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径通幽的努力常常可以超越在阳光大道上奔跑的速度与效率，但曲径上的阴冷晦暗令人胆寒。

三年过去了。那一段经历仍然让我无法释怀，而且越来越有沉重之感。

姑且称那座城市为c市吧。出于私人感情以及种种顾虑，也请允许我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和一些关键细节、数据。你只要记住，有一个“海归”，至今仍在为那段经历耿耿于怀，并且能够从中领悟点什么，就够了。

只欠东风

当时我从国外回来不久，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运作过一两个规模不大的项目。扪心自问，学建筑的我对这一行有着异常的敏锐感觉，那两个小项目在圈内都引起了小型轰动。我所欠缺的，就是资金。我的实力不够雄厚，因此发展非常慢，我做梦都想把公司迅速做大。

那年c市有一个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面积近1000亩。这个项目太诱人了，20多个开发商蜂拥而至。最初我没有什么野心，但纪逢良说他可以帮我通通关系。老纪是我的朋友，是一个策划人，据说关系很多。

“有关系什么都好说。功夫在诗外嘛！”老纪开导我，“你以为那些做大事的都凭实力？那也太瞧得起他们了，其实很多都是靠‘技巧’，四两拨千斤。这是经商的最高境界。”

我仔细研究过所有竞争对手的材料，我胜算的把握最多只有四成。老纪说已经不错了，人家一成都没有还变成八成、九成、百分之百呢。听他这样说，我动了心，谁甘于永远小打小闹？谁不想把企业“做大做强”？谁想错失到手的良机？拿到这个项目，我就可以一飞冲天。于是我在老纪的协助下全力运作这个项目。前期铺垫走得比较顺利，最后一关卡在主管城建工作的徐副市长那里。

“这种关键时候，全凭徐副市长一句话，所以徐是必须攻克的堡垒。”老纪说。我听了一筹莫展。别说行贿送礼那一套我完全陌生，就算我能熟练应用，我又怎么近得了徐副市长？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他，一个目光锐利的清瘦男人，常常白衬衣配深色西服，很少打领带，整洁利索，有个性。凭一种直感，我认为这种人不好打交道。

果然，老纪授意派出去的几路人马都无功而返。

想想看，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有多少人盯着！而我们，一家规模不大不小的民营企业，在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算老几？老纪给我打气：“凡人都得吃五谷杂粮，都有七情六欲，苍蝇还叮无缝的鸡蛋呢！”他说看他一个亲戚能否帮上忙。“做这一套最大的学问是不着痕迹，每一个环节都要干净利落。”他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关系学”。这堂“课”最直接的后果是我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一笔不菲的报酬，间接收获是我大开眼界，也大为震惊。

我在国外读书、工作多年，不但习惯了规范的商业运作模式，也对发达国家那种文化氛围有了较深的认同，明朗、简单，虽说也有“安然”那样的事件发生，但一般而言凡事按规矩办就可以了，总有稳定的预期。这种挖空心思去捕捉行贿机宜的事，在国外是不敢想的，那会把一生清名都赔进去。

老纪的亲戚是徐的大学同学，据说关系很铁。从他那里得知徐副市长在北京学习，我立即飞到北京，找到这位亲戚。经过充分的铺垫工作，这位亲戚表示完全没有问题，拍着胸口说我请他，他还能不来？然后仔细描述了他们当年的同窗友谊，怎么个看书到半夜，又冷又饿，怎么个在煤油炉上煮泡饭吃。他深情感慨，一别就是20年，人生有几个20年，老徐能不来见我吗？可是，到了最后，宴席都摆上了，徐打来电话推说有事不能来。这位同学接完电话，对我们无奈地摊开了双手。

北京回来，我的情绪低落了一阵子，并非为工作的不顺利，而是做这类事感觉不舒服。我已经习惯了一切按部就班，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在自己的国家，却被要求不能按牌理出牌，要剑走偏峰，还得时时面临太多的变数，要设想多种可能，每一种可能怎么去对付。

老纪开导我说：“伟人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国外那一套，中国行不通，至少50年内行不通，50年后的事你我都管不了。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谁能改变？所以，我们必须顺应历史。你要记住，天下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清白变得清白，但你会因为你的清白而丢失机会，被打翻在地，被淘汰出局，那不如大家一起到粪坑里滚！”

