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持久抗战——以空间换取
持久抗战——以空间换取
时间策略/抗日战争不得求速胜，须作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看官，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犬牙交错的战争”。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哪里？
毛泽东指出，具体表现为：有我军在内线和外线对敌人的夹攻；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的同时存在；有敌对我之包围又有我对敌之包围；敌人所到之处可能很广，但其实际控制力则难超出大城市某些交通要道和一部分平原（大块和小块）。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
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方针将在长时期内被采用，不到战略反攻阶段，是不能改变的。
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方针，速战速决的方针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方针、持久战的方针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然而，又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以少兵临多兵，只能占领我国部分领土，而在占领区内还会留下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我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就有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一来，在战役战斗上，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于是，我进攻，敌防御；我在外线，敌在内线；我进行速战速决，敌企图持久待援。结果，在具体的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造成战役战斗作战中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日益壮大，敌日益削弱，直至完全被消灭。
战役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中心在于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但实行这个方针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所谓主动性是指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联系的，但敌之优势是相对的，并且是有限制的，所以我欲立于主动地位，关键在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这就要“知己知彼”，少犯错误，而给敌人造成错误，或利用其主观错误。所谓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略战术，只有这样，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才能较多地取得胜利。所谓计划性，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一切作战的行动应有计划，否则就是盲动，一定要吃败仗。但战争计划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固定性，它应随着战争的运动而运动，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键。
第二，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即前面提到过的“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不能速胜，这就需要建立进行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游击战需要向运动战发展，即把本身变为运动战。所以，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一方面武装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民兵；另一方面把正规军分散去负担游击任务，组织游击兵团，而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
《论持久战》一书刚发表，周恩来就向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宗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忆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这本书中着重阐明“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许多反共人士喜说毛泽东善于“收买民心”，他是标准无产阶级，没有美金英镑日圆马克法郎，如何能收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心？若说他“争取民心”，那倒是比较贴切的，当年他确实争取到了不少民心，使许多人都愿为他和他的共产事业卖命。
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再次强调“以土地换时间”，就是有时要避免不利决战而勇敢退却、放弃土地。他有段极之精彩、在现代商场上仍有相当启示作用的论述——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
no.2 兵不厌诈——不要蠢猪式仁义
兵不厌诈——不要蠢猪式仁义
策略/采取一切有利于己之手段，以求最后胜利
看官，你听过宋襄公的故事吗？
宋襄公是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这个故事。他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原来，毛泽东是在谈“兵不厌诈”时提到宋襄公的。
毛泽东指出，“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下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
错觉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到两个成语——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是锗觉之一例。
“声东击西”，这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
