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有关林彪坠机的种种说法

　　林彪的出逃和256号专机的坠毁，是地地道道的突发事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蒙古方面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

　　当林彪的座机起飞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和最终去向。周恩来只知道情况有异，问题严重，于是下令打开雷达，严密监视。飞机自北戴河起飞后，开始是向着北京方向飞的，但当14分钟后飞机缓缓转弯，然后向西再向北，情况愈发显得不妙之后，周恩来果断地向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发出命令：“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就说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然而256号飞机虽然开着无线电，听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林彪的座机一越出国境，原本已有某种预感的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气愤地骂了声“叛徒”，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前往中南海，当面报告了毛泽东。随后，两人决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措施。

　　彻夜未眠的周恩来，亲自给全国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的情况，要求各地坚决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出于保密的考虑，周恩来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当有的受话人一时反应不过来，还要进一步询问时，周恩来马上打断其话语，着急地反问道：“怎么，你还不明白吗？”(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页)

　　9月13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军委和总参有关领导开会，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现的军事动向，研究内防政变、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决定集中3个机械化师、2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4个警卫师，共10个师的精锐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京北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是重点防御地区；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是主要作战方式。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区域。

　　中南海内加强了警戒，增加了警卫兵力，修筑了掩体，架设了机枪和防空武器。毛泽东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来的住房，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专门研究了外交对策。当时作了四种估计：(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态。会议分别讨论了在上述情况下的对外交涉和如何表态问题。据说，针对第一种可能，还起草了《政府声明》的稿子，以备急需。(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1页)

　　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林彪的出逃颇感意外，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后会采取什么样的举动，中国所面临的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

　　最先得知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消息的，是蒙古方面。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林彪的座机，他们根据飞机失事的残骸判断，这是一架中国的军用飞机。

　　头一周双方外交部门的交涉，事后看来是戏剧性的。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新上任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报说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失事。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乘员9人，包括1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他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

　　许大使闻讯大吃一惊，他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国内，请示如何处理。中午12时50分，驻蒙古使馆的特急电报便送到了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手上。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的姬鹏飞看罢大喜，那颗原本极度紧悬的心随即放了下来，向与会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并立即派人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大约14时左右，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刚刚入睡的周恩来被紧急叫醒，首先看到了电报。他顿时异常兴奋，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顾不上换下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前往118厅报告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大约36个小时之后，知道了林彪机毁人亡的结局。他们舒了一口气，因为人一死，此前许多迫在眉睫的担心也就稍微可以放缓了。但他们依然决定，在没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确凿证据，没有完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对内对外都要严格保密。于是，外交部指示驻蒙古使馆继续就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调查和交涉，并把进展情况随时报告国内。

　　9月18日，在林彪出逃5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通报林彪叛逃的文件。在这份著名的编号为57的文件中，劈头一段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自此，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按照由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陆续展开，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开了。大约到国庆节前后，国内外就都知道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变，林彪和毛泽东决裂，因发动政变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此后，国内外围绕林彪座机的坠毁，出现了种种猜测和说法，概括起来有：

　　(一)西山遇害说

　　此说出自一本1983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新书，书名为《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作者Yao ming le。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书名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作者译为姚明理。1983年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将此书翻译出版，书名译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要鸣了”的意思。

　　在这本书中，说林彪、叶群是在西山参加了毛泽东精心安排的晚宴后被火箭打死的，在温都尔汗坠毁的三叉戟飞机是林立果乘坐的，中央文件所公布的坠机现场的照片出于伪造。

　　书中是这样描绘的：

　　林立果当上空司作战部副部长之后，就刻意发展“上海小组”等秘密组织。有一天，他对周宇驰说，要准备暗杀并推翻毛泽东，要周起草武装政变计划，并强调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吴法宪去，向吴交了底：“现在主席是决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们全部陪我到八宝山去”，因此必须“使用特别手段”，“迅速行动，控制情势”，“毛泽东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权力要除掉”。之后，吴法宪获知林彪已经同黄永胜做过类似的谈话，很快也要同李作鹏、邱会作谈。

