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瞒天过海——三十六计

　　时间/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月地点/贵州、云南、四川兵力对照/三万对数十万策略/制造烟幕，隐藏动向结果/突破围堵，渡金沙江入四川

　　看官，春风得意马蹄疾，人逢喜事精神爽，自古而然，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刚刚掌握中共党政军大权后，就指挥红军打了一次胜仗，显示了其高超的军事艺术。

　　当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力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

　　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沪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也发挥其军事天才，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毛泽

　　东之命撤出战斗。翌日，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军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毛泽东将全军缩编为十六个团，分属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

　　川滇国军很快又从南北西面向扎西逼进。

　　这时，红军决定暂缓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国军，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万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跑’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蒋介石并不因打了败仗而缩手，他调整部署，指挥多路国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毛泽东也不示弱，立即指挥红军跳出国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

　　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调动重兵围堵。毛泽东又令红军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四

　　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

　　当各路国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对方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前进，于五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看官，毛泽东攻下贵州娄山关时，曾写一首颇为悲壮的同《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话分两头。我们不妨看看国民党的史书如何记载那两年的事：“赣南匪巢虽经摧毁，而残馀股匪，突围西窜。图扰川黔，尚有待于剿匪将土之再接再厉，予以追堵。蒋总统以川省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于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躬自入川，督率川黔剿匪事宜。由重庆飞贵阳，由贵阳飞昆明，复由昆明飞成都。至八月间在峨眉山主持军官训练团。曾与云南主席龙云，同乘飞机，在会理西昌上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氏观总统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大为叹眼，当时国军自江西出发，追剿赤匪，经过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诸省，盘旋曲折，纵横驰驱。结果使赤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连裹协民众的工夫都没有。国军沿途所过，如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都是最险要、最艰难的地方。总统三月入川以来，辗转于滇黔间，驱逐朱毛残匪，两月有馀，五月下旬，始抵成都。残匪乃于六月中旬与徐向前合股于川西北松潘、懋功一带。”

　　红军是如何渡过金沙江的呢？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蜿蜒穿流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深山狭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令人望而生畏，两岸悬崖峭壁，形势异常险要。

　　红军当时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被国军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一面急调军队增援云南，并亲自赶到昆明督战；一面派飞机在金沙江一线侦察红军的行踪。

　　红军一军团经武定、元谋，迅速赶到了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金沙江边的龙街渡渡口。但此处因江面宽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为了迷惑吸引国军，毛泽东出了个主意，叫红军伪装架桥，作出要渡江的架势。果然国军以为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渡江，便集中全力围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

　　当国军集结于昆明、元谋地区时，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五军团殿后掩护。

　　五月初一个黄昏，红军先遣队赶到绞车渡。这时渡口空无一船，江上交通断绝。幸好得到当地百姓协助，在附近找到七条小船，红军便从这里陆续渡江。

　　毛泽东渡江后，就在渡口边一个山洞内，日夜指挥着大队人马迅速过江。人多船少，经七灭七夜，红军才全部渡过金沙江。过江后，就把江边的渡船全部烧毁。

　　古代兵书“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的第一计就是“瞒天过海”。毛泽东率红军渡金沙江时，巧妙地运用此一策略。

no.2　兵贵神速——三步并作两步走

兵贵神速——三步并作两步走
　　时间/一九三五年地点/四川大渡河策略/以急行军制敌机先，抢占要塞结果/强越大渡河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继续向大渡河挺进。

　　看官，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又号“了了”，意为“成功便了不得，失败便不得了”。他率领十万大军就是在大渡河上“不得了”，全被曾国藩指挥的清兵击溃，饮恨坠河。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部队在这深山沟中，没有回旋馀地，极易被敌军伏击歼灭。石达开的大军就是在这渡口覆没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下令国军薛岳、周浑元部继续围追红军，一面下令四川军阀在大渡河沿岸修筑碉堡，布置防线，阻止红军渡河。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要他效法清代在大渡河边生擒石达开的四川总督骆秉章，想方设法活捉毛泽东。

