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时空颠倒，像命运棋盘上掷出的一把令人瞠目结舌的骰子。
遭遇极富盛名的京城房地产soho现代城以后，再见到潘石屹，得知他的经历，这样的感觉就在你的脑海里盘旋不去。
这个甘肃山沟里土生土长的人，和那些焕发着前卫、现代、人性之美的先锋建筑之间竟然是开发商和其地产项目的关系，而他本人说话依然带着浓浓的甘肃口音，甚至还有谈话间把腿盘上座椅的习惯……
下 海
我是甘肃天水人。听说过麦积山这个地方吗？一个山沟，有很多野花。其实，童年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到贫困啊疾病啊有多可怕。到后来长大一些，到镇上、县城去逛了回来才发现村子里的贫困，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差第一次冲击了头脑，后来考上镇上的中学，班里主要是镇上孩子和兵工厂子弟，只有三四个同学和我一样来自很偏僻的小山沟。我们这几个人身上穿的衣服、说话的腔调、交往的日子、习惯与爱憎都与镇上的孩子不同。我记得才开始上初中的大半年，我们几个总是团结得紧紧的，结成一个不可侵犯的小圈子，敏感地对抗镇上一帮想欺负我们的小子。这个镇当时叫“东泉公社”，现在叫“马跑泉镇”。 后来我爸爸“右派”平反，我家搬到另一个县城，但我还经常回山村去看望亲戚。记得有一次去叔叔家看我奶奶，我奶奶想给我做顿好吃的，但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有一点细粮了。我奶奶就从厨房翻出来几个装过细粮的面口袋，让我撑着口袋沿，自己用根擀面杖啪啪地打袋身子，翻过来打一圈，然后再翻过来又打一圈……最后有了一小把白面。我奶奶将这把白面揉了个面团，用擀面杖擀了一张特别簿的饼，再用玉米面压在这张面饼上，撒了些酸菜、葱、蒜，卷起来在热锅里做了个“菜合子”。我叔叔家里的孩子也很久没吃过细粮，这个“莱合子”大家就一齐分吃了。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而且觉得我们理所应当这样疲乏地生活，应该这样吃不饱、穿不暖。
你今天也许想像不到，在这种情形下，紧接着发生的“包产到户”对农村人的观念影响有多么巨大！包产到户树立了我对于市场经济的第一个价值观念。我头一次知道，除“人民公杜”以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劳动方式。
大学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高中毕业以后，由于受一场车祸的影响，我先只考上了中专，机械制造，车、铣、钻、磨全部学会了。中专这两年对我影响特别大，对我人生而言，那是我真正从农村走到了城市。之前我呆的那个县城可能在全中国都是最落后的县城，没有1 米的柏油马路，跟农村差不了多少。等我考到兰州，大概17岁吧，第一次见到大城市，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公共汽车，没有见过红绿灯，对我的冲击力非常大，包括我的说话、衣着和那个城市特别不协调。
大学毕业后，我分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这个局有４万多人，光机关干部就有10000多人。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城里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个新角度。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城里有什么变化。“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就是可以让人们从凝滞开始流动，重新组合，重新获得平等的神奇力量。
1987年4月我从机关辞职下海。我辞职是因为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当时****穿一身西服都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我慢慢觉得，我在机关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没用的。可能我们机关只有一个部门，就是输油管理的调度室有用。我感觉到随着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我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80多元人民币，买去深圳的火車票，到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10几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在深圳的这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香港一些严重污染的工厂要迁往深圳、珠江三角洲，我们帮助做一些前期工作。深圳天气热得不得了，语言也不通，还经常加班加点，感觉非常压抑，刚下海心理也脆弱。没下海前，在机关收入、福利待遇各方面相当不错。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每月还有20元的野外津贴！我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走回头路，只有一个人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这是我下海惟一支持我的人。
