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之一！）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之一

原创 忧郁的候鸟 一

今天这个话题，有些宏大，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是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什么我们能在大灾大难面前平稳有序安然度过？这一切都要从始皇帝说起

“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这是一段著名的古文，相信很多读者知道他的出处。它就是著名的汉朝学者贾谊的《过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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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战国末期，天下纷争。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秦国历代国君励精图治，任用商鞅等法家人士改革国家，经过几代国力的积累，秦国日渐强盛，有意东出，一统天下。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结束了战乱，统一了华夏。

当和平的曙光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秦国的朝堂上开始了一场争论。

是要将刚刚打下来的土地按着传统分封，还是开创一套新的制度。大臣们分为了两派，

一派支持恢复分封旧制，主要以秦国本土派为主，另一派则主张实行郡县制，以外来人员组成的官员为主。

在朝堂之上有大臣说到：“燕、齐、楚地处偏远，朝廷难于监管，何不封各位皇子为王，让其镇守各地？”

诸多大臣都赞同。李斯却表示反对：“周文王和周武王在各地分封了许多同姓子弟，结果又如何？随着时日一久，彼此互相疏远，甚至像仇敌一样互相厮杀，连天子也无法阻止。因此，与其分封领地给诸位皇子和功臣，还不如从国库中取出财物赏赐他们。”

始皇帝点头说道：“有道理。几百年来，天下人饱受战乱之苦正是因为各地诸侯的存在啊。不可设置诸侯！”

就此他决定把天下分成三十六郡，定咸阳为首都。中央政府最高的官僚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亦称“三公”。地方郡的长官为守，县的长官为令，由中央派郡守进行统治。当然，郡守以及其他主要官员都属于官僚，会经常调动，不必担心地方势力增强而发展为诸侯，同时也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这就是“郡县制”，也是始皇帝的功劳。

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形态就变成了以官僚体制为中心。为了防止六国贵族依持宗族“死灰复燃”，强迫他们迁徙到咸阳，要他们看护皇陵，或去西南边远地区去做苦役。后来，即使皇帝有时分封亲属、功臣为王，大都也只是很小的一块封地，仅相当于县乡而已。而且还规定，分封的王侯只能从封地征税，不能直接插手封地的行政管理。

政治框架搭好了，光这些还不够。要想有效管理疆域辽阔的国家还需要整齐划一的行政制度。在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各自的一套制度，甚至文字、度量衡、货币的使用也千差万别。始皇帝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就需要统一全国的各项制度。于是始皇帝接连下令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以及各项行政制度。所谓统一，就是把秦国原有的制度和文字、度量衡、货币推行到秦国占领的地区，这其实是秦国军事征服的延续。这些制度很多并不适合当时东方的实际情况，但却极大便利了统一国家的行政管理。虽然后来秦国灭亡了，但文字、度量衡、货币却被后来的王朝一直沿用。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秦国文字的延续。

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对全国的统治。统一战争结束后，始皇帝下令收缴六国的兵器，将这些兵器铸造成十二个铜人，立在国都咸阳。这既是宣示秦朝的赫赫战功，也是为了防范六国百姓造反。他还下令修建了贯通全国各地的“驰道”。驰道依照统一的标准修建，政府对驰道有严格的管理。

秦律规定，百姓不得使用驰道，如有违反，百姓会被流放，而牛马车辆一律没收。凭借着畅通无阻的驰道，秦朝的军队能够迅速抵达全国各地，可以有效地镇压任何一场针对新王朝的叛乱。

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和统一举措，一个全新的庞大帝国逐渐步入正轨，国家运转有序，一切朝着始皇帝的理想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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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发布了“挟书令”。即不允许民间收藏书籍，同时下令停办私学。以往，儒生兴办的私学是百姓学习文化的主要场所，传统典籍则是百姓学习文化的“教材”，而自“挟书令”下达以后，百姓要想学习文化就只能跟随政府官吏学习，国家律令被作为教材，这就是秦代特有的“以吏为师”的文化现象。

“挟书令”的颁布实际上确立了法家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原本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儒家学说则被排挤出政治领域。这对于儒家的发展极为不利，必然招致儒生们的仇视。

由于晚年的始皇帝期望着长生不老，而他宠信的方士卢生、侯生偷偷逃亡。这意味着始皇帝之前为了求仙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徒劳无用，而求仙所耗费的巨大钱财也打了水漂。儒生们私下嘲讽秦始皇的求仙行为。当他得知后，极为恼怒，下令廷尉彻查此事。这时的官员基本都是法家，于是在调查过程中极力构陷儒生。最后朝廷在咸阳逮捕了四百六十余名方士、儒生，把他们全部活埋。长子扶苏认为这一举措过于残暴，但这时的始皇帝已经听不进任何劝谏，不但没有停止对儒生的迫害，还把扶苏派到上郡监军。

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的产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君主集权是秦国迅速崛起的重要保障。国家内部的君主高度集权使秦国集中优势力量完成统一战争。而统一战争结束后，制约集权的外部力量消失了。所以统一后的秦国，皇帝的权力进一步集中。

在这之后秦朝基本完成了思想文化的统一。他接下来还有更大的野心：统一风俗。秦朝统治的地域幅员辽阔，各地在战国时代分属不同国家，因而也有不同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的不同，会给国家的政令下达和行政管理带来不便，所以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对占领地区人文风俗的改造。所谓的改造就是要用秦的风俗去改变六国的风俗，就好像用秦的制度取代六国制度一样。

在始皇帝的心目中，一个风俗整齐、思想一致、政治一统的国家，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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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始皇帝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的改造，开个脑洞想想，如果那时没有实行郡县制，没有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南征北战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修建驰道等措施及政策。我想你今天从南方人到北方，或者一个北方人到南方出差。当地的方言估计就够你头大了，但是我们没有无法交流沟通，如果实在说不出来了，还可以写吗！这就是我们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大国之中想走就走，而不必担心像欧洲一样，出门没有几里地就出了国，您要不会几种外语，那可是头大。

在这次疫情期间，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的力量，高度负责的中央政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各地民众，为什么？就是因为始皇帝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套中华文明的内核。这也就是统一的中国，如果说中国的文明源于流长，但是能够影响到现在的开端就是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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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教员赋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教员对始皇帝以很高的赞赏。他高度评价始皇帝建立统一帝国的历史功绩和为巩固封建统一政权所作出的贡献。因其为“焚书坑儒”，千百年来几乎为史界和其他知识学界所否定，遭受了无情的评击，但教员却以新的视角，对秦始皇加以肯定。并提出必须为秦始皇彻底翻案。

早在1958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教员就谈了对始皇帝的评价，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在与越南胡志明主席谈话时也说：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

1970年6月19日，教员在会见外宾时，又说：“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字有两说：一个叫瓷器；一个没有A字，就是CHIN(秦朝)。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可骂得厉害。”

教员在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又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当然，教员还是从历史辨证法的视角去认识和分析秦始皇的。在他晚年，即1973年7月，在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1975年夏，当时与教员伴读的北京大学讲师芦荻曾因“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对秦始皇作历史分析这个问题请教毛泽东：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教员当即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之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在此期间，他在与周围工作人员谈话时，也批评了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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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明内核就在这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过好每一天。不负这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