　　毛泽东先给红军打气，说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红军一定可以走通。军心因而大振。

　　红军先遣队冒着细雨在夜间火速赶到安顺场。安顺场附近有近百户人家，早有小批敌人在那里恭候红军驾到，但他们却未料到红军来得如此神速，还来不及回过神来，已被红军消灭。

　　先遣队控制了安顺场渡口，加紧渡河准备。但河边的船只已被敌人掳到河北岸去了，南岸边只留有一只作交通用的小船。红军夺得这只小船，并找来渡河的船工，决定强行渡河。

　　翌日上午，由十七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连长率领和南岸红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一条小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前进。

　　北岸国军对红军渡船展开猛烈的射击，子弹在船周围激起串串浪花。但载着勇士的小船依然劈涛斩浪迎着弹雨前进。

　　小船一靠对岸，十七名勇士便立即登岸，向敌发动猛攻，很快打赢，控制了渡口的工事；小船又迅速返回南岸，继续运载红军过河，过河的勇士全力杀敌；敌人军心大乱，全部溃败。

　　红军迅速占领了北岸渡口，乘胜追击，并在渡口下游缴获两只小船。但仅靠找到的几条小船，要很快渡过全部红军实非易事，毛泽东立即决定，红军一师继续渡河，沿左岸北上；主力沿右岸北上，直奔距安顺场三百二十里的沪定桥。

　　时间只有一天，路程却有二百四十里。沿路不但有高山深谷，且有敌人阻拦，极之艰难。为何要在二十九日夺下沪定桥，这是因为两旅国军正向沪定桥增援，如果比国军到的迟了，莫说渡河，恐肝脑涂地矣。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红军必须争分夺秒，三步并作两步。

　　一夜急行军，左路军先遣队终于在拂晓抢先赶到了沪定桥，占领了桥西头。

　　大渡河上的沪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桥是用十三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连成的，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拦，底下并排九根铁索，铁索上横铺木板作为桥面，桥头石碑上刻有诗句：“沪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下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浊流从上游山峡间如瀑布倾泄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激起无数巨浪和漩涡。

　　桥对岸沪定城内屯驻着两团国军，桥头早已筑好防御工事，并将铁索上的桥板全部抽去。对方以为有此天险，万无一失，信心十足。红军先遣队又挑选二十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另有一个连携带木板，随后铺路修桥。下午，冲锋号响起，红军二十二名突击勇士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

　　手榴弹，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冒着对方密集炮火，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过去。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汇成一片，惊天动地。红军勇士们扶拦突进，勇往直前。河水在脚下咆哮，子弹头顶呼啸，他

　　们置若罔闻，一心要杀过河去，夺下铁索桥。

　　正当勇士们冲到对岸桥头关键时刻，忽然东头浓烟冒起，烈焰冲天，原来对方放火焚烧桥头的亭子，试图用烈火阻止勇士前进。勇士们无所畏惧，即使眉发被烧也义无反顾。终于威慑敌军，占领东桥头。然后冲到街上，同国军展开巷战。

　　左路军控制了沪定桥，过河后和右路军会合。如此这般，红军主力从沪定桥源源不绝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石达开是

　　“不得了”，红军则相反，“了不得”。“兵贵神速”，毛泽东充分发挥了此一古典兵法。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冲破敌军，经天全、芦山、宝兴进入川康边境，

　　翻越了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大维和懋功，和川陕根据地退

　　出的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会合。毛泽东过夹金山时，写了《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又发出指示——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总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四方面军主力应在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巩固茂县、北川、威州作为向北转进之枢纽；而懋功地区、大渡河两岸至峨嵋山间、西康等处均非发展方向。”

　　这一套，却行不通。有个红军首领张国焘，根本不听毛泽东指挥。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战，红军强渡成功，打乱了国军“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广大新区，兵员增至八万多人，有天时地利，但人不和。张国焘看不到形势美妙，反而认为前途有限，未与毛泽东等人商量，就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把留守根据地的红军转移到嘉陵江以西。

　　毛泽东指张国焘这一套为“逃跑主义”、“分裂主义”。张国焘后来再三捣乱、诸多阻碍，使红军损兵折将，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才被毛泽东清算，一九三八年春季逃出陕甘宁边区，从此反共不停，后来流亡香港、加拿大。

no.3　 深入不毛——敌方无从摸底细

深入不毛——敌方无从摸底细
　　时间/一九三五年/八月地点/甘肃大草地策略/出敌之意，化不可能为可能结果/穿越大草地，摆脱包围网，免除被歼灭之危机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指挥红军过大草地：目的是陕西省北部。

