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解决好接班问题，有过不少的教训。前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毛泽东也未能从实践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队伍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的党也不能容忍。”①于是，解决这样一个事关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邓小平身上。
71岁与40岁的比较，“十年后再看”的问题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警觉，他提议设立顾问委员会，建立退休制度
1975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71岁。急于抢班夺权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嚷：“十年后再看。”是年，王洪文刚满40岁。
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引起邓小平的警觉。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继续一次灾难。
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淫威，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之机，大力整顿领导班子，有意识地让一些政治上敢于坚持斗争、“不怕被打倒”、“不信邪”，年龄比较轻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军队干部队伍调整问题第一次谈到在军队中“设顾问”的问题。他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的现在状况下的一个好办法。”①8月3日，邓小平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又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②然而，这项工作开始不久，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
“四人帮”被粉碎后，广大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然而，王洪文提出的“十年后再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欢呼声中，邓小平看到：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另一方面，“四人帮”虽被粉碎，但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还存在相当势力，他们在等待着有朝一日重新翻过来；此外，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也还大有人在。此时，迫切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可靠，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为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开始向党内老同志发出呼吁。
1977年12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军委全体会议上提醒：“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③
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④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时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⑤他还说：“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⑥
邓小平提醒大家，“现在也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话？“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①
邓小平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又一次提到王洪文的“十年后再看”的话，感叹道：“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②“现在任何一个老同志和高级干部，合乎不合乎党员标准和干部标准，就看他能不能认真选好合格接班人。”③“老同志现在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④“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⑤
在党的十—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向全党呼吁：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他感慨道：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⑥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这篇报告后来被称为“8·18”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报告。邓小平要求党政领导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⑦邓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⑧
在邓小平的再三呼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作了调整，糊耀帮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六中全会刚刚降下帷幕，邓小平想到让路接班的问题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讨论关于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退休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指出，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他又提到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批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
邓小平越来越迫切地感到要解决干部老化问题。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当做一场革命，当然这是对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人的革命。①7月4日，邓小平军委座谈会上谈到：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②
随着设立顾问委员会的时机逐渐成熟，1982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的专题谈话，他指出：“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顾问委员会只是一种过渡办法，只要退休制度推行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在中央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它的权限。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④邓小平担心中顾委这个机构弄得不好会成为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权威机构，他告诫道：“我们都是老同志，说话开门见山。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①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在历史转头，为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的贡献。
邓小平认为建立起一种系统完整的退休制度，使干部退休真正制度化、正常化，并长久地坚持下去，才是最根本和长远的。
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糊耀帮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以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逐步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目标。
为了在全党全国各级各类干部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的退休制度，邓小平还对军队和地方干部的任职年龄问题提出了许多要求。1981年7月2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讲道：“军队曾经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也正在向这方面走，就是团级30岁左右，师级40岁左右，军级50岁左右。……将来地方的干部制度，比如退休制度，也应该有个年龄规定。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60岁退休。不过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官员，就是65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②
中共中央于1982年2月20日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对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按规定离休和退休。之后，军队建立了《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地方各级也都相应地作出了各类干部离休和退休的规定及措施，并得以贯彻落实，使干部退休纳入了制度化的轨道。
建立退休制度，是干部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创举，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解决干部制度许多弊端的有力措施。它打破了领导职务的铁饭碗，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家长制、个人崇拜，有利于年轻干部的成长，保持党的干部队伍和国家的生气与活力。这是邓小平在晚年做出的杰出贡献。
据统计，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思想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l982年起，一次就将近千名年老体弱的高级干部从省、部级以上岗位中撤到二线，同时使全国各地大约近百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完成了建国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干部交接班工作，使改革开放事业在大批年轻干部的作用下蓬勃开展起来。从这一意义上说，邓小平为中国干部系统的吐故纳新和新老交替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创造了最重要的体制条件。
邓小平说：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后，邓小平就一直在考虑安排接班的问题。他本人多次表达了退休的愿望，并趁自己身体尚好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日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提出：“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
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于1980年8月采访邓小平时，他明确表示准备辞去副总理职务。随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7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说：“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
针对国标上“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的担心，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邓小平表示，“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
在开始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时，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统统退。然而到十三大前夕的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许多人要求邓小平不要退。
针对这种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邓小平说，老的不退，新的就上不来，椅子就这么几把。新的上不来，我们党就会老化。都成了七老八十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危险的。到那时候，我们一退下来，年轻人一下子上不来，经验不够，锻炼不够、对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很大的不利。他还说，我们退下来，不仅有利于保持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还有利于我们真正地实行退休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办法，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这样，到1987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只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邓小平后来谈到，“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
党的十三大后，邓小平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邓小平认为自己已经做成的事不少，但“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考虑马上退还不行，但表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他就“坚决退出”。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他认为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为此，邓小平于1989年9月4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表示他也将向全国人大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在致信中央政治局的同一天，邓小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同志谈话，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邓小平觉得要想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而即将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就是一个时机。因此邓小平表示，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
他说，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他明确提出：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请求和中央政治局的安排，1989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Ba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作为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全会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辞职信。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考虑，目前我国的建设和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很需要小平同志继续为我们掌舵，恳切希望他迟一点退下来。但邓小平一再说明，现在退下来更有利。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同志认真研究，又经过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同意他的请求。1989年11月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对邓小平退休问题进行表决，正式通过了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
这天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告别。邓小平一行人走进人民大会堂大厅，顿时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走过中纪委委员的行列，走过中顾委委员的行列，走过全体中央委员的行列。邓小平站在麦克风前对代表们说：“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在邓小平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泽民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邓小平的引退，引起全世界各国政界人士和舆论界的关注和好评。日本《国际贸易》发表评述强调，邓小平引退表明中国局势稳定，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里程碑。评述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最高实力人物，赞扬邓小平为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确立现代化路线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且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局面。文章认为，中国Ba邓小平称为“政治的总设计师”，可以说是用词恰当。文章强调最高领导人在健在的时候把一切职务让给晚辈，这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事情。从大局上说，可以把它看做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里程碑。
邓小平终于完全退休了，他高兴地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
退休以后，邓小平的生活是宁静的，不过他仍然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仍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明确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1993年，89岁高龄的邓小平，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亲自主持编辑并逐篇审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
1994年，在第三卷出版一周年之际，经增补修订的新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出版发行。这样，《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作为邓小平主要著作的完整的集子，已经出齐。从而了却了邓小平的一桩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