　　林彪自己构想的“特别手段”，是与林立果的阴谋并行的另一套“宫廷政变计划”，叶群和黄、吴、李、邱“一致赞许计划精妙”。计划的核心是制造中苏冲突，同时借机杀掉毛泽东。实施办法一个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另一个是事先同苏联秘密接触，请苏联合作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就请毛泽东躲到“玉泉山的工事”自保，然后用毒气弹把毛杀死，尸体烧成灰烬；达到目的以后，就同苏联“从战争转为休战，敌对转为结盟”。计划既定，林彪一伙就让总参谋部的苏军情报处物色了一个两面间谍吴宗汉，让吴向苏联转达他们的意图。但是苏方不相信，认为纯属开玩笑。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杀计划，被周恩来从几条途径获悉，周马上通报给毛泽东和汪东兴，建议即刻结束南方巡视之行，而且在抵达北京之前，要作出如何对付林彪行动的确切的决定。在毛泽东抵达天津的时候，周恩来通知毛，林彪意外地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9月12日晚8时10分，林彪、叶群带了海鲜和人参等礼物，抵达毛泽东在“玉泉山”的别墅。席间，毛泽东专门打开一瓶明朝的老陈酒招待林彪夫妇。毛先谈到南方巡视的经过，以及旅途的愉快，后又谈到关于长寿的研究，并和林彪相互夹菜，气氛亲切而热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来、康生、汪东兴参加。晚宴结束，这几个人提前告辞，主席又挽留林彪、叶群谈了20分钟。晚8时54分，林、叶正式告辞，毛泽东和汪东兴目送他们上车。

　　晚11时整，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接连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原来，是林彪的座车以时速15公里驶过别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弯处离路障七至八米处滑停下来。这时，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队的爆破小组，看到发射火箭的信号发出来了，随即扣动扳机，瞬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枚40厘米火箭弹不偏不倚打到汽车后部，接着第二枚火箭弹射向汽车的中部，汽车有好几部分在火焰里飞向空中。前座的两个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妇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与骨头，坐在她身边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边脸，但身体尚有部分完好无损。

　　这些照片与中央办公厅公布给高干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后者是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在飞机失事现场拍摄的。不用说，林彪躺在飞机残骸里的照片，和叶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样，都是经过改造的。

　　当时已到西郊机场的林立果突然之间变得不知所措，周宇驰叫他立即乘三叉戟飞机起飞。林立果问周自己怎么办，周说他可以乘直升机逃走，将在约定的地点会合。

　　周恩来找黄永胜谈话，说林彪已供认了他的秘密活动，将听候命令，接受审查。黄永胜感到已无回避余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着做。周令黄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电话，说他已认罪。这几个人看到已别无选择，也都俯首认罪。周要吴法宪到空军指挥所去，向各军区空军和指挥中心发布命令，禁止全国各机场起降任何飞机，并问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喷气式飞机下来。吴指示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派4架歼7飞机，从杨村机场起飞，去内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喷气机。当那架飞机朝中蒙边境飞去时，周问吴怎么办，吴主张将它击落，周同意，吴就让李际泰下令靠近边界地区的3个导弹营发射地空导弹。那架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据空军的攻击效果分析报告认为，第一批导弹已将这架飞机击中使其受伤，但驾驶技术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达追踪。

　　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把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

　　此说纯属荒诞不经的恶意捏造。(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5页)

　　(二)导弹击落说

　　此说又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中国击落说，另一个分支是苏蒙击落说。

　　所谓被中国击落，是说毛泽东、周恩来见林彪叛逃，怕他逃往苏联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打回来，或在外策动、指挥中国内战，便下令解放军用地空导弹将林彪的座机击落了。

　　此说在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的书中有过披露。张宁对林彪座机的坠落前后说法是不一致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空军司令吴法宪，12日当夜与周恩来一起监视雷达跟踪情况，吴法宪与叶群关系密切，怕惹祸上身，主动建议道：‘要不要把它打下来？’周恩来当时是制止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但她在《尘劫》(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发行)一书中，又借用第二炮兵一位转业军人的话说，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这位转业军人说：“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劫持的飞机。这位转业军人笑道：“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

　　所谓被苏蒙击落，是说林彪座机越过中蒙边界后，由于事出突然，在苏蒙警戒雷达上出现大飞机回波，苏蒙方面以为是中国方面入侵的轰炸机，便发射地对空导弹，将其击落了。

　　此说的背景是：当时中苏、中蒙关系紧张，两年前即1969年3月，曾发生过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过武装冲突，差点酿成大规模战争。有消息说，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而蒙古追随苏联反华，苏联在中蒙边界陈有重兵，林彪座机进入的方向远程警戒雷达、防空导弹阵地不少，离温都尔汗不远的军用机场还驻有苏联的一个航空兵师。据林彪座机坠毁现场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称，曾听到一阵“难听”的“嗡嗡声”，看到“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据此揣测，很可能是林彪座机被苏蒙导弹击中而坠毁。

　　被导弹击落的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导弹先将飞机击伤，然后飞机在试图迫降时坠毁，而不是被导弹打得凌空爆炸。

　　这种导弹击落说还有一个重要根据：飞机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大洞。(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第359页)