　　毛泽东首先指示先遣团：“北上抗日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西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合于雅川。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当时红军三面受敌，前面是大草地，如果不过大草地，就会“断送革命”。换而言之，就会“大家送命。”

　　毛泽东又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看官，现在我们不妨翻阅一下国民党史书，其中有云：“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蒋总统督伤中央军及川中各军，加紧围剿，但匪所据的松潘高原，自九月以后即已冰山雪地，气候严寒，而当地居民，十之七八皆游牧为生之藏族，不事耕种，仅有少数玉蜀黍生产，粮食奇缺。赤匪劫掠藏民及喇嘛寺的牛羊，以为补充。而义民与喇嘛等，自动纠众，与匪殊死抗战。赤匪至此，乃感饥寒交迫，企图他窜。残匪五六千人，沿川青甘边境窜向陇东，国军沿途兜剿，击散不少。”

　　大草地荒无人烟，那里遍地都是积水，看上去是碧油油一片草地，下脚时却泥深没胫；没有人家可以投宿，只得露宿在潮湿的荒野中；没有粮食做饭，只能靠自背的干粮充饥。

　　美国学者特里尔用以下的文字描述红军过大草地——

　　“在甘肃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经历，毛泽东失去了几千名战士，他们陷入泥淖、死于饥饿或受到当地土人的阻击，但这并没有影响毛的战略战术。一个部落的女酋长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任何帮助红军的人都将被开水活活烫死。红军第一次不得不为得到食物而‘抢劫’。毛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偿还！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抢来的给养。’”

　　红军先遣团从八月十一日出发到八月十六日，不到一个星期，完成了从茫茫草地踏出一条前进道路的重任。全军随后通过大草地。

　　九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渡过白龙江，通过残缺而危险的栈道，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乃岷山山脉一个重要隘口，是四川进入甘肃的天险门户。两座高山夹着一道山沟，山沟宽约三十多米，两边是悬崖峭壁；山沟两峰之间，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江上横架一座木桥，将两山相连。这桥是过腊子口必经之地。

　　甘肃军阀鲁大昌派有重兵把守腊子口。桥的附近筑有许多坚固工事，形成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

　　鲁军阀企图通过天险和重兵来阻挡红军去路。从当时情况看，左右两边都有敌方重兵，一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一边是杨土司的两万骑兵。红军要北上，别无他途，只有通过腊子口这条路。

　　毛泽东和同僚研究后，决定夺取腊子口。

　　夜幕降临后，三十多名红军第六连勇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向对方展开正面猛攻。但国军一时并未还击，严守工事内，等红军火力一停，勇士们开始向桥头冲锋时，国军抛出大量手榴弹。红军方面所处地形不利，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

　　红军为压倒对方火力，加强攻击，轻重机枪不停扫射。但对方扔出更多手榴弹，使勇士们难有寸进。

　　毛泽东对突击队战斗情况和力量配置极之关心，多次派人到前沿阵地观察了解。不久下令突击队暂时撤回，休息后再攻。

　　配合六连正面进攻的一、二连，在团长率领下，准备从腊子口侧，包抄敌军后路。但腊子口右侧的石壁非常陡峭，难以攀登。有位勇士似有猿猴身手，终于攀爬上去，然后用绳将战友一个接一个腾空吊走。

　　撤下来休息的红六连，更组织敢死队，挑选到十五名勇士，编成突击小组，准备分两路向桥下集结，突击敌方：一路从桥底攀桥柱过到桥对岸袭击桥上敌人；另一路则在桥这边会同第一路，对桥上敌军作两面夹击。

　　新的战斗又起。第一路战士趁天黑摸到桥下，再攀桥向对岸运动；途中因有人不慎跌入水，目标暴露，敌军顿时向桥下猛烈射击，战士们无法前进，只好隐匿岩石背后，伺机再动。另一路战士，趁敌军向桥下扫射时，迅速冲到桥边，向对方掷出一排手榴弹，随即冲进敌军工事，展开肉搏战。右翼一、二连迂回也奏功，冲锋号起，杀声震天。

