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内第一位领到风险投资的大学生创业者，现在想去一个大公司做中层管理者，学习怎样将公司做大
 
    威廉·夏伊勒写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时候曾经提到，有人认为历史学家能写的材料最近不应超过拿破仑时代，他承认这是有道理的。历史就像油画，需要站得远一些打量。

    当我们再次翻阅当年那些关于中国第一位领到风险投资的大学生李玲玲的报道时会感到，当初指责李玲玲“浮躁”的媒体本身也难逃这种评价。

    转眼五年过去，李玲玲并不否认自己当时的确有些“浮躁”——由于年龄，由于数量过多的关注的眼睛。现在她安静下来，就像《大话西游》里孙悟空所说：“啊，世界清静了。”

    但是她终于没有昙花一现。一个人创业是不是能够成功并不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大学生。

    今天，李玲玲想的是从现在担任董事长的武汉海纳科技有限公司走出去，到一个大公司里面“打工”。她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现在的企业做大。她那么年轻，只有26岁。

    “有一点神话的味道在里面”

    纤巧，时尚，面前的李玲玲与我们想象中的企业家相去甚远，即使只是一位小企业家。

    她已经习惯了目前的安静，走在人群里，没有人再对她指手画脚。

    1999年7月，在读大三的李玲玲因为自己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得到了武汉世博公司的10万元风险投资，成为被热炒的公众人物。“我当时觉得把‘大学生创业’这个概念提出来没有必要。”李玲玲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的，“理所当然”。“长大了反而成了另类，不太正常。”

    李玲玲当时读的本科和后来读的研究生都是新闻专业，接受风险投资时已经在电视台、报社实习过，所以对媒体的关注比较清醒。“我当时接受采访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同行工作的配合，我知道这对自己做事情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它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尽管如此，铺天盖地的报道还是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让她看上去与本来的自己有了距离。

    对一个年轻女大学生的怀疑和赞扬，似乎没有穷尽。

    有一天，一份报纸和一本杂志同时在李玲玲面前打开。“报纸介绍我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杂志说我父亲是一个大企业家。”这两种毫无事实根据又截然相反的说法让李玲玲感到气愤。但很快，她觉得生气是没必要的：这就是现实，你控制不了，索性由它去罢。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块玻璃，大家好像看得很清楚，其实里面有多少困难谁也不知道。”李玲玲说，当时对自己的宣传，“有一点神话的味道在里面”。

    中学由于专利发明接受过杨振宁的颁奖、大学二年级因为防盗锁专利获得某博览会金奖、五四奖学金、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第一个获得风险投资的大学生，这些光环“交叉在一起，好像很神奇的感觉。其实我一点儿都没有觉得自己神奇。”李玲玲也并不是第一个去报名争取风险投资的，是她的一个师兄先去报名，向提供投资的世博公司介绍了李玲玲，世博找到了她，准备生产她的专利。后来有记者采访李玲玲，请她谈谈自己的专利。她说那并不复杂，甚至“很简单”：“实用新型专利确实不复杂。”然后有朋友劝她再不要这么说：“人家会以为你很骄傲。”李玲玲当时的感觉是“无所适从”。

    可能是个试验品

    神话很快就破灭了。2001年，因为世博公司拒绝按照协议注入约定的后续60万元资金，李玲玲的天行健公司不能够继续运转下去。

    现在看起来，作为风险投资，世博公司为李玲玲投资的初衷值得怀疑。李玲玲说，当时自己的“热闹”，与投资方的行为也有关系。“很多采访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只是世博在说，我的照片却登出来了。”如果世博公司只是想扩大天行健的影响倒也有情可原，可事实上，这个后来很快倒闭的投资公司的目的似乎只是想为自己招来投资。在一次董事会上，世博的人对李玲玲说：“你现在完全可以招来1000万的投资”。李玲玲回答：“可我要的是生产自己的专利。”

