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过，郭嘉此人，有两个过绝于人的天赋：能识人，善机变。

所谓能识人，是指他对人性的洞察极其完整和精确。郭嘉被荀彧举荐给曹操前，其实并不想辅佐曹操，他当时的意中人，是袁绍。但他如诸葛亮一样，选择主公前，必先详细考察，充分分析，以确定是否与自己的理想契合。

袁绍自然是让郭嘉失望了。郭嘉面见袁绍后，这样评价袁绍：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郭嘉用了几十个字，就把袁绍全方位优缺点概括殆尽。他从袁绍的“用人之术”和“权谋之术”两方面定板了袁绍：袁绍折节下士，广收人心，这点原本没问题，但一个“徒欲”二字，说明郭嘉看出了袁绍只学得周公收人心之表，未学到其精髓；“未知用人之机”是指袁绍麾下虽文臣武将，智虑之士极多，但他不善用之；“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则是说袁绍没有主见，对一时一事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没有勇气拿定主意——这一点与曹操非常不同。

这就是郭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将自己的理想，与其辅佐之人的能力，结合看待，若可辅之则辅，不可辅则走。袁绍不会用人，没有决断，如果郭嘉选择了袁绍，不但无法施展拳脚，甚至会卷入派系斗争，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除了能识人，郭嘉还善机变。所谓善机变，是指他天性不拘一格，能根据具体问题，灵活应变，迅速捕捉最优解决方案。郭嘉善机变之代表作，是他随曹操东征徐州吕布之时的表现。

征吕布，三战破之，吕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还，郭嘉说太祖急攻之，遂擒吕布。

注意，曹操是汉末时期公认的最善于临阵机变的人了，结果围攻吕布这一战，郭嘉比曹操还要高出一筹。曹操因“士卒疲倦”想要退军，说明在他看来，退军是最优的选择了，郭嘉却能参破曹操无法参破的战机，反其道而行之，让曹操携疲惫之军，急攻吕布。郭嘉的敏锐，就在这里。他深知，虽然我军疲倦，彼军亦不可无劳矣，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吕布却如困兽之斗。此情此境，即便士卒疲惫，胜利的天平早已倾斜曹军，攻取下邳只是时间问题。

曹操之所以最欣赏郭嘉，恐怕正是因为郭嘉这两点天赋。曹操曾说“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说明曹操视郭嘉如知己。知己者，谓心有灵犀，所思所想，容易合拍。实际上，郭嘉擅长的这两方面，也正是曹操最擅长者。郭嘉能识人，曹操也能识人，曹操用人的本事，即便在敌国也是公认的；郭嘉善机变，曹操也善机变，当年在邺城与袁绍交谈的那句“吾任天下智虑之士，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就是最好的诠释。私以为，郭嘉恐怕是曹操一生最能相知之人了，故而曹操到死都非常还念郭嘉。

然而郭嘉，还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早。正史对郭嘉之死，记载非常简练。

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

三十八岁，在曹操即将平定北方的前夕，死了。如陈寿一贯对当时人之死的描述一样，除了病笃，就是病笃，以至于病死俨然已成为当时人之死的唯一原因。甚至有人认为，“病笃”一词，只是陈寿叙述时人之死的一种惯常方法。就如陈寿记载某人之勇，常常会用“勇冠三军”，也不能代表他说的每个人就实打实的在三军之中最勇敢。

然而，三国之后几百年，裴松之的著作，却足以重塑世人对郭嘉之死的认知。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晋有关汉末三国时期文献数百，对当年陈寿记载简练之文字，进行补充，达到补缺、备异、纠缪之目的。裴松之所引古籍中，有一本唤作《傅子》，《傅子》中关于郭嘉之死，有这样一则记载。

曹操曰：“追惜郭嘉，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

郭嘉曾说，自己如果去了南方，就不能活。曹操后来补充说，郭嘉这是“弃命定”。两个意思一样：郭嘉如果去了南方，必死无疑。

我认为，郭嘉很可能有某种先天疾病，或类似遗传性质的疾病。郭嘉死时，只有三十八岁，即便汉末三国时期，对于郭嘉这样级别的人物，这个年龄去世，也是不多见的。郭嘉说他不能去南方，去了就必死无疑，唯一的解释，就是南方易染瘟疫。然而这个原因，也十分牵强，刘表、刘备和之后的关羽、江东诸将，都是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即便南方瘟疫多发，也没见这些人中有死于瘟疫的。赤壁之战时，曹军有许多士兵死于瘟疫，但那是士卒级别，郭嘉这种士大夫级别的人，绝无可能。

因此，只能认为，郭嘉显然是有某种先天性疾病，这种疾病，又极其怕感染瘟疫。因此，瘟疫对郭嘉来说，实际是一种催化剂，可以加速他遗传病的爆发，夺其性命。有一种说法认为，郭嘉有先天的肺部疾病，这种说法的史料依据暂时还未找到。但可以肯定的是，郭嘉的疾病并不如陈寿所言那样，是在死前得的，而是早已有之的。如果此说属实，则可以想见，郭嘉常年饱受肺部疾病之苦，死时很可能是活活咳嗽咳死的，非常凄惨。然而，这样隐晦的事实，作为晋朝官修史书的主笔陈寿，他要维护魏国正统，怎么可能在正史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