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平)与伍员(子胥)，同样是楚国人，同样为昏君佞臣所害，结局是如此不同，一个行吟泽畔，投江而死；一个助吴败楚，鞭尸复仇；一个是龙舟香棕，万众追思;一个香火稀疏，千秋冷落。

客观地说，屈原(约前340-约前278 )并不是一个昧于文赋的书呆子，《史记》称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且“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应当不乏从政之具。屈原政治上的挫败，缘于两起事件，一起是被动的，屈原受命起草宪令，上官大夫靳尚妒而进谗，昏愦的楚怀王竞怒而疏之。一起是主动的，秦楚通婚，欲举行峰会，屈原提醒楚王，秦国是“虎狼之地”，不可轻人，得罪了令尹子兰被顷襄王放逐于江南。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正值秦一统中国的前夜，贵族出身的屈原，忠君之志可嘉，爱国之情可疑。在《史记》中其事迹十分有限，一是劝楚王杀张仪，一是谏楚王毋入秦。除此之外,史书留下的多是其作品介绍。

从今天的观点看屈原的爱国主义确有可议之处。古代中国尚无现代国家之观念，有的只是概念模糊的“华夏”、“禹境”、“九州”、“中土”、“天下”之称谓。分封制下，虽然也是列国林立。然而，斯时之”国”，语近“区域”，不过王候之封地。因此，屈原所爱不过“家国”、“君国”而已。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君国不分”、“君国一体”的“国家观”，梁启超先生曾语道破其实质，“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在那种情况下，爱国即为爱君，爱君就是爱国，屈原念念不忘“存君兴国”，将国家前途、社稷命运系于楚怀王一人之身,君在则国在,君亡则国亡。对于这样个忠好不分,刚愎自用，以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的庸主，竟然充满无尽的盲爱与愚忠。在“君国”危亡之秋,屈原虽遭流放，并不意味着他不能采取行动以救亡图存。然而,他却一味孤芳自赏，牢骚满腹，无所作为，楚王被骗入秦，客死敌国，他竟心灰意冷，投江自尽。在冗长艰涩的《离骚》中，充满了絮絮叨叨,琐琐碎碎的自恋与牢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只把自己当做“幽兰”、“申椒”,却把他人当做“萧艾”与“粪壤”。离骚者，牢骚也。太史公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自何来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一旦牢骚达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这爱国也就可疑了。对屈原“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行为，太史公也不认同,“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楚怀王

同样是楚国人，春秋时的伍子胥(? —前484年)，比屈原早二百多年,但在政治上，则是一种类型。楚平王宠信奸佞,暴淫无道，弃子吞妻,残害臣僚。历代圣贤告诉人们,对于此种情况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逃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移民去也!更何况大难临头? 一是除掉。在圣人的逻辑中,除掉暴君并不等于反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这点上,伍员比屈原明智，在楚平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投宋、奔郑、事吴，协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终于崛起。有学者称，伍子胥的政治生涯，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复仇。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够客观与理性。据《史记》载，伍子胥攻破郢都，“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接下来，只有“然后已”三字，并不似《东周列国志》所渲染，“郢都城中，几近兽群而禽聚矣”。为报父仇，鞭尸三百,有些过分，司马迁这样认为，“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伍子胥的出走,对其母国——楚国而言，当然谈不上什么爱国。当母国也只是“君国”且国君暴虐无道之际，一般地提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意义。顾炎武是将“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论述的，明确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正始》)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伍子胥没留下什么诗赋,其军事著作也已散佚。然而，他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成就，向来为后人所景仰。伍子胥不同于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的战国政客，反而对其所在国倾注了全部挚爱与智慧。他以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深刻洞察来自越国的潜在危机。惜乎夫差听信谗言，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害忠良，曾为吴国强盛作出巨大贡献的伍子胥，竞被夫差赐死。他留下“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之遗言，触怒吴王，其尸被抛入江中。不想，竟一语成谶，不过十年，越军灭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