1989年，我跟了老板上海南。从心里讲，我特别喜欢海南这个地方。“如果说要有点感应的话，从 1989年登上岛的一刹那和海南就有感应。当时我坐船到海南秀英。到时已经是晚上了。下船一看，哎哟，岛上黑蒙蒙一片。走到街上，每个小摊贩前面都有一个小发电机在突突发电，灯泡都是一闪一闪的。潮湿的海风吹着，我们就在昏暗且忽闪的灯光下吃了个大排档，感觉自己像电影《海峡》里偷渡上岛的“刘阿太”。谁知第二天起来，发现一大群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来，汇集到龙华路和大同路上，热闹得如同集市。唱歌的唱歌，作诗的作诗，谈对象的谈对象，卖大饼的卖大饼……全是从内地来的，这些人纯粹是机缘拼凑到同一时空的，有寻找机会的大学生、稚气未脱的高中毕业生、工作几年想逃逸旧环境的人、想脱离土地的农民、义无反顾的逃婚者……我们刚到海南的时候，小小的海岛竟然挤了15万人。我想，海南岛真是个奇特的地方。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又回去了。我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我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300多个民工。那时所有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我那时年轻，责任心还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我是厂长，还有一台吉普车，这一段时间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虽然条件也艰苦，心情还比较愉快。
1991年2月，最困难的时刻来到了，海口的人几乎跑空了。那年海南西瓜大丰收，却无人问津，都烂在地里。过春节前一天，我上街买了个西瓜。将我的照相机放在墙台上、设置好自拍功能，给自己照了一张吃西瓜的纪念照。照片冲出来以后，我在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字，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但现在看那张照片，觉得那时还挺精神的，如今要找回那种状态还很难呢。那时我27岁。
大年三十没钱回家，我一个人在一家招待所开了个最便宜的房间。我想，家里人在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虽然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但和他们看一样的节目也至少可以和他们同乐，有同样的感受啊。我跑到一楼央求一个值班的小姑娘让我在值班室里看春节联欢晚会，她同意了。谁知晚会刚看了个开场，她又改主意了，死活不让我看，一个劲赶我走。我只好一个人回到房间。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感漫上心头。当时特别想找一个人聊聊天，无论是男是女，是老人还是孩子。我走到招待所二楼的窗户边，一边听着外面海南人在起劲地放鞭炮，一边睁大眼睛分辨楼下的路上有没有什么人经过。一直站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有一对男女说说笑笑地走近了，我就在楼上一直看着他们，听着他们的笑声，眼看他们要走远了，我赶紧回房去拿出照相机，将镜头推出来，从镜头里一直看着两个身影走远、走远……心里特别孤独，特别想家，放下照相机时，我已经流泪了。
创 业
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我们一共6个合伙人，一个是冯仑，他原来是海南体改所的副所长，曾经到牟其中那里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牟其中那里投资公司当过总经理。我们，当时没有钱。我们有个朋友，是个女的，听说我们注册了公司，跑来一看，办公桌还积了很厚的灰，就说跟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往来，要出问题的。
我们基本是炒房炒地起来。没钱怎么办，说找到了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当时他们的老板认为我们这帮小伙子可以。于是达成一个条件，给我们贷款500万人民币，利息好像是20%，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第一笔种子资金。这个条件今天看是天价，但当时真就有点像天上掉下来500万！
拿到钱后，先买进了几座别墅，我们当时不到3000元一平米买过来8栋。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没人要，出不去，这可麻烦了。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就盼着到海南发展。
