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金牌（800年前的圣旨金牌！）

1961年的一天，内蒙古索伦屯的老李，在洮儿河附近挖一些沙石，准备修补自家的房子。只听到"当啷"一声，手中的铁锹碰到一块硬东西。

　　老李弯下腰，拿起来一看，是块7公分，长20多公分浅黄色的金属片。

　　"咦？这个什么玩意儿？"老李没有多想，把它装进口袋继续挖沙。

　　回家后,忙着修理房子的老李，把这个不起眼的金属片，顺手扔到自家的杂物筐里。

　　老李挖出来的金属片

　　1970年，蒙古族邻居乌里冈来老李家做客，老李把金属片找出来，让他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字。

　　乌里冈看着这块金属牌，摇着头说："我也不认识这些字。"

　　为了弄清楚牌子的内容，他们挨个问了村里认识蒙古文很多的老人，可是都说不知道上面写得什么。

　　乌里冈盯着金属牌，感觉牌子上的两个字，在家中珍藏的成吉思汗画像上见过，据家里的老人说，画像上的古老文字已经一种失传很久了。

　　金牌的文字和画像上一样

　　即然这样，这块牌子会不会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老李赶紧把这块牌子用红布包起来，放到柜子底下，像传家宝一样保存着。

　　30年过去了，老李的身体日渐愈下，在弥留之际，他把儿子叫到床前，郑重其事的嘱咐："孩子，这件牌子可能是件宝物，你要把它保存好，会有人知道上面的秘密。"

　　李献功不耐烦地点头答应，心想："这么点东西，还能是啥宝贝！"

　　安葬好父亲，把这块牌子扔到自家的菜窖里，就出门做生意了。

　　三年后，做生意赔了本的李献功，带着2万元的债务回到老家。

　　这天晚上，想起这几年只顾着忙着做生意，家里的农活都是靠妻子一人打理。

　　唉！欠她的太多了。李献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突然想到菜窖的那块牌子。

　　天刚蒙蒙亮，他就急忙爬下菜窖，这时候，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的李献功，终于相信牌子是个值钱的宝贝。

　　因为在潮湿环境里呆了三年的牌子，不仅被腐蚀，而且光泽度还非常好。

　　"能不能把它卖掉，缓解家里的燃眉之急呢？"

　　与金牌有缘分的李献功

　　李献功找到乌兰浩特的收藏家刘振春，让他帮忙鉴定牌子值多少钱。

　　当刘振春一眼看到这块牌子，就觉得是个有价值的物件，他对李献功说："我不熟悉金属器物收藏，也不认识上面的文字，但可以帮忙找专家鉴定一下。"

　　刘振春说的这个人，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张国林，兴安盟地区金属物品与古玉收藏专家。

　　张国林上大学时学的物理专业，对古董的材质十分敏锐，当他把金属牌放在手中掂了掂，认为它可能是块金牌。因为黄金的抗氧化能力，远远超出普通金属，即使埋在泥土里很长时间，也不会被严重氧化。

　　沉甸甸的金属牌

　　经过检测，这块牌子含金48百分比，含银46百分比。因为黄金质地柔软，外出携带时会不方便，而这块牌子巧妙地成份配比，让它的强度达到了纯金的4.5倍。

　　银与黄金混合比例达到1比1时，黄金会保留最大的原始属性，此种比例的金银合金与纯金的色差并不大，如果会通过两者表面难分辨出来。

　　刘振春异常兴奋，虽然还不能证明它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但是制造牌子的贵重金属和调料的配比，足以证明这块牌子的非同一般。

　　骁勇善战的蒙古兵

　　当年的索伦河谷，是蒙古大军通往科尔沁草原的捷径，可以想象，一位携带圣旨金牌元朝的信使，在这条捷径上遗失了它，让它留在了绵延长流的河谷中......

　　想到这里，刘振春异常兴奋，他和张春林准备用12000元钱收购这块牌子。交易之前，他习惯得拿放大镜查看金属牌的细节。

　　突然，他在金牌圆环内侧刻着几个汉字："张字96号"，而且"号"字是简体字，这种字体是解放后才实行的，怎么会出现金牌上呢？

　　张字96号金属牌

　　他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难道这是从博物馆里盗窃出来的赃物？因为在发掘墓葬时，考古人员会给出土文物编写顺序号码。

　　那收购和贩卖这块金牌的行为，岂不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

　　刘振春急忙给金牌做了拓片，并把它们拍成照片发送给各大博物馆、文物站工作的朋友和同事们，希望有专家能认识上面的文字，并想知道它是不是被盗文物。

　　就在金牌的结果快浮出水面的时候，急着脱离生活困境的李献功，看到了吉林电视台的一栏《鉴宝》节目。

　　他忽然觉得手里的这块金牌，可能不仅仅值刘振功他们说的12000元钱。

　　他向堂弟借了200元钱，坐火车来到吉林电视台，把金牌交给了两位专家，两位专家反复看了看，说是鉴定不了。

　　李献功还是想把金牌卖掉，他看到了街道一侧的金店，心想：“能把金牌当金子卖也行啊。”

　　于是，他走进店里，仔细问明白了有关事项。店主答应以黄金的价格收购，李献功算了一下，即使扣除1000元的加工费后，还能拿到17000多元钱。

　　这个价格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元，价格整整高出了5000元，李献功动心了。

　　等朋友消息的刘振春，在家意外听到李献功急着变卖金牌，眼看着珍贵的国家文物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刘振春紧忙去各个金店寻找李献功，终于阻止了他和金店老板的交易。

　　2001年3月25日，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刘振春，牌子上的文字，很像元朝内部使用的"八思巴"文。