毛泽东非常形象地阐述“兵不厌诈”：“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三镇以后，中日战争开始转入毛泽东指出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寇经过近十六个月的战略进攻，已推进到从包头、风陵渡到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和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到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陆续投入二十三个师团、十六个旅团近百万人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由于国共两党俱全力抗战，使日军伤亡达四十四万七千多人。
抗战爆发后，直到武汉陷落，日本是以国民党为主要打击对象，全力以赴的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因此，国民党正面战场担负着抗击日寇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一共组织会战二十二次，主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初期进行的。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吸引了绝大部分敌人，也就便利了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
毛泽东说过：“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规定，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仍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政略。”也就是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将华北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所谓“治安区”内，日寇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组织，企图以此来禁绝抗日运动。同时，还施以怀柔政策，进行“王道乐土”的欺骗宣传。
在“准治安区”内，日寇一面施怀柔政策，一面实施恐怖政策，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制造无人区。还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搜索，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物就抢。
在“非治安区”，日军以“扫荡”为主，其烧杀抢掠更加残酷。特别狠毒的是，实行所谓“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再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把解放区分割成互不联系的若干小块。然后再以绝对优势兵力、实行“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追剿”，施之以什么“牛刀子战术”、“掏水战术”、“革刀直入战术”等等。
这时，毛泽东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十八万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就把中共的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一百零九次，使用兵力总计五十万以上。
毛泽东面对日寇的疯狂，气定神闲，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并且下令：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
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奉毛泽东命令，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师主力，由晋西北开到冀中，同冀中区八路军领导机关会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并建立冀中总指挥部。在连续粉碎日军第三、四、五次围攻之后，于四月下旬集中七个多团兵力，在河间县齐会村一带，歼灭日军七百馀人，取得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
为了破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活动条件，冀中军民拆城墙、毁公路、在宽阔平原上挖了大量道沟。
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由冀中西返途中的一二○师主力，在晋察冀部队配合下，又在灵寿县陈庄地区，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战歼灭由灵寿出动“扫荡”的日、伪军一千一百馀人。
十月至十二月，日寇纠集二万馀兵力，向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十一月初，晋察冀部队在一二○师部队配合下，在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伏击围歼战，两次共消灭敌人一千五百馀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十一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直插晋察冀根据地腹地。八路军在四十三天里，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零八次，毙伤敌军三千六百馀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no.3 大刀阔斧——破袭交通攻据点
大刀阔斧——破袭交通攻据点
策略/集中优势兵力，于敌后破袭交通，摧毁据点结果/毙伤日、伪军三万人，俘一千七百馀人，使日、伪军淹没在大破袭的火网中，使八路军的声威大增
看官，毛泽东平生大骂国民党不下十万八千次，但他有时口骂心不骂，或是表面骂私下不骂。他除主张过国共合作外，还细心研究过国民党的战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发表了第四本兵书：《战争和战略问题》，其中就有一章《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毛泽东提到蒋介石时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向蒋介石学习”，除了毛泽东可说这话，中共官兵都不会说这句话的。毛泽东又说：“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
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举了几个例子——“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
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他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就成了它的靠山。”“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
堂来。”毛泽东明明白白指出：“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所以他又明明白白宣称：“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
