区及其以上的机关和后方机关中的部分职务，可以酌情留用妇女工作人员担任，但“一般地应作为工薪制的职员”。同时，中央军委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军官军衔授予女性的，只能是在军队编制序列内担任下列五种职务的妇女干部：医院正副院长，军医，医助，工程师，技师。同年9月6日，总干部部根据各单位的意见，经请示军委同意，对妇女干部评授军衔的职务范围，略为扩大了一些，增加了兽医、助理兽医、司药、药物检验员，大专毕业、现任专业技术学校教员、助教及技术性军官职务者。尽管这样，能够获得我军55式军官军衔的女同志还是为数不多。
上述政策出台的根本理由是，强调“妇女同志由于生理、生育等方面的原因，难于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严格要求”。其实这个观点是来自苏联顾问。驻总干部部的卡苏林顾问多次讲，苏联红军中女军官很少，即使有少数，最高也不过是中校，他力主要严格控制女军官的授衔条件和人数。笔者手头有一组历史资料，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年代决定实行军衔制前夕，全军干部队伍中有妇女近6万人，约占干部总数的7%左右。实行军衔制以后妇女人数急剧下降，1961年的统计数字是13661人，其中多数还是不授衔的工薪制职员；授衔人数不足5千，其中大校、上校各1名，校官总数只有40多人。1965年取消军衔以后不久，我军妇女干部数量又上升到6万8千多人，也是占干部总数的7%左右。这就是说，实行55式军衔制度期间，我军女性干部的人数，一度跌到了仅占全军干部总人数的2%左右，比平时减少了70%多。
NO.4 为什么55式军衔取消时有的大将和中将改定为一样的行政级别?
55式将官设4个级别，大将和中将分别为将官中的第一级和第三级，相差两个级别。但是，在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套改國家行政干部级别时，有的大将和中将套改的都是行政5级。例如人们早已熟知的许光达大将和徐立清中将就是这样。其原因何在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套改政策讲起。
50年代我军实行“四大制度改革”，率先推出的是薪金制，于1955年1月实施。当时军衔尚未评定，薪金标准按军队行政级别确定。当年10月军衔制实施后，军衔承担了干部的政治荣誉、社会地位、住房面积、公勤配备、交通席别、差旅标准、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待遇功能，唯独没有与薪金挂勾。客观上形成了军队干部待遇标准的“双轨制”：级别确定薪金数量，军衔决定政治和薪金以外全部的物质待遇。从总体上衡量，军衔的“含金量”高于级别，军衔对人们的吸引力大于级别。当时组织上对干部等级晋升的政策是：德才评价最好的双晋(军衔、级别一齐晋)；其次的晋衔不晋级；再次的晋级不晋衔。例如，准团级少校，最好的可晋副团级和中校；其次的可晋中校不晋级别；再次的是晋副团级不晋军衔。但是，1965年“减薪定级”时，每个干部套什么國家行政干部级，主要地是根据军队行政级别确定，没有把军衔作为确定新级别的因素。这种政策前后的不连贯性，使上述准团级少校，原本排位第三的定为13级，而排位第二的却只能定14级，位次颠倒了过来。
许光达大将和徐立清中将之所以在套改中都定为5级，缘故也在这里。因为他们1952年评级时，都被评为正兵团级。1965年套级标准规定，担任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委的正兵团级干部，一般定为5级。许、徐两个的國家行政干部5级，就是这样确定的。
NO.5 为什么88式军衔不设元帅和大将?
88式军衔制度的实行，最早是在1979年10月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干部部部长会议上就提了出来。11月会议结束后，总政在向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正式以文字形式提出“恢复军衔制”的建议。1981年，总政治部抽调人员组成起草军衔立法文件报审草案的工作班子。在草案的设计阶段，各方面意见大都主张新的军衔等级不宜设置过高，高级军衔层次宜从简。因此，军衔立法文件草案一开始，主流意见就是不设置元帅和大将的方案。
1988年4月13日，总政治部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军官军衔条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根据我军军官队伍的实际和目前处于和平时期的状况，这次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与1955年相比，简化了一些”。所谓简化，指的主要是精简了元帅和大将(另有大尉)；简化的理由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我军军官队伍的实际”，二是“目前处于和平时期”。
关于我军军官队伍。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内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已有30多年，战争年代指挥过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不少已经作古，在世的也年事己高，其任务是颐养天年，不在授衔挂帅之列。1988年全军首批授予上将衔的17位高级将领，是当时我军在职人员中或入伍最早、或资历最老、或任职最高者，是最有条件获得最高军衔的现役军官。然而，与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的一千余名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将帅队伍相比，他们中间只剩下了其中的10位(其余7位中2位是1964年晋升少将，5位是55式校官)，所占比例不足1%。由此可见，我军干部队伍结构与30多年前比较，变化是很大的。军衔等级的设置，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干部队伍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是首先应当考虑到的问题。
关于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局部战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各国军队都有大幅度的压缩，战时授予或战后补授的高衔，如苏联的大元帅、美国的五星上将、南斯拉夫的元帅等，都是当事人谢世后没有再授。我军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军队的规模逐步缩减，到88式军衔制实施时，由1951年的627万削减到300万，在部队的编制体制上精简了兵团级机构，军队的层次和人数都减少了。在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认识上，改变了以往认为大战不可避免的思维模式，认为“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战争发生，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基于对世界形势的上述分析，决定在新的军衔体系中不再设元帅、大将等高衔。
NO.6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沿用了90年的军士衔被我军废止了?
