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学者)已在国内经济学教育、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也逐渐成为趋势。
6月23日晚，当10多位老朋友汇聚在重庆，钱颖一、陈平、张欣、田国强、易纲、文贯中、陈爱民、李稻葵、宋顺风、张晓波……
他们在追忆这样一件事：在过去20年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怎样从一个留学生的团体成为一个搭建中美交流通道、影响中国经济决策、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只清新而活跃的力量。
转型时期渴求经济学“明灯”
6月24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研讨会暨2005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年会在重庆召开。300多位海内外经济学家和学者在重庆就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长达3天的讨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经济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萨克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萧庆伦等国外重量级经济学家参加了此次会议，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林毅夫、张维迎等也来共襄盛举。
该会议主要就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健康、贫困和经济发展，中国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共财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人口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展开圆桌讨论。
与会学者认为，经济学学术性会议逐步得到各界重视，特别是官方重视，反映出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20年之后，已经面临一个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阶段，用单纯的解放部分生产力的方式已经难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能源约束、资源约束、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新问题，迫切要求政府及其他社会资源掌控者或参与者需要有更专业、更系统的经济学支撑。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上一任留美经济学会主席田国强称，中国转型时期对经济学知识的巨大需求，成为留美经济学会迅速扩大影响力的“天时”。
四川大学副校长、前留美经济学会主席陈爱民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理论、政策建议，以及实践中都需要寻求对策或方案，这一需求引发了经济学热潮。“中国正在弥补几千年来一直匮乏的经济学缺口。”
搏击海归潮头
目前，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学者)已经在国内经济学教育、经济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在政府部门中担任重要职位也逐渐成为趋势。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下称“上财”)院长田国强称，除他本人外，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爱民(四川大学副校长)、方新海(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白重恩(清华大学经管系教授)等人均是海外学成归来。
田国强表示，经济学者海归现在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会出现大量人才回流。田国强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自他任院长后已经引入15个“海归”，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引进总计约40位海外经济学人才。
此外，田国强还协助中央浦东干部学院，实现“把全世界最好的华人请来当教授”的计划；据悉，林毅夫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在网罗全球经济学人才；四川大学则在2004年时，即面向全球招聘副校长。
四川大学副校长陈爱民称，在留美经济学会(会员并不特指留美经济学人士)的1000多名会员中，她预计目前已经回国兼职，或者任职的人的比例不超过10%，“应该说这一比例依旧比较低。”
从园丁到“桥梁”
林毅夫，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这位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在接受这份荣誉时，说：“它属于我背后的群体。”
林毅夫的一句话，实际上揭示了当下我国经济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海归”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舞台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们正在渐渐参与到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并在某些领域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
林毅夫将其背后的群体归位于“海归”，其实是将其归位于1994年成立的CCER，在其成立十周年庆典上，林毅夫将它总结为国内第一个完全由海外留学归国的学子倡议、组建的教学研究单位。CCER的发起人即是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几位“海归”学者，不仅如此，截至目前，CCER的教师100%都是“海归”派经济学者。
此外，越来越为人注意的是，国内高校中大批的教师均有在海外做访问学者或读书进修的经历。“在市场经济发达、西方经济学发源地扎扎实实读书，不仅可以读到最原汁原味的经济学，还能切身体会到西方的经济学教育方法。”多伦多大学归来的北京大学夏业良教授说。
北大校长助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海闻对记者总结了“海归”学者对中国经济学教育所起到的作用，“他们把先进的研究方法带了回来，通过培养，让学生能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分析问题。”
夏业良教授的教学方法和风格受到多伦多大学的影响颇深，比起传统教学方式，他更注重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女生相对而言更用功，男生的思维可能更开阔，在研究生课堂上通过研讨课的方式，可以让女生的思维开阔些，也能督促男生在课下更好的准备。”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实验班同学则用比例向记者介绍了一个现象，假设一门课总共需要掌握的知识为100%，那么这些“海归”老师或从海外过来的客座教授，大多只讲70%，另外的30%需要自己去理解体会，而讲到的70%，课堂上能懂的可能只有40%(总比例的40%)，另外的30%需要课下来消化理解。“这是一种完全的引导式教学，和很多本土老师试图通过课堂把100%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不同。”
诚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提出的那样，“高校的经济学科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师资问题”。在贴切解释和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国内财经类专、本、硕、博学生必修课程时，“海归”师资的桥梁作用愈发明显。杨瑞龙认为，要解决师资问题，就必须将“海归派”和“本土派”结合起来使用。而这种“结合”现已成为绝大多数院校师资力量建设的原则，这或许正是前些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云集北京讲学时，被诸多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或其他头衔的原因。
由学习到推动改革
除了为国内经济学教育领域带了一股清新“西风”，“海归”经济学者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诸多重要领域，也推动着“西学东渐”之势。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人之一的易纲，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97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后转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并于2003年央行“三定”后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后又出任央行行长助理。和林毅夫获得全国劳模称号一样，能够执掌货币政策司如此关键的部门，本身也是对“海归”学者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能力的承认。
除了易纲，现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张新是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朱民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在中银香港成功上市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他也将在中行股改上市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些“海归”学者正在中国金融业改革中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他们促进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通。”
不过，仔细翻看他们的简历，可以发现这批学者均不是从小在国外成长的“海归”，海闻教授说，“我们这批人，首先是在国内完成大学，然后再出去深造，我们的特长是既了解国内的形势，又懂得国外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融合。回来以后也绝不是照搬西方，而是把他们有用的东西拿过来。”
“革命”从书籍引进开始
田国强在预测海归经济学家(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影响时称，“海归派”及其推动的引进西方经济学趋势，“将把整个经济学系都改变”。
目前，上财大量引进海外人才的同时，正在重新搭建新的经济学教学体系，据称清华大学也开始全面修改经济学教材。
此前，国内的经济学教材多为零星引进，没有进行系统性引进。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梁晶称：“目前国内学生所学的和国际上通行的经济学内容是两回事，所以要把西方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
梁晶与时任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的海闻(现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人一起，从1995年开始《经济科学译丛》的翻译、出版工作。
1997年出版斯蒂格利茨所著《经济学》中译本，这本书目前成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译作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思路已经非常明确，研究市场和效率的经济学体系都在西方，这使得西方经济学体系开始被大量引入中国，一方面，国内学者开始系统地编写西方经济学教材，另一方面，翻译工作也开始进行。
海闻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是必要的，“我们有可能写出适合中国学生的教材，把中国问题作为很好的例子，这需要中国学者来出教科书。”但是，6月25日多位经济学家在重庆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术本身“没有本土化问题”，也不应该有本土化问题。如果有区别，也只是在适用环境上可能有一些差别。
当然，他们也面临一些挑战。“引进一套好的经济学教材很容易，关键是引进教师困难。”陈爱民认为，要解决国内经济学发展及经济学教学问题，必须成体系地引进教师。
重庆大学蒲勇健说，引进经济学的终极目标在于推进市场化，实现经济国力的提升，但是经济影响力、可持续发展并不只受经济要素的影响。一个社会的进步并不仅仅靠一个经济学模型，一个数学模型就能解决问题，政治因素及体制因素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