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看官，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清算”中共元帅彭德怀，其中彭德怀的一大
“罪状”就是企图“枪指挥党”。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文化大革命中一篇奇文——
“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伙同邓小平等人背着毛主席发动了政治上是投降主义、军事上是冒险主义的‘百团大战’。彭德怀发动这次战役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保卫重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用大量牺牲我军兵力来保卫蒋介石。在军事上，彭德怀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万人（占我军总数百分之八十），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面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拚命主义。由于八路军战士和华北广大人民的英勇奋战，在战斗中取得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馀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根本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馀人。这次战役，完全违反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是彭德怀军事冒险主义及速胜论的产物。它用大部队拚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蒋介石对彭德怀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时，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给彭德怀送去‘特电嘉奖’，并鼓励彭德怀‘再接再厉’，高叫‘再来一个’。彭德怀发动的这次大规模战役，事先竟不请示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是从报纸上知道百团大战这件事的。毛主席对彭德怀的这一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百团大战进行的时候，毛主席曾把王震同志召到延安，对他说：‘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很坏。’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批判了彭德怀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严重错误。”
照毛泽东的看法，“百团大战”是战术上大胜，战略上大败。
“百团大战”经过情形如下——
一九四○年夏，华北八路军对日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斗的展开，参战的部队增加到一百零五个团，约二十馀万人，所以被称为“百团大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从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是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人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摧毁正太铁路。
八月二十日夜，各路八路军分头出击。
晋察冀军区出动四十六个团的兵力，在聂荣臻指挥下，破击了阳泉以东、石家庄以西的正太路东段，攻占了娘子关等敌伪重要据点，炸毁日寇经营的井陉煤矿。
晋冀鲁豫一二九师部队出动四十七个团，在贺龙、关向应指挥下，攻占了阳方、康家令等据点，破坏了大同至阴曲的同蒲铁路和汾离公路全线，阻止了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第二阶段，从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上旬，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敌人和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并发动对榆社、辽县、涞源和灵邱等地区的攻城战斗。由于连续作战过于疲劳，加以技术装备落后，除榆社得而复失外，均未攻克。
到十二月初，“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约三万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俘伪军一千四百馀人，伪军反正一千八百馀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多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多公里以及火车站、桥梁二百一十三座，隧洞二百六十多处，摧毁二百九十三个据点和大量敌堡，缴获各种炮五十三门，各种枪五千八百馀枝和一批军用物资。
我们如仔细分析，“百团大战”实际上也是采用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兵法。“百团大战”使八路军的声誉大增，在国内国际引起强烈反响。聂荣臻元帅说：“百团大战??在华北平原总长五千里的破击线上，军民密切配合，毁交通，攻据点，分割围歼，英勇战斗，使日本侵略军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no.4 敌进我进——深入敌后之敌后
敌进我进——深入敌后之敌后
策略/深入敌占区，吸收敌军无暇顾及之衣村百姓，发展实力，骚扰
驻城敌军
结果/抗战胜利，共军由数万发展为九十一万，另有民兵二百馀万，
自卫军一千万
看官，要谈毛泽东兵法，是时时要谈民兵的。毛泽东经常都鼓吹发展民兵。那么抗日战争期间，民兵有何作为呢？
在抗日时期，共区的民兵发展到二百五十万，实力已非寻常。
民兵日常的战斗生活是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放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侦探一直派到敌人的据点里面。民兵担任前哨作战或配合作战，使正规军队的威力充分地发挥起来。
当时有所谓“麻雀战”。这是值得一提的。
敌寇“扫荡”、清乡都是数干数百大规模出动，如果用劣势的力量与敌人死拚硬打，是不能取胜的。民兵用分散游击，袭扰的办法，把队伍分散开来，三五成群，灵活机动，聚散自如，飘忽不定，像麻雀满天飞那样，对付大批的敌人。
分散的民兵，随时随地骚扰敌军，没有任何限制，小股兵力又能够速战、速决、速撤。对大股的敌人，可以击头、骚身、扰尾，使敌人首尾难顾，疲于奔命。敌人遭受了民兵的扰乱截击，往往不能按时到达合击地点。待敌人精疲力竭实行撤退的时候，各村联防的民兵就漫山遍野地袭击敌人。
