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收容所”里，再次出现了大学生的影子。不同的是，这是他们主动进入的，而这个机构已更名为“救助站”。

　  尊严与饥饿的冲突

　　广东东莞松山湖大道同沙路——市属救助站，8月21日17∶40。一个眉清目秀但衣着邋遢的男孩，正在准备拍照。这是接受救助的程序之一，因为此处要存留“落难者”的档案。

　　男孩迟疑了一下，还是挪过去了。在他之前的被拍照者，是一个右眼上留着长长刀疤的流浪汉。这似乎让他感到巨大落差——此前一个月，这位23岁的男孩身着学士服，神气地拍摄了学位照。他是华中某学院2006届的毕业生，名叫赵亮。

　　拍照完毕，对方手中的探测棒，开始贴身搜索赵亮有无“危险物品”。过关了。男孩抱着分发的席子、蚊帐、枕头及洗漱用具，走向照片上方显示的地址：B区201室11床。

　　东莞市救助站共有348张床位。据记者核实，2006年1月15日至8月22日，共有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寻求帮助。媒体曾报道，“仅在七八两个月，就有60名大学生接受救助”——这也没错，但剩下的人并非应届毕业生，而且有些身份无法核实。

　　12人一室的房间里，赵亮埋头铺床。他拒绝了本报记者的拍照，理由是：“刚才被拍照……我的自尊被剥光了。”

　　8月20日，攥着8元钱的赵亮，仍努力维持着尊严。但1瓶水、1张饼，以及打了1个无果的应聘电话，耗尽了他最后的储备。这位大学生向后街走去——从邻省到东莞求职的一个星期里，他参加过3场招聘会，知道此处是打工者、流浪汉的栖息地。

　　“我躺在一张长椅上，把毕业证、简历裹在衣服里，面对着豪京大酒店。”赵亮说。夜里，他频频被这家4星级酒店前的汽车声惊醒，“当时我很想上前拦住几辆奔驰、宝马，也许会遇上人生的转机。”一度担任班长、院学生会干部的赵亮曾非常自信，在大学里，他常梦想做一名出色的领导者，至少是名优秀的会计师。

　　几乎所有的走进救助站的大学生都曾“心比天高”。某民办大学的毕业生傅铭，一直梦想着开大公司；某职业技术学院某专业2005级学生严雁，自信是做设计大师的料子。东莞救助站一位工作者说，一名被传销组织骗得身无分文的毕业生听说“要拍照”，扭头就走……

　　但在今天，赵亮躺在长椅上，周围不断有人上前搭讪：要不要做电工？建筑工？“在他们眼里，我和露宿后街的农民工没差别”。他们不得不选择了这个一度被视为“弱势群体聚集”的地方。但一个大学生说，当被救助者可以得到救助，也是一种人性的关怀。

　　这里的一天

　　这里的宿舍分为A、B、C、D四个区，分别为容纳老年人、未成年人、成年男性、成年女性。每个区有7个房间，每个房间摆放12张床；一间娱乐室，里面有电视机、象棋以及报刊。

　　8∶00-8∶30、11∶00-10∶30及17∶00-17∶30，是受助人员的用餐时间。在管理者的带领下，人们拿着用膳卡走到食堂前排队等候。此时也讲究顺序：老年人和儿童先入，随后是女性、男性。

　　“饭菜都是基本的‘配置’，不会太好，但也不差。”救助站副站长袁伟华说。比如，8月21日中午的菜是白菜炒鸡肉块，很多人都会飞快地把它吃完。但傅铭对饭食有些不满，还包括他们的“服务意识和专业化程度”。这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感到了压力”——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要求过他们。填写“受助人员登记表”时，他就提出，我要帮你们打扫卫生。“ 我有手有脚，有知识，为什么要吃白饭？”

　　饭后，受助人员理论上可以打篮球，但袁伟华并“不提倡”，他们担心有人打出急性阑尾炎。自愿接收救助的原则，催生了一群职业“跑站人”，这大大增加了救助站的财政负担，因此不能再滋生无谓的消耗。

　　来自西北的吴宪跳过了饭后的“聊天环节”，走出食堂后，他便一头栽到床上。对他来说，半睡半醒的状态最能打发时间，他还梦到朋友给他送来了回家的车票。赵亮不愿在吃与睡中“混日子”，他打算在此期间，看完随身带来的《企业管理》。严雁时刻盯着娱乐室里仅有的一部电话机——按规定，每人每天可打一个长途电话，通话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她不管这么多，直到被工作人员强行切线。晚上，这个女孩与另一名大专毕业的姐姐挤在一张床上睡，“不然我睡不着，其他人都好陌生，我害怕。”

　　“但我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傅铭说。“驻站”5天中，他没有与其他3名应届毕业生“扎堆”，而是广交朋友，新朋友中，有被卖到东莞做“包身工”的海南农民，有职业“跑站”的残疾人……

