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颜回
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鲁国人，小孔子三十岁。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以德行著名，家贫不忧，好学不倦。孔子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颜回大智若愚，“闻一能知十”，在众多弟子中最能理解孔子，一生追随，不离左右，视师若父。他评价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深。”颜回二十九岁头发白尽，四十一岁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极恸，痛如丧子，悲呼：“天丧我矣！天丧我矣！”
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陋巷简居】
颜回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的春秋末期，不但周天子的王权继续衰落，而且各诸侯国的公室也衰落了，由春秋初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
“陪臣” 即臣之臣。如诸侯国的卿大夫对诸侯称臣，对天子则自称“陪臣” ；卿大夫的家臣对诸侯而言也称“陪臣”。春秋时鲁国为“三桓”执政（即鲁桓公后裔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持国政），至鲁昭公、定公、哀公时，家臣势力兴起，家臣叛乱屡有发生。鲁昭公四年（公元前 538 年），叔孙氏家臣竖牛软禁并饿死了叔孙豹，设计杀害了叔孙豹的两个嫡子，拥立庶子叔孙诺。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 530 年）季平子立，对家臣南蒯未加礼遇，南蒯便密谋以公子怒代替季平子：“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 （《左传·昭公十二年》）事泄，南蒯以费叛归齐。鲁定公五年至九年（公元前 505 年至前 501 年），季氏家臣阳虎专政，并把持了鲁国国政。
阳虎之乱是鲁國家臣叛乱中持续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叛乱。阳虎的权势凌驾于“三桓”之上长达三、四年。阳虎原本为孟孙氏庶支，后为季孙氏家臣，季平子时很受重用。季平子死，季孙斯（桓子）立，阳虎已是季氏三世“元老”。在处理季平子葬礼上，阳虎与季孙氏另一家臣仲梁怀发生争执。阳虎要求以鲁国之宝玉“玙璠”为季平子敛尸，仲梁怀却认为那是季平子在昭公逊国时，代国君行祭时所配，今定公已立，不能再用。阳虎便勾结费宰公山不狃，想联合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初时并不以为意，后因仲梁怀对其不敬重，才对阳虎说：“子行之乎！”阳虎起事，并囚季桓子与公父文伯（季桓子从父昆弟），驱逐了仲梁怀。冬十月，阳虎杀公何藐（季孙氏族人），与季桓子在稷门内设立盟誓，举行大规模诅咒，驱逐公父文伯与秦遄（季平子姑婿），彻底清除异己势力，完全控制了季氏家族。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阳虎想灭掉“三桓”，让季寤代替季氏，让叔孙辄代替叔孙氏，自己代替孟孙氏。阳虎借冬祭的机会起事，事败，逃灌（今山东宁阳县北稍西）、阳关，据两地反叛。
鲁国经“三桓专权”、“陪臣执国命”两个时期后，不仅使宫室衰败，鲁国旧日的贵族世家也大都衰落。鲁国的颜氏家族到颜路、颜回父子时，除了保有祖传的贵族身份及颜路的鲁卿大夫头衔外，便只有陋巷简朴的住宅及五十亩郭外之田，十亩郭内之圃了。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春秋时期，些许田产难以维持一个贵族家庭的生计，颜回父子不得不省去作为贵族家庭的一般性开支，简居于陋巷。
【师从孔子】
颜回“年十三，人孔子之门”时，孔子聚徒讲学已达十三年之久。其声望远播于各诸侯国，其弟子子路、孟懿子、南宫敬叔等在鲁国已小有名气。
颜回刚人孔门时，在弟子中年龄最小，性格又内向，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有人便觉得他有些愚。马骕《绎史》引《冲波传》曰：“子路、颜回浴于洙水，见五色鸟，颜回问，子路曰：“荧荧之鸟。”后日，颜回与子路又浴于泗水，更见前鸟，复问由：“识此鸟否？”子路日：‘同同之鸟。'颜回曰：“何一鸟而二名？”子路曰：“譬如丝绡，煮之则为帛，染之则为皂。一鸟二名，不亦宜乎？”，其大意是：有一次颜回随子路去洙水洗澡，见五色鸟在河中戏水，便问子路是什么鸟。子路回答说：这叫荧荧鸟。过了些日子，颜回与子路去泗水洗澡，又在河中碰见五色鸟，颜回再次问子路：您认得这鸟吗？子路又答曰：这是同同鸟。颜回反问：为什么一种鸟有两个名字呢？子路说：就像我们这里出产的鲁绢一样，用清水漂洗就是帛，用颜色染就是皂，一种鸟两个名字不是很自然吗？
