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承诺捐助1700万元，实际捐助500万元；诺基亚承诺捐助3500万，实际捐助1600万……

　　商务部网站上，《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和港澳台企业向灾区捐款捐物表（据不完全统计）》的最新一份统计数据依旧停留在6月19日。

　　连日来，正是这份曾在5月27日到6月19日期间频频更新的“捐款捐物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捐款秀”质疑风波。中国慈善捐款十年来诺而不行的“旧账”也被一一翻起：98洪灾6亿捐款一半未到位，今年初雪灾1.06亿捐款实际到账7383万元。

　　某些企业为何“诺而不捐”？是借捐款做秀，还是另有隐情？企业“诺而不捐”是个别现象，还是早就暗潮汹涌？记者采访了国内最大的两家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以及数位多年从事慈善的资深人士《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中国首善”陈光标、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基金会工作部主任张雯等人。

　　国外企业罕有“诺而不捐”

　　这次，入陷商务部“捐款门”风波的先后有12家企业，分别是沃尔玛、谷歌中国、联合利华、诺基亚、贝塔斯曼、玫琳凯、美国礼来公司、德州仪器、欧尚集团、台湾中钢集团、山西海鑫集团和卓越置业集团。

　　论起这场风波的缘起，其实可追溯到一个月前。

　　■“捐款门”风波始末：商务部“好心惹麻烦”

　　本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早在5月20日，商务部网站滚动发布的“日常新闻发布”频道中，就已出现一条“截至5月19日，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和港澳台企业已向灾区捐款约11.92亿元人民币”的消息。

　　5月27日，同类的更新消息后又附加了一份excel形式的表格，这份名为《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和港澳台企业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的表格显示了四百余家企业的捐赠情况。自此之后，隔三岔五，商务部的这份“捐款捐物”表频频更新。

　　本来，按照商务部新闻处某工作人员的说法，整理统计表，是想提高捐款的透明度，进一步激发社会捐款捐物的热情，却没有想到给12家企业带来了麻烦（据《中国新闻周刊》6月25日报道）。

　　早就关注着这份“捐赠表”的媒体在将近一个月的等待后，敏感地发掘到了一个此后几乎引爆民间舆论的新闻点。

　　6月18日，某财经日报刊发《灾区捐款到位与否检验企业承诺》，根据商务部的“捐款捐物表”，该文报道说：“截至6月13日，共有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当初承诺的现金捐助尚未到位或未全部到位。”

　　尽管该报道仅1000余字，在采访了几家“捐款未到位”的企业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外资企业承诺捐助金额已经完全到位，有些还超额实现了承诺。”但随后，网络媒体的介入、“标题党”式的推波助澜，却迅速把这12家企业推到了被民间舆论群起而攻之的风口浪尖。

　　这始料不及的巨大风波，让这份日报事后发出这样的声明：“部分网络媒体在转载本报报道时，任意改变标题，本报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涉事企业齐“喊冤”，商务部“圆场”

　　潘多拉的盒子一经打开，再难合上。

　　12家承诺捐款却未兑现的企业顿时成了部分媒体和网民“围剿”的对象。

　　在最初的几天，涉事企业的反应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力争清白”，以捐款票据证明自己公司的捐款早已全部到位。

　　另一种类型则属于承诺捐款确未到位，但各有说辞。比如沃尔玛的解释是，目前还有一部分捐赠资金没有到位，是因为公司要根据灾后重建的进度，来确定具体捐赠项目和措施。谷歌的回应是，剩下的金额，公司还要决定给到哪几个第三方组织，而选择、汇款、监督等环节都有一个过程。玫琳凯称，承诺捐助的1500万元，属长远规划内的赞助，计划在2009至2011三年间，根据灾区重建进程和规划，每年投入5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恢复重建工作。