在敌军残酷“扫荡”时，为对付敌人的掠夺和“三光”政策，民兵带领百姓进行空室清野，把粮食、物资隐藏起来。一有敌情，民兵掩护百姓转移，和敌人转山头。一九四二年日寇“扫荡”太岳区时，沁源县（敌人称为“山地剿共实验区”）方圆数十里之内，除了房屋、土地之外，敌人一无所见，连水都喝不到，结果不得不承认失败。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抗战时得到创造性运用。民兵把日常用的壶、碗、缸、锅等稍加改装，塞入炸药，就分别制成了木头雷、石雷、磁雷，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这些土制的地雷原料来源广泛，制造方法简单易学，妇孺皆能学会。地雷的使用不受地形的限制，易于埋藏，非常适合开展大规模群众性战争。
根据地雷埋设地点的不同，百姓形象地把挂在门框上的雷叫“抬头见喜雷”，吊在井里的称“蜻蜒点水雷”，把互相连接起来的雷叫“遍地开花雷”，把小雷大雷套埋的称“子母雷”。此外还有什么“飞雷”、“拉火雷”、“定时雷”、“跳雷”等等。凡是敌人可能骚扰经过的地方，民兵都摆下了地雷阵，使敌人防不胜防。
埋地雷时较为讲究。埋雷后要用鸡爪、驴蹄等精心伪装，迷惑敌人。有时还把标语插在地雷区内，激怒敌人，诱其触雷。
地雷战的运用，往往炸得敌人人车翻滚、落花流水。使敌人胆颤心惊，行动困难。
日寇实行“蚕食”政策，主要依靠交通网、碉堡和沟墙，把根据地封锁割裂开来，然后进行“清剿”和“扫荡”。因此破坏交通，毁灭碉堡，拆平沟墙，就是民兵的重要工作。
对敌人的交通战，一方面是破坏敌人的交通，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交通。最具特色的成就，是民兵创造了地道战。
华北的平原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便利；但缺乏隐蔽、转移的天然屏障，不利于开展游击战。民兵从挖藏身窑、濠沟受到启发，开掘了可以在地下行动自如的地道。地道在村、区、县之间都连接起来，甚至几百里之内，可以不出地面而自由转移，形成了一种地下交通网。后来地道又与房屋等地面建筑相结合，形成立体作战阵地。地道的出口可以设在炕上、灶内、井中，也可以设在马槽里，房顶上。巧妙的地道出口能够及时顺利地隐蔽转移，又能够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民兵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敌人又攻无目标、战无对阵，晕头转向。
地道战的高度发展，使华军在敌人碉堡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
抗战进行到一九三九年秋，似乎是捷报频传，但是，毛泽东头脑相当冷静，分析战局权衡利弊。那年九月十六日，他在延安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个记者。他指出抗战已届相持阶段，“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毛泽东所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
毛泽东又弹老调：“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
新阶段仍以游击战为主。但游击战有许多新方式，一如上述。
众所周知，毛泽东有“十六字诀”，其中最重要的是“敌进我退”四字。
抗战期间，毛泽东还提出过截然相反的方针——
“敌进我进”。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毛泽东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后之敌后前进。八路军奉命组织武装工作队，越过敌人的封锁，深入到敌占区去。
武装工作队不只是八路军，它是军队、政府、人民的一元化的组织，也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在敌占区，它神出鬼没地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各种活动。打碎敌伪统治机构，使敌人抓丁、抢粮、“开发”、奴役等计划归于失败。
武装工作队在敌人的“心脏”里，出没无常，人民随时可以找到它，敌人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
no.5 门前扫雪——挤走卧榻旁敌寇
门前扫雪——挤走卧榻旁敌寇
时间/一九四四年
地点/华北、华中、华南共区
策略/日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深入共军根据地，毛泽东下令反攻，逐
出日军
结果/共军乘胜追击，共区反得以扩大
看官，毛泽东遇到的军事敌手，绝非草包饭桶，“你有张良计，我有过云梯”，各有各的一套。
由于日本鬼子阴险狠毒，毛泽东的人马伤亡也不少。到一九四二年，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人减少至四十万人。不仅如此，共产党苦心经营的华北平原地区（产粮区）相继失掉，变成游击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一亿减少到五千万以下。
毛泽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提出一个新的方针——把敌人挤出去。
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寇的“扫荡”已经完全能够应付了。
这一年，八路军与日军作战二万四千八百馀次，毙伤敌伪军十三万六千馀人，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等主力，俘伪军五万一千馀人，日军四百二十馀人，攻克据点七百四十馀处。新四军在一年中与敌作战五千三百馀次，毙伤俘敌伪六万六千馀人，攻克据点二百馀处。
在这一年中，日寇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区组织了六次大“扫荡”，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十九日的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动用兵力二万馀人。驻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出马，采取所谓“铁棍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即厚集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日军这一次扫荡的目的，不仅要毁灭八路军根据地，并且企图取得经验，以便指导各地的日寇与共党作战。敌首冈村宁次特地从各地调集军官、参谋等一百八十多人，到太岳现场观战。十月二十三日，敌“观战团”在临屯公路的韩略村遭我伏击，除三人逃脱外，全部被歼。接着，各路敌军也被击退。冈村宁次惨败后，气急败坏，将六十九师团长撤职。
晋绥共区，在一九四三年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同时发展三十三个武装工作队，全区共挤掉五十八个敌据点，把深入根据地的敌人推了出去。
一九四四年，日寇更为猖狂，它首先向河南国民党军队进攻，五月又向湘北进攻，八月又进攻湘南，进入广西。到十二月二日，日本侵略军一直打到贵州，占领独山。在短短的八个月中，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打通了从中国的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次战役中损失了兵力五、六十万，有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被日寇侵占，六千多万人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
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下令共区开始作局部反攻。