老纪的话再次让我震撼，在我读过的书里没有这样直白火辣的表述，在我以前的所有经历中也没有这样的例子。

围魏救赵

接下来的一招是接近徐副市长的秘书，以他为跳板。可是我很快发觉这位满脸堆笑的年轻人总是吃了糖衣再把炮弹吐出来。也许是我们的糖衣在他看来还不够甜，但我深知有这类秉性的人往往欲壑难填，况且又不能叫他打收条。一次次地填这个无底洞，我感觉有一把钝刀子在一点点地剜我的心，每次是轻微的疼痛，日积月累，就让我痛苦不堪。

有人还曾设想过，选一个节日开个什么联欢会，邀请徐副市长参加，在联欢会上让他中一个大奖。此招一提出，立即遭到嘲笑，徐副市长那么好请的话，还有什么事办不成？或者干脆早被别人抢走了，轮得到我们？

那么，徐副市长的亲戚、家人呢？我的情报人员调查到徐的小舅子在c市开有贸易公司，这应该是个大突破口。可是另一份资料显示徐与这位小舅子关系颇僵，原因是这位小舅子曾拉大旗作虎皮给他捅过大漏子，差点影响仕途。这条路堵死了。老纪却说：“你不妨就此推论下去。”他指的是徐副市长的夫人。

徐夫人是市里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三八旗手，精明能干。徐夫人虽然较容易接近，但同样对外界保持着高度警惕，她对丈夫的政治前程非常看重。我们曾设想以学生家长的名义向徐夫人的中学给予赞助或设立奖学金，捐资助学是颇受社会欢迎的义举，但是，捐给学校的钱有多少能落进徐夫人的口袋？最多收获一些荣誉。远水解不了我们的近渴。我们又顺藤摸瓜，摸到了他们的儿子，一个即将进入高三的学生，就在徐夫人的学校就读。

有关徐公子的信息很快摆上了我的办公桌：姓徐名璞，1983年8月出生，从小顽皮，学习成绩中等偏下；徐璞性格开朗，为人仗义，在同伴中有号召能力；喜爱足球，能顶着烈日踢完全场，不怕吃苦。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徐家的家教是传统正派的，又有一定开放度，徐璞身体健康，性格发展得较好，但他对学习的态度和考试成绩是父母的心头之患。

徐夫人有一次在谈起她的独生子时焦虑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小学中学我还能尽力帮助，可是总不能帮到大学去。此话一出，我立即意识到徐公子是徐副市长的软肋，一个比较清晰的意向就在脑子里形成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但一定要运作得好，所谓运作得好，是指既要对症下药，手法又要新，还要天衣无缝，不然就有可能鸡飞蛋打。我的情报人员还了解到，徐夫人在生徐璞之前曾流产两次，徐璞出生时，徐副市长已34岁，徐家有三兄弟，到他这里才有个男孩，整个家族对他钟爱有加。我更加充满了信心。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我准备把徐公子送出国，让他到国外去完成大学学业。孩子出国很容易，可学费生活费加在一起，一年少说也要二三十万元人民币，徐家夫妇是国家公务员，哪来那么大一笔钱？有可能留下钱物来路不明的嫌疑，这应当是担任副市长之职不久的徐避之不及的。怎样让徐公子走得顺理成章，尤其在费用方面不被怀疑，而他的父母心知肚明又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牵连、影响，这就颇费周折。

除此之外，我已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如果成功，我投入的成本、所冒的风险，自然有巨大的收益作为回报。

接下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小徐绘制一个“锦绣前程”。我对徐夫人建议，让徐璞到国外读大学，要选个好国家，虽然多数国人都认为美国好，但以我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的经验，我认为美国太自由太无拘束，而欧洲或澳洲国家相对保守，教育正统规范，比较适合世界观尚未定型但性情天然的年轻人。之所以出此建议，一半实话，一半因为美国卡中国人卡得严，签证一关难过，拖你一年半年是常事，而我们拖不起。欧洲或澳州国家已经把接受中国留学生当作国际贸易来做了，容易得多。