　　当企业几乎异口同声地“喊冤”时，商务部似乎也坐不住了。

　　6月18日，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在网站上公布了一份被网民们称为“圆场”的声明：“近日，有网民针对商务部网站发布的‘一览表’中个别企业捐赠承诺未兑现提出了质疑。据了解，地震发生后许多外资企业都做出了积极捐款捐物的承诺，但一些企业的捐赠要选择适当具体对象和捐赠渠道，企业所承诺的款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步落实到位。同时，也存在部分企业的承诺捐赠完成后，未向有关部门通报，致使个别网民对有关企业产生误解。商务部有关单位将根据企业的捐赠信息，及时更新有关数据。”

　　■业内人士：国外捐款持续时间长，很常见

　　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无论于商务部而言，还是于涉事企业而言，似乎“捐款门”的风波都可以告一段落。剩下的，无非是一个“等”字。

　　继部分媒体和网民的一阵“穷追猛打”之后，开始有缓和的声音出现，诸如《对“未到位捐款”多等几天再说》的评论也逐渐出炉。

　　但一个“等”字似乎让问题又回到了“捐款门”风波的起点。事实上，回溯这起风波始末，最初从商务部的“捐款捐物表”里看出问题的媒体不是没有等，恰恰是等了将近一个月后，才有了《灾区捐款到位与否检验企业承诺》的报道。

　　换而言之，“捐款门”风波细究下去，问题就出在，再等多长时间算是合理的等？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和港澳台企业是否由于其文化背景的特质，其捐款流程本就比较耗时？当外企自己所在国发生重大灾难时，他们的捐款速度是否也像在中国一样，需要一个“等”字？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基金会工作部主任张雯同时也是国际儿童希望基金会副总裁，有多年从事国际慈善事业的经验。

　　本报记者拨通她的电话时，她正忙着跟别人交待工作。一声“稍等”后，张雯理了理思路，跟记者说了起来。

　　“其实在国外，捐款时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是很常见的情况。一般，国外企业会把每月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做慈善，会跟慈善机构签订协议，比如说‘我要捐一百万，每个月给你十万，我给你多少多少钱的时候，你给我做完什么事’，这些都要在合同里写明的。因为慈善机构做项目也不是一次就把全部款项用完。”

　　至于诺而不捐的情况，张雯称在美国做慈善多年，从未听说过有此类情况。“国外的慈善项目都是按阶段进行的，如果捐助企业中途不拿钱出来，这项目就很难做下去了，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

　　当重大灾难突发时，国外企业的捐款反应如何？会不会也出现捐款的“三年计划”或更长期的计划呢？

　　张雯以美国“9.11”为例解释说：“他们反应非常快。美国的慈善机构都很专业、分工明确，灾难一旦发生，他们看到属于自己份内能做的，肯定马上行动。但要说到企业捐款问题，要看捐款的性质。如果是一次性捐款，那一般就是马上到账。如果属于长期计划，企业会在捐款前跟慈善机构说清楚，比如要分几次捐，一次捐多少，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几乎没有企业捐到一半就不捐的。”

　　■慈善媒体人：“捐款门”说明外企反应滞后

　　随后，当记者采访另一位对慈善业内幕多有接触的资深人士、《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时，他的回答与张雯相似：“外企捐款的过程是要比中国国内的复杂些。外企是有一定程序要走的，他们要申请、做预算、做报告。”

　　尽管王立伟认为外企不会出现“诺而不捐”的情况，可他却着重向记者指出，之所以十余家大型外企身陷“捐款门”，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外企对中国慈善环境的“水土不服”。

　　“这些外企没意识到这次地震捐款的严重性，他们反应滞后，公关意识不够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应该多做贡献，可以让中国人民牢牢地记住你。这其实说明外企也挺官僚主义的。”

　　企业实际捐款严重缩水，是各方默许？

　　外企或许鲜有“诺而不捐”的情况，但当同样的质疑声转向国内企业时，情况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有业内人士透露，举牌子时认捐数额高，实际到账率远远不到这个数，这在国内的慈善环境中，是政府、慈善机构和企业三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均称：企业捐款都已到账

