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真实的另一面: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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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在国内成名这件事有点麻木,可能是生活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弥散化造成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在那个群体里的成功是成功吗?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等待大事发生。”张朝阳说。 

    凯宾斯基的咖啡厅里,我们一人一杯清水,相对而坐。他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异常清晰,在一个女性看来,这样的面容充满敏感的气息。

    1978年来到了。

    “那是科学的春天,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杨振宁、陈景润是那个年代的偶像。”所以他略带自嘲地轻笑,“我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确喜欢物理,它对世界作出解释。”

    17岁,他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里度过了5年。

    “被伤着了。”他说,“学物理的人非常纯洁,所以竞争才格外残酷。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可是得不到第一名时的感觉……就去游冬泳,那水真是刺骨……每天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他摇摇头。

    “现在想想那是很自虐的。”

    22岁时,他考上李政道奖学金,“心里就松下来了,在清华最后一年我过着东游西荡的生活,我的任务完成了,证明自己了,那时候我什么都无所谓了,去不去美国……甚至,当时死了,也无所谓。”

    我在惊讶中沉默了。

    他仍保留着读小说的习惯,最喜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曾骑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可以想见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怎样浸淫了一个人孤独内省的年轻时代。

    “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在麻省理工大学读物理学博士时,张朝阳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

    “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眼光闪动,饱含笑意,“我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1946年爱伦堡初到美国时已深深感慨过它的“倜傥不羁”和这种文化的感染力,人人概莫能外。

    “在决定经商之前,我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他们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的。你可能看100万次电视才会看到一次杨振宁的面孔”,所以他在1996年时听到华裔科学家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时“没有一丝震动”,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尽管那是他10年的梦想。“那个社会的传奇是另外一些人。”

    “所以当时我的梦想非常crazy,想当好莱坞明星。”他看了看我的表情,指指吧台,“布鲁斯·威利斯不过是调酒师出身,对不对?我后来真的去广告公司拍过一个广告。还想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跳舞——跳自己发明的别具一格的舞。”

    “有一次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我说咱们组建一支乐队吧,他说他现在正在国内做生意呢,说你还玩乐队?这是什么时候了?”他转动手中的杯子,“从那以后,我开始入世了。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就要开始了,很多门会轻轻地锁上,轻微的“咔嗒”声要几年后才能听到。

    1995年,张朝阳拎着两只箱子回到北京……1996年创建搜狐……1997年……1998年……2000年。

    “回来之后没有失望过,一分钟也没有,很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看到远山的景致……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出地名……就像吃久了没有加沙拉酱的卷心菜,忽然吃到好吃的川菜一样有滋有味极了。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

    但是,从西安到北京再到美国,又回到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回到西安,很多亲戚仍处在很遥远的过去……生活背景的支离破碎令他有“恍惚感”。

    所以我对在国内成名这件事有点麻木,可能是生活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弥散化造成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在那个群体里的成功是成功吗?

    很多人都知道你说“诚惶诚恐才能生存”。我有些迟疑地说。

    那是在商业上,必须挑战自己,必须有危机感,但是危机感一旦缓解,虚无感就来了,像……像踢一场球,赢了,赢了又为了什么呢?太累了,这么多年赶路赶得太累了”他以手支颐,沉默了很久,面容在明亮光线中格外清冷。

    36岁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应该是找到为什么而活着的时候了——为了房子、车、孩子……但我找不到依托,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这种感觉……”他手指轻叩桌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问。

    他静默了很长时间:“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太轻了……可是托马斯仍然为正义活着,为自由活着……”

    “你没有规则吗?”

    “没有。接近中年的人都被上司、家人、同事种种小社会的规则稳定住了,我没有这样的规则稳定自己。”

    我看着这个骄傲又孤独的人,等他说下去。

    “可能,必须重新发掘那些朴素和有意义的事情,或者,用理性说服自己去感动,不能这样下去了。在周末的时候,一个人走到街上的人群里,觉得自己像长白山上的一条狼……”

    出租车上,他一言不发,很久才说:“按常理,谈话应该是有来有往的,但一个人出了名,就可以这样连续三个小时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他的手机响了,是记者的约访。挂断电话后他说:“这样不断地做讲座,讲WTO,讲市场化。也许……我的生活里其实还是有一条规则的,就是希望国家富强。”他做了个手势,“Whatever,哪怕是为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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