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侦探小说（推荐英文原版悬疑推理小说）
编者按：自从1896年张坤德在《时务报》上首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以来，侦探小说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在此过程中，中国侦探小说已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类型特征。本系列文章将关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侦探小说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早期摄影术与PS技术、女性侦探与儿童侦探形象、侦探小说中的“实验”与“化验”，及“恶搞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等内容，意在勾勒百年中国侦探小说诞生之初的趣味内容和基本面貌。
电影《秘密房客》（2021）剧照。 （资料图/图）
电影《秘密访客》在2021年“五一档”上映。一方面，该片几乎拥有当下国内最值得期待的悬疑片阵容：导演陈正道（《催眠大师》）、主演郭富城（《寒战》系列）、段奕宏（《暴雪将至》）、许玮甯（《记忆大师》）、张子枫（《唐人街探案1》）、荣梓杉（《隐秘的角落》），片中的光影、构图、运镜、空间设计与声效使用也都属上乘。另一方面，该片上映后的评论两极分化，一些观众抱怨人物行为动机不合理、小题大做、故弄玄虚，另一些观众则更愿意对片中不尽如人意之处抱有同情之理解。
对于《秘密访客》，我格外关注其中对家庭结构的设计以及最后所有主人公都选择“回归家庭”的举动。该片一张宣传海报上的文案更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家是一个陷阱密布的港湾”。在中国百年侦探小说发展史上，家庭一直是一个案件频发且侦破难度很大的作案场所，自古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套用一下，要说“侦探难破家中案”也不为过。
张碧梧《宋悟奇家庭侦探案（上册）》（上海大东书局印行）书影。 （资料图/图）
家中动物杀人的“巧合”
在《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故事中，发生在家庭中的相互算计与谋害案件并不少见。比如在《斑点带子案》（The Speckled Band）中，继父为了不让女儿嫁人以免自己失去享用其财产的权利，便在保险柜里养了一条印度毒蛇，并在深夜通过哨声操控毒蛇攻击他的继女。这个故事里人性的丑陋与可怕让人脊背发凉，小说的结局也耐人寻味，毒蛇被福尔摩斯用手杖击中，仓皇逃回原先的房间，失去控制攻击了继父，试图操纵毒蛇杀人的继父最终命丧毒蛇之口。
类似的，被朱利安·西蒙斯在《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中誉为福尔摩斯系列中真正符合“长篇侦探小说结构”佳作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也讲述了一起与大家族遗产继承有关的谋杀案件。小说中，凶手为了争夺遗产与自己的妻子假扮兄妹，以便勾引并利用另一名单身女性，由此形成的复杂扭曲的家庭关系堪比《秘密访客》。有趣的是，这篇小说也有“动物杀人”的情节：小说伴随着一个古老的恶犬杀人的传说展开，但到最后却是一个意图侵占庄园财产的“阴谋家”利用了这个可怕的传说。凶手购买并装扮了一只巨型犬，在犬嘴部附近撒上磷粉，使其夜间出没时可以发出诡异的光，营造出传说中“地狱之犬”的形象，以此恐吓并攻击庄园主人，以便其最终攫取其庄园财产。这两篇小说都是既写家庭案件题材又涉及动物杀人，如果我们不把这看作巧合的话，或许可以理解为，小说作者柯南·道尔似乎是想通过这两篇小说告诉读者：“越是亲近的人往往越令人害怕”“比野兽更可怕的其实是人心”。
进入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写家族内部谋杀案的侦探小说层出不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怪屋》（Crooked House）和埃勒里·奎因的《Y的悲剧》等都堪称其中佳作。“阿婆”甚至写过一本《啤酒谋杀案》（Murder in Retrospect），让大侦探波洛去破获一起十六年前的家庭内部毒杀案，此时侦探查案已并非为了缉拿真凶，而是借着对多年前案件真相的逐步揭露和还原，来重新理清一家人曾经复杂的情感纠葛与新仇旧怨。2019年，颇具复古风的侦探影片《利刃出鞘》再度精彩演绎了黄金时代侦探故事中的家族疑案这一经典题材。
张碧梧《鸿飞冥冥》（刊于《半月》第三卷第六期，1923年，标“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上海图书馆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 （资料图/图）
“床边一只樟木箱实在放得不妥切”