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要没有他的南巡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有人要来买别墅了，就得益于南巡讲话。先来了山西的大老板韩九吉，我开价4000，又来了一个内蒙的，我又开价4100。我想这是最后一赌，反正有人要，打的就是心理战，就一直往上抬。这可把山西来的韩九吉气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谈判呢？他两个儿子说不谈了，咱们走，老头说沉下心，再谈谈。我跟他说，我重合同我也会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我不断将开价提高。结果，大约4200出去，韩九吉买了3栋。没多长时间，又有2栋6000元一转手就出去了。另2栋卖给了内蒙古人，其中一座自己住着，挂一块牌子。为吉祥起见，我这座别墅的价格是“8888”，结果砸在手里，现在也没卖出去。在我的婚礼上，韩九吉专门扛着山西的玉条、景泰蓝，用大布包着，非要直接送到我手里，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跟在海南炒地的时候一样，感觉就像现在的“com”公司，谁都觉得荒唐；没有这么做公司的。但2001年我去硅谷，跟一些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整个抬市过程中，你身临其境，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掌握好一个点，到一定程度能出来就行了。这个大市起来你不介入，这是愚蠢。聪明人就是别随波逐流，你能往上走时就走，当别人还在往前走的时候，你认为该退的时候就退了。
1990年的时候，海口有2个数字引起我的注意：常住人口 15万，暂住人口 50万。而我当时去规划局看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50平方米，当时北京人均才7平方米多一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人均5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我感觉快出事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想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我几年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那时有了点钱，再也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可以吃顿好饭，坐出租车了。看了一圈回来，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5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先跑到怀柔，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怀柔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我们也很能谈得来，说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说咱们发展经济要思想解放一些。我到国外去，人家营业执照只注明什么东西不能做，剩下的都能做。过了两三天，工商局给我们批准了执照，注册后就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百无聊赖，什么事也没有，倒也清静。就在这时，海南岛已经掀起了股份公司的人感觉离我们特别远，都是明星。
一天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突然听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4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我跟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他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6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我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正好冯仑认识他。贺阳说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我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我当时在北京没有多少熟人，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在煤炭部工作。他从日本一回来与我通话，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找上几“中字头”的公司作发起单位。当天，我们一起与他父亲商量，决定找一找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与他们谈了我们的想法都很快就同意了。说这2个单位估计你盖个章没问题。中国华诚集团，也就成了我们万通的发起单位。我问冯仑，注册资金应该多大，他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的，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我说，咱们在海南岛呆过，都比较迷信，8不就是“发”吗？我注册8亿吧，大家都同意了。注册时就叫“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我找了个小伙子准备材料，结果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马上批了。
公司注册下来后，股本金怎样到位呢？而且给我们规定2个月就得到位，否则2个月以后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我想到了广告，我们在《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整版的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我们起草时学习海南的叫法写成了“招股通函”。《金融时报》一个整版要4万元，因有位员工的父亲正好在这里工作，就打了5折，交了2万元。