　　“我喜欢和他们聊天，听他们的传奇经历。”傅铭说，“亲身经历过，你才能体会，人跌到最低点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按照规定，接受救助者最多可以在此呆10天。之后，工作人员会为他们买好回乡的车票。“但对绝大多数大学生，只在这里住两天，朋友和同学就会送钱过来。他们一般不会告诉父母。”袁伟华说。

　　而当离开这里时，他们或者低着头，或者飞快地跑出去。“我们很想尽快摆脱这里，”一位被救助的大学生说，“但工作的压力却难以摆脱。”

　　为何走进救助站

　　这确实是个问题：人事部统计，2006全国高校毕业生413万人；教育部称，只有约六成以上大学毕业生以各种方式实现了就业。

　　临近毕业，赵亮体会到求职的艰辛。这名颇受老师同学赏识的学生干部，曾顺利拿到了3份会计资格证书及计算机三级证书。但参加完几场招聘会，在网上投送数十份简历后，他连1份录用通知都没有收到。他周围的许多同学也陷入焦虑之中——6月份，全年级130多人中，拿到“OFFER”的不到40人。跑到外地求职的同学说，此类“二本”，名不见经传、还偏居中部，与重点大学相比不具竞争力。

　　毕业一个多月后，赵亮决定南下东莞——这里号称“中国工厂”，拥有15000多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兰州的石倩、山东的傅铭，此时收到东莞一公司的“录用通知”。

　　赵亮投出数份简历后，仍没有得到面试机会。此后厄运接踵而来——他先被调包后遭抢劫，找到一份包吃住、月薪800 块、装灯具的活儿，让他有些安稳感；但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体力又无法承受。而石倩和傅铭，则被“招工单位”骗走了所有财物。

　　记者回访发现，赵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到此的大学生全部毕业于普通学校，还包括民办高校及职业技术学院。他们出身于城市的普通工人或农村家庭，相对独立、懂事、在大学期间多有兼职经历。

　　这些特征，与东莞大京九人才市场副总经理杨奇眼中的“就业困难族”相符。“他们对未来有憧憬但无规划。”杨奇说。而东莞最缺一线工人，而非技术与管理人员；对用工单位而言，他们也不想招大学生做工人——“他们心气活，一旦培训好，很可能另觅高枝。”

　　按照《救助管理办法》规定，被救助对象需要满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没有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无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那些工作无着落、身无分文、尚未纳入社会保障范畴的大学生，恰恰符合上述4 个条件。

　　自2003年8月东莞救助站成立，每年都会有几十个大学生走进来。七八月份尤为集中，因为暑假期间找工作的学生很多。“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平常事。而且，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很普遍。”袁伟华说。

　　记者询问了广州、深圳、南京、苏州及杭州救助站，有关人员均表示：他们曾多次救助大学生，其中深圳的比例 “不少于10%”，救助原因主要是求职未果及钱包被偷。但在西部城市重庆和成都，几乎没有大学生寻求帮助。北京和上海则未透露相关情况。

　　被改变的和将改变的

　　傅铭回到青岛后，找到了工作。这有些戏剧性——他要建立一家人才市场，帮助就业困难的人。“这和我在东莞的经历直接相关。”他说。

　　但被救助的“阴影”让很多人难以摆脱，比如石倩。回到家后，她每天都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只有吃饭和看电视才会出来。“姐姐以前不是这样的。”在弟弟石丘眼里，石倩活泼、开朗，从初中到大学，她一直是个优秀的田径运动员。而她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一直为女儿的遭遇叹息。6月30日进入救助站的程凌——她是华中某学院的毕业生——一直在吃镇定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志英教授，或许更能体会这些孩子和家长内心的痛苦。她刚刚完成了一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大学生人生选择的课题。

　　在发放了3200多份问卷、近一年的调研后，李志英发现，来自于“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在毕业时更多会“读研”或是“出国深造”，而来源于“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大多坚定地选择了“就业 ”。

　　“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一份好工作，不仅意味着个人美好的未来，更意味着提高整个家庭的阶层地位。所以，他们在就业时面临着更大压力。”李志英说，“但由于学历没优势，缺乏经验，在‘人情社会’中所占的社会资源更是匮乏，这群孩子最后不得不接受救济，这对他们的自信心有很大冲击。”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8月14日的一份调查显示，在8447名受访者中，34.7%的人表示“后悔上大学” 。其中39.2%的人把原因归结为“还是找不到工作”。但当问及赵亮是否后悔上大学时，赵亮反问道：“如果不上大学，能干吗呢？”

　　8月21日，记者在东莞救助站遇到了北京某科学研究院深圳分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专程从深圳赶来此处招工的，有关报道吸引了他们。“能来到这里的孩子，是能吃苦的，将来在工作中也是。”其中一位人士说，“我们相信他们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

　　或许，大学生走进救助站，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