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最新披露的年报显示,杨元庆在2005至2006财年的薪酬为2175万港元。“我想我们对得起这样的年薪。”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元庆如此回应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高薪事件。
杨元庆回应“高薪事件”:我对得起这样的年薪
曾几何时,“薪金”的高低逐渐成为了社会衡量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工资待遇问题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敏感而又现实的话题。“高薪”意味着可靠的经济来源,优越的生活,自我价值的体现。但是,要拿到高薪同时也要具备什么样的个人素质?高薪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当然,像杨元庆这样拿千万年薪的“打工皇帝”,实在极少。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南京能拿到百万年薪的人“凤毛麟角”,50万元以上年薪的也微乎其微,多数集中在30万元左右。商报此次对南京高薪人群的全面扫描,目的是想在为这群令人羡慕的人群画像的同时,描绘出一个新的价值导向:对于正在和国际接轨的中国经济而言,更需要一种承认和尊重职业经理人价值的机制和文化。在中国力图通过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的时代,“高薪族”更有理由成为为社会所追捧的明星。因为这种人,现在还太少太少。
功名成就之后的低调
3年内,他让生活、地位有了质的飞跃。在平常人看来,梁先生应该是年轻有为,名副其实的金领。财会专业出身的他,仅用了极短的时间,便从一家外企小员工成为大型国企的财务经理,不到30的他,年薪几十万,拥有私房、私车。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位从一辆丰田车内钻出的魁梧男子,是一位2000年毕业的南大高材生。也许是因为职务阅历的原因,加上魁梧的身材,记者见到梁先生的初次印象,觉得他比实际年龄要显得更沉稳、成熟。与80年代相比,70年代没有他们的晚辈张扬和张狂,对待自己的功名成就总是低调处之。谈及自己几年的从业生涯,他非常谦虚,仅用“运气好”来解释一切。
2000年,从南大毕业后,抱着所有年轻人都有的闯荡梦想,梁先生只身一人来到深圳。很快,谋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外企做财务,月薪3000多元。当时的那段岁月,非常辛苦。“3000多元,在南京还算可以,可在深圳,消费水平非常高,我是捉襟见肘。”逆境能磨炼人的意志。为了熬出来,学到更多知识和经验,梁先生放弃了大量的休闲时间,钻研公司财务工作,研究财务方面的门门道道。“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是以公司为家。”不图名、不图利,在这家外企埋头苦干苦学了一年半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财务经验。这个时候,他有了回南京的念头。在外度过艰辛的两年,所谓的闯荡江湖也试过了,其中的艰辛与不易也品尝过了。独生子女的恋家情结,让梁先生毅然放弃深圳的发展,回到了南京。重回南京之时,恰逢华润物流招人,经过几轮面试,他击败了数个应聘者,顺利地成为该公司的财务经理。梁先生告诉江苏商报,这家公司之所以看上他,是因为他的那份敬业精神。他表示,分配给我的任务完不成,我是绝对不会离开公司的。“态度决定一切。也许他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是本着踏实、勤恳工作的态度,他就一定会做得比别人出色。”而这一次,他彻底摆脱了在深圳时的窘境,年薪达到了十几万元。“我回南京那时,房价比现在便宜多了。所以,我利用工作几年的积蓄买了一套房,并不是多大惊小怪的事。”“为什么又会离开呢?对薪金的不满意?还是感觉压力大?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记者追问道。
他说,在华润物流,身为财务经理,由于公司企业内部的一些机制,压力确实也比较大。离开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司准备发展分公司,让他到分公司去负责。而分公司的地点,又是深圳,等于他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因此,他没有同意,毕竟已经在这边安家了。第三次跳槽,他又“幸运地”被南京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录用了,同样是财务经理,年薪又涨了不少。对现在的工作,他表示还算满意,工作也没有在外企那么累。不过近段时间比较忙,因为企业比较大,目前同时在管理两大项目。对于今后,他笑言,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工作,他对每个行业都充满好奇,在了解各个行业的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一次一次的考验。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因此,他每2~3年就会换一次工作。
低调的“钻石王老五”
他来自农村,通过自己的奋斗、打拼,如今已拥有了数百万家产。未婚的他,是令人艳羡的钻石王老五。“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爸妈都是农民,晚年没有任何劳保,所以我要多赚钱,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Peter的开场白,谦逊又实在。Peter现在的职位是,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的Avnet(Avnet即安富利公司,美国第二大的电子元器件和电脑产品分销商)的高级销售主管。据他的朋友Andy介绍,Peter的年薪至少五六十万,但是为人相当低调。在接受江苏商报采访时,Peter一再表示,自己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像他这样的人在南京一抓一大把,没有什么值得讲述介绍。1993年毕业,至今,工作12年,12年期间,换了5家单位——对于自己的经历,他描述得如此简单。据江苏商报了解,1993年,Peter从广西桂林电子学院毕业后,进入南京的国企单位熊猫集团,成为一名普通员工,领着一个月一千多的月薪。对于那段岁月,他表示,很辛苦——国企特有的体制问题,令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很是压抑,年轻人自我发挥的空间被束缚了。“有力使不出来,我们都只能成为一群愤青。”但在当时,因为工作相对稳定,保障制度也比较完善,呆在国有企业还是很吃香的。“因此,想到外面谋求更好的发展,踏出那一步,相当的不容易。始终也下不了决心。”在走与不走的矛盾之间,Peter在熊猫也耗了五六年。但当Peter真正“走出来”之后,就开始后悔了。“出来得太晚了。”1999年,他成了一家外资企业的负责人。“为什么外企会选中你呢?”Peter说,他是被招聘进去的。有着五六年大型国企的工作经验,电子专业出身,有经验、有技术——Peter身上的这些特点,都是外企非常看重的。成功应聘后,他的第二份工作,年薪十几万。Peter介绍,他的朋友Andy,是在熊猫工作时的同事,也是很好的哥们。和他一样,在熊猫郁闷地度过了几年之后,也选择了下海。据悉,Andy来到了一家美资企业,做了一个负责人,也享受到了美资企业优厚的年薪。Andy自己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前任离开时的销售业绩是200万美元,他接手后,将业绩翻了几番,达到了1000万美元。“
