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国民党下台内幕》作者：王建民等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本书简介：曾创台湾经济奇迹的国民党为何一夕之间失掉了台湾50余年的执政权？这本书揭示了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的兴衰史。……

蒋经国老照片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党外人士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元老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峰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对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个最大的疑点，即蒋孝武有没有涉案？要不要负责？这一真相一直没有人谈及，但是当年年底，蒋经国就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6年3月，蒋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蒋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坛，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狱内服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灿、黄华等人的“绝食事件”；5月3日，《薪火》发行人耿荣水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分别向法院控告警方违法查抄刊物，并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责任；5月16日，14名“党外”省议员集体辞职；1986年5月10日，党外各派代表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与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及黄光平面对面交锋，并达成三点共识，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与党外谈判，所以在岛内当时就有人称这一沟通是“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5月19日，党外为抗议“戒严”，在台北龙山寺与军警当局对峙一整天；6月10日，借被控有“Fei谤罪”的陈水扁和林正杰入狱一事，党外发起欢送“陈水扁、林正杰入狱运动”。党外人士发动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对台湾当局形成一个又一个不小的冲击波，促使蒋经国要么是放松限制，要么是进行镇压，没有其他良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尽快作出选择。

　　1985年春，台湾爆发“十信案”。经查明，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放的150亿贷款中属无法追回的不良贷款竟高达70亿元，亏损达80亿元，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民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案件主犯是该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他在国民党上层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案件的发生本身有着深刻的经济犯罪和黑金交易性质。

　　“十信案”可以说严重挫伤了自进入70年代以来岛内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气，动摇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安定。经济弊案丑闻和党外持续不断的冲击，蒋经国终于感到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要对政局不稳负责，认识到如果不对极右势力下狠药严加约束，并加速“民主化”进程，将使自己推动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毁于一旦。

　　蒋经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已到不改则党将不党的程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考虑。首先，大陆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成绩，使中国大陆的国际威望大增，而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专制的代名词，这不利于与中共打政治仗和说服民心，因此有必要进行政治革新，抢过“民主”大旗。其二，美国对东方专制政权的支持态度有所改变，专制政权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和南朝鲜全斗焕政府一一倒台，台湾如果再不改变，党外就是美国所要找的国民党政权的替代品。其三是党外势力已经成势，“外”有美国的公开支持，“内”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战”有国民党的种种失误作为目标，“量”有30%左右的选民稳定支持，事实上已到了无法用武力压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话，又能维持国民党统治多少年？蒋经国不得不选择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这条路。

　　蒋经国在台执政，颇受肯定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通过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时的谈话，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接班人的看法。他说“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一直依据宪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今后亦当如此……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事，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在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联合典礼上，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贵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人们注意到，这是蒋氏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表态，断言在自己身后结束蒋家王朝，放弃蒋家独裁，排除军人干政的可能性。并且对死抱不放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也提出修补计划，表示要沿着“宪政道路”走下去。作为与之讲话相配合的是，他于次年2月把蒋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要以今年为党务革新的出发点”。此次会议成为国民党实施全面革新、进行政治转型的转折点。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并称之为“两寅变法”。

　　为推动“全面革新”，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是改选中常委，已病两年的孙运璇正式退出中常会；新选进中常委的全是开明派，由李焕带头，另外三人是中生代代表人物“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施启扬、“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履安。这样，在中常委内保守派和元老派削弱不大的情况下，开明派的力量得到提升，中常会内部对革新的阻力大减，通过各项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二是成立了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两人一组，分别讨论以下六个问题：“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强化社会治安问题；加强党务工作问题。

　　以上六大问题，可以说是集岛内所有政治焦点之大成，是国民党和党外较量几十年的主要交汇点。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一党专制，所以维护一党专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变相终身制、官派省市长、坚持戒严和维持党禁”诸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禁区，也就成为党外势力猛烈攻击的固定目标，如今国民党主动提出准备解决，表明国民党政治上的让步，也表明了蒋经国进行革新的决心。

　　为顺利进行革新，蒋经国再次进行重大人事调整。6月18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免去宋长志的“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这样安排，有他的用意。其一是任命文人“国防部长”成为“军队国家化”之始，以防止在前几年中军警保守势力干扰改革计划的事情再现，防止在自己身后军人势力的膨胀和出现军人政权。其二是希望蒋纬国利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关键职位“掌军监国”。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蒋经国主导的政治革新的再次启动。

　　蒋经国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一反在80年代前几年间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的做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的主题思想是全面推进改革，但他所设想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距离，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它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蒋经国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并且警告党外势力说：“政治应求容忍，法制则不假宽容”。人们不难看出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革新内容将会大打折扣。

