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公务员报考热，也许对求职者个人来说有其合理性，但它毕竟只是众多就业选择中的一种，一座有时被理想化了的“围城”。
平均每个岗位有35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公务員考试竞争难度超过了高考和考研，被称为目前中国“最艰难的考试” 。
心灵老路：从空想回到现实
“公务员大考”诱惑并困惑着
12月5日9时，王大明（根据受访者要求将真名隐去）心怀忐忑地登录到沈阳市人事局网站。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查过了自己的公务員考试分数，但他还是心存侥幸。当输入了身份证号和准考证号后，他的成绩跃然屏幕，电脑显示已失去面试机会。王大明显然蔫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公务員考试了。
按理说，王大明没有“蔫”的理由。今年早些时候，他就当上了沈阳三好街一家计算机数据修复公司的副经理，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前途难卜”。“我们公司一共才20多人，副经理也是打工的。”干了三年，几乎天天忙，周六、周日也不得休息。王大明说：“可能我说得夸张点，我必须天天学习，因为，计算机技术天天在更新，你不学就没饭吃呐！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0来元钱。看起来，几年内事业和收入上恐怕都不会有多大起色。我累够了，也累怕了。要是能在政府经济部门做一名公务员，就是少挣点，我后半辈子就知足了！”
怀揣着这样或那样的想法，2005年11月26日，和王大明一样报名参加2005年公务員考试的全国考生有36.5万人。其中，辽宁考生57062人，竞争3000多个公务员岗位；而沈阳有15618名考生，目不转睛地盯着470多个公务员岗位。
据国家人事部统计，全国参加公务員考试的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7％，平均每个岗位有35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公务員考试竞争难度超过了高考和考研，是目前中国“最艰难的考试”。据辽宁省和沈阳市人事部门介绍，今年，辽宁和沈阳的公务員考试报名人数也是历年最高的一次。省内大约是39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沈阳市大约是33.1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
一家网上媒体总结说，公务员有“五大诱惑”但对应着也有“五大困惑”。“五大诱惑”分别为金饭碗、受优待、有信誉、有人脉、有户口；而“五大困惑”则多多少少挤出了“诱惑”的空想成分，分别为：工作有保障，但压力很大；因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公务员待遇不同；信誉、人脉较好，但责任重大；长期焦虑，健康缺少保证；当上公务员不易，当好就更不易。
赵梁是沈阳某家产权经纪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002年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他，这次报考了市人大机关的一个职位，并且进入了面试。26岁的赵梁与上文提到的王大明心态不同。他说：“我承认，公务员稳定的工作对我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志趣是在为大众服务的公益事业上。”如果说王大明的选择是种“无奈的逃避”，那么，赵梁的选择就是出于性格、兴趣和志向。
洪小薇从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两年了。她说：“毕业不久，很偶然地就在一家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得到了企业文案的工作。说实在的，在学校时，对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职业没有计划，还以为中文专业还是就业大军里的‘龙头老大’，所以十分自信。可是一进入社会我就清醒了。理想变成了‘能从事文字工作就行’。经过两年的工作，我更不浮躁了，对自己的性格、能力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去年就报考了公务员，只是面试差了0.8分。今年我的笔试又通过了，这一次，我要抓住机会。”
洪小薇此刻的心态，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点类似。在历经了20多年经济领域的艰难改革后，吴敬琏在本月发出了如下感慨：“以前总希望出现什么开天辟地的大事情，现在我认为，只要能够一步一步地前进就很不错。”
衣服千变万化，勿忘认清镜中那个“我”
“精英选拔”还是“龟缩温室”
面对异乎寻常的“公务员热”，有人说，这反映了“青年服务、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和“国家机关在青年中的崇高威望”；也有人说，这反映出“青年社会心理的懒惰性趋向”。2005年10月31日，《江南时报》载曹林文称：“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精英不是进入社会去创造财富，而是争相涌向政府，这是传统‘官本位’对知识精英的精神庸俗化和涣散化结果。”个别外国舆论也评价说：“最优秀的美国人都去经商了，而中国最优秀的人都去当公务员了。”
不过，大部分舆论还是认为，“看待‘公务员热’不能超越历史。这说明，中国社会正深度进入市场经济，更多的青年人从理想的乌托邦，回归到更加人性和自然的平常生活，值得赞赏，标志着中国社会形态和青年人的成熟与理智。而对于接受他们服务的人民来说，当然更是一件好事。”
