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继续根据最近出版的《奉天纪事》，向广大读者披露历史真相。
79年前九月十八日这一天，爆发“九一八事变”。此后，中国军队不抵抗，使得东北沦为日本人长期占领地，也使其成为后来日本人进攻中国其他地区的大后方大本营。张学良与蒋介石，到底谁下了“不抵抗”命令呢？
说法一：
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早在 1946年8月15日，郭维城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
说法二：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
于是得出定论：蒋介石决策不抵抗，张学良忠实执行。
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能拿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
查看一下“九一八”前后蒋介石电文及行踪，就发现：
1931 年9 月18 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当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介石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
19日晚8时左右，蒋在南昌给张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由此可见，蒋要张学良“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
1990年，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张学良在基本上获得自由状态下，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
“九一八事变，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此外，他也请唐德刚教授“为其回忆录捉刀”。唐德刚是著名华人历史学者，他应张学良之邀，为其录载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唐德刚继续写道，张学良说：“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唐德刚教授曾当张学良面前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
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一晃，79年过去了，“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又即将来临。张学良早于1990年就承认当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是他自己，而不是蒋介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还历史一个真相。从1931到1990，用了近60年时间。台湾人获得了历史真相。现在又过了20年，大陆人开始逐渐了解事情真相。还原历史真相，难道都得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的时间才成吗？可能这就是历史永远对当代人构成的某种魅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