共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是在粉碎了日寇一九四三年秋冬的大规模“扫荡”后举行的，因此这是带有战略意义的局部反攻。七年的抗日游击战争，已使共党武装壮大，当国民党战场一再失利时，共军却主动进击日寇，并派遣精锐主力尾随日寇的进攻方向挺进：拉开了一个全面反攻的战线，掌握着整个中国战场上的主动权。这一年内，华北、华中、华南各共区都进行了局部反攻。
看官，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颇为自豪地说过：“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然后提出他的战术，用兵如神，所以连来势凶猛的日寇也奈何他不得。
他下令局部反攻后，到处凯歌高奏。毛泽东这个旷世军事奇才，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山东区在一九四四年内、共歼灭敌伪军三万六千人，争取伪军反正一万多人，收复县城八个，光复国土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七百四十多万人口脱离日寇魔爪。
晋冀鲁豫区在一年中攻克敌据点碉堡一千多个，收复县城八个，光复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
晋察冀区攻克敌据点一千五百多个，一度攻入的县城有二十四个，曾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等城。冀中平原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岳区八路军把日寇封锁共区的第一线的碉堡，完全摧毁。
晋绥区光复国土九万七千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三十七万，巩固了河防前线。
华中共区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局部反攻而扩大了。苏北区和苏中区，攻克了长江沿岸的新生港、张黄港、石港和连云港南面的陈家港，阻塞了敌人的海上交通，共军又攻入了阜宁，使苏北苏中两区连成一片。苏南区攻入长兴、溧阳、溧水，使分散的游击区变为大块的根据地。皖中区的范围扩大到东至江浦，西迄皖西。鄂豫湘赣边区共有面积三十万平方公里，九百多万人口。
华南战场也扩大了。东江区包括东起惠阳，西至三水、新会，北达增城，南迄大海的范围，威胁着广州和香港，琼崖纵队坚持着孤岛的游击战争，控制着广大的乡村。
在一九四四年，八路军、新西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六万多人，俘敌伪六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三万多人，收复县城十六个，攻克据点五千多处，光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二百多万人。
no.6 摧坚陷阵——全面缩小敌占区
摧坚陷阵——全面缩小敌占区
时间/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月策略/削弱日、伪，发展共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
看官，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胸有成竹，似乎胜券在握，宣称共军已成抗战主力。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在侵华日军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
共军是不是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主力，人言人殊，且待史家后世评。但共军到一九四五年已经发展壮大，则是不争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前，共军已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自卫军一千万人。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十九个解放区，总面积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人。
这十九个解放区是：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海南区。
毛泽东的解放区处于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寇所占领的全国大多数的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都在共军的包围中。
毛泽东坐镇陕甘宁区的延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些词语并非吹牛皮、放大炮。
华北共区包括晋察冀区、晋冀豫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山东区等六个战略区。华北共区东至渤海、黄海，西至黄河，南迄陇海铁路，北达包头、多伦锦州，控制着京绥、京汉、同蒲、正太、北宁等铁路交通线，威胁着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大同、太原、张家口、承德等重要城市。
华中共区包括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等十个战略区。华中共区在江淮河汉之间，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路，包括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省的大部分以及河南、浙江省的一部分，湖南省的一小部分。它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徐州、杭州等重要城市，控制着津浦路、京汉路南段、淮甫路以及区内纵横交织的水陆交通网。
华南共区包括东江区和海南区。东江区控制着粤汉路南段和广九路，威协着广州和香港。海南区控制着敌寇通往越南、马来亚、印尼以及菲律宾的要道。
中共解放区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的地区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共军的踪迹。这十九个共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共军包围着从承德
到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并夹击着从北宁路到粤汉路、广九路等交通要道。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一个口号：“壮大人民力量。”不要以为毛泽东只是唱高调。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所谓“壮大人民力量”，
就是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共党抗日武装，扩大共区、缩小敌占区。毛泽东提出新的兵法：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变游击军为正规军，变游击战为正规战。
