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梁衡（梁衡：两小时写完的晋祠，是如何被选入语文课本的？）
《晋祠》一文是我第一篇入选中学课本的文章，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初中三年级上册。当年读书的孩子现在也该有50多岁了，忽忽不觉已快半个世纪，他们的孩子可能也学过这篇课文了。
收录《晋祠》的语文课本。梁衡供图
凡成故事都是巧合。1982年适逢改革开放初期，百废俱兴，各业复苏，教材也在重新编写。当时我在《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任上。北京的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个《图苑》杂志，就请报社帮忙通过驻各地记者约一些风景名胜的稿子。我按约写了这篇《晋祠》。因为对它太熟了，并没有费多大的劲。
记得是春节，正月初一上午领着孩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给邻居们拜年，然后回到家里，大约两个小时就写完稿子，誊清后寄走了。但是，《图苑》最终没能创办成，又把稿子退回报社文艺部。报社说我们也有副刊，就在本报发吧。4月12日见报，当年就出现在课本里。如果真发到那个新办的杂志上，可能也不会引起编书人的注意。《光明日报》真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我前后有9篇文章入选主流教材，其中4篇来自《光明日报》。
1982年《晋祠》入选课本后梁衡（中）与中学师生见面。梁衡供图
因为上了课本，我就被误以为是个老人。其实那一年我才36岁。“文革”十年断档，当时这个年龄在学界算是很年轻的。两年后我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同班有一位县长，假期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这篇课文，就说：“好好学，作者是我同学。”没想到儿子仰起头看了他足有好几秒钟，突然说：“这个人早死了吧？”
确实课文里的古人、死人太多。我偶尔收到读者来信也常被称作“老先生”。当时《人民日报》办的《新闻战线》向我约稿，却把稿子发在“与青年记者谈心”栏目里。18年后我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正好分管这个杂志，他们一见这个当年的“老人”就哈哈大笑。在报社值夜班等稿子是最枯燥的时刻，大家就聊起当年怎样被老师逼着背课文《晋祠》，十分亲切。
后来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但再没有像写《晋祠》那样轻松。有的文章要写几年、十几年。现在想来，是因为我对晋祠太熟悉。我的小学、中学阶段在太原度过，那时学校组织春游首选晋祠，已记不清去过多少次。
在一个少年眼中，周柏、唐槐这些苍老的大树，穿过千年留存下来的宫殿、木雕、泥塑、铁人等文物，有一种悠远、神秘、瑰丽的感觉。另外，走出四壁合围的教室，吹一吹田野的春风，心情豁然开朗。我现在还记得，春游归来的人们自行车上插一束山花，车铃叮当，一条花的河流。这就是我在文中的那句：“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还有那光着头捧缽接水的小和尚、深水下根根可见的水草，永生难忘。
历史的浑厚加和煦的春风，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抓挠着一个少年的心，悄悄地埋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有一种观点，说一个人在四岁以前吃的什么，就决定了他的味蕾，一生都忘不了这种味道。所以人总是怀念童年的饭食。精神之餐也是这样，孩童时期的美育教育特别重要。听说现在为了安全，有些学校早已不组织学生春游了，这实在是一大损失，当一株幼苗正需要那一缕阳光时，却被悄悄抺去。
