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有时候人在关键时刻走对了一步，会影响一辈子的命运。

　　1995年，我辞掉宁波邮电局的工作，乘飞机到了长沙长海医院附近，是公司租的一个套间，我住其中一个。当时自己不用花房租。一个人住的时候比较多，偶尔才会有公司来出差的同事借住。

　　我与外人交往不多。我在长沙长海医院的交通并不方便，每天要坐中巴，早上7点半出门，要坐1个小时的中巴才到公司。有一次钱包差点在中巴车上被偷掉，后来我搬到了淘金路，月租是1千或1千2，这里离公司近，以后我每天就可以走路上班了。

　　我记得第一个月的收入是4千，是以前的好几倍，但在当时广州的外企，甚至还算是偏低的，而且在1995年，广州的物价很高，我记得晚上出去，有些酒吧一瓶啤酒都要卖到40块。

　　当时，广州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广州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老板，我认识些在电脑城卖设备什么的朋友，没受过什么教育，也都有百万资产。我一点不嫉妒，也没什么不平衡的，因为我觉得没有理由比他们差，我自己受了4年高等教育，有2年专业工作经验，有技术专长，相信自己能成功。

　　当时，广州就是这样一个给人希望的城市。

　　因为我在电信局工作过，对电信的业务很了解，当时宾馆的程控交换机开始流行，一个打出的电话用这个设备计费，当时各个宾馆都需要交换机计费软件。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接活，第一笔就挣了几万块，当时买交换机的人太多了。

　　可以说，如果我没有当时在这些业务上资金和经验技术上的积累，就没有今天的网易。当时，在这些项目上，一共赚了多少钱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基本上我后来创办网易的钱，都来自为酒店写程控交换机的计费软件的积累。

　　我1995年从宁波到广州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想做个小老板，做自己擅长，喜欢的事情。公司不要大，也就有个二三十人的小公司。而之后我是没办法才被逼到把企业做大，拿了别人的投资，就希望上市，上市就拿到了更多的钱，那就必须对股东的投资负责。这才有了现在的网易。

　　今天，如果有人问我，毕业后该怎么做，我不建议他创业，我会建议他到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现在北京上海的资金、机会可能比广州深圳还多。

　　但如果时光倒流，有人问我，在1997年以前，他毕业后该去哪里，我一定会告诉他，广州、深圳。

　　现在的人，可能对1997年之前的广州缺乏了解。其实，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今天民族产业响当当的品牌，像华为、中兴、万科、美的、TCL等等，几乎都是同时在一个地方崛起的。不难想象，当时真正具备了聚合资金、信息、机会的制度保障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

　　毕业10年的时候我和电子科技大学的老同学聚会过一次，只有一两个像我这样跳出体制外。而我命运的改变，则是无意中在1995年这个正确的时刻，选择来到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