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颜色不一样。”赵小勇停在梵高真迹面前仔细端详着,喃喃自语。这个临摹了梵高近20年的农民画家羞愧万分,落墨和着笔的细微差距让他发现,所谓“艺术家”不过是别人溜须拍马的玩笑话,自己和大师的距离还很远很远……
盛夏的深圳,烦闷、燥热、冗长。赵小勇光着膀子躺在画布上小憩,周遭是画完未干的油画和一些半成品,和他一同躺在逼仄画室里休息的,还有他的几个画工兄弟。短暂的午休过后,画工们继续忙碌起来,他们的工作是临摹梵高的作品,做“仿制名画”。
这是纪录片《中国梵高》的一个画面,也是大芬村画工们真实的工作日常。
1989年,一个叫黄江的香港商人,带着十几名画工,来到深圳大芬村,开了第一家画室,临摹梵高、莫奈等画家的作品,出口到海内外。从那之后,大芬村的画室越开越多,出口的油画也越来越多,鼎盛时期,画工人数达到3000人,加上裱画工、画商在内的从业者,接近上万人。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油画市场70%的油画,都由大芬村的画工们“生产”。
生前穷困潦倒的梵高不会想到:虽然自己一生只卖出过一幅画,但在一百多年后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落里,有人因为他的画,养活了一大家人,也因为他的命运,悲叹、落泪。
“中国梵高”
“来采访啊?你去找‘中国梵高’吧。”大芬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这天深圳下着小雨,尽管是工作日,来游玩观赏的游客依旧络绎不绝。与想象中破败荒凉的乡村景象不同,大芬村更像是一个现代化的文化产业基地。餐厅酒店林立,画廊、装裱、美术教学一条龙服务,街边还应景的开起了咖啡厅和油画体验馆。大芬美术馆坐落于油画步行街入口处,馆内陈列着国内外油画大家的名作。
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误以为大芬村是阳春白雪的艺术家盛会,各个院系的绘画高手云集于此。但事实上,这里恐怕是世界上最接地气的画廊——这些画作全部出自农民工之手。
2016年11月,以大芬村画工赵小勇、周永久为主角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ADFA)首映,大家突然对这个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小村落有了兴趣。
如今的大芬村云集了全国3000多名画家和画师,而且200多家画廊复制的油画作品都是市场最流行的名画,是国际著名的油画出口基地。据统计,大芬村每年生产和销售的油画达到了100多万张,年出口创汇达3000多万元,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
在这里,上万名画工夜以继日地复制世界名画,还开创“流水线画法”。梵高的作品被“山寨”最多。当这些复制品销往欧洲时,价格翻了几十倍。鼎盛时期,欧洲市场 70% 的油画来自中国。他们临摹了20多年梵高的画作,用这些复制品养家糊口。起初只为生计,但后来,这些人都走上了热爱与创作的道路,甚至开始原创,办起了个人画展……
“谁都可以是‘中国梵高’,我只是有幸作为大芬村画画的人的代表。”周永久坦言。
“体会到了梵高的心情”
被称作“中国梵高”的赵小勇是最早一批来到大芬村的画工。
赵小勇来自湖南邵阳,家里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迫于生活压力,他初三就辍学打工,做的是最苦最累的建筑工人。1989年,他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南下,来到深圳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偌大的深圳根本不缺想要找机会的年轻人,在“省内优先”、“女工优先”的潜规则下,赵小勇想要混口饭吃就只能不断降低要求——“不要钱,包吃包住就行”。三个月后,他来到一家电子厂做工。辗转多家工厂后,因为从小爱好画画,赵小勇来到一家工艺品厂做工,负责精笔和上色,月薪1200元——这在当年算是高收入。
1996年,在做了四年工艺品厂技术画师之后,赵小勇辞去了工作,拜老乡的哥哥为师,来到大芬村专职学画,这一年赵小勇24岁。
这是赵小勇第一次接触油画。在跟着老乡的哥哥学习了8个月后,他开始买书自学,专攻梵高。起初画商老板看人收画,“不认识人不收”。临摹梵高作品的前三年,画卖不出去,赵小勇自嘲“我好像体会到了梵高的心情”。
转机发生在1999年,一个香港画商要了赵小勇16幅画,共70张。之前收画的都是深圳本地画商,有香港画商来要画,赵小勇心想“我的机会来了”。他拿出平时十倍的工作劲头,仔细端详梵高作品的每一处微小细节,色彩的每一处微小差距都会让他懊恼不已,随后推倒重来。