毛泽东重申根本战略方针：“继续执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正规军和广大的群众武装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全体民众支援军队，一切为着前线。
毛泽东下令共军——“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一九四五年五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奉命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
夏季攻势。晋察冀共军从五月十二日开始，消灭日、伪军二万徐人，扩大了解放区，将敌寇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晋冀鲁豫军民从五且十七日开始，先后进行东平战役、安阳战役、阳谷战役和一些攻城战斗，消灭大批日、伪军，收复十六座县城和许多据点。山东军民于六月初开始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打了十几个战役，消灭日、伪军三万馀人，解放县城九座。晋绥军民从六月十九日开始，围困静乐并对公路线的日军展开进攻，基本上把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几条公路线附近。新四军从五月下旬开始，发动宿南战役，至七月初结束，攻下几座城池，使津浦铁路以西新四军控制的八个县连成一片。接着，六月中旬，新四军进行睢宁战役，解放睢宁县城及其东南多个据点，解放人口二十万。此外，苏北、苏中、淮南、鄂豫皖等地的新四军也进行攻势作战，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经过一九四五年夏季攻势，八路军、新四军对敌占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共区的联系，逐步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no.7 穷寇必追——猛烈扩大解放区
穷寇必追——猛烈扩大解放区
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策略/趁日军溃退时全力进攻敌寇，扩展解放区结果/日伪统治区多被共军收复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他指出，由于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中国抗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八月十日和十一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要求各共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如遇日、伪军拒降，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各共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毛泽东和共军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发出最后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晋察冀军区于八月十一日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四十八小时内令所属日军缴械投降。在日军拒降后，晋察冀军区以主力十一万馀人和民兵六十三万馀人，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一部配合晋绥解放区的部队攻太原，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地。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
晋绥军区于八月十一日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限令投降的最后通牒。二十四小时后，晋绥共区部队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八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先后攻克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普源县城，对太原形成包围。
晋冀鲁豫共区部队于八月十三日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于八月二十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同时，恢复冀南军区。在新的军区指挥下，各地的反攻更加密切配合。太行部队一部向新乡、博爱段进攻，并于十六日晚突入博爱城内，一部向太原进攻。太岳部队于八月二十日进抵平遥，随即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的日、伪军进攻，以策应晋绥军区部队进攻太原，同时切断介休至临汾段的同蒲铁路交通。冀鲁豫部队一部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一部配合山东解放区的部队攻济南。冀南部队首先对运河以东的伪军展开进攻，接着攻击临清城，突入城内，并截歼逃敌大部。
山东军区干八月十一日部署了全面反攻的任务，随即将山东军区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十万民兵组成数十个临时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鲁中部队组成第一路军，向济南到兖州沿线进攻；滨海部队组成第二路军，分别配合胶东部队和新四军进攻青岛、连云港；胶东部队组成第三路军，向青岛外围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进攻；渤海部队组成第四路军，向济南沧州沿线进攻；鲁南部队组成第五路大军，向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进攻。
在华中，从八月中旬开始，新四军的苏浙军区、淮北军区、苏北军区、苏中军区、鄂豫皖赣军区、河南军区等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沪宁铁路等各地的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光复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从八月十四日起，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共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地。
从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日的两个月内，共军收复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七十一万七千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座，毙伤敌伪二十三万多人。
此外，毛泽东从各共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长驱直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
八月十三日，共军总部的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坚拒其命令。
