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1日，纽约市场油价一度升至每桶99.29美元，创历史最高盘中价。石油是经济的血液，‘油价即将破百’的预期让全世界都在考虑如何应对高油价带给经济的打击。也让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仍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新能源拓荒者又有着怎样不同的创业轨迹？
纽约油价 创历史最高盘中价
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周后，国际油市本周再度风云骤起。继20日站上98.03美元的收盘新高后，纽约原油期货在21日电子盘交易中再度发力，一举突破99美元，最高升至99.29美元，距离100美元关口只有71美分。最后收于97.29美元。
10月19日以来，国际油价一度冲上90.02美元/桶，这是历史上首次登上90美元/桶的平台。随后在 11月7日，国际油价更是创下每桶98．62美元的历史新高，人们对油价破百的讨论渐渐地从“会不会”转向“什么时候”。
而上周召开的欧佩克峰会避谈高油价的举动，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了高油价问题的棘手。
石油几乎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基础——全球交通的90％依赖石油；所有石化产品都产自石油；95％的润滑剂是从石油中提炼的等等。
此前，在第二届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上，世界石油峰值研究会（aspo）主席kjell aleklett预测，世界石油最高峰值将出现在2015年左右。石油峰值意味着石油产量达到顶峰并从此开始下降。
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发展阶段、石油消费不断上升的国家，高油价带来的影响将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经济研究部主任郭焦锋预测，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由2006年的47.0%达到2010年的51.3%，并于2020年进一步上升到64.5%。
中国如何破解能源困局？今年4月出台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已给出答案：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这一答案让所有相关行业的拓荒者兴奋不已。
燃料乙醇 比房地产更具魅力
“我跟几家投资公司进行了初步沟通，他们对我的燃料乙醇项目很感兴趣，日后我们会再进一步沟通。”21日一早，在北京奔走了数天的杨天龙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回家路。
上周六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2007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坐在记者身边的杨天龙聚精会神地听着官员与专家的演讲，并不时地做着笔记。
上世纪80年代，杨天龙做房地产起家，于1985年成立攀枝花光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06年底，公司总资产3亿元。
此次进京，杨天龙却为了一个和房地产毫不相关的项目——通过加工“菊叶薯蓣”块茎生产生物能源——燃料乙醇。
在攀枝花，杨天龙投资3000多万元种下了6000亩的菊叶薯蓣。接下来，他准备自建加工厂，从收获的菊叶薯蓣中提炼燃料乙醇。
“我还缺2000万－3000万元的资金。”杨天龙此次来京的目的，一是寻找资金，另一方面则是向国家发改委申报自己的项目，以得到国家的扶植。
“到明年秋天，1亩地可以产10吨菊叶薯蓣。而10吨菊叶薯蓣可以提炼出1－1.2吨燃料乙醇。第三年就可以收回本金。”正是对该项目未来利润前景的盘算，让杨天龙把目光从被称为暴利行业的房地产转向了菊叶薯蓣。
中国从2001年开始发展燃料乙醇，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巴西的世界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统计数字表明，2006年全球燃料乙醇总产量370亿升，主要由美国和巴西生产，中国燃料乙醇总产量大约10亿升。
垃圾发电 并非赔本赚吆喝
“现在一些可再生能源企业宁愿赔本也在坚持。”在上周六召开的“2007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司司长周喜安所说的现象有违常理。
“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都有稀缺性。”邦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略投资”）董事总经理蒋水冰一语道破天机。比如说，中国适合风力发电的地域是有限的，一个城市需要的垃圾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不能建无限多的垃圾处理厂。正是因为这种稀缺性，才会使得很多企业低利润甚至是赔本吆喝，放长线，钓大鱼。
蒋水冰与合伙人于2001年成立了邦略投资，起初主要是做股权投资，给准备上市的公司提供资本和服务。2004年，邦略投资开始涉足可再生能源行业。
邦略投资通过旗下子公司直接投资建立了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中一所已经完工，即将进入发电阶段。
出身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蒋水冰，当时对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但他看好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行业的前景。“股权投资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而通过子公司直接投资经营可再生能源项目，在项目建成之后，会形成比较稳定的现金回报。”
据蒋水冰测算，目前国产的垃圾焚烧发电设备稳定性差、产出率低，所以他们采用的是进口设备，成本比国产的高一倍多。在目前国家政策支持不明朗的情况下，垃圾焚烧发电的收益并不高。
“好在还有二氧化碳减排的收入。”蒋水冰所指的二氧化碳减排收入，是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到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６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发达国家高能耗企业，比如电力公司，为了使公司正常运转，必须向发展中国家购买二氧化碳的减排指标，以获得排放权。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可使生活垃圾得到及时处理，不再需要堆放，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邦略投资已经在欧洲为旗下的两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找好了碳买家，这就意味着，未来垃圾场每减排10吨的二氧化碳就可以换得10－13美元的收入。有了这部分收入，垃圾场大概运营七八年后可以收回成本。
太阳能 正与燃气争市场
4年前，戴志刚是一名老师，教孩子们历史。昨日，他正在办公室埋头做太阳能热水器的技术方案。
原籍河北保定的戴志刚本来是个在编的人民教师，来到北京朝阳区后，他虽然还是教历史，但是没了编制。成了编外人，没了保障，也让戴志刚觉得少了点束缚。2003年，他筹钱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为太阳雨新能源集团做北京地区的代理。
公司的第一笔生意至今让戴志刚记忆犹新。那是昌平区的一个别墅，根据网上的广告信息给戴志刚打了电话。“那个项目只有8000多块钱，但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现在戴志刚的公司在北京地区已经有了十余家门店。但戴志刚仍然是既做领导又当职工。他平均每周都要自己做两个技术方案。
“现在做太阳能比早些年容易多了。”以前戴志刚这一行找人谈项目颇费口舌，对方根本就不了解太阳能，也不知道用太阳能比用燃气或者是电能省多少钱。现在主动上门要求安装太阳能的人和项目越来越多了。
不过也有一些事让“戴志刚们”很发愁。比如说现在的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太阳能设备。但由于资金的问题，农村无法接受知名太阳能品牌的报价。“上次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项目招标中，对方只能接受1500元的价格，而太阳雨和其他大品牌的报价均在两三千元左右。”
还有就是跟燃气公司间的竞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好多业主都愿意使用太阳能。但是物业却从中作梗。“因为有些小区的燃气用量会影响到物业的经济利益。”所以物业就阻拦业主安装太阳能设备。
风险投资 想爱新能源并不易
无论是在有关能源的大型论坛，还是在清华等高校针对能源企业老总们的研修班，都能看到新能源企业的老板和风险投资商的身影。不难看出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企业对资本的渴望以及这个行业对资本的诱惑力。
根据美国能源基金会和中国国家发改委的预测，2005年－2020年，中国需要能源投资18万亿元，其中节能、新能源、环保需要7万亿元。这组极具诱惑力的数字让风险投资商看到了商机。但风险投资对中国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态度有点像那句歌词——想说爱你并不容易。
“现在大多数投资者对新能源的投资都非常谨慎。” 蒋水冰指出，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发展初期具有不稳定性和回报低的特点，而国家对此的扶植政策并不明朗。
一个月前，电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欧洲可再生能源发展近况及其借鉴分析》，指出现阶段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的不稳定性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业主大规模发展风电面临风险。
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杨富强也表示，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引资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电价不确定导致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让风险投资和银行不敢投资。
此外，投资新能源行业的风险还来自技术方面。高能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滨就曾经表示此方面的担心：投下去的设备还没有投产的时候，又有新的工艺产生了。
节能技术的不断创新会对已经投入的项目产生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