军士作为军衔体系中的一个等次，在世界上的多数國家中已设置多年。1904年清朝政府引进军衔制度后，从1909年开始正式设置了军士的军衔称号，区分为上士、中士、下士3级。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长沙长海医院' target='_blank'>医院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一般不在其列。这就在事实上改变了士兵经短期训练直接晋升军官的制度，士兵衔与军官衔递进的途径实际上已不存在。
世界上的士兵，由军衔制度出现前不能晋升军官，到实行军衔制后可以与军官“相衔”，再到官兵等级互不“相衔”，这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走回头路，而是向前向上的发展。世界发达國家也曾有过这样“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不过比我国的进程较早一些而己。可见这是军队衔级制度发展的客观趋势。当然，我们不能用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否定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官兵等级“相衔”制度的进步意义。
NO.9 为什么88式军衔制规定军官不犯错误也可以降低军衔?
在国际上和中国历史上，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55式军衔制期间，军衔降级一直是一种处罚。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20条规定，“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1963年修订的《军官服役条例》第22、24条，更加明确地表述为：“军衔降级是对军官的一种惩戒”，“军衔是军官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世界上许多國家也都遵循“不犯错误军衔不予降低”的原则。
198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对上述传统原则提出了挑战。规定军官军衔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也可以因职务的变化而降低。该条例第23条规定，“军官因不胜任现任职务被调任下级职务，其军衔高于新任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的最高军衔的，应当调整至新任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的最高军衔。”这种随职务编制军衔的变化而降低军衔，不是处罚，不填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的“处分登记(报告)表”。
在西方实行临时军衔制度的國家，也有因职务下降或消失而降低军衔的制度。但是，他们降低的是“临时军衔”，也称“职务军衔”，同我军88式军衔制的规定有本质上的区别。所谓临时军衔，就是职务的编制军衔，是单纯的职务标识符号，任什么职佩带什么衔，职务变了衔也跟着变。失去了职务或职务编制军衔低于本人的“永久军衔”(又称“个人军衔”)时，则佩带个人军衔符号。美国著名将领马歇尔和巴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凯旋回国后，别的战胜国军队都在论功行赏，加官晋爵，而他俩肩头上的上校符号却变成了少校。因为他们的个人军衔是少校，上校是战时的职务军衔。
我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于“个人军衔”性质。军衔不完全是职务的标识，它是在职务编制军衔的范围内，根据每个干部的所任职务、德才水平、历史贡献等综合因素确定的。因而这种类型军衔的升降，一般是以综合因素为条件。而1988年《军衔条例》第23条的规定，则是把职务的变化作为降低军衔的唯一条件，具有职务军衔制度中的某些因素。这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朝个人军衔与职务军衔相结合制度的方向，迈出了萌芽性质的一步。这一步的迈出，很值得军队等级制度研究者的关注。如果能够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下去，我军的衔级制度，将会走向更加科学化的地步。
NO.10 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军衔”术语只有我军使用?
军衔制度传入中国到如今整100年了。产生于西欧的这种军队的等级制度，欧洲各国用“军衔”一词来概括。该词最早于1578年在法语中出现，意思是“军队等级的台阶”。鸦片战争，洋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外军队交往增多，中国人开始研究外军的等级制度。但这种等级制度翻译成汉语应该叫什么，我国的几届政府并未完全统一起来。起初，清朝政府出现过几种译法，如“官阶”、“品目”、“品级”、“等级”、“等差”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在法律规范文件中，称其为“官佐士兵阶级”。北洋政府1912年8月，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令”的形式，公布其名称为“军官佐士兵等级”。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公布的名称，叫“军官佐及士兵等级”，简称“军阶”、“阶级”。旧中国三届政府都没有采用“军衔”这一术语来概括军人的等级称谓，所以旧中国和目前台湾地区出版的辞书，都没有收“军衔”这个词条。
将“军衔”用作表示军人等级的术语，始于我军，最早是1942年4月24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一份电报中提出的。电文中关于“军衔”的含义，明确地是指八路军部署评定的将、校、尉、士、兵的等级制度。但该电发出后，并未从此把“军衔”一词作为我军的规范用语固定下来。在以后的9年里，我军的正式文件在提及军队或军人的等级时，有时称军阶，有时称军衔，有时称等级。直到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开始，“军衔”一词才在我国的军事术语中，作为规范语言确定下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史上的迷团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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