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外相比，中国专业人才的缺口很大，不仅是国际化的律师、会计师等缺乏，更重要的是具有专业基础的管理人才奇缺。而专业素质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更甚。职业操守方面，国外专业人士很受尊敬，他们敬业，具有很高的职业操守。社会形成了很强的约束机制来规范他们的职业行为。

　　对于他们来说，不专业、违规付出的代价很大。安然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在专业素养方面中国的专业人士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专业素养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硬件，是从事某种职业的基本素质，如会计会做账是最基本的。国外对于从业资格要求很严，如医学博士要见习5年才能具备医生资格，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另一类是软件，包含沟通能力、战略眼光和团队工作能力等。在西方的认识中，大部分职业，都要与客户沟通，客户是上帝。专业人士需要耐心了解客户需求，而国内专业人士常常欠缺这种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方面，在美国硅谷，最好的IT人才不是程序员，而是系统架构师，前者通常大多数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担任，而后者大多数来自美国本土。

　　此外，中国的专业人士往往缺乏团队合作能力，单打独斗，协作起来就不行了。中华职业精英网总裁汪维纲认为中国在培养专业人士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其中主要有：从文化上来说，中国文化讲究塌实。国外小孩从小就参加很多课余活动。从小小孩子唱圣歌，表演，没有人限制他们，而且不崇尚“鸡头文化”。在美国，企业被收购不是丢脸的事情，关键在于效益。而中国缺乏这种精神，提倡要拿100分，一定要分出输赢，要胜出别人。在教育方面，美国教育大多比较独立，培养人才是市场导向，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没有人给学校捐款。大学以素质教育为主，研究生再学专业技术。

　　中国是分数教育，单一教育，很多人发展不平衡。而且，美国国内政策比较宽松，办教育的门槛不高，备案就可以做，仅MBA就有500多个项目。而且学校教育模式比较科学。学生可以挑战教授，教授也可以说自己对某个问题一点都不知道，学术气氛非常宽松。汪维纲认为，中国的专业人士还没有形成规模，没有得到重视，也容易在社会大众中被同化而迷失自己，失去职业操守。与国外相比，中国专业人士不是社会主要群体，他们的呼声还没有成为主体，声音犹如隔靴搔痒。不像美国已经形成一大批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受到尊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吴春波为华为做了7年多咨询服务。在他看来，我国专业人士存在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两大问题。

　　从绝对数来看，现有的专业人士数量过少，在政府认定的人才口径中，我们的人才数量也只有区区的6000多万，而其中具有业务专长或经过专业资格认定的专业人士数量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而且这些领域有些增长速度很快，进入门槛较高，供需矛盾突出，而且今后会更加突出，会形成发展瓶颈。从相对数来看，在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中，专业人才所占比重很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此外，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培养体系及资格认证方面存在问题，使得专业人才不专，基础不实，综合素质欠缺。职业素养、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规范都不职业。

　　他认为，各种专业认证对于专业人才的形成具有四大作用：牵引作用——牵引更多的人通过努力，成为专业人才；衡量作用——规范地对专业人才的评价认定；通行证作用——为专业人才的就职提供公众认可的标志；限制作用——为非专业人才的就职提供进入限制。在一个专业人才的形成过程中，吴教授特别看重学历教育。他认为，在本专业领域通行的，为大家认可的最低的学历或学位教育，是进入专业人士通道的捷径，也是专业人士的主要生成机制。此外，职业培训、专业考证、岗位实践也是可选择的道路。自学也可以成才，获取专业知识的途径有多条，但专业知识是专业人才的必备，所以学校的系统教育更直接、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