    李玲玲说，世博为天行健公司提供的办公室就在世博公司的办公楼内，“除了我，其他员工包括财务都是它派来的，我的一点举动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可能只是要炒作，我是要办好公司，就想要搬出去，这时候他们宣布我们倒闭了。他不愿意，也不允许我搬走。”

    李玲玲好像是被当作了工具。她后来与世博员工有过交流，对方透露的信息让她感到气愤：世博不会管李的公司死活，他们想的只是宣传世博，引进资金。

    看起来是一个误会。李玲玲太年轻，世博公司太老练。南辕北辙。

    尽管自己有可能被当作了“试验品”，但是，“我没有恨他们，从来没有。从他们的角度，这是很正常的操作手段。”

    2001年初，李玲玲主动找到世博公司，与之谈判继续合作的事——她还是想把自己的专利生产出来。双方各自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互为对方感动。不久，世博公司倒闭。

    “投资公司当初也投了其他大学生，他们可能意识到，我这样的大学生还是不错的：我没有想过私利，对工资都无所谓。”李玲玲之后与风险投资再无接触。“我建议投资方完全不参与运作，投资方和经营方不可能完全一致。”李玲玲并没有完全把当年的失败归罪于世博公司：“毕竟没有做成，不好谈。”“做公司，就像打牌。同样一把牌，你出，可能赢，我出也可能赢，但如果我们两人掺和着出就可能输掉。”

    “我要去打工”

    当年与李玲玲几乎同时得到风险投资的大学生公司中，有的生存得还不错，比如清华大学的王科等人创办的视美乐公司。“大学生创业的成功者之间，交流很少。”李玲玲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异类”。

    “大学生创业不应该成为稍瞬即逝的流行色，而应该成为水到渠成的一种需求。一件衣服流行，你去跟风，当你发现它丑化了你，你可以扔掉，只不过损失一件衣服。但当你选择创业道路后，发现自己不适合，可能就不会是损失件衣服那么简单。你要想好。当年我准备得还不够好，刚开始外界的呼声高于我内心的声音。”

    如果说当年的“风险投资”给了李玲玲益处，那就是使曾经热爱新闻立志当记者的她走上了商业的道路：“我肯定会一直走下去，我喜欢这条路。”她承认从一个连经济新闻都不喜欢的记者变成一个企业家是偶然的。

    目前李玲玲担任武汉海纳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以另外几项专利和父母给自己买房子的钱入股，问及公司的规模，她不愿意透露。或许，她认为这个只有50多人的公司太小。

    海纳的业务有三块：网络（为一些企业做局域网）、大学生培训、防盗门。防盗门生产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已经在武汉及周边地区有了一定品牌优势，效仿者甚众，她的厂区周围就先后出现了三家同类企业。“去年年底，我最高兴的是被挖走的最后一名技术人员回到了公司。”

    李玲玲说，尽管竞争者们的高薪有诱惑力，但是公司提供的发展空间对人才更重要。现在，“我们不用担心别人的竞争，我们有许多自己的专利。”

    李玲玲防盗门的客户有很多是她凭着自己在大学等单位的关系争取来的，比如大学、机关的宿舍楼。而对于陌生的客源，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开发成功。“如果不行，我的员工会怎么看我呢？”这种不自信有时候可能会表现为一种清醒，比如谈到上市：“我一直这么雄心勃勃。但是我照镜子，怎么看自己也不像是操控一个上市公司的人。我目前没有这个能力。”

    李玲玲说，公司目前的“三条线都很稳”，但问题是，“要由我来做得更大，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可能在我的眼界、能力上有了局限性。虽然我从书本上看到很多东西，但并没有机会很实际地去操纵更大的平台。”李玲玲所在公司的其他股东对现状很满意，因为目前防盗门所签的业务就可以让公司持续运转几年。李玲玲说，照现在这样做下去，十年二十年，公司营业额可能会不断增加，但不会有质的改变。“员工靠的是公司，我不愿意拿他们的生存保障来冒险——自己有所提高，公司才能有所提高。”

