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九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0年第3期，是作者对明代中叶的邱濬所提出“银钱钞”三种货币组合使用的货币层次结构论的导读。
以下为文章全文：
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在货币制度的建设上，经历了政府层面力主用钞，禁钱禁银到钞法不行的过程。与此相应，从临近东南沿海对外走私贸易地区的南方开始，民间市场自发推升并形成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成为民间自律货币的格局，最终驱使帝制中国以1581年一条鞭法为标志迈入白银货币时代。货币形态的选择既是时代需求基于货币形态的特质对特定货币形式的辨识，也是特定国内和国际情势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货币形式提出的要求。为什么明朝在元朝因纸币亡国的历史记忆中，不积极推行铜铸币而力主推行纸币？为什么在明代钞法不行的情形下，在唐代被视为“无异于生人”、在宋代仅视为“轻赍”特种商品的白银最终成为主导货币，促成中国进入400余年的白银时代？铜钱、纸币和白银是替代的关系，还是可以组合互补使用？这些问题，生活于明代中叶的邱濬提出的“银钱钞”三种货币组合使用的货币层次结构论给予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回答。
一、“奇甸”海南群星闪耀时的邱濬与《大学衍义补》
邱濬（明永乐十七年至弘治八年，1419-1495），也可写作邱浚，字仲深，广东琼山人。
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对海南实行有效的扶持和管理，建立完备的文教体制，是海南人文兴盛的重要契机。他在御制诏《劳海南卫指挥敕》中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数千里”，将海南视为首都的郊区，纳入中央政府积极治理的视野。唐宋以来，用于惩处逆臣、放逐政敌这片“孤悬海外”的蛮荒之地，终于在明代迎来了人才辈出的灿烂时代，衣冠胜事，震动中原。而在明代海南籍的干臣大吏中，人们最为熟知的是邱濬和海瑞，而邱濬是地位最为显赫的一位。
邱濬生于普通人家，祖父是当地的小医官。父亲早卒，由母亲李氏教养为人。文献称，邱濬从小天赋卓异，“濬生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日记千言。六岁能信口为诗歌，语皆警拔。如咏《五指山》诗，识者皆知其必为国器。”英宗正统九年（1444），邱濬年仅25岁，乡试解元，名扬海内。两试礼部，名居乙榜，留京师，读国学。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仅34岁，复试礼部，置二甲第一，选入翰林，为庶吉士者十八人，浚为首。由此进入仕途，此后20多年间，他一直在翰林院任普通官员。其间因两广用兵平乱，邱濬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得到英宗嘉许，在官场才开始引人注目。此后直到60岁他才被提升为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成了朝廷高级官员之一。他自述他的心境称，“下愚陋质，荒州孤生。生世无寸长，颇留心于扶世；读书有一得，辄妄议以著书。……猥以官居三品，惭厚禄以何裨；年近七旬，惜余龄之无几。一年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莅政临民之技，徒怀爱君忧国之心。”正是在此任上，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宪宗刚即位三个月，68岁的邱濬便呈送了这本影响明清政治理念的《大学衍义补》。
《大学》原为西汉今文经师戴圣所编《礼记》的一篇，在宋代由程颢、程颐兄弟构建为理解孔门原教旨的启蒙作品。南宋真德秀（1178-1235）于端平元年（1234）进呈让他留名后世的《大学衍义》，他希望皇帝读这本书，懂得主敬主信的道理，以实现皇权稳定。其内容是陈述“外王”的初阶，即“修身齐家之要”。据称，朱元璋认为做皇帝必读《大学衍义》全文。而邱濬根据自身的研习，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创作《大学衍义补》160卷。他自称体例仿效《衍义》，每卷首先摘录经书和先儒注解，其次摘录宋元道学家相应说教，每一段皆以“臣按”做结，申说自己的主张。邱濬强调，真德秀的是《大学》之体之理，而他则注重《大学》之用之事，“第文兼雅俗，事杂儒吏，其意盖主于众人易晓而今日可行”，实际是写出一本行政治理手册。正文以内阁和六部的职能为顺序，改变了《衍义》以“君道”为主，将论述重心转向“臣道”。将社会治理的责任放在臣工身上，成为皇帝训诫臣僚，统一政令和行为的思想准则。《大学衍义补》是我国传统文献中一部充满丰厚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它对土地问题、工商业、财政税收都有深刻独到的认识。而其《铜楮之币》两篇，是他面对当时的情势提出的可与西方“本位方案”平行比对的独特货币方案。
二、明代货币选择与白银货币化的国际契机
