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和我没关系

　　主持人：1993年，你从河北日报社以处长的身份“下海”，算来已整整10年，这10年也正是程维高当政河北的时期，程维高的腐败和他滥用职权出让土地有关。你掌控的卓达集团是河北民营地产之最，有人说你是发迹于“程维高时代”的地产大亨，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你有没有所谓的“原罪”？

　　杨卓舒：“原罪”这个字眼被媒体广泛地误读并滥用，以致于我非常反感这个字眼。“原罪”一词本来源于基督教，讲的是人生而有罪，其中的一个含义是，在没有创造财富时去消耗财富，有能力创造财富而不去创造。我们不能因为一批富人落马，就谈民营企业的原罪，这对守法经营的商人不公平！

　　程维高在河北做了十多年高官，但这不能称其为一个时代。老实说，我和程维高只有一面之交，记得那是一个晚上，程维高带着司机“抽查”式地来到卓达，旁人介绍之后，程维高握着我的手说：“啊，你就是那个从《河北日报》下海的杨卓舒啊。”我们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就走了。程维高是个悲剧。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当权者出事了，背后必然揪出一个大型民企，但卓达是个例外。在河北，从长官到秘书，贪官抓了不少，但不管怎么清算，与我杨卓舒无关，我是干净的。

　　主持人：都说地产商人和政府官员关系特殊，看你的交际圈子，其中也不乏省市高官要人。你怎样处理和“政治”的关系，如何把握度的问题，以达到“若即若离、不离不弃”的状态？

　　杨卓舒：确实，在我的交际圈子里有些省市高官要人，但更多的是民主党派、甚至退居二线的官员。我觉得所有的所谓靠山都靠不住，我也没有什么靠山，我就是我自己的靠山。从河北日报社辞职，标志着我仕途的终结，当年我发誓不再进报社大门，10年了我真就没有回去过。官商沆瀣，人所不齿，这是我童年时就有的善恶观。我不愿意和有权势的人应酬，不愿离官场太近。距离产生美。

　　靠炒楼花掘第一桶金，那是我的光荣

　　主持人：央行121号文件出台后，地产界震荡激烈，很多人反对它，有地产大腕甚至说，地产业的冬天终于来了。我们假设，如果这个文件早出台10年，你就不能靠炒卖楼花赚到第一桶金，恐怕也就没有现在的卓达集团了。你介意别人说你的第一桶金是大玩“空手道”掘到的吗？

　　杨卓舒：因为我没有原罪，所以我从不忌讳自己靠炒楼花赚第一桶金的故事。我的商战准则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大限度的事情，我觉得炒楼花是我的本事。市场需要，我有能力驾驭，用钱越少，消耗资源越少，产出越高，对社会贡献越大。

　　好商品都是在生产线上一售而光的。边开发边卖楼是我为卓达制定的规避风险之道。央行121号文件严格限制炒卖楼花客观上对卓达有利，因为规模小实力弱的地产公司纷纷出局，净化了市场环境，清除了障碍。这有点儿像“六月雪”，郁郁葱葱的一片林子，突遭“六月雪”，绝大多数树木死掉了，活下来的将独享资源――阳光、空气和水。

　　主持人：很多地产商出轨的路线是，大额举贷、大量圈地后资金链条过度紧绷终至彻底崩盘，如周正毅。但是你一贯坚持不依靠银行做项目，对银行，你为什么保有高度的警惕？是因为金融与地产都是高风险行业的原因吗？

　　杨卓舒：人们普遍认为地产风险高，恰恰相反，所有产业中，地产的金融风险最小。我们可以看到，发放给国营企业的贷款，很多都一去不复返。但是地产好歹还有不动产在、有土地在。如果说房地产行业真是高风险的话，那也是金融体制本身造成的。房地产本身是风险最小的金融品种，它的价值应该是最牢靠的。

　　我认为不贷款不对，但我绝不依靠银行做项目。我们在内蒙古、海南、北京、河北四地都有业务。但在除河北以外其他三地没有一分银行贷款，这在网上都能查得到，完全透明。最近，为了抵御风险，也为和银行确立更好的关系，我们才又增加了1亿元的负债，使负债总额达到2.2亿元，但这与卓达45亿净资产相比只占5%的水平。

　　造城还是造梦

　　主持人：“非典”疫情控制之后，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举行了150项重大工程复工誓师大会，这些工程的总投资有160多个亿，卓达占了其中1／4以上。据此你称自己是再造城市的商人，但有人认为这是在制造垄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卓舒：垄断不是追求能达到的，中国地产业永远不可能形成事实上的垄断，但区域性的垄断倒是可能。卓达一家的土地储备有1200万平方米，相当于200家小规模地产公司的总和。我们为什么能有这么惊人的土地储备，因为我们是再造石家庄的主力军。石家庄现在仅有220万人口，这和其省会城市的身份极不相符，省、市两级政府的目标是把石家庄造到600万人口规模。