　　红军攻占腊子口，部分残敌直向岷州方向败退。毛泽东又赢一仗，心情舒畅。

no.4　得手回师——停战议和共抗日

 得手回师——停战议和共抗日
　　时间/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月

　　地点/山西汾河河谷地区

　　名称/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

　　兵力对照/一万二千对七个师

　　策略/高喊抗日口号，制造舆论。得手后立即回师，呼吁停战议和

　　结果/消灭阎锡山七个师，歼一万三千人，俘四千馀人，旋即班师，

　　力主和议，避免与其三十万援军决战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后，即浩浩荡荡开进甘肃南部，连续突破渭河防线和西兰公路、平固公路之间的防线，越过了六盘山高峰，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为首的陕北红军会师。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完成战略大转移，整整经历了一年时间。

　　这次战略大转移，毛泽东称之为长征。国民党史书提到：“赤匪自称这次流窜为长征。遵义会议后的四个月中，军队差不多经常在移动，激烈的战斗也不断发生，经过无数的困难，穿过中国最长最深的河流，跨过最高最险的山隘，经历了广漠的草原，备受冷冻、炎热、风霜、暴雨，终至抵达陕北。”从这段文字中，亦可看出毛泽东的红军“长跑”时如何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

　　毛泽东有首诗《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

　　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

　　开颜。

　　其实，毛泽东本人在登上六盘山时已“开颜”。他有首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

　　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提到长征，极为自豪。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馀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赋诗填词、豪言壮语之外，毛泽东也冷静地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

　　看官，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就表示要抗日，但是，五年漫长岁月，他却未抗过一个日本鬼子。原因主要有二：先是在江西鞭长莫及；后是“长跑逃命”无暇顾及。

　　如今在陕北，才开始履行“北上抗日”的承诺。

　　一九三六年初，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全军约一万二千人。一月十五日，下达《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二月十七日，发表《东征宣言》，声称红军渡河东征的目的是为实现抗日。

　　二月二十日夜，红军在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约一百华里的地段，分两路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阎锡山在黄河由碉堡工事组成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

　　阎锡山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把晋绥军七个师兵力集中，阻止红军东征。

　　看官，中共做事，一向先造舆论，这次也不例外。

　　三月十日，东征红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布告》，指责蒋介石、阎锡山行径“反动”，重申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东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

　　二十三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十师以上共三十万人，进入山西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军部队进扰红军后方根据地，蒋介石说：“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根消灭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也就是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

　　东征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溃阎锡山部七个师，歼敌一万三千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四千馀人，扩大新兵七千多人，在二十多个县“煽风点火”，鼓吹抗日。

　　得手之后，眼看蒋介石三十万援军快到。毛泽东即提出：在此种情势下，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中国抗日红军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必造成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一九三六年五月，毛泽东和朱德发表回师通电一一“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红军回师河西是“以此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向国民党发出警告，用语十分坚决：“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红军回师陕北后，国军继续向陕北进攻。红军为打破包围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又发动西征，进入陇东，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扩大地盘。十月，攻克甘肃会宁，在那里，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会合，这是长征以来三大主力红军的历史性大会台，势力再度大膨胀。不久，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在马城堡歼国军胡宗南部三个旅，这是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次大捷。

no.5　退让一步——察敌破绽再进攻

退让一步——察敌破绽再进攻
　　策略/战略退却，形势弱时先予退让，保存军力，静待反攻时机，再一举溃敌

　　看官，毛泽东在陕北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著书立说，写成一本可以与古代《孙子兵法》媲美的兵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集毛泽东兵法之大成，只是香港和海外华人未必有机会拜读。这里，笔者择其要点介绍，应可使读者一开眼界。

　　这本兵书中，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战略退却”——毛泽东兵法中最重要一法。

　　毛泽东举例阐述：“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又提到：“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术。”

　　毛泽东在书中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全文：

　　春，齐师代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遂之。

　　毛泽东分析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随后又举了中国战史中“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有名大战实例——

　　楚汉成皋之战：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成皋县西北境，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筥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新汉昆阳之战：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馀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用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袁曹官渡之战：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吴魏亦壁之战：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五十馀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吴蜀彝陵之战：彝陵在今湖北宜昌县东。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刘备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毛泽东非常精明地指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毛泽东嘲笑极左人物的原则，什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什么“全线出击”、什么“夺取中心城市”、什么“两个拳头打人”。