邱濬的“银与钱钞相权而行”的货币结构论，是对明初单一纸币政策失败，货币使用在铜钱、纸币和白银之间进行自发市场选择各自消长变化形势下的应对方案。明代的纸币性质和其失败的命运，可以从明朝初期的洪武实物型财政、白银陷阱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进行说明。
明代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274），设立宝钞提举司一职，负责纸币的发行事宜。《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三月（1375年4月），太祖命令中书省印造“大明宝钞”。宝钞分别有1贯、500文、400文、300文、200文及100文等6种不同的面额。洪武八年（1375），规定钞1贯折铜钱1千文，等于白银1两，钞4贯折黄金1两。洪武九年（1376），明廷下令，禁止民间以金银或实物交易，违者治罪。后反复重申此令。
洪武十年（1377），明朝中央宣布实行“钱钞双轨”制度。同时铸造铜币，并允许宋元等历代铜钱与宝钞共同使用。根据政府的计划，民间100文以上的交易，应当使用宝钞，100文以下的交易则使用铜钱。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政府新发小面额纸币，分别为10文、20文、30文、40文和50文五种，计划以宝钞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货币形式，铜钱以辅币的形式流通。
由于宝钞的价值跌落，明朝政府为了使宝钞成为真正的支付工具，洪武二十七年（1394）宣布，“罢行用库，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禁止铜钱在全国上下使用，试图建立大明宝钞单一货币的一体化格局。但宝钞价值持续下跌，民间不予理会。宣德十年（1435），英宗即位接受官员的建议，允许民间使用铜钱交易。当时人陆容（1436-1494）笔记《菽园杂记》的记载，反映了15世纪前后大明宝钞的情形，他说，“洪武钱（宝钞）民间全不行，予幼时尝见之，今后全不见一文……今惟官府行之。”陆容一生历经了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五朝，见证了宝钞衰落的整个历史。
铜钱不予铸行，纸钞贬值，而白银在民间市场自发选择中逐渐取得优势。这在徽州地契为主要材料的货币使用研究中明显体现出来，为了推行宝钞制度的明代禁令形同具文，在宝钞制度崩溃的形势下，白银走上主导货币的道路。邱濬正是生活在这个转折点的政治精英。
那么，铜钱、纸币和白银在货币选择中各自地位的确立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这就需要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它们各自的特性决定的在货币功能发挥上多大程度满足了“节约”和“效率”的要求，多大程度实现了价值稳定性和流通便利性的均衡。这属于货币形态的“天生资质”的一面。另一方面，是使用货币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的交易模式、规模，贸易的国内和国际性质，都给货币的形势选择形成相应的约束。
我们先来看看铜钱、纸币和白银各自的“天生资质”所形成的作为货币使用的特点和优势。关于铜钱和纸币各自不同的流通规律，比邱濬年长10岁官至吏部左侍郎的刘定之（1409-1469）第一个进行了明确的辨析。他在《历代钱法楮法得失》中称：
“民之所赖以生者谷帛，而一环之钱诚若何所用者？然而钱可以致谷帛，则用钱可也。民之所赖以用者钱货，而一尺之楮，又若何所用者？然而楮可以代钱货,则用楮可也。自周以来，率用钱，而钱之弊在于轻重不中。若汉之三铢、四铢，失之轻，榆荚失之大轻。而魏之水浮、风飘、鹅眼，宋之綖环、莱子、荇叶，晋之四分沈郎，唐之武德四铢，皆失之轻者也。若汉之半两赤仄失之重，八铢失之大重，而蜀之直百、吴之当千、晋之比轮、梁之两柱、周之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唐之乾元重宝、重轮乾元，皆失之重者也。夫钱轻则物必重，而有雍遏不行之患；钱重则物必轻，而有盗铸不已之忧。必若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则庶乎轻重得中矣。自宋以来，率用楮，而楮之弊在于贵贱不中。天圣一界印一百二十五万，绍圣一界印一百四十万，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建炎又增为三百七十万，孝宗一界以几千万计，宁宗一界以几万万计。中统既有钞，而至元钞一贯又准中统钞五贯，是方尺之楮直钱五十文也。至元既有钞，而至大钞一贯又准至元钞五贯，是方尺之楮直钱五万文也。夫少造之，则钞贵，而过少则不足于用；多造之，则钞贱，而过多则不可以行必也。如宋之天圣、元之中统，则庶乎贵贱得中矣。方今不用铜钱专行钞法，自数十年来钞之不行于天下也甚矣。”
