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卫东一身得体的深蓝色西装，拿着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头发梳的一丝不苟，坐在位于北京东方广场的长江商学院的休息区内，说起话来语气从容，用词严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一个刚刚回国的跨国公司技术总监或职业经理人。事实上，谭卫东却来自中国西南绵绵大山中的贵州，他不单是一个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而且他所管理的还是一个三线建设时期的军工企业。在这家企业中，完成军工产品的生产，至今还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一名满怀热情的钳工

    “我是三线的第二代”，谭卫东说。1971年，谭卫东的父亲从西安的一家军工厂调到贵州参加“大三线”建设，当时年仅16岁的谭卫东正在重庆读高中，接到消息便与母亲一同来到了陌生的黔西南。

    谭卫东拥有一个红色年代的中国人特有的名字，意思是“保卫毛泽东”。政治生活是当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内容。当时，为了备战的要求，中国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掀起了军工企业的建设热潮，谭卫东所来的军工厂就是一个航空基地，按当时的要求，这里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产业链，进来的是钢板，出来的就是能够上天的飞机。所有人的工作热情似乎都被这个梦想点燃，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中，中国的工业开始了一场乌托邦式的冒险。

    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16岁的谭卫东对前途一片茫然，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第七年，他在重庆的高中刚刚读了一年。到了贵州后他继续读了半年的书，年底就进入代号143的工厂，当了学徒工。那是一个车间里充满了火红的标语口号和革命激情的岁月，工人在社会上拥有崇高的地位，谭卫东满怀热情的当了一名钳工学徒工。钳工是任何一家工厂中不能缺少但也是最为普通的工种之一，他们的工作内容通常都是守在冰冷的机床旁边，生产各种奇形怪状的机械零件。

    从16岁开始，直到今天担任了贵航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谭卫东和大多数国企领导人一样，大半生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家企业。在最初的岁月里，谭卫东除了近乎痴迷的钻研技术以外，似乎并未表现出一个企业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特质，他干了四年的学徒工才转正，级别也就是二级工，当时钳工分为八级，八级钳工几乎就是工厂里的英雄。

    但是年轻的谭卫东还是有点与众不同。当别的学徒工下班后玩得昏天黑地时，谭卫东却偷偷拿起来了课本，并找到了厂子里几个刚刚分来的大学生补习文化课，在那个知识不被重视的年代，谭卫东的这个做法不但不普遍而且有些另类。然而，每一种付出都会有回报，在当钳工学徒工的四年中所学到的东西，让谭卫东在后来担任车间主任时得到了应用，这让当时很多人都感到了惊讶。越学习就越觉得不足，在进厂四年之后，谭卫东觉得考工农兵大学是一个不错的出路，经过工厂的严格考试后，谭卫东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学习航空发动机控制，在毕业论文答辩时，他是班里十七个优秀答辩学生之一。

    毕业之后，谭卫东重新回到工厂，分到工装设计室，这和他的专业不对口，但谭卫东还是接受了，他说，“既然分来了就要干好”。

    这几乎就是中国国企领导人必备的一个特质，很多时候自己的命运并不能主动选择但还是应该学会积极的接受。但这似乎也不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在分配来的岗位上，很多人踏踏实实并最终取得了成绩。

谭卫东在工装设计室上受益匪浅，因为这几乎让他熟悉工厂里每一个技术细节，并培养了他严谨得近乎苛刻的工作作风。
    后备干部力量

    在度过了四年出色的工装设计工作后，谭卫东调到中心工艺室，主管全厂的工艺工作。三年后，31岁的谭卫东提升为中心工艺室主任并在两年后到车间任技术副主任。谭卫东由此成为了厂子里的干部。当时老厂长的书记也姓谭，很多人都问谭卫东是不是亲戚关系才得以提拔，这让谭卫东哭笑不得。自己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父母都是退休工人，获得的提升完全是自己在技术上的钻研和工作上的努力。

    当时厂子有10多个车间，每个车间100多人，全厂一共两千六七百人。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些人通过裙带关系可以往上爬，但国企中还是有很多硬性的标准，谭卫东的踏实肯干有闯劲，恰恰能够在这个体系中脱颖而出。

    1991年，谭卫东任车间主任，到了1993年，他所在的车间由原来的瓶颈车间变成了先进车间，谭卫东以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由此更加受到了领导的器重，在1993年下半年被送到贵州工业大学脱产学习半年，参加全国优秀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作为后备干部力量来培养。

    培训回来后，厂子又把他送到广州的中航技挂职锻炼一年，当年谭卫东到广州任职时就要被留在当地，自己当时工资100多元，而广州每月伙食补助就是700元，工资很高。面对诱惑，谭卫东说，我不是圣人，但做人要有原则，企业培养我就是想让我回去的。广州中航技经过多方努力，仍未能留下谭卫东，后来半开玩笑的对谭说：“你真是个共产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