　　“两个拳头打人”，今天看来十分好笑，即使八岁小童也懂得两个拳头同时打人是打得不痛的，远不如一个拳头有力。但当年是极左人物指挥整个共产党作战的“伟大方针”，结果招致数以万计的红军战死沙场。即使不上战场的中共人员，一旦不赞成“两个拳头打人”，就会被整肃，被冠以“机会主义”的头衔。毛泽东本人就遭批判过。

　　邓小平、谭震林当时也因支持毛泽东“诱敌深入”、“抽肥补瘦”的军事路线而被指责。

no.6　瓮中捉鳖——第一仗务必打赢

 瓮中捉鳖——第一仗务必打赢
　　策略/形势不利时先行退却，避敌主力。一旦窥见敌方弱点，有把握战胜才打第一仗，务求一战而胜，壮己势，挫敌势，先声夺人

　　看官，毛泽东在宣传时，常说红军“伟大”，但在打仗时，他却强调红军“弱小”。要以弱胜强，殊非易事，毛泽东对这点有深入的研究，有精明的论述——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

　　什么条件呢？毛泽东指出六点：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毛泽东又说：“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毛泽东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首次拜读了《孙子兵法》，并学以致用。

　　他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毛泽东这些理论，对于今日在香港商场上“作战”的任何人来说，实可奉为“最高指示”。

　　弱军要打败强军，具备条件后，就要转入反攻。

　　毛泽东特别指出“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因为“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这实际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也颇为得意他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迭挫强敌震惊世界。

　　毛泽东总结五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

　　第一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不过十万人，其中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毛泽东看准形势，指出红军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另外，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军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军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

　　于是，红军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

　　第二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二十万人，其中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红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馀），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于是，毛泽东决定找王金钰打第一仗。

　　这第一仗打赢后，接着打其他敌人部队，势如破竹。

　　第三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三十万人，而且来势汹汹。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企图压迫红军干赣江而消灭之。红军上次苦战后未休息，又要绕道千里。毛泽东决定对付方法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以最土头呆脑的师长上官云相为第一仗打击对象，果然一打就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缴枪数千。

　　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分三路，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红军面前，且迫近红军之集中地。因此毛泽东决定先打西路。

　　果然，第一仗就一举消灭敌军两个师。

　　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第一仗一败涂地后，就接连失利。

　　毛泽东痛心疾首地写道：“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终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毛泽东因此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致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迟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看官，毛泽东以上三个原则，堪称“金科玉律”，如果你打算在千变万化的香港金融市场大展拳脚，牢记毛泽东这些原则，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还可能钱生钱、利生利、财源广进呢！这三个原则充满人生哲理，人生奋斗之术尽在其中矣。如你上考场，第一仗败北，势必影响情绪，以后各科皆可能不及格矣。

no.7　领土流动——打不赢敌人就走

 领土流动——打不赢敌人就走
　　策略/无胜战把握时，不死守固定领土、固定作战线

　　看官，毛泽东这个人，用反语来说，堪称“诡计多端”，他提倡运动战。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首先看准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时大时小时缩时伸”，这些字眼，实是可圈可点。

　　“领土的不固定”、“领土的流动性”，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事实上必然如此。但是，打起仗来，许多人都喜欢“寸土不让”，正面御敌，毛泽东不以为然，反而主张经常不固定，经常流动。

　　看官，毛泽东考虑任何问题，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想，尤其喜欢与常人的看法背道而驰。人们认为不固定，流动不好，他偏偏说好，而且视若等闲。

　　他说：承认不固定和流动性，“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

　　毛泽东要红军官兵过流动生活，“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什么叫运动战？毛泽东作了最通俗的解释——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句话香港人一定可以铭记心中，因为许多马迷到马场时常说类似的话：“赌得赢就赌，赌不赢就走。”马迷因有这座右铭，所以长年赌马而不会倾家荡产，因为大家小注怡情，“赌不赢就走”也！

　　毛泽东也像香港马迷一样，打仗打不赢，就溜之大吉，莫奈其何。

　　毛泽东有非常精彩的话：“天下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打不赢就走”，就要将领土让出，看来十分大方，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的。

　　毛泽东指出在四种情况下不打而走。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他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