　　除了多家外企之外，商务部的“捐款门”引发的风波也已波及国内企业。

　　十年来的“捐款秀旧账”被某些媒体和网民一并翻出——1998年洪灾，企业承诺捐款达6亿元，但到当年年底，兑现到位的捐款仅有一半；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中，湖北省民政厅公布消息，1.06亿承诺捐款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同一时期，湖南湘潭市民政局也对外宣布：此前举办《2008湘潭之恋》赈灾晚会时，“举牌认捐”的承诺捐款数1845.9万元，实际只有1010.8万元到位……

　　除了国内突发重大自然灾害的特殊时期外，在平时的慈善捐款中，企业“诺而不捐”的新闻更是屡屡见诸报端——2000年，北京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诺为“朝霞工程”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捐款60万元，两年过去了，这笔捐款迟迟未曾到账。

　　2001年，北京齐通康公司董事长董占义许诺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2000万元人民币资助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建设。然而此后4年，董占义当初的承诺一分都未兑现，2004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将齐通康公司告上法庭。这起官司也被媒体称为“红十字总会成立近百年来的首场官司”。法院判决齐通康公司履行当初承诺。但由于董占义根本找不到人，没法执行。

　　2003年，重庆市红十字会收到当时最大一笔善款，该市太易乳业有限公司承诺捐赠110万元用于人道主义救助。时隔三年之后，这笔捐款分文未曾到账，太易已经停产。

　　这些“诺而不捐”、或是“诺而少捐”的现象究竟只是个案，还是普遍存在的“捐款潜规则”？

　　为此，本报记者给国内最大的两家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分别打去电话。

　　中国红十字总会宣传部接电话的是一位男性工作人员，他态度很好，听完记者的提问后，回答得颇为官方：“这次地震捐款到账的情况，我们已经跟财务处核实过了，企业到账情况良好。至于以前有无捐款承诺未兑现的情况，我们未作了解，不能回复。”

　　中华慈善总会的回复是：“截止到目前，未发现捐款承诺不兑现的捐赠者，地震捐款到账率可以说是100%.以往的情况并不清楚。”

　　■业内人士：平常到账率也就7%

　　6月14日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一期节目，本是辩论王石的万科“捐款门”，身为嘉宾的《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在辩论之余，却透露了一个令人乍舌的信息：“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记者联系到王立伟时，起先，他对这个“潜规则”并不愿意多谈，因此先有了前文关于此次外企捐款事件的分析。

　　“哎，上次我在电视上脑瓜一热都给抖搂出来了。后来，我想算了，还是少说一点，这是我跟慈善机构的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们告诉我的。我把人都抖搂出来了，可不好。”

　　尽管王立伟屡屡婉拒，在记者一再要求下，他还是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这次地震捐款，其实已经到账情况很不错了。要知道，平时慈善机构募款是很艰难的，如果没有政府领导批示，是很难募来善款的，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

　　关于领导批示，王立伟解释说：“因为很难募款，平时地方上募款，经常是慈善组织找到当地的市级领导，由当地领导跟企业打招呼，企业再跟领导讨价还价，比如说‘我可以捐，但我捐100万，对外说高点，我还要举个牌，还要某某领导出席这个慈善募捐现场’。这样，三方都同意了，企业会捐出钱来。对慈善机构来说，企业对外可能宣传1000万，但实际只拿出100万，但甭管拿出多少，慈善机构总归拿到善款了。至于企业，也会认为自己通过100万达到了需要花更多钱才能达到的广告效应。所以，像这种承诺捐多少，其实只捐了百分之多少的情况，是政府、慈善组织和企业三方默许的‘潜规则’。

　　“所以说，要是回到平时的慈善生活中，就算出现捐款不到位的情况，慈善机构一般也不会吱声，就算不到位，那至少也是给了，总比分文不给好。但如果是那些说捐却一分钱都不出的企业，那是太过分了。”

　　当记者提到，近来由于外企捐款不到位的新闻遭热议，有律师出来说，企业捐款和个人捐款不同，企业与慈善机构签订捐赠协议后已具法律效力，如果企业不兑现承诺，慈善机构可以把企业告上法庭。

