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简介（千古“良臣”——魏征）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真正享有盛名的谏臣屈指可数。而在其当时受到朝野尊崇以致为后世楷模者，更是寥若晨星，唐初杰出的政治家魏征便是一位古今传颂的人物。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评价魏征：“贞观之治，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直谏，匡朕之危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无人能及。”后代史家评价魏征：“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前代忠臣一人而已。”

魏征画像

魏征于公元580年生于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过早去世，年幼的魏征不会料理家业，家境很快衰落，全家清苦度日。而魏征落魄却胸有大志，发奋读书，长进很快，他又特例留心历代帝王兴衰之道。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征敛苛虐，纵欲享乐，百姓灾难深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魏征为了躲避战乱，无奈地出家做了一名道士。公元616年，魏征看到隋朝气数已尽，毅然应邀投奔锐不可挡的瓦岗军，在元宝藏郡府中掌管文书，时年已经38岁。在此期间，魏征的文采被瓦岗军首领之一李密发现，立刻把魏征召到元帅府，升任参军记室。魏征有经国之才，尽管让他主管军中文书，魏征还是向李密进谏十项图霸策略，意图帮助起义军夺取天下。但刚愎自用的李密对魏征之言不屑一顾。魏征知道李密难成大器，便生离去之意。

后几经辗转，于大业年十四年十月，魏征来到长安投奔李渊建立的唐朝政权，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用。当时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李密旧部也在山东一带占山为王，威胁着唐朝政权，魏征请求去安抚山东，李渊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秘书丞。魏征受命后，立即起身前往黎阳，劝说李密旧部李勣降唐。魏征在瓦岗寨时便同李勣交情良好，他在给李勣的信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李勣思谋良久颇觉魏征言之有理，遂归降李唐，并开仓运粮接济唐军。李勣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他随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方，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后又大破东突厥、高丽，成为唐朝开疆拓土的主要战将之一。他出将入相，功勋卓著，被朝廷倚为干城，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历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司空、太子太师等职，累封英国公。

李勣画像

魏征首战告捷，又前往魏州游说元宝藏的军队归降唐军。当魏征由魏州回到黎阳的时候，恰逢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占领了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素知魏征文才，任命他为起居舍人。两年以后，窦建德被李世民击败，魏征逃至关中，被太子李建成召为洗马，恩礼有加。魏征深为感动，决心辅佐李建成早成宏业。但是，以政治家敏锐的目光，魏征清晰地洞察到，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屡建功勋；而李建成虽居太子地位，却无功绩，难以服人，将来谁能继承皇位，实难预料。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魏征对李建成建议道：“秦王李世民功被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只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功以镇服海内。”建议李建成趁窦建德旧部、毫无战斗力的刘黑闼反唐之际，以大兵临之，不仅可以兵到功成，同时可以增强太子威望。李建成欣然纳之，用魏征计策大财敌军。魏征帮助太子大立军功。

公元624年，唐统一天下。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尖锐。魏征屡劝李建成，欲图霸业必须尽早除掉李世民。尽管李建成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李世民机智过人，明察秋毫，李建成的所作所为均在其掌握之中。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趁其入朝不备之际，一举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牢牢掌握了军国大权。

唐太宗画像

李世民极善笼络人心，网罗人才。他素知魏征之才，想把魏征召在自己麾下，予以重用。在召见魏征时，李世民故作声色俱厉地问：“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使之为仇？”魏征坦然说道：“先太子若听我的建言，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人各为其主，当年管仲亦曾箭射齐桓公的带钩，难道有错吗？”对魏征的坦荡和胆识，李世民甚是赞赏，任命他为詹事主簿，掌管东宫庶务和文书。在李世民即位后，又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此后，魏征得以大展其才，协助李世民对唐朝的治国安邦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唐初的兴盛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河北各州县的部分党羽害怕被镇压，暗地串通，伺机起事。唐太宗听说后，欲以武力镇压，众谋士无不响应，唯独魏征有不同见解。他建议太宗不要计较前嫌，对这些人宽大为怀，尽量减少树敌，只有天下归心才能从根本上解除祸患。唐太宗闻言有理，遂派魏征前往河北，实行安抚政策，并特地允许他便宜行事。魏征果然不负圣命，他来到磁州，恰逢官兵押送李建成的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进京，魏征同副使商量道：“我们这次是遵皇命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去安抚他们。然而皇上命令刚刚下达，却又把李志安、李思行押解进京，这样言而无信，谁还相信朝廷的法令？安抚他们更是无从谈起。副使对魏征的看法很是赞赏同。他们当即释放李志安和李思行，此事很快传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听到后，疑虑顿消，河北不费一兵一卒而得以安定。