颜回的忠厚与内向，掩盖了他的聪颖善思，就连孔子一时也难以断定颜回的天资究竟属于那个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深人观察了解，孔子才指出颜回并不愚。《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天资极聪慧，就连能言善辩的子贡也坦率地说不敢与颜回相比。《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颜回聪敏过人，虚心好学，使他较早地体认到孔子学说的精深博大，他对孔子的尊敬已超出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他以尊崇千古圣哲之情尊崇孔子，其亲若父与子。《论语·子罕》曰：“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其大意是：颜回曾感叹地说：老师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它高明，越用力钻研，越觉得它深奥。看着它似乎在前面，等我们向前面寻找时，它又忽然出现在后面。老师的道虽然这样高深和不易捉摸，可是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知识来丰富我们，提高我们，又用一定的礼来约束我们，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用尽我的才力，似乎已能够独立工作。要想再向前迈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了。所以在少正卯与孔子争夺弟子时，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离孔门半步，因而后人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论衡·讲瑞》）
颜回求学期间，曾于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娶宋国女子戴氏为妻。次年生子颜歆。
鲁定公七年（公元前 503 年）时，颜回西游至卫，由卫至宋。《说苑·敬慎》载：“颜回将西游，问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國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孔子家语》、《庄子》两书对颜回将西游也有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颜回西游的目的，主要是去宋国向戴氏求婚。据颜景琴著《颜子评传》考证，颜回途经卫国，是因为其本家颜浊邹在卫国。颜子的同宗颜浊邹在卫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卫国贤大夫，而且家资丰厚，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初到卫国时，就住在他家中。颜子到卫国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按《家语》说，应是经卫而到宋国去。若颜子直接由鲁国到宋国去，便不能说“颜子将西游”，因为宋国在鲁国的西南方，而不是在西方。颜子到宋国去的目的，很可能与其婚姻有关。颜子之所以先到卫国而后到宋国，看来颜浊邹在其间充当了月老的角色，故颜子以到卫国去游学为由，而实际上是请颜浊邹一同前往宋国。
颜回在其人生的第一阶段，十三岁人孔门，用了大约六年的时间，其学业基本已成。东汉郎凯说：昔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十九岁向宋戴氏求婚，二十岁与戴氏完婚，二十一岁生子颜歆。
关于颜回婚配的年龄，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三十岁娶戴氏。但据《周礼·地官》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意思是说，媒人掌管天下万民男女结合为夫妇的事，一般是在男孩或女孩满三个月之后就登记在册。如果男满三十岁，女满二十岁还没婚配，则由官媒作主令其嫁、娶某人，个人与家长便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春秋时期战乱频繁，为争霸天下，各诸侯国大都把《周礼》规定的最高嫁娶年龄界限向前提，以便迅速繁衍人口。到颜回所处的春秋末期，越国已下令：“凡男二十，女十七不婚者，有罪及父母。”孔子是十九岁娶亓官氏的，颜回晚一年，应是二十岁婚配，而不是三十岁。
颜回随师周游列国时，其子颜歆已五岁。
【随师周游】
颜回在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约十四年的时间是随孔子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 年），孔子“堕三都”的计划失败，在鲁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已不可能，便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颜回与子路随孔子进入卫国后，二人先至卫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颜浊邹家。颜回与颜浊邹同为小邾子颜友的后人，子路则是颜浊邹的妹夫，彼此一向有往来。颜回与子路告知孔子到卫国来的真实情况，并希望颜浊邹能把孔子一行推荐给卫君。
颜浊邹答应二人的请求，把孔子一行的食宿安排在自己家中，以便早晚求教于夫子。经颜浊邹、莲伯玉（孔子弟子）等人的推荐，卫灵公接见了孔子及颜回一行，并按孔子在鲁国所得年傣给粟六万，于是他们从颜浊邹家搬出自立馆舍居住。颜回随孔子在卫国住了十个月，有人向卫灵公进言说，如果他们是为鲁国图谋卫国而来，该怎么办？卫灵公遂派公孙余假暗中监视孔子师徒。孔子恐受其害，便匆忙离开卫国，准备到陈国去。不料途经匡地（今河南长垣县境）时，被误认作曾侵犯匡地的阳虎而被匡人围困。
孔子等匆忙离开卫都帝丘时，颜回暂时留在颜浊邹家，以便观察卫国的动向。卫灵公调查清楚孔子一行到卫国来并不是鲁国派来的，于是再次接受颜浊邹、蘧伯玉等人的劝谏，请颜回传话，恳请孔子回帝丘。
颜回至匡，见到了被围困的孔子等人。孔子动情地说：“吾以女为死矣。”颜回恭敬地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颜回汇报了卫国无意加害夫子的实情，并转达了卫灵公恳请夫子回帝丘，以及卫灵公将在城外恭候夫子，以谢不恭之罪的话。