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日，朱德命令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共军投降。同时，朱德致美、英、苏三个政府说帖，声明共军有权接受被其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
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no.8 钳形夹击——先阻敌梯队增援
钳形夹击——先阻敌梯队增援
时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日地点/华北平汉铁路线名称/平汉战役策略/利用地方武装和民兵阻挠敌军前进，并干扰其后援结果/共军主力从容集结，部署战场，反被动为主动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开始相煎了，表面上，双方都说要合作。毛泽东甚至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出了一个七彩缤纷的“双十协定”，宣布“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实际上蒋介石正在秘密调兵遣将，共方也在磨拳擦掌，厉兵抹马。
就在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重印早年所编写的《剿匪手本》，密令部属认真拜读，活学活用。
九月二十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密电中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速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飞重庆之前两天，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有云：“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重庆谈判之后，毛泽东于十月十七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就透露了内战事实。他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从这段话中，也说明国共非内战不可，谁也没办法避免
看官，这里我们谈谈毛泽东指挥邓小平打仗的故事。
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至十一月二日结束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就是毛泽东遥控指挥邓小平和刘伯承打的。
当对，蒋介石一面密令部属努力进剿，一面将部分军队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
在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的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约二十万人，在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和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并有第三十二军和伪军孙殿英所部跟进，其后续部队四个军，有的已进至新乡，有的正准备向那里开进。
为了把好华北大门，确保共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毛泽东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犯之敌，并集中主要兵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毛泽东部署这次战役时，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说明“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需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需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并且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又指示：“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刘伯承、邓小平有毛泽东部署，心上不会七上八下，决定集中第一、二、三纵队以及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共六万人，并动员十万民兵和百姓参战，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为便于集中力量从东西两面对敌人实施胁击，刘、邓将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路东军；将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太行军区、冀南军区部队编为路西军。另将太行军区一部组成独立支队，结合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至安阳之间，采取各种方式阻敌前进，以争取时间掩护主力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向平汉线集中，并迫使敌人留置大量兵力于安阳以南的铁路沿线，减少其北进力量；等敌军通过漳河后，即以独立支队控制漳河渡口，阻止其后续梯队的增援，其馀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继续钳制安阳以南的敌人。
整个战役共经历了四个阶段：阻击、合围、总攻、追歼。
毛泽东在延安，和朱德一起日夜研究军事地图，随时发出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唯命是从，依计而行。
no.9 养精蓄锐——候敌饥疲再割歼
养精蓄锐——候敌饥疲再割歼
时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二日
地点/华北平汉铁路线
名称/平汉战役
策略/被围困之敌军组织严密，采取逐点割歼和渗透突击，削弱敌
军，再伺机一举歼之
结果/被围国民党军大部被歼
十月二十二日，敌军第一梯队的三个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北渡漳河，并以一部占领磁县，一部向南东方村进攻，主力则沿着铁路东侧前进，共军第一纵队为不让对方进入邯郸，以便尔后共军主力在野战中予以歼击，除留下一个团在临漳以北地区阻敌外，主力赶到邯郸以南至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扼阻敌人。
二十三日上午，敌军的先头部队在共军工事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向第一纵队的第一旅阵地展开攻击，第一旅顽强抵抗，击退对方多次冲锋。