广告印出去后，这件事情搞得我焦头烂额。我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证监会副主席先看到，马上给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打电话，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又给北京市打电话，让我们去汇报情况，这件事我不知道是犯了错误还是没犯错误。到了中南海边上的体改委，一进门，体改委几个处长都在，一人手里拿个复印件，都是我们在报上登的广告。在这之前，我专门找过北京市体改委的主任，主任说，它是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又没说北京市应该批多大，我们批８个亿，批８０个亿也是我们的权限，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当时社会上风风雨雨传说，我们自己也很紧张。我一到会上才发现，外面说的和体改委关心的，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定向募资，体改委关心的是文件下发后，定向募资到底怎么做，政策怎么进一步制定。他们问我，我就拿着资料一边流汗一边说，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满脸是汗。当时有个司长说，小伙子你别紧张，慢慢说。他问我，你给你的股东发的股权证是什么样？我说我已经印好了，每人发了一张。这个股权证我是在印人民币的白纸坊印的，用与人民币一样的纸张，还带着水印，就是尺寸比人民币大一点。背面是一个一个框，谁转让给谁都可以盖章，并且把国家体改委关于股权证的规范意见一条条都印了上去。那个司长说，这还真不错。他又拿出一个海南做的股权证，说这就是街上买的收据，代股权证。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我一听这事没那么糟糕，就放心了！他们说，我们这政策刚出台，还得总结经验，不要出问题。
这个规范意见回过头看，实际上我们国家走了一段特别大的弯路。这一切就因为公司法迟迟出不了台。公司法如果早出台，所有事都统一了起来，正因为公司法不通过，才出了一个政府的规定，使定向募集公开发行、法人股、个人股，这些东西都乱了套。
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一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没抗药性。当初我们在广告上打了大约有1000万元的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工程还挖坑时就销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回头对当时的状况不可想像：成本每平方米3万元。
现代城
万通广场一做完，大家有了钱，这6六个合伙人就各想各的了，批判我太老财了，守着北京的一块都不给兄弟们搭舞台。我呢确实比较老财，几百万可以，上亿往外投，我基本都持反对态度。但这时候也反对不了，还是投。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然后收购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投资几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并且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我们都冲昏头脑了，原来量的时候就像天平上的刻度，多少克多少克的，现在成了大秤了，说是咱们粗点量，只要量个大概就行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在北京保利大厦前的一条小街道上吃饭，吃一盘莱，我记得是一盘土豆丝，就为到底是8八元还是5元钱，就和饭馆的服务员争起来了。可那时候我们正在大笔大笔地往外投钱。
没见过那么多钱，突然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找不着感觉了。现在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市场经济初期，也必然要犯这样的错误。只不过我们迷惘了一段，马上就感觉不对了，马上觉得我们要给这个社会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回报。如果帐面上得到那么多钱，总觉得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时我强烈地想看看国外的人有了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是怎么吃饭怎么穿衣的。另外也一下子特别喜欢历史，历史上那么多人一旦拥有金钱、财富、权力时，他是怎么过来的。我过去读历史不系统，南怀谨的书教给我一个怎样学中国历史的方法，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你说你就每天背一段，对我就特别有启发。刚开始看时看不懂，现在成了我生活中的老三篇了。
1995年我到欧洲，看到他们越有钱越低调，不像国内有些人挣了钱一定是金链子，面部表情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他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令我们不可想像。
