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娃之争”作为商业纷争的经典案例注定将载入企业发展史，因为其中可供反思的东西很多。例如宗庆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自己是中了达能的圈套，在其自我反省中认为当初应当“先小人后君子”才对。作为一家之言，其中包含的切肤之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有人以此推断宗先生是先君子后小人，或者说目前不得不在做着小人的勾当，对他也是不利的。可见在管理中无论是先君子还是后君子，都应当有一个以一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道。　

宗庆后早已向媒体感慨过“先小人后君子”的问题，把它作为“老祖宗”的东西。不知道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先小人后君子”的“老祖宗”能否忝列其中，不过宗庆后明前对记者表示：“毛泽东思想在管理上还是有很大借鉴的”，如果把两者联系起来，就值得商榷了，因为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无论先小人还是先君子，都应当是实事求是。这里的“是”，可以看作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做君子还是“小人”如果说可以灵活掌握的话，其基本的原则是不能置之脑后的，即不能失道。在管理中也不能例外。

管理之道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内涵，相对于君子小人而言，应当是职业诚信。在“老祖宗”那里，诚信之道是心灵之约；在市场经济中则体现为规则意识。规则的出现是一种进步，然而静态的规则又是一把双刃剑，君子与小人都可以利用它。利用规则“适当的自私”是可以的，但同时也要知道别人同样可以利用它做适当自私的事。区别在于，小人利用它可以设置陷阱；而君子利用它可以实施某种策略。君子实施某种策略时，固然可以根据规则与在某种程度上与小人握手言欢，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小人；但是君子深深懂得，规则向来是强者制定的，自己之所以与小人在规则上针锋相对，是因为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只好追求较低的目标，与较高目标相比较退而求其次；有时候还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以换取对方的让步。但是君子并不会放弃自己的较高目标，即不会放弃道。君子善于因势利导，努力促使较低目标朝着有利于道的方向发展，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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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见，君子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人。如果说君子在早期不得不从“小人”做起，那他必须先得道。换句话说，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管理的主动权，在战略层面上必须先做君子，即先得道；在策略层面上则不排除先做“小人”，不可希图一蹴而就。在困难的情况下对于可以利用的资源不愿意“屈尊”加以利用，当然是幼稚的；但是仅仅是为了投机而不顾后果，显然算不上君子之风。关键是要把握好其中的度，不要太自私了，不要一直想着为自己，一味的把自己放在比别人重要的位置上估计，要懂得“双赢”。这时候作出一定的让步和付出是必要的，不要作出一时糊涂的样子。让步是合作的代价，付出是一种投资。问题在于，较低目标实现之后，不应该忘记当初的合作者，不应当对于当初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耿耿于怀。有了实现较高目标的资本后，得志便猖狂，过河拆桥，恰恰证明自己没有得道，当初更不是什么真君子。当然，也有小人得志之后而得道，从此愿做君子的，但那多伴随着幡然悔悟，有重新做人之意，而不是后悔当初没有更加小人。战略的实现需要成功策略的支撑，但是失道的策略，无论先小人还是先君子，都是不可能得人心的。

实践证明，在管理中离开道而空谈君子小人没有实际意义，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还容易造成“上下其手”的乱相，在处理利益冲突时更是如此。企业相关利益主体发生冲突，如果纯属利益之争，彼此各执一端，很难说谁比谁更君子。如果道相同，则应当求同存异，都表现出一些君子之风；如果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分道扬镳了事。

君子小人作为策略层面的东西，反映的是问题的两面性，是每个管理者都应当具备的两手，即学会用得道的两手对待失道者的两手，这里是没有先后之分的。这种两面性或许用虎气、猴气来表述更好些。管理者虎气、猴气兼具，的确可以更好的发挥各自的管理才干，演绎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商战活剧，其中的高下胜负当然也是商家常事。但是因为有道在，更需要从长计议，得道的管理者不会将自己的认知局限于一城一池的得失，有所得不能得意忘形，有所失也不必尽弃自己的风度。如果认为策略层面的东西高于一切，成者为王败者寇，那就无道可言。

毛泽东曾经自称自己身上既有虎气又有猴气，如果这并非戏言，那末这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无疑产生过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所取得的胜利，其中的策略智慧连他的敌人都不能不佩服。在军事上，国民党的一些军队曾经想学红军、八路军的一套打法对付共产党，但是就是学不像、学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得“道”。在管理领域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想在毛泽东思想里学管理，必须先得道，否则无论我们在所谓的“先小人后君子”方面怎样借鉴毛泽东思想，都无济于事，甚至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