　　“走”，在敌人看来，就是逃跑、流窜。当你“走”的时候，是不必计较敌人和别人怎么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有逃之夭夭，才能最后灼灼其华。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就制定了抗战的军事战略——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强调“打不赢就走”，但辩证法如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缩。“打不赢就走”是“缩”，我们不要忘记“伸”——“打得赢就打。”

　　中共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捷”就是非常漂亮的“打得赢就打”运动战。

　　当时，红军已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从陕西三原誓师东进，渡过黄河，开至晋北。以右翼接防平型关之右二十里者为最先头；形成与日军争夺平型关之势，原来的守军王靖国部在西北长城线上。

　　其时，侵入察哈尔的日军进入山西，一路由大同攻雁门关，另一路号称日军“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甘一旅团四千馀名兽兵，向灵邱蜂拥而来，直逼平型关。

　　九月二十六日，八路军与王靖国部联合行动。八路军任务在攻下关沟、蔡家峪、东口而达上铺西；王靖国部东进出击日军到上铺西与八路军会台。

　　二十六日拂晓战事开始以后，华军一鼓作气北上，于正午十二时左右，先后占领蔡家峪、东口南关沟等地，追击日军至上铺西，日军伤亡一个联队以上。日军闻讯增援两联队，于突过蔡家峪而达小塞村的深沟途中，又为华军完全歼灭。

　　小塞村以南的土沟，是蔡家峪到平型关必经之路，两旁悬崖壁立，形同深谷，将前后团团围住，士兵高喊“缴枪！”但日军不懂，死命挣扎，结果华方健儿奋勇上前，用手榴弹枪弹将日军杀死大部，坂垣师团血肉淋漓。

　　二十七日，华军进攻灵邱附近，前后两次大败日军，毙日军三千，夺获汽车一百徐辆，坦克、大炮等军需给养无数，使整个日军无法立足，只有怆惶溃逃。

　　平型关的胜利，是华方在晋北处处失利之后最光荣的一页，这一役，使华方认识了战术和战略的重要。

　　一位参加这次战争的华方军官说：“我们这次战役，首先证明活的战法，攻势防御，利用运动战的绝对有效，而且是战胜最基本的办法。反之，挨打的阵地战，单纯的防御战略最是危险，是已往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一）行动秘密。任何一个军事行动不为日军所侦知。（二）行动迅速。日军无法察觉，察觉以后已经迟了。一次日军与我军两面抢一个山头，本来日军先在山腰，而结果仍让我们先登。（三）地形熟悉。我们随时将阵地战变为山地战。山地战是我们抵抗进步武器最占优势的办法。”

　　运动战实行方面，毛泽东列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隐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

　　看官，这许多问题毛泽东再三思考过，但他没有详述，殊为可惜。我们为人处世、奋斗搏杀，是否也可深思这些问题呢？如“养精蓄锐之必要”就值得我们奉为圭臬。

no.8　东西突击——主力使用于侧面

东西突击——主力使用于侧面
　　时间/一九三七年十月地点/山西忻口名称/忻口会战兵力对照/国共联军对日军策略/共军主力于日军后侧方骚扰，破坏其交通补给线结果/日军补给切断，被迫败退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畅谈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首先向贝特兰介绍当时战斗情况——

　　“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基于对这种形势的观察，毛泽东透露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那是其他的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

　　毛泽东表示他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但他强调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

　　毛泽东指出：“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

　　他又指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

　　一本国民党史书记载：“八路军自受命抗日，即全军开赴冀察晋三省，专事游击的工作。他们游击的任务，一是破坏日军交通线减少其作战力量；二是东西突击，牵制日军；三是乘虚进袭，歼灭日军。”

　　那年十月二日，雁门关失守，阎锡山为了挽救山西战局危机，保卫省会太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蒋介石急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驰援。

　　参加忻口会战的华军有中央军、晋绥军、川军等部。进攻忻口的日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另有关东军一部和其他特种部队。

　　十月六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要他们转告国军高层：日寇占领石家庄后，必将向西进攻，故娘子关一线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利太原以北作战的胜利。

　　周恩来参加了忻口会战的作战研究。阎锡山等根据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部署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中路的正面防御。当时商定：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右翼各军（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周恩来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着重正面防堵损失必大，而