    李玲玲的想法是，到一个大公司里面做中层管理者，“公司上下都能接触到。”李玲玲清楚人家聘用她不是只让她去学习的：“我会全力付出，但对我个人来讲，在付出的同时可以学习。”李估计她将为此用去三五年。“我有这个时间。”

    为了这个目的，李玲玲正在逐渐“淡出”自己的公司——她已经不再兼任公司的总经理，不具体管理公司的业务，她的团队已经很成熟。公司的其他股东很支持李的想法，还有她新婚未满一年的丈夫（在某大公司负责市场销售）。

    对于要去打工的公司，李玲玲说自己还没有具体的目标。但是看上去，她胸有成竹。

    李玲玲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是不断学习的结果，同时能够发现别人的优点，听得进建议。她曾把海尔发展初期的一些事例写出来挂在公司里面，比如张瑞敏砸冰箱，“我现在还是很欣赏。”

    经过几年历练，李玲玲对自己的进步也看得清楚：“我现在的优点是非常能够容得下人。”她最欣赏的话是：一个聪明的人善于用别人的脑袋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李玲玲心直口快，“交朋友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她知道这在商业上是很忌讳的。“我们公司没有受太大影响，是因为公司的具体业务不由我来做。”

    2001年，曾有出版商约李玲玲写一本关于创业过程的书。这个初中时就在《少年文艺》发表作品的自觉性格“浪漫”的大学生企业家写了，名字叫《我的大学，我的创业》，但最终没有让出版商拿去出版。她认为那时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自己会往哪里走。几年过去，她仍在不断地填充着这本书。“我想告诉大家：以前大家那么关注我，我也一直在努力做下去，我并没有像媒体所说的那样逃跑了。”

    现在，大学生接受风险投资创业已经不能够成为引人兴趣的话题，是因为李玲玲这样的先行者承担了新生事物初始的欢乐和阵痛，承担了社会对他们的怀疑和质问。了解了社会的功利性，鲜花和瓦块都不会再有动摇你的力量。就像李玲玲所说：“不要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别人，没有用。一件事情要成功，你自己至少要做到及格，别人才可能给你帮助，否则即使给你帮助也没有用。”

    李玲玲开着车消失在武汉的夜色中。就是她，在当年接受风险投资的时候说：“希望有一天有人从我这里拿走风险投资，一些有能力的人缺钱的时候能在我这里得到帮助。”

    手记

    再见李玲玲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第一次看见李玲玲是在网上，照片很漂亮。第二次是在武汉，一个安静的酒吧里，真人比照片漂亮。摄影师为她拍照的时候我假装很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上述看法。她显然受到了我的话的打击，有点儿慌乱。我很抱歉也很慌乱地把话题引向了我们已经谈过的题目。

    不知道这个新闻专业研究生面对记者的采访是否感觉怪异。“我做记者的时候也是一个好记者，而且我相信自己做下去也会像陈鲁豫、吴小莉一样。”看上去，现在的她跟那两位在气质上区别确实不大。但是她说：“我会在商业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年怀疑她的人早已经去怀疑别人了，她的坚决已经掀不起当年曾经有过的波澜。好在，她并不喜欢这样的波澜。

    她成了企业家，但不太确定这个身份是否符合那位老总的意图。她说到最后一个被挖走的人回来了时笑得很舒畅，想必当初他们一个个走掉时她也付出了焦虑和辛酸。她正在经历一个小企业生存时期的痛苦和欢乐。

    李玲玲的雪铁龙车上披着彩带，因为弟弟和朋友都在那两天结婚。她坚持陪我找到合适的酒店才离开，并且对不能拿出更多的时间而抱歉。说一句感情用事的话，这个阶段的企业家更让人觉得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