魏征返回长安后，李世民很高兴。作为新即位的皇帝，李世民希望励精图治，数次把魏征叫到卧室内长谈，访以得失。魏征素有经国之才，又喜逢知己之主，当然欣喜万分，他竭尽全力为李世民出谋划策。

长孙皇后画像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贤淑的长孙皇后怀着身孕在给李世民物色佳人，听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容色绝姝，当时莫及。”于是就请求李世民下旨纳妃。被誉为同长孙皇后“鹣鲽情深”的李世民，很快将诏书拟就，当册使就要去郑家的时候，魏征查到这个郑女已经许配了人家，赶紧上书李世民取消纳妃。李世民只好下令停止。本来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但那些阿谀之徒不愿放过这个巴结皇上的机会。王珪等人上书说，既然诏书已经下了，郑氏也未必真有婚约，没有必要放弃纳郑氏为妃的计划。与此同时，与郑氏有婚约的陆爽唯恐圣上龙颜不悦，也上书说自己和郑氏并没有婚约，只是曾经有信物。刚刚死了心李世民的又心动起来，并试图说服魏征，但魏征还是不松口。因为李世民本来就喜好女色，玄武门事件中，他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却没有杀死嫂子郑观音和弟妹杨氏。后来李世民竟然把容貌极为美丽的杨氏纳入宫中，成为自己的妃子。尽管身上流着鲜卑人血液的李世民不把这种行为视为有违伦理道德，但在汉人知识分子心目中，却是有违人伦的原则问题。纳弟妹入宫刚刚一年多，又要纳已经有婚约的郑氏入朝，作为谏官的魏征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他甚至会认为，李世民是大唐的皇帝，不是鲜卑人的皇帝，大唐的皇帝应该遵循华夏民族伦理纲常。但魏征没有将此事升高到伦理道德层面说事，他委婉地说：“陛下您住在亭台楼榭里，就想到百姓有屋可住；您吃着膏粱之食，就会想到百姓也有可以吃的饭食；您看到自己身边的嫔妃，就想到百姓也有自己的家室。如今这位女子已有婚约，陛下要纳她进宫，岂不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吗？陛下还是三思而后行。”太宗不得已才取消了诏令

房玄龄画像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龄和王珪负责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唐太宗，称他们在考核处分官员时有不公之处。唐太宗接到举报后就命侯君集负责查证。魏徵劝道：“房玄龄和王珪均是朝中老臣，他们俩素来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他们所考核的官员也非常之多，其中难免有一两个人考核失当。我体察其情，他们绝不会故意有所偏私。假如您安排专人查证，找到他们的失当之处，那就说明他们不可信，朝廷怎么能继续让他们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以前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后，才开始表达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是想以此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则平白无辜地破坏了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至诚。听了魏征的建议，唐太宗对此事不再追究。

温彦博画像

魏征的一些建议，在有益于朝廷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权贵的利益，致使他们对魏征充满嫉妒和怨恨。贞观五年，为了除掉魏征，朝中有人诬陷魏征在朝廷安插亲信，结党营私。唐太宗即命温彦博去查办，结果并无此事。但温彦博向太宗奏道：“魏征无辜遭受诽谤，是由行为不检点引起，也应受到责备。魏征应当时常检点行为，远避嫌疑。”太宗听后，令温彦博责魏征要十分检点自己的行为。魏征对此并不认同，次日就入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臣协力治国，应该默契在心，形同一体，方成大业。如果置国事于不顾，专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上下都遵守这条法则，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后当众认错。魏征又说：“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听了大惑不解，问道：“忠臣、良臣有差别吗？”魏征说：“稷、契、咎陶是良臣，龙逢、比干是忠臣。良臣，自身得美名，君主受显号，子孙世代相承，福庆传之无穷；忠贞的臣子，自己灾祸缠身被杀，使君主陷于昏暴，国破家亡，仅取得虚名。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太宗闻言道：“你不要违背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乃赐绢二百匹。

