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我要追随自己内心的召唤)”——四年前跳槽和今日离职，李开复说的是同一句话。
在中国的网络江湖，这种回复会被视为顾左右而言它的外交辞令。但在美国的数码精英（digerati）氛围里，人们会想起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名言：“最重要的，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其它事物都是次要的。”嗯。还有那句哈佛演讲箴言Stay hungry,Stay foollish.
在诸多报道和评论中，有不少负面角度的猜测。大嘴巴谢文就说，李开复的离职恐怕是受到了今年6月央视报道、谷歌遭遇处罚事件的影响。“那个负面事件总是需要有个人出来承担责任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出了问题，就得有人背负责任，不管事情本身的对错。
但以Google的Don't be evil哲学来看，evil的显然是ccav，而不是李开复代表的谷歌中国。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罢免李开复，那就有点助纣为虐的意味了。
另一种猜测，则是谷歌中国的成绩不佳，但李开复直接回应了这个疑虑。在接受搜狐IT的电话采访中。他说，“我是因为业绩太好了，谷歌需要找一个节奏慢一点的人来做CEO，我因为谷歌中国市场份额增加太快离职了。”这都有点反讽的口气了。
不过，数字足以说明这点。谷歌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从最低点时仅有16%，到 2008 年升至 25% 以上（亦有统计称达到 30%）。另一个此前罕为外界所知的数字是谷歌中国的收入：它在2008年达到 2 亿美元，在 2009 年更是可能接近4亿美元，后一个数字与 2008 年百度 31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规模已经相去不远。我以为，真正从当事人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还是《环球企业家》的张亮(走出Google)。
张亮应该在事前已经知道了消息。因为杂志发布时间较晚，可能李开复也愿意和自己信任的杂志记者披露此事。像李这样的顶级职业经理人，在考虑离职问题时，要考量3个因素：充足的去职理由、称心如意的机会，以及恰到好处的时机，三者缺一不可。
你想想，要是李开复某一天离开谷歌，哪都不去，只是休假。那肯定会被外界理解为他失业了。
具体到李开复身上，这个曾在微软和谷歌两家科技巨头任副总裁的人，似乎一时间也找不到更好的平台。在张亮的采访中，李开复说，他开始试探新机会，始于2008年下半年。“这得到了知情者的确认。曾任李开复助理、后离职创业 Lightinthebox.com 的郭去疾回忆，他在更早时对李做出过一些建议，比如在2007年资本市场热络时接下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中国基金，或者在奥巴马参选之初去助选，或许可以由此转入政界。但李开复均未采纳。”而现在，李开复找到了合适的时间和去处。 “未来要做一个青年创业平台，我自己主导。”而4年的合约，也刚好到期。
“同情性的理解”，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系主任徐葆耕强调的一个观点。那是中国史学界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转换，也是从思想史向学术史方法的转换。学术史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所谓“同情性的理解”。对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的评价，大致走过了一个转折：从绝对价值（马列史观、自由主义方向、现代化史观）为标准的评判，到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各自的年代和文化语境，来分析他们的努力和局限。对李开复，从外部的评判，与从当事人角度的分析，也有这样的差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