徐夫人有点动心，叹口气说：“徐璞英语不好，一旦出去，看不懂，听不懂，那不成了瞎子聋子？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向老徐交待？”我告诉她孩子英语不好是因为学习目的性不明确，当然也就没有动力，如果你跟他讲练好英语就可以避开高考直接到国外读大学，他一定会加倍努力。徐夫人半信半疑。

事半功倍

此时是2000年初秋。整个运作程序有条不紊地转动起来了。我的手下从外地百里挑一地挑选了一位极富英语教学经验的老师来帮助徐公子。徐夫人接见了英语教师，有点傲慢地说我会略高于行价付给你课酬的。她哪里知道我这里开出的酬金比她高出几十倍都不止。

然后我通过在国外的朋友完成了这样一项交易：以校友的名义将一大笔款项捐赠给5000英里之遥的某大学校友基金，惟一的条件是该校必须录取中国c市某中学一名叫徐璞的高中生，并为其提供全额奖学金。当然，奖学金已包含在捐款里了。不过，我们会保证这个年轻人是优秀的，符合该校的招生条件。

一路花费下来，一笔笔钱流水般飞泄而出，尽管事先做过精确的预算，但随着一张又一张单据经我的手实实在在地签发出去，我开始有点疑虑了，这个赌注是否下大了？然而，箭已离弦，不能回头了。

我很快欣喜地发现我低估了徐璞的智商与学习热情，在高水平教师几乎全天候的训导下，他的英语能力尤其是口语突飞猛进，让做了多年校长的徐夫人也大为惊讶。徐夫人在电话里对我表示了感谢。我长吁一口气，觉得徐公子挺争气挺可爱。

同时，在我的指点下，徐璞通过网络向那所大学提交入学申请，那边很快发来了所有需要填报的资料。最后有这样两关，一是提交一篇英语作文，在我的策划下该作文写得情真意切；二是对方大学按惯例委托领事馆工作人员来学校调查，在我的安排下调查结果令人满意。本来上述繁杂程序在徐璞这个特殊人物身上尽可以免去，但我们坚持对方照常规办事，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做给徐家周围的人看的。据说该大学很满意，不但得到一大笔捐款，还招收了一名阳光开朗的“好学生”，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在徐公子“努力奋斗”的几个月里，我特别暗示徐夫人要大肆张扬，动作越大越好，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了解徐公子的奋斗历程，以表明徐公子是如何依靠自己的胆识、汗水、实力到达成功的彼岸。徐夫人心领神会，和我们配合得很好。

2001年的初夏，中国数百万高三学生正埋头为黑色七月奋斗得昏天黑地时，徐璞拿到了国外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是全额奖学金。小伙子欣喜若狂，他当真以为是自己的奋斗获得了成功，自豪得走路都有些飘飘然了。看到他灿烂的笑脸，我真不知道此次算不上艰辛的成功经历对这个年轻人今后的成长会产生何种影响。

在外人眼里，一切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徐夫人在一家不算豪华但雅致清静的老字号酒楼宴请我。席上我对徐夫人说国外人性化的教育会让徐公子健康端正地成长，您就放心吧。这话从我这个“海归”嘴里说出来特别有说服力。徐夫人如释重负地说，我会记着你为我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老徐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儿子了，现在好了，都好了。

后来的一切全在我的意料之中，经过一些该走的过场，完成一些该完成的形式，我们公司不动声色地将这个让众人眼红至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收入囊中。那些实力远远超过我们的开发商目瞪口呆。

三年过去了，我的公司毫无悬念地成为本市数得着的大鳄。由于实力雄厚，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不再走那种阴冷的捷径，我宁愿在阳光大道上缓慢行走。虽然我已经对那一套十分熟练，但我宁愿这个“本事”永远没有机会发挥。

我时常想起我所见到的一些大商人，他们很多资产上亿，但生活俭朴，不讲究吃穿排场，为人真诚坦直，做事执着投入，对家人、对部下、对企业都很负责任。然而，他们对社会和整个经济秩序的均衡有序却缺少最起码的责任感，对市场游戏规则十分漠然，对竞争对手冷酷无情，兵行诡异；对弱势民众极度地蔑视，对消费者对客户往往信口开河，翻云覆雨。他们的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呈严重的分裂症状。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期和环境，令他们固执地认为天下不会因哪一个人的清白而清白。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做清白之人，何来清白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