在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中，也有不少关于家庭案件题材的作品。作家张碧梧在《家庭侦探宋悟奇探案》里甚至塑造出一位专破家庭案件的侦探——宋悟奇。《家庭侦探宋悟奇探案》包括五十余篇短篇侦探小说，在数量上可能是仅次于程小青“霍桑探案”的民国第二大侦探小说系列。该小说系列的案件多发生于一般中国人的家庭之中，具体而言无非是仆人偷窃主人的财物（如《镶钻别针》《狐疑》等），或者是宗族之间因为遗产继承问题所引发的下毒杀人（如《两败俱伤》《死人之室》等）。善写家庭内部发生的案件、常用毒杀作为犯案手段，张碧梧与其同一时期创作侦探小说的英国“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还真有几分相似之处。
但总体来说，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探案》由于案件背景、主要线索及相关人物多囿于家庭内部，格局相对较小，情节也普遍比较简单，少有曲折或反转。偶尔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情节转折，却多半给人以比较勉强甚至不合情理之感。小说《作法自毙》原本是张碧梧最擅长的家庭内部毒杀案题材，但其结局却是家中儿媳妇因为没有密封好毒灭老鼠的砒霜，导致老鼠药不小心混入饼干盒子里，最终自己吃饼干中毒身亡，这使得原本扑朔迷离的谋杀案变成了一场“意外事故”，无形间削弱了侦探小说的逻辑性和表现力。
家庭案件之所以难破，一方面在于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微妙复杂，有很多不为侦探这个“外人”所知的细节或恩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家庭案件的凶手与被害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往往爱恨交加，即使侦探最终查明了真相也多少会对凶手抱有不忍之心，难以做到彻底的黑白分明。
先说第一点。一个家庭内部发生了谋杀案，死者的家庭成员同时也都是犯罪嫌疑人，此时作为外来者的侦探需要进入家庭，理清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然后找到蛛丝马迹直至破案。而侦探对于家庭状况和其成员关系的了解和判断通常表现为对家庭内部空间构造与装潢的认识和观察。比如在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的《白衣怪》中，死者的卧房显得过分奢靡，与死者身为老年鳏夫的生活状态明显不搭调：
那红木镜台上，两边各有一个抽屉，中间除了一只玲珑的瓷钟以外，却放着许多化装品。这种陈设，很象是一个少女的闺阁，对于这已过中年的鳏夫，显然不称……
生活过分浮华、奢侈且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学习（具体体现为房间里书架上一般都没什么书）是程小青笔下死者房间的普遍特点，这种房间布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现代都市浮华富丽的缩影，更是个体内心欲望不断膨胀的外在呈现。在《白衣怪》里，老鳏夫正是由于毫不节制的欲望遭致死亡，深藏在命案背后的家庭关系秘密在其房间陈设中已经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长川《红皮鞋》（刊于《大侦探》第二十八期，1948年，标“叶黄夫妇探案”）。上海图书馆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 （资料图/图）
在民国时期另一位侦探小说作家长川的“叶黄夫妇探案”系列的《红皮鞋》一篇中，也有一个与此相关且耐人寻味的细节。小说里警官叶志雄“转过身来，向全房间瞥了一眼，觉得整个房子的布置非常得宜，各样用具也安置得和谐，运用方便。突然看见床边一只樟木箱的地位实在放得不妥切，志雄想宋嘉春的太太一定是个聪明贤慧的妇女，样样东西都安排得妥妥贴贴，惟有这只樟木箱子不大合适，也许其中有什么道理在”。一方面，这仍可以看作是侦探进入家庭，通过家具陈列来寻找破案线索的基本情节“套路”；另一方面，这样一个侦探在失踪者（后来证明是死者）房间内发现箱子“放得不妥切”，并以此切入展开案件调查的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侦探小说中理性“秩序”的绝妙隐喻。如果说侦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那么其凭借慧眼独具而发现“失序”的细节，进而查明真相、恢复社会秩序，正是侦探小说诞生之初的内在逻辑诉求。
其实，相比家庭内部真相的隐秘难解，对侦探构成更大挑战的往往是真相破获之后的“不忍之情”。毕竟家庭案件中凶手和被害人是至亲家人，无论犯罪是因为一时利欲熏心还是长期误会与积怨，背后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羁绊。由此我们才会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也正因为如此，家庭案件题材的侦探小说常常更容易在悬疑、紧张、恐怖之外加入一些温柔和细腻的感情（亲情或爱情）表达，从而使得侦探小说别具一种文学魅力和阅读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