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在我国,“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6万的门槛怎么来?
“6万元-50万元”的标准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4个多月,发放问卷30万份,有效问卷263584份。据相关人员透露,完成这项调查最低人工费用支出600万元。
据相关人员解释,“6万元-50万元”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推导,也是用结果验证了的”。测算的起点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相应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但对于购买力评价标准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在我国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
6万到50万家庭年收入的界限,看起来似乎是让人充满希望的“中产”指标。
香港“中产”怎样划分?
但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中,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
吕大乐说,在香港,对于收入的讨论并不多,“这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
按照这样的评价标准,吕大乐认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25%.这个群体并非家财万贯生计无忧,现在也逐渐被卷入裁员、失业的漩涡。
“中产”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现实,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成为“中产”的机会最大,因为他们占有资源,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相关学者指出,在中国,“收入与社会地位事实上并非正相关”。比如学者教授,在发达国家都属于社会的的中产,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物质收入,但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学者的收入甚至有可能低于中等收入人群底线。
同样,在拥有政治资源的群体中,收入也成为并不可靠的指标,这个群体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他们由职务而来的可支配收入很可能远超于我们的视野。
对于私营企业主是否纳入中产,同样是一个“中国特色问题”。在西方的评价体系中,这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属于新中产,但是目前的中国社会,这个群体却是中产强有力的支撑部分。
“中产”:更多是一种思想状态
如此看来,中产究竟是什么?在物化的指标和社会意义的评价之间,不同的视角甚至可以得出差异相当大的结论。在社会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中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或者说,不仅仅是经济状态。地位声望、教养职业、经济收入、社会交往,这些统统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标。如果过分关注收入,关注的中心实质会发生改变。(摘选)
学者张宛丽衡量中间阶层的操作指标
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主要是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资格。
2、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
3、就业能力:拥有较高学历,掌握并提供市场稀缺的职业专业技能,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
4、职业权力:对其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权,对其上司及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发言建议权。
5、收入及财富水平。
6、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
7、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