　　台湾岛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台湾舆论界也开始把革新当成主要议题，大做文章。报刊称新一波的政治改革潮为“丙寅变法”。然而，舆论界有的用捧场的方式，有的用批评的态度，有的用建议的形式，大有不同，各有奥妙，这是由于各报的不同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党外势力则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早在1986年5月1日，远在美国的许信良，在纽约组织了“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岛内党外各路精英也开始了组党活动，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实的，有虚的，总之组党成了台湾最时髦的东西。

　　党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稳健出名的康宁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组党5年计划”；7月3日，谢长廷、尤清等秘密组成“组党计划规划小组”，开始联络党外各派人士共商组党大计；8月9日，党外实力最大的“康宁祥系”率先在台北举行公开的“组党促进说明会”，第一次将党外组党意向和行动公开化；8月15日，党外又举办“行宪与组党说明会”；8月25日，谢长廷在《时代》杂志公开举办的组党问题征答中，第一次提出“民主进步党”这一名字；8月30日，党外新潮流系举办了组党说明会；9月19日，党外的重量级人物康宁祥、尤清、费希平、谢长廷、江鹏坚、张俊雄、游锡等共商组党大计，当场确定由尤清、江鹏坚、谢长廷、邱义仁等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组党具体活动。

　　9月27日，130余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本来是讨论党名、党纲、党章等问题，可是到下午，刚参加党外运动不久、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话痛快的朱高正在发言时，提出干脆就在今天宣布新党成立，把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作为新党宣言的蓝本，把党外人士的《12条主张》作为新党的政纲即可。这一建议立即在会上获得通过。

　　会上还决定，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考虑派系平衡后增加到18人)组成组党工作小组。组党工作小组分为政策、组织、协调、文宣、行政、财政等6个小组开始工作。

　　民进党突然戏剧性地成立，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由“法务部长”施启扬于9月30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台湾不宜组织新党，违者将依法处置，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人们从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是，蒋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不断就开放政治、解除“戒严”发表的谈话，这显然是告诉人们，戒严将很快取消，党禁将很快开放，民进党不会被依法处置。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就民进党一事表示，“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11月10日，作为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的领导机构。该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实施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张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后来发展到主张“台湾独立”；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采取“弹性做法，重新加入联合国，以重返国际社会”，即到国际间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会上，还选出第一届领导机构成员。江鹏坚以一票之差险胜费希平，出任台湾第一个政治反对党主席。会上选出的11位中常委是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游锡、江鹏坚、周沧渊、尤清、洪奇昌、谢长廷、潘立夫、吴乃仁。此外还选出了陈菊、邱义仁、吴钟灵、郭吉仁、王义雄等5人为中央常务评议委员。

　　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政治反对派有了政治中心，党外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力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然而，除了该党内部难以克服的一些弱点之外，民进党公开主张“台独”，成为它政治上的致命伤，同时也成为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

　　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喜人，“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代表大会”内民进党的代表由上届党外的2人增加到11人，并且国民党的得票率首次跌至70%以下，只有69　87%。至此，不管“解严”与否，民进党已参加正式的政治活动，事实上已成为合法的政党。

　　至此，让台湾各界人士谈“令”色变的“戒严令”，已到了任人指责、明知故犯、公开对抗的程度。特别是民进党“闯关”成立，违反党禁，官方竟然不能采取行动！人们大规模地触犯“戒严令”，国民党当局不敢以“令”定罪，坚持“戒严令”又有何用？一个法令到了如此地步，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思前想后，蒋经国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解除“戒严”的问题。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表示，不久将取消“戒严令”，并制定“国家安全法”取代“戒严法”。8日，他在党内最高层次会议中常会上表示，关于政治革新的方案要尽快实施，首要行动是要取消“戒严令”。10日，在例行的纪念“双十节”大会上，蒋经国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待”的讲话，暗示将解除“戒严”。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12人革新小组”提出的两项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戒严令”，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在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过程中，国、民两党“立法委员”多次发生冲突。民进党坚决反对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国安法”，而国民党则顽固坚持必须以限制多种人民权利的“国安法”取代“戒严令”。民进党还在5月19日和6月12日，两次组织民众上街抗议。其中在后一次冲突中，示威民众与警方对峙达17小时30分钟。1987年6月16日，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的强力护航下，“国安法”终于获得通过。7月1日，“国家安全法”正式公布施行。

　　7月14日，由“总统”蒋经国正式签署发表，宣布将从7月15日零点起在台湾地区“解严”。可以称之为世界戒严之最的、持续38年的“戒严令”的撤销，成为国民党政治改革的高潮。“解严”之后，“国安法”的施行，台湾同胞及民进党等组织并没有停止过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继续战斗在要民主、要民权、取消特务统治的第一线。尽管这样，台湾结束“戒严”，或多或少增加了各界社会人士参政、问政、议政的机会，可以不受党禁、报禁、集会游行的限制，争取提高各自的政治地位。岛内政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