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真正投入运营的不到20%，高校间资源共享的目标更是奢谈

　　继开发区“全国开花”、“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后，“大学城”概念又一头扎进了人们的视野。目前全国上下，大学城建设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粗略盘点一下，竟有50多座。

　　从“学院路”到“大学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武汉、广州、成都等许多城市把高等学校集中起来建设，形成一条条“学院路”。从“学院路模式”到“大学城模式”，其实就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大学城模式”不只是高等学校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而且是高等学校在制度层面上的创新。

　　目前的“大学城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二：一是政府主导型。教育作为一项高级生产要素被愈来愈多的政府所重视。政府要增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而高校扩招后校舍不足，国家又停止了审批开发区项目，在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下，各地政府对现有的大专院校“腾笼换鸟”，进行异地搬迁改造，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形成“高校集群”。这一模式大都是由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校投资教学设施建设，在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实行市场运作，由业主自行开发。目前全国各地建设的大学城多属于此类，如武汉黄家湖大学城、南京仙林大学城、辽宁绿岛大学城、广州大学城、合肥开发区大学城、兰州大学城、上海东方大学城、沈阳大学城、湖南岳麓山大学城等。

　　二是企业主导型。如杭州下沙大学城、上海松江大学城、东方大学城、福州大学城、宁波大学城、珠海大学城等。这些大学城以企业投资、政府支持、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模式形成了高校“扎堆”。由于在地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等诸多第三产业领域内都有商机，所以参与投资建设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产品类型和盈利点而分得一杯羹。

　　内涵比规模更重要

　　　大学城的规划用地动辄以万亩计算，各地甚至出现攀比规模的不良风气，不乏号称“国内第一”或“最大”的宣传语。事实上规模只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延，效益和质量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有专家指出，优化结构是实现二者统一的结合点。一般来说，一个大学城通常有数万名学生，而且分布在不同的院校、专业和结构当中，要想得到结构上的优化，首先园区必须是综合性的。其次，园区必须具有多层次性。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本科生与专科生的比例，也不只是把各种类型学校引入园区办学的问题，而是涉及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打破院校之间的壁垒；在落实办学自主权基础上，增强园区调控能力和建立各种机制；如何在园区内建立竞争和合作机制等。

　　　从发展趋势上看，大学城的意义显然不在其规模的大小，关键是其定位，在于其运作方式和管理方式。但从目前入驻园区的学校来看，各学校由先前的独体单元走向现时的共体单元，很难在短时期内实现角色的转变。广州传统的高校集聚之所石牌六校几年前就已经实行了教育资源共享的制度，六校学生选课互通，借书互通。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各高校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缺少必要的沟通，造成在选课时间、费用等出现错乱，借书时出现众多的麻烦。学生也不敢随便利用此项资源，资源共享制度名存实亡。

　　过热的“大学城”要降温

　　几年前，经济开发区的兴建是中国城市经济中一个不可绕行的话题。今天兴建大学城的热度并不亚于当年的经济开发区。然而，据了解，目前全国50多座大学城中，真正投入运营的不到20%，其中原因在于：一是受当地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较大；二是由于政府组织对外界市场需求和产业商机的反应迟缓，无法体察和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三是在理念和机制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仅处于教育相关服务延伸模式的初级阶段。

　　毋庸置疑，大学城建设是高等教育向规模化、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志，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地位。在经济文化发达、高校相对集中的城市尤其省会城市，适当建几个大学城不是没有必要。但大学城并非是个大“蛋糕”，人人都可以从中分享。理由有两点，其一，大学城建设是一项高科技工程，征地、盖房、绿化美化环境等等，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并非每个城市都具备这种经济实力。圈一块地不是难事，但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学园区可不是像吃豆腐一样轻而易举。其二，即使资金和硬件投入都不成问题，但大学城落成后是否吃得饱？筑“巢”能否引“凤”？高等院校是不是都愿意花费巨资进行搬迁进驻大学城？师资等软环境能否适应高等教育的需要？无疑也是大大的问号。

　　反思“开发区泡沫”，有必要提醒，过热的大学城要降温，一哄而上“热”过了头，慎防“热”成了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