但是,在外资企业里,作为一名负责人,算中层干部,除了丰厚的年薪听起来比较诱惑人,工作的日子实在是很无聊。“他介绍,在外企,他的下属普通员工们都很辛苦,身为负责人的他只需要把工作分配给下属,随机抽查他们的工作情况就行。其余时间,闲得让他要”抓狂“。在外企呆了3年的时间,Andy的体重增加了几十斤,达到了160斤。这个时候,他选择了离开。征得家里人的同意后,Andy又重新回到了熊猫集团,做起了产品研发。
现在他已是熊猫一个下属公司的副总了。对于Andy的决定,Peter表示,当初Andy和他商讨过此事,他也曾经一度有过同样的念头——重回国企。“你看,Andy,他现在很稳定,拥有地位,很好的保障,工资待遇虽然没外企多,也算个白领吧。但是,我最终还是没能抵得住外企的‘高薪诱惑’,打消了回国企的念头。”Peter半开玩笑地对江苏商报说。“为了生活的更好,我还要打拼,现在赚的钱是远远不够的。”人往高处走,Peter又换了几家单位,年薪由十几万,涨到二十几万,再涨到现在的四五十万。
复杂的金领生涯
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这近二十年的经历,太复杂,可以写成一本书。的确,十多年时间里,他不停地置换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国有企业负责人、港资企业高管、自己当老板、外企高管、回归国有企业高管……如今,他仍然不愿意一成不变。接下来,他会做些什么?他会选择什么样的身份?连他自己也给不了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永远不想安分地过日子,即使放弃高薪。钱对我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接受江苏商报采访时,Jesson撂下这样一句话。1987年,Jesson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毕业后,非常顺利地被分到了机场工作。“当时的国有企业,待遇不错,在外名声也好听,有着一技之长的我就在那边度过了两年。当然,这两年也不是混过来的。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自己浪费时间。两年时间内,通过实践,我在技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上踏实工作的好口碑,我的工资从最初的几百元涨到了2000多元。”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上海等地兴建机场,首都机场的部分骨干被分往这些地方。在这次“骨干分流”的大潮中,Jesson被分往上海的浦东机场。此时的他,已是处级干部,月薪也涨到了5000元左右。“上海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城市,何况您还有一份非常稳定丰实的工作,为什么选择离开?”“因为家人在广州,想回家。”在些次采访中,江苏商报发现,在外打拼出一番事业的男士,非常看重家庭。在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家庭。也许,这正是这些成功人士固有的一份自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回到广州的他,脱离了原先的国有企业,下海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家港资企业的赏识,成为这家公司在大陆区域的总经理,不仅有丰厚的年薪,还拥有部分公司股份。Jesson非常直率地表示,境外企业要想在大陆很好地开展业务,人脉关系非常重要。这家企业就是看中他的人脉关系,因为他曾经在大型国有企业呆过,好歹也是个处级干部。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年薪加上公司年底分红,“我拿到了几百万”。世事难料,Jesson再怎么不安分,也绝没想到,他与这家港资企业的缘分会结束得如此之早。这是他工作时间最短的地方。1997年,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这家港资企业濒临倒闭。“我成了无业游民啦。”夹杂着浓重广东口音的Jesson,很喜欢开玩笑。“失业期间,在家好好琢磨了一番,给政府打工,给私人老板打工,烦了,厌了,前面赚了几百万,想着自己也可以当老板了。”在广州“创业潮”的带领下,1998年,Jesson开办了自己的IT通信设备工厂。可是,由于工科专业出身的他,只懂技术,不懂管理,以至产品开发出来后,后续资金不够——Jesson第一次创业失败了,前面赚来的几百万元,全部赔了进去。他指着两鬓的白发说,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烦出来的。什么都没有了,一切从头来过。“老板梦破灭了,继续我的打工生涯。”“继续打工”之前,Jesson读了MBA,弥补自身所缺乏的管理才能。准备充分的Jesson,凭借多年来在业内的关系网,得知天津摩托罗拉工厂招聘高管。这一次,同样非常顺利,他被聘用了,他又成了一名替人打工的金领。
在摩托罗拉的两年,是Jeeson收获颇丰的两年。但同时,作为一名外企中高层管理人员,很多时候又会闲得发慌。“恰好当时,你们南京一家大型企业出了些事情,我和这家企业的领导是朋友,他邀请我去帮他。”Jeeson知道,这一次,他的工作又要换了,“我当即答应下来。过了几天,便递了辞呈,来到了南京。”“他们给你的薪酬如何?”面对健谈的Jeeson,江苏商报抛出了最敏感的问题。“当然没有前几家给的钱多。但是钱的多少,并不能衡量我的价值。一方面,我很现实,我需要钱。另一方面,我又不现实,给我再多的钱,整天无所事事,我也不愿意。”听到“金领”字眼,Jesson直摇头,表示,他现在已经不是金领了,顶多算个白领。但他也毫不避讳地坦言,当他把这个企业盘得有气色后,他得到的分红或者是奖励也足可以让他踏入金领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