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窃听风暴：为何受伤的是德国？）
在六月初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媒体披露美国政府长期与丹麦情报部门协作，对重要的北约盟友德国实施非法监视和窃听。这无疑为后来的峰会乃至拜登政府重建盟友间协作关系和美国国际信誉蒙上了新的阴影。美国对德国的大规模非法监听，最早在“棱镜门”事件中由前国安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披露。斯诺登解密的一份2010年的文件表明美国在欧洲国家长期从事非法监听，上至欧盟高官，下至普通百姓都是窃听的目标，其中德国境内目标被确定为窃听的重要焦点，针对现任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本人的窃听行动，也从2002年就开始了，当时她是德国主要反对党领袖，被认为是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本文主要探讨美国不顾及自身国际形象与北约盟友关系，要对意识形态同属西方阵营，经济、安全存在广泛共同利益的德国进行时间如此之长、目标如此之广、力度如此之大的非法监听活动的潜在原因，以及分析美国对德国的监听行为将带来的潜在影响。
对德监听：美国盟友‘亲疏有别’
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时所说的“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National interest is more powerful than ideology）一语道破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国家间结成的同盟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利益完全相同。即使在美国和盟友间，在经济、安全等议题也有诸多分歧。既然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中心，那么即便是意识形态相同、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盟友，只要利益的分歧存在，为了及时掌握对方的动态以在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彼此之间暗中进行监听完全可能。而美国与德国间的利益分歧，将在下文中着重论述。
同时，美国的西方盟友内部也有亲疏之分。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个英语圈国家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五眼联盟”（Five Eyes）是其中最为紧密的安全合作与情报共享机制，理论上来讲，这五个国家之间不会互相监听。但是，德国作为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非五眼联盟的盟友，被美方监听是难以避免的了。而且，二战时的纳粹德国和冷战时的东德政权都是美国的敌人，曾经敌对的历史决定了美国对德国有着与生俱来的不信任，并延续至今。
对德监听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
继续上文所言，美国对德监听与德国乃至冷战历史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的铁幕降下后，整个德国和柏林一分为二。地理上，德国自然成为了美苏争霸的前线，也就成为了美苏双方从事大规模间谍活动的前沿阵地。在此期间，柏林被称作“欧洲间谍之都”。1950年代，美国特工人员甚至挖地道从西柏林进入东柏林的地下，在重要设施的电话线上加装窃听设备。美英情报部门针对苏东地区广播频率的监听中心也被设置在西柏林。由此可见，美国有长期在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历史，足够的人员和必要的设备一应俱全，为冷战后继续在德开展谍报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美、德两国情报部门间的嫌隙在那时就埋下了种子：一方面，西德情报部门并不情愿将所有信息与中央情报局分享；而另一方面，中情局长期怀疑西德情报部门已经被东德和苏联严重渗透，对于情报分享也有很多保留，对于情报搜集工作更愿意亲历亲为；而对于西德盟友提供的情报，用里根总统的话说，采取的多是“信任但要确认”（Trust and Verify）的态度。
美国对德监听体现出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以中东、对俄、对华为例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尽管作为美国盟友和北约成员国，德国的外交政策和指导思想与美国存在诸多不同，这是两国彼此安全、经济利益不同的直接体现。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在很多国际议题上发出了反对美国的独立声音：在中东问题上，德国曾经是明确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家之一。且与很多北约成员国不同，对北约武力干预利比亚内战也持有消极的态度。叙利亚内战爆发10年来，德国虽然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谴责阿萨德政权，并对美国及其盟友于2017和2018年发动的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巡航导弹袭击表示口头支持，但是德国政府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参与到军事干预行动中来。此外，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以及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无原则袒护以色列均持反对态度。在对俄政策方面，冷战后德-俄关系相对良好、温和。德国前总理格哈尔特·施罗德（Gehard Schr?der）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亲近的私人友谊，在卸任后甚至在俄罗斯一家能源公司担任监事会主席；尽管德国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参与了对俄经济制裁，但是在最近的北溪2号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建设的问题上，德国甚至冒着被美国事后报复的风险批准该项目的推进。在对华政策上，德国以及欧盟虽然在华为、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基本和其他西方国家持有相同的反华论调，但是德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分支采取的实际行动较美、英相对迟缓和滞后。
“北溪”（Nord Stream）天然气管道工程路线图
施罗德与普京的亲密友谊
总而言之，德国在中东、对俄和对华这些热点问题上，采取的是独立外交政策，且大多相比美国温和。这反映出了德国自身的安全、经济利益：欧洲距离中东地理位置较美国近，一旦中东爆发新的动荡和冲突，欧洲难免会被波及，2015年开始的难民危机就是一例；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使得德国对俄罗斯也无法采取像美国那样的激进敌对的策略；而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贸易上的合作往来远超过了两国间意识形态的分歧。所以，德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中东、对俄、对华政策方面相对留有余地。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盟友的这些行为表明其在国际事务上并不总是“可靠”，美国情报部门自然会通过大规模监听提前判断出德国政府可能的动向，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美国在谈判或施压时占据有利的地位。