刘定之明确指出了铜钱和纸币作为货币使用的缺陷所在，“钱之弊在于轻重不中”，而“楮之弊在于贵贱不中”。我们先来看铜钱。北宋真宗年间纸币诞生之前，中国货币使用的历史主要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方孔圆钱，政府主导的铜铸币，历经半两钱、五铢钱和通宝钱体制。它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由国家垄断发行，是国家主权治理的主要形式。它不采用自由铸造的办法，官府控制了铸币铸造数量，但并不能与市场的实际需求保持协调。而且，铜钱具有贯通朝代使用的特点，政府无力在流通中全面禁绝旧有铸币和民间劣币，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官方标准货币与民间自律劣质铜钱并存或此消彼长的过程。各自实力的消长，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王朝的兴衰。但是这种完好铜钱与劣质铜钱并存的局面，是在没有本位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相矛盾（价值尺度要求价值标准的唯一性，流通手段要求足够的铸币数量应对商品堆集）条件下的灵活应对措置。所以，铜钱的弊端和弱势诚如刘定之所说，在于它作为价值尺度维持的困境难以改观。同时，随着市场交易模式的变化，适于日常小额交易的铜钱不利于跨区域远距离贸易。此点为历代人士熟知，元初主张推行单一纸币政策的胡祗遹就明确指出，“铜钱交钞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均之二物，皆非切身实用之货。圣人以其丝绢绵帛之不可以零分，粟麦百谷之不可以远赍，假二物守之以信，以便交易而已。以优劣较之，则交钞优于铜钱。”
然而，纸币流通的要害在于“贵贱不中”，也就是，纸币的价值波动成为常态，也失去了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上引刘定之文的后续论述中指出，“当路者并不深虑而熟计也，严刑苛法以禁之，急征重敛以收之。田野无知之民乃嗷然曰，钞之行于民不可以糴粟也，不可以易帛也。直嗷然尔，而强我以行。钞之取于上，非以准税粮也，非以准差役也，直藏纸尔，而厉我以取彼，固不知国之大计，而为国者宁不以经心乎？为今之计者，如不欲收旧钞乎，则直造新钞而用之，上之所以赏赐俸给者，以渐而出之；下之所以输纳赋役者，或而取之，则钞何患乎不行？……若一概取之于民，而为头会箕敛之下策，则古人利民之货反为今日病民之本矣。”正是这样，明朝的纸币发行遵循的是所谓“无准备、无数量限制和无兑换安排”的“三无”原则，结果历史上曾经作为铜钱符号赖以良好收放政策的纸币，即失去了客观的铜钱约束，又失去了人为的政策努力，变成了废纸，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固有规定性。更有甚者，大明宝钞在与财政的关系上，是跛行财政支持，它只是在财政的支出一端使用纸币，而不用于财政收入，完全违背了“税收驱动货币”经济原理。十分奇特的是，它反倒通过新增税收来收回纸币以维持它的价值，这种特殊的“通货膨胀税”操作，不仅伤害货币持有者的利益，而且让不持有纸币的民众普遍承担纸币贬值的社会负担。明代纸币作为彻底国家纸币实验的经典实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纸币信用保证制度约束的重要机会，不仅要考察其与纸币直接相关的制度构建，还要看其法治与民主的社会机制的缺失。当然，政府层面的纸币维持机制失效，并没有导致纸币形式的根本销声匿迹。实际上，自从交子诞生以来，在官方纸币败坏之后，民间纸币性质的银钱票填补了它的缺环，在经济生活中服务于发行者及其业务活动相联系的经济活动。
那么，白银的“天生资质”是在何种形势下才便于承担货币的职能。中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尽管有汉武帝“白金币”发行的白银使用（考古发掘实际为铅块）记录，但白银得到社会的重视，是唐以后南方海外私人贸易活动的产物。船型银锭的形成，体现了它与海上经济活动的天然联系。我们仍然没有元以前白银充当货币的实证材料，但我们可以推断，唐以后中央政权忽视和禁断的海外走私贸易市场自然选择了白银作为交易媒介。这种白银支付手段的使用习惯在经历了元代白银价值尺度的南方地区，当明代初年不铸铜钱、纸币贬值的形势下，被民间作为标价的尺度，并进而走上主导货币的道路。实际上，就白银本身的自然特性和传统中国朝野的认识而言，它并非人们自始就青睐的货币形态选择。唐代人们就认为，铜钱重要，白银一无是处。《唐律》称：“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唐会要》载：“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民人。”所以，白银成为明代的货币选择，要从明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白银内化为明代中国主导货币的理路来认识。这才是决定白银命运转向和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国际契机。在邱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隆庆开海后拉美白银流入中国的明确记录，但明中前期倭寇海盗的活动，无疑伴随白银的逐渐活跃，西班牙、葡萄牙势力东来开启东西方的直接交流，在白银的使用上正是在这个延长线上的发展。新的形势和货币问题，必然促使邱濬这样的有识之士进行深入思考，作出明确的回答。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简介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性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