游客在晋祠景区游览（2016年9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晋祠，我后来还是常去，有一次是帮助收割稻子，住在农民家里。晋祠的水好，产莲藕；大米也好，为历代的贡米。在地里干完活回来饿极，两脚污泥，先吃一包荷叶饭，畅快无比。我结婚后和妻子的第一次出游，就是蹬着自行车去逛晋祠。后来省里的“五七干校”办在邻县，每周回城一次都要路过晋祠。可以说晋祠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那次能很快交稿，还有一个原因是写作的心态放松。如果当时知道在给教科书投稿，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艺术，包括写作艺术，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最好的发挥：一是纯自然状态，不知高低，所以摄影要抓拍，画家要画模特儿；二是对艺术规律已经纯熟到自由的程度，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所以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未臻最佳。
那篇《晋祠》属初生牛犊，以后再写文章反而左右拿捏，愈写愈胆小。写作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至于入选课文更是天时地利的巧合。后来我又写过不少地方的风景，当地人也总想入课本，为地方做广告。我只好笑一笑，无法解释。
《晋祠》手稿。梁衡供图
晋祠是一处名胜，但在它名下有三块牌子。它首先是一处古迹，保存有唐宋以来的许多文物，是一座开放式的露天博物馆，并专设有一文物管理所；因为山水秀丽，建筑奇特，它又是一座大公园，接待社会游客；它还是一座国宾馆，类似北京的钓鱼台。所以我那一篇文章，可谓一石三鸟，与这三家都有点关系。
多少年后我出差太原，晋祠文管所所长盛情邀我重访故地，原来他中学时在课堂上学过《晋祠》，大学毕业后当语文老师又教了多年《晋祠》，再后来进入文管行业最终当了晋祠文管所所长。那天他送了我一张珍贵的唐太宗亲书《晋祠铭》拓片，李渊父子是从晋祠起家奠定大唐的。他说《晋祠》入课文，大大延续了这一脉文化的香火。
我退休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被编入山西团，团里有一位代表是晋祠宾馆的主任，他说一个宾馆能上课文全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宾馆院里用石头雕刻了一本大书，上面刻着这篇《晋祠》。当然最得实惠的还是晋祠公园，50多年来不知因这篇课文引来多少游客，许多当年的学生早已成年，假日带着孩子自驾游，去晋祠找感觉。而高考时，竟有不少外地中学生因晋祠的迷人风景而报考太原的院校，毕业后就留在了山西，还促成了人才流动。这有点像当年电影《五朵金花》放映后，许多青年报名去云南。
晋祠圣母殿内的侍女彩塑（2013年5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燕雁摄
2015年全国书市在太原举行，在晋祠宾馆我遇见了时任太原市市长耿彦波，他痴迷文化遗产，是个文化基建狂魔，山西的许多民间大院都是他挖掘整理出来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在开发王家大院，第二次见面时他在开发常家大院，第三次见面时他已是大同市市长，正在恢复大同的古城墙，还在城墙内建了一座“梁思成纪念馆”。我为此还写了一篇《梁思成落户大同》。这次见面他说正考虑在晋祠公园立一块《晋祠》文碑。
2019年这块碑落成，碑很考究，是委托故宫用汉白玉刻制的。主持此事的市文物局于局长，在这之前曾当了多年的教育局局长，他说自己的工作换来换去还是脱不了与《晋祠》的缘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黄社长与我母校的冯校长应邀参加剪彩。屈指一算，黄社长已是《晋祠》入选课文之后的第三任社长，而冯校长则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才出生的。我这回确实是一个“老头”了。在场的很多游客看到课本里的《晋祠》上了碑，主动围过来参加揭幕，他们有老有小，都是当年被教师逼着背书的学生，今天却兴奋不已。
2019年晋祠公园前《晋祠》文碑剪彩。梁衡供图
揭去红绸，我转身看着巍峨的晋祠大殿，黄绿琉璃瓦的飞檐在蔚蓝的天空下十分耀眼。我突然记起梁思成在回忆录里写到，20世纪30年代他和林徽因来山西考察古建。原来的考察名单里没有晋祠，但当长途汽车驶过的一刹那，隔着滚滚烟尘，他看了一眼这个大殿的一角，就猛然心动不止。一个月后他又返回这里作了专程考察，发现了全国唯一的十字飞梁和一系列的古建原物，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绘图。
李白当年也是到过晋祠的，他曾有一句话：“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总是会老的，我们都是过客，只有晋祠和它的山、水、树，还在与后人一代一代地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