交接画稿之后赵小勇又回到了平时无人问津的状态。赵小勇无比期待可以得到这个香港画商的赏识。他坦言,“说不期待是假的”,在那个还在使用BB机的年代,赵小勇无比憧憬象征希望的铃声响起——那是可以终结他贫苦生活的声音。他很早就吃过没钱的苦,生活教会他:生存才是头等大事。
半个月后,BB机铃声响起,归属地——香港。
“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
这通电话直接改变了赵小勇的命运。
赵小勇跟这位香港画商合作近十年。曾经那个早早辍学,迷茫无助的小孩,因为梵高而免于困苦,终于不用再为生存担惊受怕。
后来,赵小勇的技艺越来越好,开了一家印象画廊,里面只临摹梵高的画,从《星空》到《自画像》都有,还收了几个徒弟,一同在画室里作画。最多的时候,赵小勇的画室里有9个弟子,固定画工也有妻子、弟弟、小舅子三人。
昏暗狭小的画室,日复一日机械性的重复动作,曲高和寡的西洋艺术……这一切都让妻子觉得十分不安。畏缩于局促的画室,拿起画笔,从事繁重的流水线作业。此时的她不敢以艺术家自居,甚至糊口在她看来都是奢望。很多很多年后妻子回忆道:“那时候的日子真的很艰苦,每天都是加班加点在画。很想睡觉了,还要拿着笔画,不知道以后出路在哪儿。”
不过现实很快就让她放下心:生意愈发红火,员工也不断扩充,他们前前后后,画出了十万多张仿制画,走进画室,就像是走进一家梵高艺术作品展。
作画时间长了,赵小勇也逐渐不仅仅满足于糊口,他开始想要了解自己临摹了20年的大师痛苦而又璀璨的一生。他观看有关梵高的电影,紧盯着屏幕,沉浸在梵高的遭遇里。影片中的梵高专心作画却孤芳自赏,带着一种怀才不遇的悲哀,最终在贫穷孤苦中不甘地死去。屏幕里的光渐渐黯淡。赵小勇眼眶湿润、沉默不语,他回顾着梵高的一生,也像是感慨着自己的一生,仿佛自己冥冥之中与梵高产生了一丝牵绊。
赵小勇曾经“见”过梵高一次。有一天晚上,赵小勇敲了敲门,梵高真的走了出来,跟赵小勇画的一模一样。梵高问:“小勇,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了?”赵小勇答:“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赵小勇把手伸进去,梵高突然就不见了。赵小勇一下子从梦境中惊醒,他坐在床上一晚上都没睡着,满脑子都是梵高。
“你有自己的作品吗?”
阿姆斯特丹街头乌云密布。
赵小勇蹲在梵高美术馆门口,对周围的熙熙攘攘熟视无睹,胸腔倏尔涌上一股巨大的悲痛,他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他起身快速掠过美术馆,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他喃喃自语道:“画了梵高作品20年,比不上博物馆里的一件作品。”
这是2014年,在阿姆斯特丹客户的邀请下,赵小勇来到荷兰,参观梵高美术馆。这个和自己合作了6年的画商老板承诺:只用出来回的机票,剩下的他负责。即便常年夜以继日地工作,机票对他们来说,仍是一笔不菲的数字。妻子心疼高昂的机票费用,但赵小勇下了决心:一定要去。他要去梵高美术馆里,看看真实的“他”是什么样。
异国风情的美景和建筑令他沉醉。赵小勇痴痴地望着这片梵高曾经存在过的苍穹,不停按下手机快门拍照,禁不住赞叹道:“太美了太美了!”在梵高美术馆门口,他见到了合作6年的老伙计——一个纪念品贩卖商。赵小勇在纪念品店里踱步,仔细观赏出自自己手下的一幅幅作品,心情复杂。合作多年,他原以为客户是一个画廊老板,自己的作品会被贴好标签,板板正正地摆在橱窗里。现实却是,这仅仅是一个纪念品商店,没有玻璃窗,也没有标签,他的画被随意叠放在一起,供客人翻看挑选。赵小勇难掩失落的神情,他沉默不语。
越过摩肩接踵的人群,赵小勇进入梵高美术馆。《向日葵》、《自画像》、《星月夜》……他近距离站在梵高真迹面前,仔细端详他临摹了近20年的作品,一瞬间心潮澎湃,一瞬间百感交集。他有点激动,但也尽量克制没让自己哭出来,他觉得自己好像能从画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不一样,颜色不一样。”赵小勇停在梵高真迹面前仔细端详着,喃喃自语。这个临摹了梵高近20年的农民画家羞愧万分,落墨和着笔的细微差距让他发现,所谓“艺术家”不过是别人溜须拍马的玩笑话,自己和大师的距离还很远很远……
他想起了自己入馆时跟保安吹嘘:“我画了梵高的作品20年!”“哦,那你很厉害。请问你有自己的作品吗?”赵小勇哑口无言。
这晚他一宿没睡。
“回了中国之后我应该怎么画下去呢?”赵小勇渴望找到答案。
画工?画家?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以临摹梵高画作为生,用它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但那些,终究只是刻板地临摹,从没有加入属于他自己的痕迹。他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成为一个单纯做复制品的画工,他拿起颜料和画笔,决心“换一条路走”。