　　王立伟听到这里，立刻截住了记者的话语：“那都是瞎炒作，律师也就是那么一说。真要告上法庭，会闹得两头不讨好，谁都不买你的账。慈善机构也不会买账。”

　　■企业注册基金会，七八成是运作

　　如果说“诺而少捐”是国内企业捐款时心照不宣的一种“潜规则”，当本报记者的调查更深入时，发现当某些企业成立慈善基金会时，其中也似乎有不少“猫腻”。

　　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是江苏黄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他同时还是江苏省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考虑到陈光标同时兼具民营企业老总和慈善机构负责人的双重身份，记者给他打去电话，想了解企业“诺而不捐”的情况有多严重。

　　正在机场的陈光标语速很快：“那些80%是虚假行为，为了公司的运作，利用一些慈善活动的机会，牌子一举，媒体一报道，大家就都知道谁捐了多少，名气也挣够了，但事后就不拿钱出来了。”

　　出乎意料的是，当采访涉及国内慈善捐款的具体流程时，陈光标透露了一个更让记者吃惊的内幕。

　　“现在有很多企业注册基金会，企业家拿出两千万可以在民政部注册成立基金会，拿出八百万能在省内成立。据我所知，这些基金会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一种运作。我一般都会跟踪了解这些基金会，发现不少基金会刚成立时，会邀请很多媒体来宣传，成立以后就成了空架子。

　　“中华慈善总会有民政部门管辖，但是社会上的很多慈善机构不规范，他们汲取社会捐资却不做实事，把那些款项放在银行长利息，不用到需要的地方去。还有一些慈善部门，到处拉慈善捐款，然后吃提成。比如我是企业家，你让我捐了一百万，这里面有十五万算是奖励给你个人的。这是慈善机构内部的一种运作，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违背了慈善的本意。”

　　陈光标的这些内幕信息不仅仅来自他个人的慈善经验，据他自己所说，他还暗中进行着慈善监督。“我在公司内部成立了慈善调研部，一共6个人。我们在媒体上关注到有关的慈善信息，从暗地里进行调查，查那些举牌承诺要捐多少钱的企业最后会不会捐。这些调研人员会打入承诺捐款企业的内部，比如跟他们的员工交朋友啊、吃饭啊、聊天啊，这样才能了解一些内部信息。”

　　■国企捐款，该捐自己挣的利润

　　在以往慈善行为中，国企捐款远不如民企是不争的事实。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中统计的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点。

　　王立伟的解释是：“国企跟民企不同，国企的老总大多是政府任命的，他们不需要像民企那样，通过捐款来增加自己企业的知名度，对这些国企老总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完成國家下达的指令。不过这次地震捐款，国企捐得还是挺多的。”

　　事实上，国企捐款存在的问题不止于捐款数额及次数的多少。近几年来，社会对国企捐赠合法性的质疑和争论一直未决。其中代表性观点是：“国企没有捐赠权利，因为国企的钱是國家的，要么上交用于社会再分配，要么留在企业内部进行调配。”国企捐赠是“慷他人之慨”，是让國家财政拨款走了一个来回。

　　和国企一起被牵扯入“慷他人之慨”非议之中的，还有完全依靠國家财政拨款维持的某些事业单位和國家机关。

　　这类性质的企业、单位举牌捐款时，是否是借國家的钱来作一次秀呢？

　　王立伟分析说：“这次地震捐款，国企可能是从其它方面挤出来。国企每年的钱也不会都交上去，会从每年的利润中留下一部分当储备金，用来改造设备、扩大再生产等等，也就是说这些钱本来可能是国企自己要做事，但现在捐出来了，相当于自己在某一方面的分配减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国企捐款还是有比较积极的作用。”

　　“至于事业单位，现在很多事业单位有自己的小金库，比方说我们都是做媒体的，那通过广告收入会有盈余，可以从这部分中出。机关倒是完全靠财政拨款的，但机关的作法通常是直接从员工的工资里扣。”