　　胜算小。他建议中路地区以少数兵力箝制敌军，加强侧面部署，以主力向东北代县方面出击，可收阻敌向南突入之效。自九月十一日夜晚起，忻口之线开始接触，日军乘其战胜馀威，企图一鼓而下，但难以得逞。

　　十三日起前方战事激烈，华军布置充裕，所以大胜了一仗。十四日起，各路协同总攻，华方亦有数十架飞机助战。将日军炮兵阵地完全摧毁，阵地续有进展。十四日上午华日两军在南槐花镇激战，日军数千，被击毙千馀。

　　十五日晨日军反攻，首次坦克数十辆乱冲，华军沉着应付，待其步兵逼近，即冲锋肉搏，日军不支溃退。

　　十六日，日军又开到三千馀人，突入华军阵地。华军亦增加生力军，复将日军包围、激战终日，毙日军二千馀。总计数日血战，华方缴枪五、六百枝、轻重机枪四十馀挺、炮二十门。十七日并击落巨型轰炸机一架，战果辉煌。

　　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南进时，八路军总部即部署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带的交通线和据点的作战任务。

　　第一一五师主力活动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派独立团和骑兵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第一二○师主力活动于晋西北，袭击忻口至雁门关、宁武至大同的交通线，并派雁北支队向长城以北出击。

　　当忻口正面激战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各部积极配合、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多次截断敌后方主要交通线，击毁日军大批运输汽车，袭击敌增援部队，收复了一些县城，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协，前线不得及时得到粮食、弹药的接济。

　　十月十七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看官，忻口会战，震古烁今、惊天动地。是国共合作极之光辉的一页。这次会战，并非毛泽东亲自指挥，但他派出周恩来参加作战研究，实施了他的一些兵法。尤其八路军东西突击，主力使用于侧面，更是毛泽东军事艺术的美妙实践。

　　看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即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写了一

　　篇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堪称抗日宣言的《祭黄帝陵》，全文如下——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答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一九四○年，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

no.9　神出鬼没——深入敌后建基地

神出鬼没——深入敌后建基地
　　名称/敌后游击战策略/在敌后全面建立游击根据地，重创日军结果/以少数兵力牵制日军数倍部队

　　看官，毛泽东到陕北后，就明确提出抗战方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指示周恩来：“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像平型关大战，忻口会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在抗战初期偶一为之则可，经常如此就行不通。这点，毛泽东看得相当准，所以，他强调游击战。当时，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他第二部兵书：《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将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所持的理由是：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國家，被一个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國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因而，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的六项战略原则，他称之为“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

　　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三）建立根据地。

　　（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五）向运动战发展。

　　（六）正确的指挥关系。

　　毛泽东又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看官，毛泽东这一套是如何付诸实施的？我们不妨拜读重庆新华书店一九四四年十月出的书《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中一篇文章《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那是原始资料，所以十分有价值。文章说——

　　“八路军七七事变后出发时，毛泽东同志给予如下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在敌后牵制敌人，建立根据地，这样正面才能支持。因此就准备派一部兵力挺进燕山山脉，深入敌后。但刚一出动，南口就失守了。随着接到军委会的命令，前往蔚县阻敌，途中蔚县又丢了。二战区又命赶到飞狐口阻敌，但师至太原，飞狐口又丢了。这时，敌人已全面逼近山西北部的国防工事，正拟突破平型关、雁门关。于是一一五师就迂回敌后，阻止南下敌人，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关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娘子关、太原、忻口形势吃紧时，八路军急往驰援，总部率我军主力，星夜离开五台山南下。这一师的副师长兼政委的聂荣臻同志，十月二十三日受命留守五台地区，创立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根据地，所有的兵力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不完整的两个连，共二千人左右。十一月七日，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奉朱德总司令之命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抗日游击战初期，各敌后游击区捷报频传。仅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华北的八路军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五百馀次，毙伤敌军三万人，缴获枪支一万多枝。此外还摧毁了日寇的机动车辆一千多辆。

