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万历绝非昏庸之辈
掰着指头数的话，后人对大明朝万历皇帝的坏印象大约有这么几点：一是所谓清算名相张居正，二是所谓20年不上朝，三是所谓万历皇帝贪好敛财，四是《明史》中所谓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一言……如此，也难怪自清朝以来万历皇帝的历史形象一直都不怎么好，在民间的口碑甚至可谓很差劲。
万历皇帝果真如此不堪吗？我看绝非如此。以在下之见，有的史书给万历以这样的描述和评价其实是很有些指鹿为马的蛮横作派的。事实上，万历绝非是昏庸的皇帝，他不仅宽仁有为，也不仅具备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更具备大多数皇帝都欠缺的前瞻性眼光和远大心胸。站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高度上来看，万历皇帝在根本上显然是要强过清王朝的康熙皇帝的。我甚至想：如果康熙可以称为“大帝”，那万历恐怕也该称之为“万历大帝”才对；如果万历与康熙一样生在本朝的中前期，则他的时代恐怕应称之为“万历盛世”才是。
下面我就来破解一下以上所提到的“坏印象”。
no.2 怎样理解万历对张居正的清算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的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改革，主要的作用是遏抑了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打击了豪强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缓和了社会矛盾，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化解了大明朝日益明显的统治危机。除了开国时期，明朝二百多年所涌现的无数文臣中，功劳最大、名声最响亮的，除了于谦，应该就是张居正了。张居正无疑是一个值得给予高度肯定的历史人物。
不过张居正功劳虽然很大，但却并非是于谦这样的近于完美的人物。概括起来，张居正的小缺点主要有四：一是好美色（这多少损伤了他的身体）；二是多少收受了一些贿金财货（万历派人查抄其家产时得银十万两等就是证明）；三是执掌朝政时对万历小皇帝有时过于严苛了（这导致万历在心理上对张居正产生了畏惧和反感）；四是不够仁厚，对朝廷中的不同政见者压制、打击太过。如此，前两点也就成了他身后被人攻击的把柄，而后两点则使得好些人怀恨在心以至于成心想报复之（亲政后的万历对张居正似乎也是颇有些意见的）。
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对其进行的清算，后人通常把原因归之为万历对张居正的“报复”——在张居正当政的后几年，业已成进入青春期的万历本来就有了天生的逆反心理，而张居正有时对万历的皇帝颜面又关照不够，乃至使万历感到了自身青春的较强压抑、畏缩和皇权的失落，如此，也就难怪亲政后的万历会在许多张居正所得罪过的官员的进言中终于做出了清算张居正的决定。
万历的报复心理或许是有的吧。不过事情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万历或许是这样看问题的罢——既然张居正先生是为社稷，为百姓当官做事，则地位再高，权力再大，那也应当洁身自好，严格要求自己。功劳是功劳，过失是过失，两者不能混淆。该赏该褒奖的以前都给了，该追究的，现在也不能放过。事实上，张居正在有些事情上也确实是有辫子可揪的。
如此，站在万历的立场上，万历按照法律对张居正的清算尽管有些过了头，但恐怕也不无道理（此后的内阁大臣似乎就不敢再大胆行贿受贿了）。万历对张居正的感激是不用说的，不过他也有理由维护法律的尊严——这大约就是我为万历讲话的理由所在。
万历清算张居正以后，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依旧还在，晚明的自由与繁华甚至至今还令许多人神往！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为万历的清算感到有些遗憾——因为在张居正之后，似乎就很少有大臣敢于任事、勇担整治國家弊病之大任了。
其实，以张居正当时为國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即使张居正确有若干过错，又何妨从轻追究或仅仅是象征性地发落一下呢？
同样是清算，后世康熙对鳌拜的清算却是另一种局面。当然，文臣张居正和武将鳌拜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人。
no.3 二十年不上朝并非不理政事
