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首府（内蒙古首府为啥曾属于山西？）

内蒙古是一个神奇的省份，东西直线距离达2400公里，西面属于西北，东边属于东北，中间还临近华北。因此，内蒙古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都很有特色，比如其东北地区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其中部地区则曾深受山西的影响。

深棕色部分为晋语（山西话）的分布区域

在内蒙古的中部地区，山西话堪称通用语言；在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乔家的商号；在内蒙的首府呼和浩特，山西人占到了一半左右。

内蒙古与山西为何那么亲近呢？很多人会想到走西口，从明末至民国，大量的山西人走过杀虎口（原为杀胡口），在归化城（呼和浩特的旧城）等地聚集，并以此为中转，将贸易延伸到俄罗斯境内。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清朝中期到民国初期，内蒙古中部的很多地方都是属于山西的，包括今天的包头、呼和浩特、集宁（乌兰察布市政府所在地）等地区。

清代的山西比如今要长很多

那么，这些地方因何划到山西，又因何回归内蒙古呢？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山西人发挥了怎么的作用？

先说大环境。在清朝统治初期，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不允许汉人随便到蒙古地区，还专门颁布了禁关令。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稳定，人口暴增，为了缓解人口压力，禁关令逐渐松动。

从康熙年间开始，山西、陕西地区的百姓不断进入内蒙古地区，但相关的规定依然严格，因此规模不算太大。东北一带的百姓主要通过山海关进入内蒙古，谓之“闯关东”；山西、陕西等地的百姓去内蒙古，主要通过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以及河北独石口，谓之“走西口”。

通过走西口，以晋商为主体的山西人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还成就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大格局，极大促进了内蒙古的发展与建设。

在清朝入关后，晋商就成为了第一批与清政府合作的“皇商”“官商”，“官商合作”是晋商经营的秘诀和传统。早在隋末，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武则天之父武士貜等山西商人，就曾鼎力支持过。在唐朝建立后，以太原王氏、河东裴氏为代表的山西人深受重用，太原也成为唐朝的北都。

此后，山西商人不断发展壮大，终在明清时期成为第一大商帮，与意大利商人齐名。在明代， “（山西的）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到了清初，皇太极、顺治时期的军费筹措、粮食运输都由山西人负责。康熙平定准噶尔部时，还专门组织了一批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对清政府大力支持，清政府自然不会亏待了他们，当时由政府严格管控的盐、铁等贸易，基本由晋商垄断。此后，晋商又垄断了茶叶、票号等业务。

乾隆年初，祁县一位姓乔的小商贩，在包头的西脑包卖起了草料和杂货，后来越做越大，创立了著名的商号“复盛公”。这位乔姓商人就是乔家大院最早的主人。

“复盛公”在包头蒸蒸日，分号越开越多，还兼营当铺、估衣铺、钱铺、粮店等，此后还发行了凭帖(券币)，因为信用卓著，所以人们宁愿存放复字号的凭帖，而不愿意存储铜制钱。可以说，包头的发展与复盛公的兴旺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才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乔家复盛公只是晋商在内蒙古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时间推移，内蒙中部与山西的关系愈发密切。

清初时，内蒙古中部一带（今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分属于内属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

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在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东北另筑驻屯满洲八旗官兵的新城，意图加强蒙古诸部的管理，同时巩固西北边防。

乾隆四年(1739年)，新城建成，命名为绥远城，设立绥远将军统领，并管辖漠南蒙古王公、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呼和浩特一带），调遣宣化（张家口一带）、大同二镇绿营官兵。

归绥城

乾隆六年，清政府在此地置归绥道（归化与绥远的合称），全称“山西总理旗民蒙古事物分巡归绥道兼管归化城等处税”，归山西省管辖，驻地为归化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移驻绥远城(呼和浩特新城)。

清政府在内蒙中部实行的近似于军政、民政二元管理制，军政属绥远将军府，隶属于清政府中央；民政则属归绥道，隶属于山西省，双方驻地都在绥远城。而今天的乌兰察布集宁区在当时属于大同府丰镇厅，乌兰察布凉城县、卓资县在当时属于朔平府（府治在山西右玉县）。

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丁戊奇荒爆发，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波及山西、直隶（河北）、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在这种背景下，大批的山西人涌向了内蒙古。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扩大财源、充实边疆，容许、鼓励蒙古各旗向关内汉人出让土地。大规模地走西口，让山西人在这里“落地生根”，很多城市的山西人都达到了一半以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山西同盟会支部，积极响应辛亥革命。10月29日，山西新军发动起义，占领太原。与此同时，大同起义爆发，新军一路北上，攻占包头，山西全境解放。山西也是黄河以北第一个起义的省份。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非常忌惮时任山西都督的阎锡山。为了扩大北洋系势力、削弱山西省实力，在袁世凯的推动下，最终于1914年实行“晋绥分治”，将归绥道分出山西省，同时把归绥道与兴和道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土默特旗等共同建立绥远特别行政区。

1928年，民国政府将绥远特别行政区改称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今呼和浩特）。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变动频繁，1954年6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撤销新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那么，绥远省被撤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民国时期有塞外四省，分别是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宁夏省，而绥远省是塞外四省中最富裕的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自治区的辖区相当于现在的内蒙古东部，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察哈尔省首先被撤销，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成了内蒙古的省会。

但张家口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很好，不利于对整个自治区的管理。于是，就考虑与地理位置优越的绥远省合并，绥远省虽然辖区辽阔，但是人口只有200多万，是理想的合并对象。绥远省并入了内蒙古后，内蒙古的首府也从张家口前往了归绥，归绥改名为呼和浩特。至于原来的省会张家口，则还给了河北省。

总的来说，内蒙古中部的归绥地区与山西合并，是为了方便民政上的管理，以及经济上的发展。归绥地区与山西的分离，完全是北洋军阀与同盟会斗争的结果。在此间的数百年中，大量山西人移民、开发该地区，从而改变了该区的人口、民族结构，也深刻影响了内蒙古地区日后的历史进程。

而内蒙古作为山西商人纵横四海的重要基地，也让晋商有了更大的舞台。晋商的巅峰时期，不仅把控制着青海、内蒙、宁夏、河北一带的贸易，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经商。在国际市场，山西商人北到俄国、朝鲜，东到日本，南到印度、印尼等国。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之伟业。

如今，蒙晋两地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经济合作、文旅开发等方面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山水相连、地缘相近、来往密切、经济相融的蒙晋两地人民，必将让友谊之花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