　　(三)迫降失事说

　　此说是坠机现场中方勘察人员、军内有关专家通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此说认为256号飞机的坠毁，是迫降失败造成的。在漆黑的夜间，在异国不明的土地上，又是在没有地面组织指挥的情况下迫降，是极其危险的。这一点，林彪座机的飞行员肯定清楚。但飞机之所以要实施迫降，也是万不得已，原因是油料不够，已经无法继续飞行。三叉戟飞机加满油为21吨，9月12日晚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山海关时，没有加满，只加了15吨油。而林彪从山海关仓皇出逃时，由于急促，没有来得及加油。据估算，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油箱存油12.5吨，从山海关到坠毁地点，共飞行约120分钟，耗油约10吨左右，这样，飞机存油量只有2.5吨左右，而这时油箱还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不能使用。这样，飞机要为避开雷达继续低空飞行，最多只能飞20多分钟。尽管坠毁地点离温都尔汗的简易机场只有六七十公里，如果到那里降落的话油量是够的；但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夜间飞行员很难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加上这是一条生疏航线，飞行员心情紧张——一则因为仓皇出逃，技术方面毫无准备；二则属于偷越国境，担心被苏蒙防空部队击落，这诸多因素，决定了飞行员急于夜间迫降求生。正是由于地形复杂，心情紧张，机组人员不齐——专机机组原本9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但匆忙登上专机的机组人员只有4人：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没有地面导航，迫降动作又没有做好，结果导致了飞机的失事。失事飞机的机头方向，是往回飞的方向。

　　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的莫罗扎姆茨对记者的披露：“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已经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莫罗扎姆茨说，他是在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聊天中获悉这一资讯的。

　　(四)机上搏斗说

　　此说认为飞机的失事，是因为飞机上发生了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而坠毁。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他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把已经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而在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也发现了散乱的几把手枪和多发子弹。这位记者和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机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党叛国，于是向林彪开枪，引起混战和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从而机毁人亡。(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五)自杀殉职说

　　此说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驾驶员潘景寅身上，基于对潘景寅是位优秀的忠诚于祖国的飞行员的分析而成。

　　此说认为，潘景寅原先并不知道林彪要往苏联跑，他以为林彪要连夜回北京，或者去大连、广州。作为林彪专机的机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讲，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忠诚可靠的。平时，潘景寅当然是绝对服从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叶群、林立果让他往哪里飞，他就往哪里飞，不会打半点折扣。但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他越过边界，飞往蒙古、苏联的时候，他动摇了。他很明白飞出国境意味着什么，很明白“苏修”、“蒙修”都是中国的敌人，也很明白叛党叛国这个罪名的极端严重性，那样不但会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还会连累他的家人，使他们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家属。况且，林彪的叛逃会在国内外引起严重后果，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受党教育多年的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横下一条心，不惜和飞机同归于尽，也要粉碎林彪叛国投敌的罪恶阴谋。于是，他采取了看起来是因油料不够而迫降逃生，实际上是用自杀殉职来报答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用同归于尽来中止林彪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壮烈行动。

　　此说有邓小平的一段话作根据。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Bei打死了。”按照邓小平的逻辑和推断，既然“同样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是个好人，可以英勇搏斗，那么256号专机上的飞行员也是个好人，也就不排除他采取自杀殉职行动的可能性。(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以及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

　　与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有种种说法的同时，对于林彪是如何出逃的，亦即林彪出逃的经过和心情，他是主动出逃还是被动出逃(乃至被挟持、绑架)，是事先预谋出逃还是随机应变出逃，是镇定自若出逃还是胆战心惊出逃，是心存复仇希望出逃还是心灰意冷绝望只为避难求生出逃，也有种种说法。

　　(一)预谋已久说

　　此说集中反映在林彪出逃后的官方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中。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和平接班”的政变方式不成，继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又不成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以来同苏联修正主义相勾结的结果。林彪的武装政变阴谋，始自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其中1971年春的“批陈整风”期间一度要实施，而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决意下手。汪东兴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1页)由于林彪曾长期在苏联养伤，与苏联有特殊背景和联系，因此，他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有苏联的背后支持，而他出逃的目的地又正是苏联。其中说明林彪出逃有苏联国际背景的材料，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苏联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中央专案组整理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1970年8月26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待到9月9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971年6月至9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796篇。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二)仓皇决定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是关键时刻的临机决策，也是仓皇之间失去理智的无奈选择。

　　林彪、叶群、林立果原来估计，毛泽东南巡不会很早结束回北京，他到了上海，至少要住些日子，最快也要9月下旬回北京，只要不耽误回北京过国庆节就行了。想不到毛泽东一反常规，在上海不但没有住，而且没有下火车，而在由上海回北京的路上，连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都没有停，一路风驰电掣，急如星火，出人意料地于9月12日午后提前回到了北京。连续6天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林立果闻讯大惊失色，明白乘毛泽东南巡期间将其谋害的计划已经彻底破灭，立即将这个重要情况报告了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彪、叶群见势不妙，决定立即采用第二方案，转移到广州。林立果对“小舰队”作了13日上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一系列安排后，乘256号专机于12日晚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岂料，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报告了林彪企图南逃广州，可能要叛国的情况。周恩来接到8341部队的报告后当晚查问叶群是否调去了专机，并一查到底，指令专机不许动，并表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下，本来已成惊弓之鸟的叶群更是惊上加惊，她以为中央发现了他们谋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箭在弦上的危急时刻，再也不能在北戴河坐以待毙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夜她和林彪仓促决定，以变应变，不等明天了，连夜立即行动，改南逃为北叛。

