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访谈
赢周刊:以你与富豪们的交往,你认为广东会不会有中国首富?王志纲:广东不是没有,而是不愿出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熟程度大有不同,有的地方刚刚开花,有的地方已经结果,还有的地方果子已掉到了地上。
福布斯富人榜上展现的都是正在开花的富人,却看不到果实跌落在地的广东,很多富人已成为美国、加拿大、澳洲和中国香港居民。
我认识的一个老板,买下塞班岛三分之一面积,看起来却貌不惊人。还有一个明天要与我打球的老板,其生意的市场份额占到这个行业全世界相当大的比例,但业外人士谁知道他。在广东,这样的老板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有没有全国首富,能不能出中国首富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赢周刊》的提问打开了中国市场转型的魔瓶。这是这个命题的价值所在。
敏于行,纳于言是广东企业家的优点,但拙于思却是广东企业家的弱点。
赢周刊:为什么许多富豪都诞生于房地产业,甚至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华人富豪不少都出自房地产业?
王志纲:经济发展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所代表的优势行业不同。在目前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也是暴利行业,所以成为暴富行业。但企业家也要与时俱进,像李嘉诚,以房地产发家,但很快就进军物流、基础设施,以至高科技。
赢周刊:广东商人或者说粤商的致命弱点是什么?
王志纲:敏于行,纳于言是广东企业家的优点,但拙于思却是广东企业家的弱点。广东企业家对宏观和战略方面的东西考虑得很少。广东占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以香港为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但今天,广东不再独享优惠政策,广东企业家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了。过去,广东人胜之于讲变通,上海人失之于讲规则。但时过境迁,在今天的政策和经济环境下,上海人的讲规则就成了优势,而广东人的讲变通则成为劣势。
所以,广东人不仅要敏于行,而且要勤于思;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赢周刊:依你之见,广东企业家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自我?
王志纲:第一,广东人有不少优良的品性。巴尔扎克说:要造就一个贵族必须三代换血,但我认为不必过分苛求,还是应该求其实不要求其形。广东企业家有不少固有的优点,比如,勤力、谦虚、重礼、不张狂、很会替他人着想等。
这在一些广东话的日常用语中可见一斑。如“你走先”、“不好意思”、“唔该哂”……另外广东企业家善于学习,这些都是优点,只是儒雅方面还差一些,这需要积累。
第二,广东人有一个很好的商业风气,就是各算各的账,我只算我能不能赚钱,账能否算得过,不去计较对方是否赚得更多。讲求和气生财,相安无事,各发其财。
华南板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多房地产商在番禺那么大的一小块地方残酷激战,但互相之间和平相处,各大楼盘老板都吩咐手下人只可宣传自己,千万不得攻击别人。这是广东商人行商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广东企业家对于知识和外脑的理解在中国也走到前头。工作室之所以发轫于广东并长成大树,就与广东重视知识和外脑的整体环境有关。
我把广东企业家对知识的尊重总结为三个阶段,“星期六工程师”阶段(借用知识分子,节假日炒更),“高薪挖角”阶段,然后是最早实践“财智时代”的阶段。
赢周刊:中国哪一个地区更适合富人的成长?
王志纲:中国最适宜富人藏匿的地方珠三角算一个。在珠三角,富人们穿着拖鞋,开着奔驰,喝着早茶,来往于省港之间,偶尔去拉斯维加斯赌钱。他们不事张扬,不引人注目,安全性也好。尤其是土著老板,他们在当地如鱼得水。
另外就是北京和上海。北京充满了巧取豪夺的奢侈富人,来路不明的富翁通常躲在北京。上海华洋杂处,不易引起人们关注,所以也是富人藏匿的好地方。
任何财富都会经历价值观的清洗,并经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
赢周刊:在你的口气里,似乎对于商人抱有一种批评的态度,老板都是有“原罪”的吗?
王志纲:资本的原罪肯定是有的,没有原罪,很多老板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富人都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奸商阶段。俗话说,无奸不商。这里的“奸”不一定是贬义,也指商人特有的精明。
但这句话说明了商人作为经济动物的属性。他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其他。我把这个阶段称为中国Lun理大倒退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和跨越的代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各种非规范行为酷刑严法,奸商的代价逐渐提高。通过这个阶段,流氓逐渐变为绅士,奸商变为正派商人。
再往前发展,就到了重视无形资产的阶段。随着竞争加剧,事业越做越大,对于大老板来说,良好的信誉成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最佳法宝。
因为对于这些老板来说,钱财已不是主要问题,打造百年老店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需要考虑的是经营的永续、事业的传承。为此他们也必须考虑按国际惯例办事,会非常注重信用,由此渐成社会的脊梁,社会财富的管理者。
赢周刊:是否可以说中国企业家目前大都多处于第一个层次向第二个层次的过渡阶段?
王志纲:可以这么说。
赢周刊:那么“首富”这个词里是否蕴含了道德观?
王志纲:应该有道德的成分。比如洛克菲勒,前半生的积累充满了丑恶,到了70岁,他一夜醒悟,立地成佛。所以,任何财富都会经历价值观的清洗,并经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香港已经完成了这个过渡,出现了霍英东和邵逸夫这样的商人。
中国内地还需要一个过程。对待任何事物,我不喜欢一分为二,我喜欢一分为三,两者之间会有个过程。在特定阶段,不少人都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物,尤其是商人。
赢周刊:你认为财富集中在少数的首富手中好,还是分散开来比较好?
王志纲: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一定喜欢垄断吗?不是的,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首先是积聚财富,然后才是制约和分解垄断,这是两个阶段。
中国今天的社会状况,犹如一个同时患肝炎与糖尿病的病人,怎样补都不是,而最有技巧的恰恰是今天温总理所言的几个字,要“适度”和加以“调控”。对于财富的看法也是这样,不同的阶段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