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史前时期的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按照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考察文明起源的四大因素（文字、城市、金属器具、礼仪）来加以科学审视，我们可以断定，史前时期的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从文字因素来看，齐地是最早出现文字的地区。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邹平县丁公遗址、泰安大汶口遗址均发现过陶文。我国古文字学界公认，莒县陵阳河遗址中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从城市因素来看，齐地在距今 4800 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城市（五莲县丹土遗址），在龙山文化中晚期，更是出现了一批功能设施齐全、筑城水平高超的城市，如章丘城子崖遗址（ 20 万平方米）、临淄桐林（田旺）遗址（ 15 万平方米）、邹平丁公遗址（ 12 万平方米）、寿光边线王遗址（ 5 万平方米）等。

    从金属器具因素来看，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器，与甘肃齐家文化、辽宁下家店文化出土的铜器时代大致相同，均属于我国最早出现的铜器。

    从礼仪因素来看，早在龙山文化时期，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就出现了大量用于礼仪的黑陶器皿。尤其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蛋壳陶，不仅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代表了齐地先民发达的陶艺技术；而且也充分说明了齐地先民对礼仪的高度重视。

    史前时期的齐文化，不但符合上述四个关于文明起源的要素，而且自成体系，有鲜明的独立性和区域性，大致是沿着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序列，自成系统独立发展起来的。这标志着齐地的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no.2　 史前时期的齐文化是商文化的重要来源和中心。
关于殷商文化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很多专家认为，史前时期的齐文化，特别是龙山文化，是殷商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徐中舒先生认为，小屯文化来源于环渤海湾一带；胡厚选先生认为商文化中的占卜，直接起源于“东方之陶文化”；张光直先生指出殷商的统治者，是来自于东夷的一个政治集团。

    殷商时期，齐地是殷商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心区域。三四十年代发掘的青州苏埠屯商代墓、 2003 年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的甲骨文都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济南大辛庄的甲骨文，是自殷墟首次发现甲骨文 104 年之后的第二次发现，被李学勤先生称为是“具有界标意义”的“历史性重大发现”，震惊了我国考古学界。这也充分证明了殷商时期这一带很可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文化中心。

no.3　 春秋时期的齐桓称霸为中华大一统作出了巨大贡献。
春秋时期的齐桓称霸，在春秋文化史上有三大贡献。一是给齐国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繁荣稳定，奠定了齐国成为东方大国的基石，扭转了鲁强齐弱的局面，并为文化中心由鲁到齐的转移奠定了基础；二是促进了夷夏文化、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三是北征戎狄，目的是为了遏制北方落后民族对中原先进文化的掠夺性破坏。荆楚受盟，邢、卫重封，是在尊王的旗帜下，把当时的诸侯国组织起来，并逐渐消除诸侯国之间的界限，这是统一中华民族的一个步骤。

no.4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基础。
战国诸子学术的繁荣，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臻于极盛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头，是中国文化之根所在。而其发生发展之中心区域即在齐鲁之地。尤其是齐，影响甚大。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于齐或受齐之重大影响。儒家的孔孟，虽是邹鲁之人，但都与齐国关系密切。孔子在齐十三年，孟子在齐二十二年。荀子虽是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之稷下，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其学术亦成于齐国。道家的老、庄，虽然也不是齐人，但其思想源出姜太公对商代伊尹的继承。特别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则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完成的。齐人田骈及一大批齐之稷下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法家与齐国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甚为密切。学术界多有论者提出：法家与兵家同渊源于姜太公；而管仲则是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人物，齐法家（管仲学派）直接影响了荀子，直至法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另外，战国阴阳家之代表人物邹衍是齐人；名家之公孙龙曾游齐之稷下，而尹文、田巴等名家学者，则都是齐之稷下先生。由上述可知，齐国稷下学宫作为战国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作为中华民族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no.5　 先秦时期的齐兵学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典型代表。
学发达，为先秦文化一大特色，其辉煌成就多为齐人所创。中国古代兵书有十大兵书，先秦时代有六种，即《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而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北宋神宗年间，官修《武经七书》亦将《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列入其中。《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外，象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膑、田单，乃至田忌、齐威王都是卓尔不群，照耀中国军事史的人物。