难民与驻军：对德监听的其他可能原因
德国的难民问题也是美国对德监听的可能因素之一。德国自2015年起接收的超过100万难民确实带来了一些国家安全隐患。比如2016年12月发生的柏林圣诞市场卡车冲撞事件的凶手就是一位寻求庇护的难民。而且据统计，德国警方已经挫败了十余起类似的袭击图谋。那么，也有理由认为，美国对德监听也覆盖了这些庇护寻求者，一是为了帮助盟友侦察潜在恐怖威胁，二是为自身难民政策和国内外反恐斗争提供指导与参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也是美国驻军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多达3.5万名现役美军士兵被部署在德国境内。规模如此庞大的军事存在的日常运转也包括海量的军事和民用情报的搜集，而监听就是其中重要的情报搜集手段。他们的所在国也自然会成为重要的监听目标。
潜在的影响：盟友、民间与大选
实际上，德国政府也早已采取过措施反制美国的监听：在斯诺登最早披露对德监听项目存在后，德国政府于2013年8月终结了一项与美、英情报部门的情报交换协议；在2014年，德国将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一名被怀疑参与监听项目的情报官员驱逐出境。但是，这些反制措施很难真正制止美国的对德监听。且由于两国间广泛的政治、经济、安全共同利益目前远远比这些监听项目对北约盟友间关系造成的潜在破坏更加重要，所以监听带来的争端最终也很可能会止步于阵营内部的分歧，而不会对盟友关系造成实质上的动摇。
美国的监听行为，可能会为两国民间关系带来新的裂痕。历史上，德国民众对于大规模的非法监控有着切肤之痛。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到冷战时期东德的史塔西，极权政府利用对民众的监控稳固自身的统治，并将一切反抗思想、言论扼杀在摇篮中，也使得民众人人自危，社会氛围压抑恐怖。而在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三十一年后的今天，新一轮大规模监控的披露，唤醒老一代德国民众的痛苦记忆、在年轻一代间引起反感、恐慌甚至愤怒是完全可能的。只不过这一次，实施监控的一方不再是本国的极权政府，而是德国最大的盟友美国。这很可能会助长德国民间的反美情绪，为两国人民的关系带来裂痕。
实际上，德国一直是欧洲民间反美情绪比较强烈的国家。皮尤公司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截至2019年，64%的德国民众认为德美两国关系不好，认为关系良好的比例只占34%。这一数字可能随着拜登政府为重建盟友关系做出的努力而有所改善，但最近爆出的新一轮监听事件会为两国关系蒙上新的一层阴影。
美、德两国民众对双边关系的看法截然相反
而在2021年9月26日，德国将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新一届联邦总理即将产生。与美国的总统制不同，德国的政体是议会共和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联邦总理通常由联邦议院（Der Deutsche Bundestag）多数党领袖出任。虽然德-美关系是能影响德国大选的对外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德国民众对监听多有不满，但是恐怕这次事件并不会真正影响到德国大选的结果。
德国大选各政党近期民调，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领先(CDU/CSU)
默克尔与四任美国总统
根据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的调查，对美关系是可能影响德国大选的对外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关心的议题有德国为北约防务开支的贡献是否应该上涨，是否继续执行北约内部的核武器共享，是否要求美国撤出其部署在德境内的核武器并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等，这些议题的核心在于德国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或独立于美国的影响，再一次反映出德国自身与美国不同的安全利益考量，也解释了德国政府坚持相对独立的外交方针，具备一定的民意基础。那么，德国各政党为了选举利益，会对美方的监听表示谴责。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也就是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CDU）和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CSU）组成的政党，目前在全德民调最高，如果继续由该党领袖出任总理，那今后德国延续默克尔时代对美政策是可以预期的，德国新政府也会在不损害两国盟友关系的前提下，针对美国监听出台新的反制措施。
尽管如上文所述，很多德国民众对美国观感不佳，但是，截至目前，美国对德监听乃至整个德-美关系还不是此次大选选民关心的核心议题。在大选中德国选民首要关心的是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经济与就业、交通一类的内政议题；对外问题在德国大选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且通常只有以具体的国际大事件为背景才会对选举产生真正的影响（此类国际大事件的例子有伊拉克战争，对选举的影响比如施罗德前总理因为其反战立场民调上升）。
因此，在美对德监听这类议题上各党派的观点与主张不会是影响德国选民作出决定的决定性因素。
小结
美国对盟友的监听，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止是针对德国，更没有任何短期内停止的迹象。受制于两国间的国力差距，以及客观上广泛存在的共同利益，德国政府很难单独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当代德国选举政治中，内政议题远比外部议题重要，所以尽管美国监听行径为两国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在了民间层面，这种负面影响在德国大选的结果中也很难会有直接的体现。未来德国民意会发生何种新变化，德国新政府会对美国的持续监听采取何种措施，这一切又将如何影响北约盟友间的协作，我们很快会得到答案。
原标题：
【美政快评】窃听风暴：为何受伤的是德国？
本文作者：
金志林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
郭雷 葛健豪
本文选自《美国政治追踪》，转载请注明出处
《美国政治追踪》是由海国图智研究院在2018年12月对《中美关系每日速递》改版后独家推出的美国研究刊物，通过对白宫内部动态、党派竞争动向、美国各州情况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等问题的梳理和跟进，保持对美国内政的持续关注，并配合之后的大选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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