沈阳市人事局人才开发流动处处长蔡力说：“看看人才市场每到周末、每到一年几次的大型大学毕业生招聘会，拥挤着的成千上万找工作的大学生，你就知道现实选择对他们是多么的合情合理。乌托邦式的职业理想固然有值得提倡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青年人争当公务员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创业’。而且，优秀青年人才进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是新鲜血液，会带来新观念、新做法，对老的工作方式会是一种冲击和促进。另外，那些真正想创业的青年人，或许已经在创业，让他们来考公务员恐怕他们也不会考。或许，报考公务员的人群中也不乏独立创业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还会下海创业。”
不过，据沈阳市人事局的约略统计，沈阳2005年的15618名公务员考生中，绝大部分是应届和已毕业两三年的大学生，其人数占到80％左右。可见，一种现象也确实存在，就是有些沈阳青年在逃避市场竞争的挑战。
曾做过多年共青团工作的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孙晓静说：“可以肯定，公务员职位也不会是‘温室里的花朵’，如果大学生们在那里也遇到类似刚出校门时的抱负受挫、致富无门状况时，他们会不会又想跳槽呢？”
看来，“公务员热”也恰似一座“围城”，说“精英选拔”也好，说“龟缩温室”也罢，其实作为每一个求职者个体来说，都有其合理性，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报考者对自己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定位，不管“公务员”这件“马甲”穿与不穿，你都永远只是你自己！
农民王好富心中的“创业英雄谱”
进城农民工“叫板”新毕业大学生
32岁的农民工王好富和20多个工友睡在沈阳市皇姑区一个建筑工地的工棚里。黑瘦的他，指甲缝里有泥，虎口皲裂。他是通过老乡介绍，2003年8月从安徽来到沈阳当小工的。王好富锤大墙、挑石灰，每天从早6点干到晚7点，中午最幸福的就是那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休息日，每天赚30块，一个月能邮给老婆600块。就这样，在安徽老家农村，他家的日子比别人家好上几倍。
像王好富这样的农民，如今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近1亿农民在城市打工。在王好富心中，最佩服的人就是安徽老乡——无为县无城镇董桥村黄万勇。1987年，黄万勇只身“闯东北”，通过打工积累，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开办了五洲禽业公司。18年后，销售收入达2亿多元。在黄万勇的带动和扶持下，无为县涌现出白鹅养殖大户7000余户，白鹅年饲养量达1200万只，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白鹅产业链，年产值达6亿元。董桥村也因此成了“中国羽毛第一村”。
就在今年，《光明日报》记者撰文指出，“上世纪80年代‘民工潮’涌起至今，农民工经过一定时间的资金、技术、经验积累，特别是经过市场经济的锤炼和洗礼，许多打工者开始向创业者转变，‘农民工创业潮’风起云涌。”
与此相比，蜂拥上“公务员大考”独木桥的大学毕业生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显然过于狭窄和苍白。而在排除万难，为改善生活条件、实现生活理想坚定付诸行动方面，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显然缺了点什么。
直到现在，应士奇也很少说起18年前，一举拿下海尔集团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计算机控制生产指挥调度系统”合同的事情。那是1987年，他和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各自所在的沈阳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下海，创办了“通联计算机应用技术服务公司”。那一年，青岛电冰箱总厂的领导者张瑞敏时年仅35岁，而应士奇比张瑞敏小10岁。张瑞敏上任就大抓产品质量和技术改造。而应士奇和三位朋友也是一举打败9家国家级科研单位，得到了合同。
与应士奇同一年“下海”的沈阳公务员和科技人员有27万人。当时认识应士奇的人都说：“他们就是想挣点钱，一旦挣了钱，几个人一人分个四五万的就得散伙。”应士奇却说：“我们确实想多挣些钱，但更想证明我们的能力。日本有松下、日立，中国为什么不能有？”现在，应士奇是辽宁省优秀企业沈阳市通联商融电脑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是联想、戴尔、 I BM、卡西欧、惠普等知名品牌的授权代理和系统集成商。
说到大学毕业生创业，沈阳人就会想起刘积仁、庄宇洋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家。他们当中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过但又爬起来走向成功。从创业环境不好的当时，到创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的现在，他们谁也没有停止过奋斗。在很多方面，他们是当今大学生的榜样。
沈阳人才市场主任孟庆伟说：“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如以前的大学生有理想和献身精神是片面的。但现在是独生子女就业高峰。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对独生子女一代确实是严峻的考验。更坚强、更有冒险精神和奉献精神是振兴沈阳所需要的。中国正处在全力发展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需要一大批青年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一座城市的市场经济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越多，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就越大，他们又是产生‘老板’的土壤。而向服务性、专家化方向转化的政府，只是大学生众多就业选择中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