　　此前，记者在采访张雯时，曾问及国外有无靠财政拨款维系的单位以单位名义进行捐款。张雯回答说：“没有。他所做的事都是老百姓决定的，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以前在美国工作过，当地区政府的办公大楼是最破的，因为老百姓不同意他们重新盖。他们用来公关运行的钱是非常少的，只有中国人才会把吃饭作为财政拨款单独的一块。从总统到议员的收入都是公开的，日常的开支也都是选民给他们定的。在中国，一些国有企业捐款，我觉得除非是把自己的利润捐出来，就是上交完了國家的那部分钱以后，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追根究底皆因国内慈善环境不佳？

　　国内企业“诺而不捐”、“诺而少捐”，或甚至于成立基金会进行虚假运作，这些慈善捐赠中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国内慈善机构缺乏专业化团队

　　王立伟的意见是，目前中国的慈善环境还处于初级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慈善机构不够专业。他认为一个专业化的慈善团队，应该从募捐、寻找专门的受助对象及合理使用捐赠款物等方面有一个专业化的应对流程，而要做到这种程度，应以企业的方式运作慈善机构。

　　对于目前国内慈善机构因不够专业化带来的问题，王立伟打个了建设希望小学的比方来解释：“如果有一笔捐款是要给学校的，但如果接到这笔捐款的慈善机构负责人对筹建学校、教师培训都不了解，那他会怎么做？通常情况下，慈善机构会把钱转给当地的民政机构，但民政机构也不懂办学校，就会把钱转给当地政府，最后可能就转到政府官员的相关利益人处。当然，这学校还是能建起来的，但能不能办得好就另当别论了。”

　　而在国外的慈善环境中，捐赠流程这一方面就处理得比较完善。

　　在此前对张雯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国外的企业文化不是说捐多少钱，拍出来这些钱就行了，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捐助流程。

　　张雯说：“首先肯定是先充分了解接受款项的金融机构，再把钱捐出去。一般的大型企业都会有自己的捐助方向，比如环保、儿童、医疗等等。这些企业有了捐助方向后就进行招标，找到自己了解并信任的慈善金融机构进行慈善项目的策划。两方面会有进一步的沟通，策划通过之后才会捐款到账。此外，这些企业所赞助的每个慈善项目都会设立备忘录，关于款项的数目、用途、下次捐助的时间都有详细记载。”

　　■捐药物临近保质期，就看受捐机构处理速度

　　在希望小学的例子之后，王立伟又用捐药的例子来说明专业团队的重要性。

　　“说到捐物资，这块据我了解，捐得最多的是药。当然，捐药的企业是有他自己的私下考虑，有些药还有几个月就过保质期了，再不捐也卖不出去了。但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一个慈善机构如何提供服务的问题。因为这药毕竟还没过期，还能用，对于真正缺医少药的地区来说，还是急需物资。所以，这种情况返回到慈善大环境来说，就需要有专业素质的工作人员特事特办，抓紧时间先把这批药分发出去。但如果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办事效率比较低，处理事情慢，这批药还没发出去就过期了。这事就不能完全怪到捐药的企业头上。”

　　■慈善应当成企业来做

　　“当然，目前国内的慈善机构也会有自己的一肚子委屈。毕竟经费不足，工作人员工资不高，没有钱进行专业救助技能方面的培训。说到底，是现在中国对慈善事业还停留在‘学雷锋做好事’的思路上，打比方说，好比别人上门给你免费擦玻璃，给擦就算好了，擦好擦坏你就别计较了。”

　　王立伟告诉记者，不少西方國家的慈善环境就比较完善。“比如说美国，他们的慈善门槛就比较低，注册民间的慈善机构比较容易。美国人是把慈善当企业来做，大公司要捐款，可以在多个慈善机构里进行招标，谁的项目策划得好，谁就能拿到这笔捐款。这样，慈善机构之间彼此就有竞争，就能把钱用到位。‘慈善不能是垄断的’，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