　　当刘振春听到八思巴文时，想到了乌兰浩特文联退休后的江川，他专心研究元代历史，应该知道这种元代文字。

　　于是他们三人一起来到江川家里。

　　江川看到金牌，对李献功说：

　　"虽然牌子上的字，我不能准确地翻译，但我肯定这是八思巴文，根据掌握的资料，八思巴文的牌子，大多数是国家一级文物。它们大多数是铁牌或铜牌，而你这块是金牌，由此可见，这块牌子的价值有多么高。"

　　江川还确认这块圣旨金牌，不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因为"八思巴"文字是忽必烈时期创制的。

　　退休后在家研究元代历史的江川

　　为了避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为了自己能有补偿款，李献功决定去省城呼和浩特，看看有没有单位能收购这块金牌。

　　李献功在呼和浩特一路打听，去过好多家博物馆，费尽周折地找到历史研究所，遇到一个工作人员，他小心翼翼地把牌子拿出来，问："你们能看懂这块牌子上的字吗？"

　　而工作人员，看到衣着简单的李献功，不耐烦地摆手说："看不懂，看不懂......"

　　吃了闭门羹的李献功，把金牌的照片悄悄放在所长的桌子上。

　　买好返程票的李献功，找了个旅店住下。

　　第二天一觉睡醒时，发现离发车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他拿起行李就往火车站跑，慌忙中，把金牌落在旅店里。

　　4）失而复得的圣旨金牌

　　历史研究所所长开会回来后，在整理桌子时，发现桌子上的金牌拓片，立即找出所里保存的元代银制圣旨牌图，进行仔细的对比后，发现这两块牌子的形状、文字竟然完全一样。

　　内蒙古历史研究所的的银制牌

　　很显然，照片上这块金牌的价值更珍贵，向工作人员问明缘由后，所长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动员所有工作人员，在全市范围内寻找金牌。

　　这几天，恰巧江川也在呼和浩特开会，他找到内蒙古大学的宝音图教授，没想到宝音图看到金牌照片后，顺口读出了文字内容。

　　为了确认自己的发现正确，宝音图教授把此事，立刻汇报给分管历史研究的副校长包祥。

　　当70多岁的包祥看到金属牌上的文字，毫不犹豫读出来金牌内容：

　　"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名号是神圣的，谁若不服，问罪致死。"

　　包祥仔细端详着这块金牌，激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辈子总算没白活，终于看到了祖宗牌。"

　　为什么包祥会这样说呢？这与蒙古族的丧葬习俗有关系。

　　因为，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认为，死后回归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人死后秘密埋葬，避免后人对其坟陵的干扰，是对死者生前的尊重。

　　而且，蒙古人认为祭奠先人，主要祭奠灵魂，所以，他们埋葬遗体时并不留下任何标志。

　　关于这点，《蒙古秘史》有记载：

　　“蒙古皇族下葬后，先用几百匹战马把墓上的地面踏平，再在上面种草植树，而后派人长期守陵，直到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才能离开。”

　　即使成吉思汗和铁木真，以及以后的蒙古大汗的墓葬，也是这种密葬的方式。所以，考古界里很少听说发掘蒙古贵族的陵墓，偶尔发现元朝墓葬，多数是汉族平民百姓的。

　　而包祥、宝音图都是孛儿只斤铁木真的直系后裔，在他们身体里流着蒙古皇室的血液，看到了忽必烈时期的，“八思巴”文圣旨金牌，难免激动万分。

　　江川一下子明白过来，马上打电话给刘振春，让他通知李献功带着金牌，一起到呼和浩特博物馆进行鉴定。

　　李献功家住在离呼和浩特100多公里的索伦镇，没有电话可以联系，由于事关重大，刘振春立刻驱车100多公里，找到李献功。

　　哪知道，见到李献功，他却一脸懊恼地说："金牌让我丢在白城火车站的旅馆里了，怎么办？"

　　刘振川二话没说，招呼李献功上车，接着驱车1000多公里，到了白城火车站旅店，在房间的褥子下面找回了金牌。

　　一波三折的金牌终于失而复得。副校长包祥花费6800000万美元购买后，捐赠给内蒙古大学。

　　存于博物馆的圣旨金牌

　　李献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如今，与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失之交臂的这块金牌，静静地躺在内蒙古大学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它是世界上发现绝无仅有的元代金牌，历史价值不可估量。

　　圣旨金牌上的谜底完全解开了吗？

　　并没有，它背后圆弧上的"张字96号"是谁刻的？为什么"号"字会是简体字？为什么内蒙古历史研究所的那块银制牌，在相同位置也发现"丁字80号"的简体文字？

　　@与君读史

　　和大家一起，期待历史学家们，进一步解开这些未解之谜......

　　丁字80号银牌圣旨

　　后记：

　　“八思巴”文是一种类似音标的文字，不能拼出完整的发音。不同的“八思巴”文，按照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律，组合在一起，那么它就能标注民族不同国家的各种语言，所以就会有“八思巴”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伊斯兰文等。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时代，疆域内有很多民族和特有的语言，在元朝，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八思巴文，因此很少人能认识。

　　元朝最高行政机构，正是看到了“八思巴”文这种独特性，把它巧妙地运用在军事保密方面。

　　在当时，如果朝廷向军队传递军事命令，会派不懂蒙古文但能流利朗读的汉族官员，把金牌令带到军队驻地，蒙古族的驻军孔帅，很快就明白圣旨的内容，但这位汉族官员读完圣旨的全部内容，也不会明白圣旨的意思。

　　这样一来，朝廷下达的军事命令就有相当高的保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