从国外回来就开始注册自己的公司，北京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离开万通，对我而言还是挺痛苦的。成立自己公司后，首先是关于商业经营上的冲突。张欣在剑桥大学毕业，受过非常正规的西方训练，崇尚的是理性、民主、人文关怀；我呢，土生土长中国老农民的一套。张欣天天要开会，就像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那种形式，每一件事大家要讨论，要跟大家说清楚。结果我是一个说不明白事的人，我原来一直是跟着感觉走，我感觉对了，下面的人都跟着我走，你别问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像国外的辩论会一样，我明明知道这些人说得不对，却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这一段时间又特别痛苦。最后我跟他们说：一个国家要民主，一个企业要独裁。一个国家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一个公司再这样民主下去就不行了。当时就和张欣吵架，她认为民主才是有生命力的，你为什么想说清楚而表达不清楚？肯定是你的表达缺少训练。
结果还是以我的意见为主，我认为做生意不要用嘴去说，不要用眼睛去看，要闭着眼睛去听去闻，寻找这样一种感觉。冲突最激烈时我们差点离婚。
我们这个公司的成长当然与现代城紧紧联系在一起。现代城这个名字是北京市一轻局的领导起的，他们是地主方，已经起好了名字。我觉得这名字还可以，没想到现在能成为一种概念，惟一考虑不妥的是不平和，现代过一段就不现代了。
做房地产一要看地段二要看时间，有许多项目地段选得很好，资金也很有实力，做砸了就因为房地产周期的经济波动。你要在高潮时进货，低谷时往外推就做反了，再有能耐也没办法。
现代城原来是北京二锅头酒厂，一星期出酒糟的两天根本就没法进来，出酒糟的臭味连国贸大厦都能闻到。我自己下决心建现代城之后，我又派两个助理看了一圈回来，向我汇报，我说你们不要两个人一起汇报，一个一个说，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没独立判断了。结果一个助理对我说，潘总，这项目你别做了，地方糟透了。另一个委婉一点，也说这项目不能做。我要说服大家，先得把我老婆拉着一起去看。走到现在二号楼这个地方原来是个仓库，开始下雨了，里面全是烂泥，臭得不得了，也走不出来了。张欣捂着鼻子说，这地方真不行，别做了。
我回去后就一个个做工作，我以为关键要看时间。我们至少在2年以后做，2年以后意味着京通快速路要通车，复8八线地铁要通车，这儿就像长安街一样，成为长安街的延伸。而通惠河两岸原来长着芦苇，臭得不得了，按北京市规划，只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一通过验收，这河就变成清河。为这事，我专门跑到高碑店去看污水处理厂建到什么程度。我说如果这几个条件具备，我们做40万平方米，住上3000多户人家，四边全是路，是个不错的小区。他们说，咱们也没做过房地产，就听着吧。
我研究过北京的整个城市格局，解放前主要沿南北走向建设，整个中轴线是政治中心，也是建筑中心。解放后因为中轴线不可能发展，所以长安街两边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基本在西边发展，那时东边三环路上两边是白杨树，路两边晒着玉米。东边规划时，当时故意开出一片区域，涉外饭店、涉外使馆、外国记者都集中在这里，使这里正好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改革开放后一下子发展起来。东三环、东二环这个区域汇集了70％的四星、五星级宾馆，这个区域就成了新的发展线，现代城在这区域边上，有互补性。
香港人到北京选地，都把天安门、故宫、中南海作为中心点，认为离这点越近越是好地，像东方广场、新东安、恒基中心、新世纪一…… 实际上北京整体规划是一个锅的形式，二环内不能有太高的建筑，限制是45米，恒基中心做到80多米已经破天荒了，缺少发展空间。
最开始做现代城公寓部分设计时，我们希望给市场提供较有品味的房子，但并不知道什么叫好房子。欧洲美国的房子大，香港则比较注重使用率。我想把两者结合起来，又要空间大，又不要造成浪费。怎么叫不要有浪费？比如开始发现设计师有一个惯性思维，一进门就要有一个玄关。玄关这个东西来自日本，可能也是从咱们四合院的布局传过去的，强调隐蔽性。四合院隐藏是应该的，它一家几室同堂，那么大的门脸。现在在有限空间里还要划出这么一块，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人，我们就认为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从惯性中去掉。
另外有很多人说我这睡房要20平方米、30平方米、40平方米？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当然越大越好。在有限槽况下，究竟怎样才叫合适呢？我们把空间分成白天的区域与黑夜的区域，睡房属于黑夜的区域，客厅是公共区域，属于白天。我们尽量把最好的朝向、最好的光线献给白天的空间，黑夜就为睡觉，睡觉你还要拉上窗帘，所以睡房的空间就可以让给客厅。