赵小勇回到湖南老家,画乡村街景,画老家奶奶;回到大芬村,画自己的画室,他决心要走一条原创道路。20多年的临摹训练给了他底子。每一副画作,他都得心应手,技法娴熟。
“今年一年也好,明年一年也好,创作一幅作品就行了,把思想放在这一幅作品里面就行了。”赵小勇心想。尽管意志坚定,但他仍有作品不被认可的焦虑。好在梵高的经历他早已永矢弗谖,他用伟大画家的人生聊以自慰,“也许50年、100年后,会有人欣赏我的艺术。”
形势远比他想的要乐观。如今,赵小勇拥有了一间自己的画廊,大部分都是原创画作,价格从百元涨到上万。更多的时候,赵小勇创作到一半画作就被买下。有美术学院的教授评价称,“赵小勇的画没有拘束感”;收藏大家马未都也曾来过赵小勇的画室,并对其高度评价。
他不再纠结于外界怎么评价自己,是画工还是画家,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他感恩自己过去20年的临摹经历,认为“搞艺术的人必须经过临摹”,并且认可临摹名家作品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赵小勇坦言,“梵高对我影响非常大,我现在的原创也有梵高的影子。”
“流水线画工”
在大芬村,被称作“中国梵高”的除了赵小勇,还有周永久。
周永久初中辍学,1991年来到大芬村学习绘画,1993年开始专门临摹梵高的作品。1994年广交会,有客人预定梵高的作品,7000张,一个月交稿。因为要留时间给油画风干,实际创作时间仅有25天。
一人一张地画,手法和色彩不统一且出画慢,为了能快点完成任务,周永久和画工们尝试“流水线作业”。有人负责打底,有人负责画眼睛,有人负责添树,每个人都有严格的任务分配,保证按规定时间产出。普通画家需要几天才能临摹出的画作,这里的农民工几小时就能完成。
直到1996年,周永久作为大芬村画工的第5年,他才知道梵高是享誉世界的大艺术家,“那时候才不敢乱来”。周永久曾有过1年时间完全不想画画。他在隔壁村开了家超市,但后来还是觉得放弃不了,偷偷跑回来画画。
对于外界的评价,周永久看得很开。“‘中国梵高’只是一个称谓,我只是大芬村画画的人的一个代表,谁都可以是‘中国梵高’。”
有了一定名气之后的周永久创作也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为了画出有自己风格的向日葵,周永久去兰州写生3个月,并把自己的作品投稿参加展览。
2003年参加当代油画写生《东北村庄》油画大赛荣获三等奖,同一年创立世强艺术油画工作室,被美术协会评为先进者。2011年被区委任上海世博会深圳馆油画代表作大使。2018年马来西亚升旗山照相机博物馆邀请周永久先生开启了人生第一次油画个人展。2019年深圳文化局邀请周永久去世界之窗和荷兰文化节对接个人展出油画48幅……
现在周永久画作的价格高达4500元/平方,且还在逐年上涨。他作画早已脱离了单纯的糊口需求,开始追求技艺的提升和情感表达。他不介意被称作“中国梵高”抑或“流水线画工”,这些留给外界去评说,在他看来,自己仍是当年那个爱好画画的小孩。
仰望星空的“赝品创作者”
美术专业毕业后,尚宏做起了买卖。但因为割舍不下对画画的追求,2010年来到大芬村,“车票买好了才跟妻子说”。
22岁的杨明,因小时候的一次摔伤父母没有在意,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从那时起,他左侧的背部,就再也没有挺直过。他起初接受不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于是选择学画画逃离学校。画画对于他的意义不仅仅是糊口,更是他逃离偏见和歧视的方式。“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只是我这个伤已经没有办法隐藏了。”
23岁的小君认为自己只要不离开大芬村,就可以实现梦想。“不管以后会不会成功,我觉得我已经入行了。”
起初他们并不被主流绘画界认可,有美术学院的教授直言不讳评价称“素描基础太差”,“野路子出身”,现在的他们参加主流画展,得到马未都等人的称赞,画作被博物馆收藏。即便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养家糊口,但在最后,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星空。
一百年前,梵高与贫穷缠斗,在孤寂中了此一生。一百年后,他的画作被后世传颂,成为了一批又一批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或许正是因为某种相似之处,梵高的精神隐约通过画作传承了下来。
也许像梵高一样仰望星空没那么难,只需要以自己的视角,抬头看。
正观记者 杨泽雅 文/图 发自深圳
编辑:石闯 张梦媛
统筹:石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