张居正当政时，少年万历长期接受着良好的皇室的教育，应该说，这使得他具备了做一个好皇帝的素质基础。张居正病逝后，终于得以亲理政务的万历果然是勤勉奋发，英明果断，较有作为。不过，在他亲政的后期，万历皇帝在大臣们的眼里却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皇上不怎么爱上朝了，他似乎不喜欢每天和大臣们面对面讨论國家大事了，许多象征性的仪式和大典他也不怎么出席了。这样的情形甚至一直延续了20年左右。
于是有人留下了万历皇帝“怠于临朝”、“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之类这样的记载。这样的记载固然是夸张的，不过，事实也确乎就是如此这般。
但如果说万历长期不理朝政那就是冤枉万历了。
后宫中的万历和所有的皇帝一样，自然免不了嬉戏寻欢、饮酒做乐，但万历绝非不理朝政了。他只是对朝九晚五天天准时上班的刻板生活腻歪了，他觉得只要能把事情处理妥当了，又何苦自囿于21世纪工薪阶层天天去单位办公室坐班的这种日复一日的单调呢？万历皇帝一门心思要成为居家办公之一员，于是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了寝宫，他让太监们把各级官员的奏折和各种门类的文件统统送到自己的寝宫中来。万历不是懒惰，他只是想让自己过得洒脱些，他只是讨厌形式主义的东西。
事实上，万历在长期深居简出的后宫生活中从来也没有忘记做作业，他一如既往地以无比认真的态度对待着自己的功课。可是朝廷里总有些腐儒递上来一些洋洋万言却不知所云的奏折，这使他觉得兴味索然，对这样的折子，他实在懒得搭理，于是“留中不发”。还有些想借骂皇帝博得声誉乃至出名立万的官员，居然在奏折里捕风捉影、肆无忌惮地骂自己贪恋酒色财气，真气煞陛下也。万历皇帝很生气，他觉得这事情的后果应该很严重，冲动的他很想下旨斩杀了这厮！可是万历毕竟是受过优等教育的人，他觉得自己犯不着为这样的小事动气伤肝，他甚至不想辩解什么，因为清者自清！不过，有一回他终于克制不住动怒了，直到把那家伙革职为民心里才算恢复了平静。
公正地说，万历其实是个温和仁厚、很有修养、心胸很大度的皇帝，同时又是个有个性、有脾气、英明果断的皇帝。后来的康熙皇帝也不过如此而已，并没有强过万历一点点。应该说，在万历时代，整个國家的基调都是愉悦的、享受的，全体国民几乎都沉浸在世俗的欢乐之中。万历不想破坏老百姓的好心情，他在心底里是奉“无为而治”为圭皋的。与康雍乾时代的言论禁锢不同的是，大明朝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几乎超过了当今的美国。万历对大臣们激烈、尖刻乃至近于骂街般的言辞都能平心静气地对待，他从来也没有因为言论过激而杀了谁。万历对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也很理解，他允许他们自由结社，自由探讨國家大事、天下兴亡，他没想要下旨给予禁止，更没想派锦衣卫的密探去清扫他们的兴致。
后世的康熙在勤政方面或许要强过万历，但其时的文字狱却使社会空气紧张异常，不但各种人群的集会结社行为被严厉禁止，就连老百姓在市井街巷间的闲谈也不能不多加小心了。管制若此，也难怪整个清朝都没有人敢上书批评皇帝（骂就更不敢了），也难怪有关满清一朝的文字与图像，泛滥于今人之眼帘的，惟有阿谀与歌颂而已
no.4 皇帝何须敛私财
万历年间，大明朝何其兴旺发达！无论与哪个國家的人做买卖，大明朝总是大赚特赚，瓷器、丝绸、茶叶等等，仅仅这几样东西就使得全世界的白银滚滚地流入中国。为了赚钱，江南的手工业工场发展迅猛，出洋做贸易的私船越来越多，许多工场主、船主大发横财。为了赚钱，各地甚至兴起了开办煤矿、铁矿的热潮！万历皇帝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朝廷的财政收入实在太少，民富国穷的情景似乎总有那么点别扭。万历皇帝思想很活，他脑瓜子一转，建议大臣们针对新出现的经济行为探讨一下征税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能性。可是那班内阁大员、六部大员似乎都比较保守、僵化，他们没什么反应，更没什么主意。终于，万历皇帝憋不住自己动手了，他向全国各地派出许多太监，他要求他们去调查各地的工场、矿业，并征收税银以充实国库。
可是，万历没想到许多太监竟然会打着他的旗号四处搜刮、中饱私囊。也难怪收税的政策会触发了民怨。各地的老板们都认为自己的银子不是地里长出来的，而是自己艰苦创业挣来的，他们似乎都因此而反对向皇上和朝廷纳税，他们甚至掀起了激烈的武力化的反对浪潮！这使以爱民如子自诩的万历皇帝感到很尴尬。万历很生气，但他最后还是想通了，他不想硬碰硬地收拾这些人，因为这于社会的和谐不利。不过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朝的采矿业之类得以正式合法化，并开始了大发展。