人们往往都理想地考虑问题，我们只能在有限空间里寻找有效面积。在有限空间里把面积更大地体现出来，还有一个视觉空间的问题。扩大视觉空间的惟一办法就是玻璃，玻璃面积越大，墙的面积越小，视觉空间就越大。我们当时想用落地玻璃，这当然有很多阻力，阻力首先就来自公司内部。我们公司的人就说这不行，这么高的楼，站在边上还不把人吓死，说这审批肯定通不过，还认为这玻璃面积大了，不能承重，风一大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风压。我当时就不听这个邪，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房子，香港寸金寸土，一点点房子就靠这来拓展空间，所以许多房子都是落地玻璃，风压问题可以找工厂解决。还有就是阳台，北京的阳台实际没有用，每个阳台其实都封上了，封起来晾衣服种点花储存点大白菜。要是把中间墙去掉，变成客厅的一部分多好。因为这几平方米都是花钱买来的，拿十几二十平方米做了阳台，整体就少了这些平方米。这在一开始也受到阻力，工程人员说，北京习惯就有阳台，没阳台的房子卖不出去。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认同，当时每步推行都很困难，所有问题都是斗争的结果。我们追求的的是最佳效果，把能压的都压下来给客厅。所以大家看我们的房子，都说你们的客厅真好，就是这儿那儿的小了一点，他就不知道客厅好的前提就在压缩了别的东西。
材料的争论在当时也比较大。按当时的标准，先是大理石，然后是不锈钢。我们想把钱放在永久性的地方，比如窗户、暖气。我们用的是德国维卡的窗，中国原来用铸铁的暖气，又是漏水啦又是生锈啦，然后用破木头包起来，又占了半平米，我们选用的这个暖气是现在欧洲很流行的暖气，我跟厂家联系时，连生产线都没上呢。现在这家厂紧俏得不得了，商品房再也没人用铸铁的暖气了。
我记得做现代城样板间时，第二天就要做好了，前一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反映糟糕的不得了，他们要敲掉了。我去一看说，不是挺好吗？我们一个部门经理，还有一个投资商，说这个样板间要砸在你手里了，什么木头啊，都用的是最简单的东西，又没花岗岩、大理石又没水晶灯。墙还是活动的，是黄色的，说墙不能用黄色的，北京的面的才是黄色的，非说要拆。我说你明天等我交工了再拆行不行，不差这一天吧。后来总算宽限一天，我们连夜赶出来，放上家具，他们也就说好了。现代城的颜色归功于建设部设计院的设计师崔恺。崔恺是喜欢大胆创新而总是没有机会，我跟他合作，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大胆创新。崔恺说，如果我把房子涂成各种颜色怎么样？我说好啊，北京到处都灰乎乎的，咱们把颜色搞鲜艳一点，多元化、多色彩才是美好的。他听了特别激动，再好的设计师，你给他空间，他的创造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不给空间，出来的都是垃圾。
销 售
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周期不像西方那样，规律性的多少年波动一次，股票、利率都是晴雨表。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就是一些突发性、政策性的事件，影响非常大。
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如果这两个机会来的话，市场一定会火爆，这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100万的房子，银行提供80万的按揭，就拿20万。这个社会能拿100万的不多，但拿20万的比例就会相当大，而且人们也普遍都会有信心。一开始做现代城，我就感觉到了启动按揭这个机会，我想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不管天上下的是雨还是油，你一定要有个容器把它抓住，这个容器就是现代城。
1999年春节把我们等得苦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事1998年就应该成了，怎么这么困难？想着它应该马上到的，它就是不到。我们请来了建设银行行长，跟他讲银行按揭如何好，我说你给国企放款回不来，中国个人借的款肯定都会还。他说我担心的主要是银行风险，你能把我说服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一狠心，提出由我们发展商存款给客户做担保，个人按揭如果按月不还款，银行追不过来，我可以给你建设银行贴上存上几千万。客户不付款，你就从我们贴上把这钱划过去，我们负责去追他。因为他住的是我们的房子，我们让保安天天去催，不怕他不交。最后他说，这样细想倒也没什么风险了。我们找到了支行的行长，他说，我们50年代就给个人贷过款，买牛买驴贷款，一分钱没收回，现在还欠着呢，不贷！结果又是一个月过去，还是不贷。我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它就是掉不下来。
后来我和张欣在钓鱼台开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又碰到建行行长问起我们情况，问按揭办了没有，我说，一分钱没办，还是不放心，观念的问题。行长着急了，把他助理叫来，说你去过问过问这事，这不是对一个项目的问题，是启动中国经济的问题。他助理说，那我这是拿着上方宝剑了，过了一星期，建行各处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开始放按揭款了。
这时，突然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行长找我，说现代城项目我们也要来做按揭。我说建设银行在做，他们也做得挺好，建行行长已经在现代城现场2次办公了。他们说我们的服务比他们还好，我们直接把终端机接到你们现场。工商银行的速度特别快，建行一看他们速度快，就比着干。然后中国银行一看这业务好，也来了，招商银行也要来签协议，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银行按扬在短短一年之内发展得很快，给我们帮了大忙。