　　(三)挟持绑架说

　　此说认为，林彪出逃，阴谋来自叶群、林立果，完全是叶群、林立果挟持绑架的结果。

　　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

　　张宁的说法比较含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林彪处境危险，林彪的安全受到叶群、林立果的威胁，在叶群和林立果围着林彪密谋的时候，林彪直到夜里11点多钟始终沉默，最后还哭着说“我至死(一说“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可见林彪的出逃是犹豫不决的，是不情愿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第244页)

　　林彪出逃前“流泪”和说自己“至死(至少)是民族主义者”的情节，在另一本出版于1988年11月写张宁的书中还有所描写。书中说，当时林立衡交代内勤小陈进林彪房间去偷听，看林彪、叶群、林立果说些什么。小陈出来后对林立衡说：“我进去了，以送茶的名义悄悄进去的。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见首长坐在沙发上，他在流泪。主任和立果蹲在首长脚边上，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只听到一句……首长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再听，立果发现了我，他一下子冲过来，将我推出门，又将门给关死了……”(胡平：《乱世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这就是说，出逃前的林彪并不是凶相毕露、斩钉截铁，而是痛苦万分，难下决心。凭他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果不是叶群、林立果下手挟持绑架，是很难想象的出他去叛国投敌的。

　　同张宁的说法稍有差异的是，林立衡的说法直截了当，她认为林彪的出逃罪责在叶群、林立果，林彪是受制于叶群、林立果，他是受害者。1977年冬天，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琳曾特地赶到郑州看望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她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我在‘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1990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林立衡更是不断通过境内外各种书刊毫不隐晦地宣传她的这一观点。(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2000年第9期《中华儿女》杂志)

　　有知情人说，当时从林彪出逃乘坐的红旗牌轿车里，曾发现了遗落的用于捆绑的绳子和堵口用的毛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四)欺骗蒙蔽说

　　此说认为，尽管林彪和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两人已经结束了“亲密战友”的关系，但林彪的出逃，毕竟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欺骗蒙蔽。

　　此说认为，叶群、林立果的阴谋是背着林彪干的，至少像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到广州另立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大事，林彪并不完全知情。相反，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点了林彪名的南巡谈话，叶群、林立果在得到武汉、广州亲信的密报后，立刻报告了林彪，并大肆渲染林彪面临的危险局面，加剧了林彪同毛泽东的矛盾和对立。在林彪身体不好，外面的事情不愿多加过问，凡事由叶群代为出头露面、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加之林彪喜欢儿子林立果，着意培养、锻炼，而林立果又偏偏是野心勃勃、杀气腾腾、少年得志、喜欢妄想、热衷于密谋、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政治狂人。这样，林彪也就很容易受到叶群、林立果的蒙蔽和左右，并且注定要为叶群、林立果的个人野心和轻举妄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其是林彪外逃，是在已经服安眠药入睡、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欺骗、蒙蔽，强拉硬拽弄走的。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当叶群得知周恩来查问256号专机情况后，便慌了神，“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林彪的两个内勤)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这样，还在迷迷糊糊之中的林彪，同样迷迷糊糊地被妻子、儿子拉上了不归之路。

　　(五)病态发作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其实是他精神疾病的一种发作。

　　此说的根据之一，是林彪的医生曾经对人这样说：“林彪有精神病，有那病的人，在某些领域里，和正常人一样，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他就是个白痴。总括起来，林彪是个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林立衡虽然没有说林彪有精神病，但也承认林彪的精神情况异于常人。她曾在材料中写道：“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2000年第9期《中华儿女》杂志)

　　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也认为林彪的精神不正常。她说：“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征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毒，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毒的习惯并不清楚。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药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他的身体。’”(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也有的说，林彪的精神病，源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山西被阎军误伤，中弹后伤到了神经中枢，留下了后遗症。林彪平常不喜交往，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久久呆坐，还喜欢划火柴嗅火药味，除了说明他原本就性格孤僻之外，还说明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

　　总之，此说认为，林彪的精神不健全，思维能力严重退化，已经远不是战争年代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他的出逃决策是如此丑陋拙劣，正是他糟糕透顶的身体给他开的一个荒唐透顶的要命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