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
现年45岁的邹恒甫1989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0年至今长期供职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被认为是留学海外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被称为“中国现代西方经济学教育第一人”,曾入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他曾在武汉大学等多所国内高校创办经济学研究中心,推广现代经济学。
1999年,邹恒甫受聘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本报讯 昨日,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发文《我必须说话以捍卫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他继发给教育部长的公开信之后,在博客上第二次发文谈及自己被开除事件。
辞退理由之一是很少到校上课
6月10日,邹恒甫在给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中表示,他于4月6日接到北大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的邮件通知。通知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4月4日院长会议决定,从2007年5月1日起,邹恒甫将不再享受学院的任何待遇,并开除他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职务,人事档案移交北京大学人事部。
邹恒甫在公开信中称,这个辞退决定是“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在邹恒甫公布的张维迎的电子邮件中,提到辞退的理由之一是,邹恒甫几年内很少到校上课。对此,邹恒甫认为,他每年都给光华的学生上课,有的在家中上课张维迎并不知道,而且他还担负着编辑院里刊物的任务,这也算在课时里面。
学院一同事称“辞得太晚了”
昨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董老师表示,他觉得辞退邹恒甫是院里的正确决定,“如果说院里做错的话,那就是辞得太晚了”。
董老师说,有些老师对邹恒甫一直有意见,觉得他基本全年在国外,还要拿全额的工资,对其他老师是不公平的。他说,辞退邹恒甫是院里会议共同的决定,不是张维迎一个人的事情。
他同时表示,邹恒甫早期确实对光华管理学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不能因为以前做了贡献就不来上课了”。
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教本科经济学的老师也表示,他两年来很少看到邹恒甫。对于邹恒甫提到的某些教授比他在系里的时间还少,该老师表示,邹恒甫并没有说出名字来,如果说出名字,可以对比一下。
邹恒甫提到的官僚治学问题,该老师说,官僚体制他们也能感觉到,但是就邹恒甫被辞退这件事情上说,是否是官僚治学还值得商量,“总要有一个规则在”。他称,在规则没有打破之前,还是应该按照规则办事。
校方和学院暂未有相关回应
在光华管理学院,许多学生认为这件事情,邹恒甫不应该公开到网络上。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表示,邹恒甫应该遵守光华管理学院的规定,“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对邹恒甫表示支持,认为他是反体制的英雄。
昨天,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表示,他没有兴趣谈此事,“no comments”。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不接受采访。光华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则称,他刚刚从外地回来还不了解此事,不方便谈及。
张维迎昨天的手机和电话都无人接听,目前暂时难以了解他对此事的态度。北大人事部规划与调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还没有接到关于邹恒甫事情的通知。
■ 对话
“我和张维迎没有个人恩怨”
邹恒甫表示,给教育部长写信是要把官僚治校问题提到桌面上
昨日,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身在美国的邹恒甫嗓门很大,语速极快。他说自己是湖南人,脾气火爆。他在谈话中常常哈哈哈大笑三声,会说某某经济学家连给他提鞋都不配。说到酣畅淋漓之处,他似乎是对着千百人在演讲。
“教育部长了解我的性格”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想到给教育部长写这封公开信?
邹恒甫(以下简称“邹”):我收到张维迎的信很气愤。他们院长不能这么欺负中国的教授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撕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面呢。我就要站出来,为中国的教授说话。
写信给周济,他是教育部部长,他了解我的性格。我如果有不当之处,他也一定会原谅我。
新京报:看到张维迎给你的信中说的是,之所以让你离开北大,是因为你上课时间不够,还有在其他学校和机构办学担任职务?
邹:我比光华很多流动教授在北大呆的时间多多了。我在光华的地下室第五室上完课后,就在我五道口的家里辅导我的研究生。他没有看到我,就说明我在北大呆的不够吗?
我在其他学校和机构办学,他们都是知道的。这是我的自由,而且我办学是免费的。我把我的才能贡献出来,有错吗?
新京报:那当时你和北大有没有这方面的协议,比如说,每年必须达到一定的课时,以及不能够担任过多的其他学校的职务?
邹: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些协议。当年请我过来的时候,张维迎自己在东方时空上说过,我答应到北大的那个晚上,他都高兴得睡不着觉。
光华有些教授四处去做讲座,我从来不做那些所谓赚大钱的讲座。我给光华的学生讲课,而且还负责光华一份杂志,这份杂志是要算两个课时的。
“我早和张维迎坦诚交底”
新京报:那你认为你被开除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邹:这你去问维迎好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发这封信是学术圈的内斗和个人恩怨?
邹:怎么会是个人恩怨呢?我和张维迎没有个人恩怨,我早就和他十分坦诚地交了底。这也不是内斗,我是为了中国的教授能够有更好的空间。
新京报:你认为你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是不是个案?
邹:被领导的教授。我的例子不是单独的一例。在中国的许多学校里,领导对教授都是非常不客气的。现在中国就是官僚治校,不是教授治校。
说句实话,我个人好办,我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我今年四十五岁,我的年龄加工龄(18年)已六十三岁。按世界银行六十岁法则,我可以拥有所有福利和保障地在世界银行退休。
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大部分教授,当他们受到领导打压时,他们到哪儿去找公道啊?所以,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我就不相信中国教育界会一直让这种现象存在。
新京报:那你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哪里?
邹: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能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大学同行政脱轨,建立董事会制度。把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
“不要钱也希望回北大上课”
新京报:你期待这封公开信能够有怎样的结果?
邹:我对公开信的结果充满了信心。我想我这封信是教授治校走出的伟大一步。我将为中华民族所有的教授树一面旗帜,哈,但愿此公开信比我的武汉大学校友易中天还厉害。我的这封公开信肯定能为中国的学术体制转变起到重要作用。
新京报:你收到回信了吗?
邹:哈哈,收不收到回信有什么意义吗?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把官僚治校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让大家看到,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新京报:你觉得你还会回北大吗?你还希望回到北大教课吗?
邹:当然回北大上课。不要钱也上课。
“辞退并不是张维迎一人决定”
光华管理学院一位老师称,公开信不能单靠说还需要举证
昨日,光华管理学院一位自称教本科经济学的老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谈了对“邹恒甫事件”的看法。
新京报:你对邹恒甫发表公开信的事情怎么看?
老师:说实在的,我这两年很少看到邹恒甫来光华上课。当然了,如果是按照他信里所说的,有的课是在家里上,我没有看到,这是另当别论的。
取消他在院里的资格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决定,并不是张维迎一个人的决定。但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这个评定,所以具体怎样决定的我也并不清楚。
新京报:邹恒甫在公开信中说张维迎不喜欢他呆在北大?
老师:对,他在信中说他被辞退可能是因为张维迎对他有看法。但是,在我们看来,不能单靠说的。如果他说张维迎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谁提出谁就要举证。现在仅仅靠电子邮件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如果他能拿出更详尽的资料,我们才好去判断。我们老师也想看一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一定要有材料。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邹恒甫所说的官僚治学?
老师:从张鸣到邹恒甫,反映了高校体制的一些问题。但是什么是官僚治学,如果说邹恒甫认为院长经过院里的决定让他走是官僚治学。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件事情怎么才算不是官僚治学。是让所有的教授来投票吗?现在就有一个规则的问题。你进入这个体系,是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的。不能规则还存在,你就完全无视它。
我觉得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体制内,官僚体制确实存在。但是要怎么来改变它。邹恒甫作为体制外的人可以大声疾呼,那我们是体制内的人,我们要在体制中慢慢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