泰山刻石

经过唐初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强盛。贞观六年，有大臣上书皇帝，奏请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古代帝王登临泰山，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封”是帝王登泰山极顶筑坛以祭天；“禅”则是帝王在泰山南段的梁父山辟基扫除以祭地，主要意图是“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表明自己是皇天之子，受天命而统治天下，已经功成名就。其实，这种举动充斥着封建迷信，毫无意义可言，而一旦举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但此时唐太宗对自己政绩颇感满意，决定答应大臣的请求，而魏征认为不可。唐太宗于是召来魏征，责问道：“你不同意封禅，是因为我功业不高、道德不厚、天下不太平、年谷未丰，还是四夷未服？”魏征从容地说：“陛下功业虽高，但是百姓还未得到更多的恩惠；陛下道德虽厚，但是恩泽还未遍施于所有人；粮食虽有丰收，但仓廪仍然空虚；华夏虽已太平，但是百废待兴，财力还不十分充裕，不足以担负封禅大典的巨额费用。并且陛下封禅泰山，举国都要为之奔忙，荒山野坡都有人为之操劳，沿途尽是灌莽巨泽，进退皆为艰难，道路漫长，耗时费力，仅交通费用就非常巨大，假如遇上水旱天灾，就会遭到天下非议，后悔都来不及。”太宗最后听从了魏征的劝告，从而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盛世没有封禅泰山的皇帝。

太宗曾问魏征：“人生怎样做才算明智，怎样做又会昏暗呢？”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太宗向群臣提出：“朕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兼听广纳，使太宗减少了许多过失。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陕县丞皇甫德上书触怒了唐太宗，认为这是毁谤。魏征进言说：“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自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视为毁谤，谁还敢上书言事，请陛下仔细想一下，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遂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以资表彰。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葬于昭陵。长孙皇后入葬后，李世民对她思念不已，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一座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让魏征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清了，魏徵装作没看见，李世民顿时着急，问“怎么会没有看见，那就是昭陵啊！”魏征闻言回答说：“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 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

王珪画像

贞观十二年(638)，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李世民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难道就应该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征进言道：“从古至今，亲王都位列三公之下。现在三品官员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让他们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节。求之于旧例，又没有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太宗说：“国家所之以立太子，是准备让他做国君，而人寿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太子不在了，就依次立太子同母的弟弟。既然如此，怎么能不尊重我的儿子呢？”魏征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是嫡出长子，以此杜绝其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太宗只好同意王珪的奏言。

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太子李承乾的嫡子李象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太宗诏令天下在禁囚徒降罪一等，内外官职五品以上且子为父後者，各加勋官一转，天下大酺五日，大宴五品以上于东宫。太宗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即使古代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征两人。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员上封言事之机，上奏《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列举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长孙无忌画像

同年，李世民与群臣在丹霄楼饮宴，对长孙无忌说：“魏徵、王珪往昔在东宫为职时，尽心尽力侍奉其主，我从心里厌恶他们。但我能抛弃前嫌重用他们，以致有今日，也算无悔于死去的人了。然而魏征每次向我进谏，假如我不接受，无论我再发表什么意见，他总是不答应，这是为什么？”魏征答曰：“臣进谏，是因为觉得事情不对。如果陛下有些意见是错误的，而我表面违心地顺从了，那么只怕事情很快就要实行。”太宗听了，不禁笑道：“难道你就不能当面先答应下来，事后再找朕论谏，岂不更得当？”魏征说：“从前，瞬帝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有后言。如果我当面答应陛下，过后又谏，就是｀退有后言’，这不是稷、契侍奉尧、舜的态度。”太宗听后大笑着说：“有人说魏征这个人粗鲁傲慢，我倒是很喜欢他的这种正直、朴实的性格。”魏征起身拜谢道：“臣所以敢犯颜进谏，完全是因为陛下引导的结果。如果陛下不能接受臣的谏言，臣又怎么屡犯龙颜呢？”