　　除了晋察冀根据地外，还有几个根据地值得一提。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进入晋东南地区，在正太路南线阻击敌人，并积极摧毁敌伪组织。当太原失陷国民党军南撤时，一二九师乃以太行山为依据，取得晋东南地方党组织和以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的山西抗日力量的配合，并粉碎了十二月间敌军的六路围攻，创建了太行山太岳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起，日寇由于屡遭打击，深受太行威胁，遂以三万之众，向晋东南九路围攻，八路军粉碎了敌之围攻，从此奠定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基础。当石家庄安阳陷落，冀鲁豫大平原极度混乱时，一二九师开始分遣部队向平汉线作扇形推进，辗转血战。自一九三七年八路军东进后的十九个月中，先后克服六十馀县，建立了冀鲁豫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中共泰安党员乃组织一批平津抗日学生和农民，以三杆破枪在徂徕山举行抗日起义，成立山东纵队。至一九三八年秋，发展到九个支队共三万人，接连收复十馀县城，在胶东、黄县、蓬莱、掖县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并于八月间一度攻入济南，又几次进出烟台，占领过威海卫。

　　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在大江南北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江南部队，于六月进入南京、镇江、丹阳、芜湖一带，建立了以黄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六、七、八三个月中，战斗三十馀次，予敌以重大打击，使这地区敌军由原三个联队不得不增兵至三个师团。新四军江北部队，于五月进入安徽之巢湖、无为、定远一带，以藕塘为中心建立了江北根据地，总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沿海之滨，都有游击队神出鬼没，在敌人的后方给日寇以打击和重创。

no.10　 迂回包围——断一指胜伤十指

 迂回包围——断一指胜伤十指
　　时间/一九三八年四、五月地点/山西河防兵力对照/八路军九千人对日军一个旅团策略/迂回敌后包围伏击结果/重创日军，确保河防

　　看官，毛泽东看问题总是与人不同，自成一格。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曾经妙论“包围”。

　　毛泽东首先指出：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

　　同时，毛泽东颇为英明的指出：“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

　　其次，毛泽东又指出：“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

　　“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

　　毛泽东千真万确“放眼全国”，而且精通辩证法，才有这种敌包围我、我亦包围敌的观点。

　　毛泽东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毛泽东不仅胸怀祖国，还放眼世界。他说：“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

　　具体打仗时，毛泽东也喜用包围的方法，主张歼灭战。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日军攻陷西北各重要城镇并打通同蒲路南段后，调动兵力，分数路向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进逼。

　　当时，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有九千馀人组成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第一二○师和第一一五师的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对付强敌。

　　三月中旬，日军一部在神府河段发动攻击，企图强渡。陕甘宁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开始东渡，队形密集之际，给以猛烈射击，并以机动兵力一部迂回河东，袭击日军侧背，迫使进犯河防之敌退回兴县。

　　四月间，日军在离石一带集结兵力，企图侵犯河防。五月初，日军以约一个旅团的兵力经大武向军渡进逼，威胁八路军宋家川河防阵地。陕甘宁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在离石西北地区采取包围伏击、袭击等手段予日军

　　沉重打击，迫使日寇不敢贸然西进，保卫了河防。看官，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又写了第三部兵

　　书《论持久战》，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这本《论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十个月的总结。当时的战局，从日寇方面看，它挟其优势兵力长驱直入，占领了华北各

　　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把战线推到华中华南，准备围攻武汉和广州。从中国方面看，一方面是国军正面战场一再失利，虽也勉强取得了个别战役的胜利，但由于执行单纯防御路线，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但获得一些战役的胜利，而且取得了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立足点。

　　毛泽东在这本兵书中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说：“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既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迟却的时期。毛泽东又指出，从战争的形态看，抗日战争是广大范围的“犬牙交错的

　　战争”。这说明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最后胜利将在何种情况下取得。

　　由于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一举打败敌人的武装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又由于敌之优势不能一时减弱，我之优势不能一时增强，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经过一个战略退却立即转入反攻。所以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由于敌强我弱，敌人打进中国，挟其优势向我进攻，我劣势，处于防御。但是这种强弱、优劣形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可以改变的。

　　另外，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不能无止境地前进，不能占领全中国，而必然在达到一定战略目的之后不得不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又由于在敌后将开展广大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敌人只能占领大城市，一部分平原和某些交通要道。这就出现了敌我相持局面。也就是说，敌人无法前进，不得不和游击队展开激烈争夺战。

　　相持阶段将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而我之力量的生长也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最后，游击战争发展成为正规战争，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国际的力量和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我军转入反攻，实行战略决战，消灭敌人，收复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