　　造城过程中，卓达也裂变为5大板块：占地3600亩的服装产业园建成后将是亚洲最大；在藁城良村镇及其东部，与地方政府正合作建设医药产业园和新兴建材园；开工不久的市政广场将形成一个高档商务圈，包括兴建一个白金五星级酒店，此外，石家庄政府已决定把国际会展中心交给我们建设；在石家庄东南，一期工程300万平方米的太阳城项目6月25日已开工，太阳城“以贸易做龙头，以产业为基础，以教育为核心”；最为庞大的是藁城城市建设计划，把百万农民“造”成城里人。我们做这些项目，目的不是为了垄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河北省规模最大最强的地产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垄断是以先进淘汰落后，整散治乱，那垄断也没什么不好。

　　主持人：投资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如何保证自身的造血能力和赢利能力？

　　杨卓舒：5年之内保持持续翻番，这是我们定下的未来5年发展目标，很多人对这个目标表示怀疑，觉得不可实现。但是我认为，石家庄的城市再造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石家庄市扩容400万人口是有依据的，也是可操作的。三四年前，我们放弃了许多短平快的项目，就等着今天的“造城运动”。我们的5大板块与石家庄的城市再造紧密相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400万农村人口向城里转移，1个人可以拉动数万元左右的投资配置，他要买房置业，要租门脸做生意，还要消费，在这样一个回报可观的巨大产业的拉动下，卓达自身造血能力和赢利能力都不成问题。我不为这个发愁，我最发愁的是缺乏项目总经理式的人物。

　　“卓达院士园”悲歌

　　主持人：卓达的多元化是紧紧围绕地产进行的，三亚的旅游项目、北京的大学城，都是在做地产的文章，你对教育地产一直情有独钟，2000年起立志在石家庄搞院士园，地早已圈好，投资计划像模像样，势也造得很大，但时至今日，院士园仍无实质进展，你是否承认这个项目失败了？

　　杨卓舒：不用你问，今年5月，在集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我就明确说过，卓达院士园这个项目失败了。失败并不等于做不下去。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错过了太多太多的战略机遇。3年前提出院士园概念时，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搞过一个大型活动，270多名院士，300多名学者参与，当场就有牛满江等国际著名科学家签约，我们为他们设计了工作室。征地手续办了，但落实遇到难题。两年半过去了，300多亩地我们只拿到了2／3。后来牛满江去了青岛，院士们相继走了，卓达失信于院士。

　　主持人：好端端的一个项目被拖垮，卓达院士园项目的功亏一篑给你们留下了怎样的教训？

　　杨卓舒：要说教训，实在太多了。但这种教训怎么吸取？不干了？这不是卓达的风格。西边的院士园推不动了，东边的卓达服装产业园照样建，现在搞得很成功，但我们也付出了心血代价。还是因为征地的问题。我常说成功是熬出来的，做企业走正道就是炼狱，但归宿是天堂；走歪门邪道是天堂，但归宿是地狱。我们现在就处在炼狱阶段。但是，我不允许集团任何人说投资环境不好，反躬自省，还是我们不行，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到家。我还是要继续撑下去。如果院士园放弃了，就不会有服装产业园、开发区广场，市里也不会把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移交给我们。

　　“独裁”有理接班乏人

　　主持人：据我所知，卓达集团没有其他股东，你一人持有100%的股份。你拒绝与人合作，拒绝上市，以狂热的工作激情打理着偌大的卓达，说好听的这是集权，说难听点就是独裁。你不怕有人说你是“土地主”吗？

　　杨卓舒：我既是董事长，又是总裁；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是资产拥有者，也是高级白领。今年年初，胃大出血，大病一场，险些永别。我就是劳碌的命，拼命做事，心里踏实不求任何人。

　　一般而言，分权轻松，独裁很累，其实有时候分权也很累，独裁反而不累。古往今来，凡是做大事的人，都要抓住两头，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宏观微观兼顾。放权，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权可授但无人能受，给了权更不安心，更累。卓达正处于高速增长期，目前已经开始享用三四年前的战略谋划，五大集团的产业板块相对成熟。应该说，人才的成长已经滞后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各类急需的人才非常匮乏，而人才匮乏是我继续“独裁”下去的主要原因。尽管我已经相当疲惫，但我还是要做下去。卓达

　　接手的大项目这么多，现在最缺项目领军人物、大操盘手，不光我们企业，我想所有高速发展的企业都面临这样的人才难题。

　　主持人：前几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人才招聘的文章―――“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集合”，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人才加盟。但我听说后来那些人陆续流失了，是不是你们的用人、留人机制有问题？

　　杨卓舒：有人说，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这话不对，如果是那样，那就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可以花大价钱买的。我认为，人才只是众多资源中的一种，并不是全部。我们给员工股份、高待遇，但还是有人要走。我从不挽留任何人，除非我伤害了人家。我认为人才不是呵护出来的，不是挽留来的，而是打击出来的。我这人脾气不好，经常不留情面地训下属，每每进行项目论证，我经常几乎全盘否定他们的方案，这是一种带有残酷意义的打击，但我想用这种常人难以接受的方式选拔人才―――能接我班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