第二个时机我一直等着，还没等来，就是二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现在把很多人的购买欲望压住了。你可能已经有了一套房，70平方米，已经住了二三十年，可能不愿住了。可这套房不出手让我买新房，一是资金上有问题，另外把这房放在那里也是个浪费。要是这套房出手，银行按揭又能给帮助，我为什么不住好房子？二手房市场现在嚷嚷了有两三年，就为东一个章西一个章，到处卡而无法启动。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交易所，去的话20分钟办完不就得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机会，北京大约是2亿平方米的公房，这其中如有10％的人想换房，就是2000万平方。2000万平方米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大，而且这部分人的购买力已经压抑了很多年。
我认为，房屋开发商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事，更重要的是今后服务。这个服务不是指表面上要有多殷勤，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看产品质量，而最缺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读到孔子说，人的最大的弱点是“迁怒”，当时不明白；人贪婪、丑陋的东西有多少，为什么单单迁怒成了最大毛病？最近我仔细反思，发觉大部分人有一个毛病：你给我气受我给他气受。老婆给我气受我就给员工气受，员工给我气受我就给儿子气受；服务员给我气受，出来我给卖东西的气受；一个机构、一个人反复迁怒，就像病毒一样传染，社会就会变得浮躁，大家没信任感、没安全感，一点也不能和善。我们作为一个机构，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骂你骂得有道理就改正，没道理也应像一个容器一样，把这迁怒过来的怨气承载下来，不让它再传播出去。
我们编了2本书，第一本《soho现代城批判》，立意是讨论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建筑。我们可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一些思考：社会、材料、设备都在变化。这种情况下究竟什么建筑能适合人们的心理习惯。第二本书《投诉现代城》，把所有客户对现代城的投诉汇集起来，把们们完全暴露在公众的监督面前。
投诉之后如何改进，这是服务、管理上的事。我们到哈佛去，感觉他们没有多少管理概论之类的东西，都是案例，提供一个个案例让你思考。所以我想，出员工手册、出制度，不如给员工搞这么一本《投诉现代城》。不光让别人付给我们钱的人投诉，我们付给别人钱的，你服务不好也应该投诉。前一段，我们公司原来的工程总监因为与部门经理闹矛盾，最后要离开了，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窝火。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甘情愿；我现在窝火的是我是甲方，让乙方告状，乙方给我气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问他甲方乙方有什么差别。他说，甲方就是掏钱的人，人家就得听我们的。甲方乙方在合同法上是平等的，但商场上，乙方求着甲方，甲方是业主，乙方是施工方，是供应材料的，在中国人观念中，服务意识上是不平等的。我给你掏钱，你就得求着我。这就构成了中国的独特文化景观：官大的一个样，官小的一个样；有权力的一个样，没权力的一个样。几年前，有人总结“爸爸爸、╳你妈”现象，对有权有势的喊“爸爸爸”，对没权没势的就用“╳你妈”去骂。
我们提出“无理由退房”，其实也是针对这种思考而言。因为现在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普遍低，所以市场缺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就想从根本上解决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问题。
挑战的境界，我原来有过，但我好像生下来就不爱赌博，连麻将扑克都不打。朋友拉着去拉斯维加斯，我就换了100美元放在那儿，没了就出来睡觉去了，完全没有乐趣。在前一段时间，挑战的意识，觉得要做好、做大，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现在这热情好像在慢慢消退，觉得这不是特别本质的东西。每当有员工在做完一项工程后着急地问有没有新项目时，我反而平静了：先不要着急，不要急功近利，有和无、难和易都是相对的。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决当不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要会认识平凡事情背后的变化。你要对周围时代、社会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有些变化看起来很细微，也许身处变化中很难感觉出来。比如你有没有好好想像过，就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中国竟然多了1亿多部手机？包括网络技术带来的巨变，很多人习以为常，失却了惊叹的能力，也就不会对此产生对比性的思考。把认识的视野放得更高一点，你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从历史到今天，从今天到未来的变化趋向！一旦尽早地抓住它，就能找到商机。这就是商人的眼光，商人赚的钱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