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内容（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康的这些政策设计，最不成功者多为外部事务：发行纸币、大借洋款，可谓失计；“以教制教”，联英联日，可谓大误；至“借才”“合邦”，则达于荒谬。关于科举、学校，本是他们专长，清廷予以采纳，关于设立政治经济部门、专利法等项，清廷交给了职业官僚，至于财政与外交的建言，清廷全无采纳。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期的《变法通议》，所阐述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设计，来源于康，并在科举、教育等内容上有所细化，但仍未脱“书生议政”的一般弱点，“号召性强，可行性差”。

书生议政，不着边际，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通病。中国的知识传统造就了康、梁这样的自以为能定策天下的英雄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些文化英雄有着奇异的思想，还自以为有着非凡的决策能力，而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尚未发展出完备的研究型的决策机制，让他们以新学家、时务家的身份来指导这场运动，已是勉为其难。英雄多歧路，大道难施行。

政变夭折了变法，但即便没有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六日发动政变，以康派微弱的政治力量，以康难以落地的政改方案，他们似乎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反思道，“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说的就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的落差。

康有为、梁启超

书生：思想的底色

一直以来，都是把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看作一个政治史事件，很少去探究这一事件背后的思想动因。《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开篇，提出了一个思想史的命题：在当时“中学”“西学”的语境下，康梁的思想底色以何为主？他们“西学”内容究竟为何？再者，从康基本中式的学术思想到部分西式的政治思想，再到看起来非常西式的政策设计，如此“迂回返转”的思想流变，该如何理解并解释？这一从政治史向着思想史的转身，茅海建自称是“脱鞋趟水过河”。

种种迹象表明，康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书斋的学者，他还是一个有意于政坛的剑客。政治用心一直包裹在他的学术外衣下。他们原本设定的道路是“创制立教”，康梁的政策由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一转而为假君权以雷厉风行，是因为他们走近了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康的早期著作《康子内外篇》中，已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君主的权力。黄彰健先生有一个发现，康、梁原本要行革命,1897年秋康、梁在上海相约,由梁到湖南宣传革命,康到北京见机行事,后来康有了机会接近光绪, 他便要利用皇帝的独尊，以开塞之术行变法，茅海建私下评论黄先生学问，“特擅于思,稍逊于证”，不一定赞同此说，但他也承认康操纵政治权柄的手段。

康有为二十一岁，时当光绪四年，还是小镇做题家的康经历了一个身体的癫狂期，日后他在《自编年谱》中以一种惊世骇俗的笔调记述道：“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这一灵异事件对他一生的思想和性格成长自是有着极大影响。

康天分很高。他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主持万木草堂期间，他已经有了一套复杂的《春秋》三世托古改制思想体系，并试图寻找机会把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他认为历史是制造出来的。历史都是撰述者为了自身合法性构建的需要而制造的。

一些研究者误以为，康有为实施变法的理论基础是他的两部早期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茅海建爬梳了康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轨迹，提出“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属思考的过程，不是结论，康那时候的思想结论是“大同三世说”。用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由孔子创造、藏于经传口说之中、最终被康所发现的普世性的学说，这种学说规定了人类历史的总方向——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太平世最终是世界大同。

依照“大同三世说”，康是这样用中国经典来解释西方议会的：当时的清朝处于“一君世”（升平、小康）中的“君主之世”而正在转向“君民共主之世”，将来会进入“民政世”（太平、大同）的“有总统之世”（清朝灭亡），最后会进入“无总统之世”（国家灭亡）。清朝正当转向“君民共主之世”之开端，以君权来行变法，也是便宜之计。在康和他的门人们看来，这是最高一级的学说。对这个学说的迷之自信，使康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著作。

以本国历史与文明，来比照、解释西方的事物、制度和精神，这也是转型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说明他们的思想底色仍是以“中学”为主。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一代知识人身上巨大的分裂：他是完全西方化为目标的一次改革的指导者，但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并不那么西化，他最为关注并熟悉操作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其中相当大的成分是经学和史学。经史之学，一直是帝制时代中国文人们表达政治思想和抱负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梁的表达方式也是传统的。这就是变法领导人在彼一时期的知识水准和实际精神状况：时人视他们“貌孔心夷”（叶德辉语），实际上是他们“貌夷心孔”，从建策来看，多是“貌夷”，从他们的思想底色来看，则是“心孔”。

康、梁当时还不了解文艺复兴后西方思想的变化，对西方的历史和现实有着许多误读和曲解。变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内核中却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理论的准备。康在自编年谱中一再宣称他很早就受“西学”的影响，这不过出于他自我张扬的一贯脾性，从茅海建对康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中西学成分的解剖级的量化分析来看，他的“西学”知识大抵来源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和京师同文馆所译之西书，再加上《万国公报》之类的报刊，主要是“声光化电”之类的著作，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付之阙如。所以康才会大言炎炎，说议院、民主（民选统治者，与君主相对）和官员公举，并非来源于西方，而是出于“几何公理”。说“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他们堕入了这样一个“迷之自信”的怪圈：国家的强弱就看与这些“经义”的关系：“凡泰西之强，皆吾经义强之也，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

这一场完全以西方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变革的倡导者却一再声称，你们西方做得好的，全都是“暗合吾经义者”，或“乃用吾经义之精”。中国的政治之学只须效法古代的经典就足够了，根本无须取法于西方。——“吾中国法古经之治足矣，本非取于泰西。”

克罗齐说，思想既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装实在的容器,思想作为行动才是积极的。这场变革运动中思想与行动的分裂，正见出了近代中国史的吊诡。

观念的法相，行动的肉身

从读书看康有为思想的境界也能透露出一点信息：在《桂林答学》里，康曾为桂林学子开出三十三种书目，宣示他的“外国”“外学”。

康说：“读书宜分数类，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

从中既体会不到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思想变化，也感受不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学说的精义。“外国书”被放到了夹缝之中，与小学、职官、天文、地理同属于工具性质。

这就是一代“西政巨匠”“西学大师”的学问底色。对这些思想细节的还原，或许正可以“移开那些庄严的法相，还他个有血有肉的世俗之身”。

梁启超的西学水准高于康，阅读西书的数量也多于康。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检讨光绪年间一班“新学家”的“学问饥饿”：康、梁、谭辈欲构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已为时代所不容。原因在于，其一，旧思想根深蒂固，其二，外来的新思想，“来源浅觳，汲而易竭”，以至于“支绌灭裂”。此后，他开始就西学而言西学，不再用中国经典去比附、去解读。

政变后，康梁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各行其途。梁在民初较多介入政党政治，袁世凯称帝后参与发动了“护国之役”。康入民国后一直处于政治舞台边缘，参与了张勋主导的复辟。晚年，康在海外游历，他的《大同书》不再是为一个政权、一个族群所设计，而是为整个人类设计的未来，但快速变动的世界，使他对人类必然走向他指明的大同之路的自信，在一点点衰减，他的弟子对他的信仰与崇敬，也在一点点减退。

对戊戌时康梁思想图景的立体式探究，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政治的思想从来都不只是政治的，它还牵涉到许多个人的、心灵的、实存的、情感的、人生观的层面；了解思想在广大社会中“如微血管中之血液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