魏征在这里似乎是奉承太宗，有拍马溜须之嫌。事实上，他揭示了封建集权社会中，君臣之间的真实关系。在那个时代，封建帝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皇帝本人没有虚心纳谏的雅量，不论谏官多么正直敢言，也不论提的建议如何利国利民，只要违背皇帝的意愿，他不仅不听，甚至随时把犯颜直谏的谏官打成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这样的例子历朝历代史不乏书。即使时过一千多年，社会变得自由平等了，拍马溜须仍是官场的常态。

魏征诤谏具有独特的风格，能够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善于运用史实作论据，以理服人。他的态度刚直诚恳，语言却尖锐激切，甚至据理力争，不给人留任何情面，即使遇到太宗怒不可遏的时候，魏征仍能做到神色不移，毫不畏惧，以致有时触犯了唐太宗的尊严。一次，太宗罢朝后，余怒未消，气冲冲地说：“我迟早非杀掉这个乡巴佬不可。”长孙皇后听了太宗发的牢骚后，于是“朝服进谏”。此后，太宗更加敬重魏征了。

贞观十七年正月（公元643年），魏征病入膏肓，势将不起。太宗亲自前往探视。太宗看到魏征所居宅邸非常寒酸，宅中连正室也没有，立即下令停建宫中小殿，用这些材料为魏征营构正室，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完工。与此同时，太宗派遣太医诊断病情，赐予良药，所派之人以致“相望于道”；命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一有最新消息，立即禀报；赏赐魏家朴素的布帛、被褥，之所以朴素，不是因为太宗小气，而是由于魏征崇尚简朴。

更能说明君臣关系的是，李世民两次亲自到魏家探视病情。第一次探视，屏退左右，两人整整谈了一天，具体说了什么，只有他们知道。第二次探望，是在魏征病故的前一天，这次李世民还带来太子承乾和的衡山公主，为了使魏征心情好些，免去后顾之忧，李世民当场指婚，许诺把年仅九的衡山公主嫁给魏征长子魏叔玉，并对魏征说：“公强视新妇”，魏征卧床不起，不能谢恩，场面令人动容。

然而，这些眷顾都无法挽回魏征的生命，没过多久，魏征病故。噩耗传来，李世民罢朝五日，命令九品以上官员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准备举行隆重葬礼。但魏征妻子裴氏说：“征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征志。”李世民以为然，就用素车运送魏征灵柩。眼看灵车缓缓向昭陵驶去，李世民登上苑西楼，“望哭尽哀”。为表达思念之情，他亲自撰写碑文，墓碑之上所书之字也由太宗亲自书写。李世民一生只为两个人撰写过碑文，一个是长孙皇后；另一就是魏征。

但令人遗憾的是，魏征死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新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曾经推荐杜正伦、侯君集，说他们的才能可以任宰相，结果正伦以罪黜，君集坐太子李承乾谋逆受诛，朝中的小人遂指他们为阿党；又说魏徵曾经抄录前后谏争语出示给史官褚遂良。太宗更加不悦，于是停撕毁了魏征之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并推倒所立之碑，人们所看到的魏家也衰败了。

魏征墓碑

两年以后，辽东会战，唐军尽力死战，方才击败高句丽，且死伤众多。回师途中，太宗怅然，又想起了魏征，说：“如果魏征还在，我还有这次征战吗？”遂即召其家属觐见，赐劳魏征妻子和儿子，以少牢之礼祭祀其墓，重又立碑，恩礼超过以前。但碑上没有再刻字，想必是留待后人评说。但不论怎么评说，魏征侍奉李世民十几年，直言进谏，推行王道，辅佐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相”，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都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