no.6　 秦代的齐文化对秦代全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齐文化对秦代全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于齐稷下的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和立法的理论依据。二是秦始皇对齐地的迷恋和对齐方士的轻信，对秦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共有四次巡狩，其中三次东巡都以齐地为中心；他最相信齐国方士，为求长生不死之药，曾派徐福入海，促进了秦代与海外的交流；正是因为他重用方士，造成了燕齐方士千数人入咸阳的局面，使齐方士由民间走进朝廷。三是秦始皇与方士之间的矛盾，直接引发了“焚书坑儒”。齐人淳于越的直谏和方士的欺骗，导致了这位刚愎自用的暴君，将一部分儒生、方士坑掉。

no.7　 西汉前期的齐文化对西汉全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齐文化对西汉前期全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二是齐地学者对汉初经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刘邦重用齐儒叔孙通制朝仪，反映了齐地经学之盛；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其中多为齐人，几成垄断之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五经八师中，有四位（辕固、伏生、田生、胡毋生）是齐人。钱穆先生考证，汉初经学博士十二人，其中六人是齐人。

no.8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齐文化与鲁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全国中央集权大一统下的统治思想，从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独尊儒术不仅是鲁文化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齐文化通过对儒学的巨大影响，走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位置，说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其一，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呈现方式是齐、鲁之学，而齐学与鲁学各有所长。齐地的儒学，受神仙方术和黄老道家的巨大影响，其趋时求合的特点十分突出，比起鲁学，齐学更能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和口味。

    其二，董仲舒是齐学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虽是赵人，但求学于齐。他既得孔学真传，又深得齐学之教，所以能在新的大一统社会文化环境中，博采百家，融通齐鲁，推动儒学发展。

    其三，董仲舒的学说，既推明孔子，阐扬仁学，又采齐学之阴阳五行，大讲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而且还吸收了墨家、法家尚同、法治等思想，从而将儒学改铸成新的学说，并使儒学登堂入室，发展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和所秉承的圭臬。

no.9　 齐文化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来源。
道教产生于汉末，是中国唯一产生于本土的宗教。其思想的主要来源有五个，都与齐文化密切相关。

    道教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代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其直接来源是齐地文化中的八神崇拜。

    道教的思想来源之二是战国秦汉时期齐、燕的神仙传说和方士方术。

    道教的思想来源之三是楚地的老庄之学和齐地的黄老之学。

    道教的思想来源之四是齐地的阴阳五行学说。

    道教的思想来源之五是古代医学，而齐地医学最发达

no.10　 齐都临淄是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史上最大、最繁荣的商业型大都市。
春秋时期的临淄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城市之一。据《齐语》和《管子·小匡》记载，当时的齐都临淄共有二十一乡，士农之乡十五，工商之乡六，有四万余户居民，六千商户。

    战国时期的临淄是当时全国最大、最繁荣的商业型大都市。据《战国策》和《史记》记载，临淄居民多达 7 万余户 , 家家富足殷实 , 无不吹竽鼓瑟 , 敲筑弹琴 , 斗鸡走狗 , 六博蹴鞠 , 歌舞欢娱 , 游戏取乐 ; 临淄街道上 , 车毂击 , 人肩摩 , 一派物丰人足 , 志高气扬的景象。

    西汉初年的临淄仍然是全国闻名的城市。临淄有户 10 万 , 人口不下 50 万，临淄城每天“市租千金” , 居民富足 , “巨于长安” , 被称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汉朝有“五都”的称号 , 临淄是其中之一 , 因此有“西有长安 , 东有临淄”的传统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