二十四日，敌第三十、四十军和新八军全部渡过漳河，倾注全力北犯。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等部，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共军第一旅阵地，反复攻击竟日。共军守军顽强抗击，以短促火力结合反冲击，打退对方多次攻击。激战到黄昏时分，敌军用集中攻点的方式突入共军阵地，但却未有察觉，共军参战部队已经大部赶到，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至此共军第一纵队遂完成了将敌箝制在预定战场和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
共军主力到达后，便立即出击。但由于部队刚到，准备仓促，当夜无甚战果。
二十五日夜，第二纵队全部到齐，再次出击，但由于敌军依据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并利用村落周围的树木设鹿砦障碍，结合暗堡的火力封锁，使共军进攻的收效仍不大。但这时敌方已被共军四面包围，进退两难。在这种形势下，从新乡北进时就曾派人与共军联系的新八军，更加动摇消极。
二十六日，胡宗南的第十六军和孙连仲的第三十二军分别从石家庄和安阳南、北两个方向进行增援。
为了保证集中主力歼灭被围之敌，对于石家庄南下之敌，共方增调太行军区一部在晋察冀军区一部协助下进行阻击，同时加强漳河阻援阵地。
对于安阳北上之敌，共方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抽调中心区的游击队和民兵在安阳周围，开展游击活动进行牵制。
对当面被围之敌，在其阵势未乱，兵力损耗不大，以及共军后续部队到达之前，暂不与之决战，只以部分兵力利用夜间迫近敌阵，采取逐点割歼和渗入袭击等打法削弱和疲惫敌人。对敌方新八军，又打又拉，促其投降。
共军主力则养精蓄锐，进行战场练兵，研究战法，等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对敌方发起总攻。
对此，毛泽东于十月二十七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又说：“石家庄新乡两处之顽共八个师，你们当面之顽共六个师，总计不过十四个师，在你们歼当面之顽一两个师，可能引起南北增援，你们须准备在连续多次战斗中总共歼灭四五个师，即能转变局势。”
十月二十八日，共军后续部队全部到齐，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于是便决定当日黄昏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
在总攻前，共军将围敌部队改为北、南两集团，北集团作为总攻的突击队，狠打敌四十军，并以西北和东南两面对打，重点是割歼已遭打击，突出于其阵地北端的敌一○六师。
南集团箝制敌第三十军和佯攻新八军。同时，加紧游说新八军，由参谋长李达前往该军见高树勋。
共军发起总攻击，战至三十日，先后攻克村镇二十馀个，敌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沉重打击。
这时，敌方南北援兵分别被共军阻隔于漳河以南和高邑附近。为了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援敌，毛泽东又急电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协同太行部队歼灭由石家庄南进之十六军。”
高树勋经不起共军软硬兼施，率领其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万馀人在马头镇投向共军。
三十一日早晨，敌方主力开始向南突围。由于共军预先估计到这一点，于是便有意让出一条退路，在他们脱离阵地后，共军便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并以一部前出至漳河北岸进行兜击，以大量民兵密布各个交通要道捕歼逃敌。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领残部近两万人逃至附近据村顽抗。共军当即集中优势兵力对其猛烈攻击。
十一月一日，共军突入马法五的长官部，敌军失去指挥，四散奔逃。
no.10 让开大路——占领不当眼地方
让开大路——占领不当眼地方
策略/羽翼未丰时退出城市与交通干线，仅于偏远之农乡巩固根据地结果/乡村包围城市之策略完全成功
看官，我们要研究国共相煎的历史，必须两党的史书同时找来看，进行比较，作出分析，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历史。
前文提到过，日寇投降后，处于敌后抗日的中共就派大批部队、干部进入东北。
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之前半年，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了一篇大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我们就来看毛泽东对建立东北根据地又有什么奇招妙计。
毛泽东说：“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乡村。
毛泽东这时用了八个字来说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策略——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也就是说，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先让给国民党，共军先占不当眼的较偏僻地方。
毛泽东下令进驻东北共军：“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透露：“此次我军十馀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馀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
国民党方面当然不会将东北拱手让给共军。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始运送国军杜聿明部前往东北。翌年三月间，美国海军又替国军运送三个军到东北；四月底五月初又运去两个军。
蒋介石指令杜聿明“定要打出关东”、“可以两个军先从山海关打出去”，以“击灭共军”。
四月十八日，共军开入苏军撤走后的长春市，与国军血战，双方死伤俱惨重：国军伤亡一万馀人，共军八千多人。鉴于国军大量增兵，共军意识到死守不利，于五月十九日撤出长春。
当时，国共相煎的局面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指示共军：“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
得晕后胜利。”看官，毛泽东一向主张游击战，这回怎么不提游击战而改为运动战呢？原来，共军此时真正羽毛丰满，其兵员已达一百二十万，共区人口已逾
一亿。已非井岗山时期那样土枪土炮，而有正规的架势，有一些先进装备。
已可主要地以大股而非小股地活动。蒋介石仍决心剿灭“共匪”。他用了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正规部队对共
区展开了全面进攻。其进攻各共区的兵力部署如下——华东共区：五十八个旅，约四十六万人。中原共区：二十五个旅，二十一万人。晋冀鲁豫共区：二十八个旅，约二十五万人。晋察冀共区：二十个旅，九万七千人。陕甘宁共区：十九个旅，十五万五千人。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共区：九个旅，七万五千人。蒋介石总共使用了一百九十三个旅（即整编前的师），约一百六十万人，
占其全部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共军奉毛泽东之命，主动放弃一些城市，避开优势敌军
的打击，以转移兵力求得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