有人为这事儿上奏折批评万历贪财。万历很生气，他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严格地说，整个天下都是他万历皇帝的，他有必要贪那点小钱吗？他其实是为政府在弄钱啊。万历感到这个人的批评很奇怪，君臣间简直没法对话。万历知道，时代不同了，自己的观念是与时俱进的，是在不断更新的——可惜高处不胜寒——普天之下，懂得自己的人真是很少啊。
再看许多年以后的清朝，就说所谓的康乾盛世吧，除了水稻和小麦，就还是水稻和小麦，满人入关后的头两百年，岂复有万历年间蓬勃发芽与生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
no.5 没选错皇位继承人
万历之所以不爱上朝，一是因为他向往自由无拘的生活状态；二是因为他的健康情况很糟糕——许多年了，他的身体总是病怏怏的；三是因为他和一大帮大臣们闹翻了。
万历皇帝究竟是为什么而与大臣们在长期地僵持和对立呢？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万历想立的是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可是朝臣们拥戴的却是皇长子朱常洛。为了这个事，万历与大臣们反反复复较量了多少回。可是大臣们始终是振振有辞，而且他们的理由太站得住脚了——本朝太祖早就立下了规矩：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万历与他们的斗争是尖锐的，持久的。可是这帮大臣实在太厉害了，死活都不同意当今圣上册立朱常洵为太子。这样的拉锯战几经反复，最终是万历做了妥协，于是朱常洛成了太子。
万历闷闷不乐。其实，万历对朱常洵更满意一些。可是他没有办法，只能妥协而已。而这样的斗争实在使万历很受伤，他感到自己和大臣们之间有了隔阂，他不想见到他们，因为他觉得这会使他来气。看起来，万历的不爱上朝与这件事情确实很有关系。
遗憾的是，在万历之后立马登基的39岁正当壮年的朱常洵，才做了一个月的皇帝竟然就紧跟着万历皇帝驾崩了。否则，大明朝就还大有希望啊。
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康熙同样有着痛苦的经验。不过康熙与万历最终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万历选择朱常洵接班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朱常洵深得群臣拥戴，刚刚登基就显示出了有为明君的风范。康熙选择雍正接班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雍正的改革解决了康熙晚年遗留下来的好些弊政，比如整顿吏治等等。如此说来，这两位皇帝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是没有输赢之分的。
no.6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朝倾覆于1644年。万历皇帝去世的时间是1620年。
万历去世后的25年时间中，光宗朱常洵在位仅一个月，熹宗朱由校在位7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17年。期间，熹宗朝有太监魏忠贤专权，崇祯朝有常年的大旱灾，还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朝之亡，时间上自然是亡于崇祯十七年。可是后人却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果真如此吗？
万历年间，难道真有什么事情埋下了明朝倾覆的种子？
是万历清算了张居正和他的改革？是万历三大征把国库里的钱花光了？还是因为万历朝党争严重涣散了中央权威？抑或是官场风气不正、官员空缺较多以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运转的效率与机能？
在我看来，即便是这样，如果朱常洵没有早逝，如果后面没有出现魏忠贤专权，或者崇祯年间没有发生那长年的大灾荒（农民起义也就不会爆发），或者崇祯朝在政治和军事上没有发生那许多次偶然的失误与错误……所有这些情况，只要有一种情形没有发生，则大明朝恐怕都不至于会轰然崩塌。
所以，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恐怕并不特别公正。不过我们也承认，明朝万历年间，朝廷对社会贫富差距在暗暗加大的趋势似乎并没有及时地察觉乃至下大力气去彻底地遏止之——这终究是一个缺陷。
真正要命的是，之后的坏运气接二连三地都砸在了明朝的江山上。
清朝的灭亡原因或许与康熙关系不大。但谁又能否认，康熙个人虽然喜欢学习、了解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但却仅限于此，他没有打开国门沟通中西，其实多少是要负点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