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股市因股权分置改革而暂停新股发行之时，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坐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面前的纳斯达克亚太区高级董事总经理stuartc.patterson眨眨眼睛说：“虽然我们本身作为上市公司要遵循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你，我们本次战略布局重新调整的收获——接下来的7月份将有三家中国公司到纳斯达克进行ipo，如果顺利，今年还会有数家中国公司来进行ipo。”这个回马枪看上去的确很漂亮。 
 

　　要理解他们今天的兴奋，就不得不提起他们曾经的萧条。过去七年来，纳斯达克吸引中国公司上市的魅力显然很难值得恭维。第一位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黄华国于1998年元旦上任，直到2004年五六月间他宣布离任，六年多的时间纳斯达克在中国的全部收获却只有16个ipo。之间还曾经历过三年吸引不到一个中国公司ipo的时期。而同时期的其他市场却是一片繁荣。

　　对纳斯达克来说，现在转机又来了。此前多家证券公司的保荐人不约而同地说，证监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新股发行申请和再融资申请。由于市场的目光全部聚焦在股权分置改革上，以至于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被压抑已久的中国企业们的融资渴望。虽然央行看到了这种焦虑，并及时推出了企业短期融资债券，这个悄悄的行动赢得学界的惊喜和一致高度评价，这拓宽了民企的融资渠道，但这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让stuartc.patterson感到无比兴奋的是，在前几天举行的亚太风险投资论坛上，不少企业向他表示了到纳斯达克融资的愿望。与最近频频拜访中国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相比，纳斯达克还是属于较早开拓中国市场的。

　　但是，与屡屡吸引中人寿这样的大型国企ipo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相比较，纳斯达克留给中国很多刻板印象——高科技股、高成长预期，而现在纳斯达克试图改变这些看法。pat－terson先生表示，经过调整的中国战略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本土化，“没有什么比有人能在本地随时随地回答问题，及时地沟通更好了。”为此，纳斯达克选择了新的首席代表劳伦斯·潘，并将首代办事处从上海迁移到北京。潘首代正在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批准代表处的设立，虽然这个申请六年来从未被批准过。

　　纳斯达克新的中国战略的第二层次就是改变“仅仅是高科技乐土”的印象。“其实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行业分布还是比较平衡的。可能你们不知道，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银行有700多家。金融服务股比例占20％，科技股占18％到20％，医药保健占18％到20％，大众消费占13％，制造业占10％。更有趣的是，美国最大的矿山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解释完这些，patterson先生耸了耸肩说，“可是，现在就是缺少第一个吃螃蟹的。”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奔赴纳斯达克上市的均为.com公司。

　　而且，中国大型国企上市带来的丰厚ipo费用正在强烈吸引纳斯达克。“我们不光跟中国四大行接触，而且跟更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接触，尤其是与最近正在股改的工商银行保持密切接触，他们是我们的潜在客户。”

　　不过，他不得不承认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国香港联交所、新加坡交易所相比较的一些“劣势”：“到纳斯达克上市比去这三家其中任何一家交易所要昂贵得多，而且面临严格的《萨奥法案》的监管，公司管理层需要为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刑事责任。”

　　随即话锋一转，他说：“不过，《萨奥法案》是个客观存在，全球股票市场的法律也正在向它看齐。它能够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变好。从这点上来说，在纳斯达克上市不仅能够帮企业满足持续资金需求，增加在美国的知名度，而且能够促进公司治理结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