颜回随孔子重回帝丘，途经蒲邑，又遭到蒲人的拦截。当时，卫国人公孙戍被卫灵公驱逐后，便逃到蒲地策动叛乱。他试图胁迫孔子一行参加，利用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声望壮大自己的声势。经孔门弟子子路、公良孺等的拼杀，蒲人感到靠武力留不住孔子一行，建议和谈，答应放行，但不能回帝丘。孔子同意，双方举行了盟誓。但一离开蒲地，孔子就吩咐大家赶回帝丘去。子贡不解地问：方才的盟誓难道可以违反么？孔子说：那是强迫我们盟誓，神灵不会听信的。孔子一行重返帝丘，卫灵公果然出城恭迎。
孔子重返帝丘，卫灵公仍给其丰厚的待遇，但不给孔子具体的事做。颜回等人有了较多的时间向孔子请教学问，有时也一同外出考察古迹名胜，研究卫国文化，或登山临水，饱览卫国风光。但在卫国没有实践孔子之道、用孔子之道治理國家的机会，这使孔子一行不得不离开卫国，寻找能用其道的君主。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 495 年）春，颜回随孔子离开卫国，向东南行数百里到达曹国，在曹国稍作逗留，于夏天到达宋国。孔子夫人亓官氏是宋国人，颜回的夫人也是宋国人，且宋国又是孔子祖籍，他们在感情上觉得比其他國家亲近些，所以到达宋国后便去求见宋君。宋君向孔子讨教治国之策，孔子借机向宋君宣扬自己的治国之道。宋君听后却表示：你的主张是对的，但我不能，我做不到（见《说苑·政理》）。宋君的态度使孔子一行十分失望，便离开宋国赴郑国。
颜回随孔子在郑国考察了大夫子产的政绩，考察了乡校，拜祭了子产。在位的郑国君臣无意留用孔子，孔子一行只好离开郑国赴陈国。陈是南方妫姓小国，相传是舜的后裔，国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不久，颜回又随孔子赴晋国。晋是春秋时颇有影响的大国。能在晋国从政，推行孔子的治国之道，其影响所及远非他国所比。行至黄河东岸，听说赵鞍杀害了贤臣窦鸣犊及舜华，孔子一行不能西行，再回到卫国，不久由卫国再次人陈。此时颜回已是而立之年，按周礼，颜回应独立讲学或从事其他社会工作，只是他在孔门中处于首要地位，不得不以“回不愿仕”放弃了出仕做官的机会。
鲁哀公四年至六年（公元前 491 一前 489 年）这段时间里，颜回在随孔子到楚国去的过程中，曾辗转于陈国、蔡国、叶国、楚国之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载：楚王听说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就派人去聘请孔子。消息传到陈、蔡，两国大夫深恐孔子人楚对己不利，便派兵拦截。孔子师徒最初不了解陈、蔡派兵的意图，为躲避军兵的袭扰，他们只好在旷野中行进，不料陷人了绝粮的境地。“孔子知弟子有 j 温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未吾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人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人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记载，主要是说：为了坚定弟子们的信念，孔子把弟子们叫到身旁，对他们说：《诗》里说：“不是老虎，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何缘由？”我的主张不对吗？为什么受困在这里？子路认为：主张不被别人采纳，是由于自身在仁、智方面不到家，所以别人看不起。子贡认为：主张不被采纳，是由于老师把标准定得太高，别人接受不了，应该降低要求。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答不满意，他说：伯夷、叔齐是仁者吧，却饿死首阳山。这说明仁智的人也会不遇时而遭厄运。至于降低标准，迎合世俗，实际是放弃理想，更要不得。孔子问颜回如何理解。颜回说：老师的主张是伟大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的“道”没有修好，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道”已经完善而不被采纳，那是各国掌权者的耻辱。正确的主张不被人家采纳，自己仍坚持下去，这才显出君子的修养。孔子听了颜回的议论，很是高兴，说：好样的，颜氏之子，如果将来你发了财，我愿替你当管家。
颜回随孔子在陈、蔡期间绝粮七天，子贡费了许多周折才买回一石米。颜回与子路在破屋墙下做饭，有灰尘掉进饭中，颜回便取出来自己吃了。子贡在井边远远望见，很生气，以为他偷饭吃，便跑去问孔子：仁人廉士也改变自己的节操吗？孔子说：改变节操还叫仁人廉士吗？子贡说：像颜回，也不改变节操吗？孔子说：是的。子贡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孔子。孔子说：我相信颜回是仁人已非止一日，你虽如此说，我仍不会怀疑他，这里边必定有缘故。你等等，我将问他。孔子把颜回叫到身边说：日前我梦见先人，大概是启发佑助我。你把做好的饭进来，我将祭奠先人。颜回对夫子说：刚才有灰尘掉进饭里，留在锅里不干净，丢掉又太可惜，我就把它吃了，不可以用来祭奠了。孔子说：是这样，我也一起吃吧。颜回出去后，孔子环顾了一下身边的弟子说：我相信颜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此以后，大家更加信赖颜回。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 488 年），颜回随孔子离开负函，经陈、仪、蒲回到卫国帝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 484 年），颜回三十八岁，孔子六十八岁，季康子派使臣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品到卫国来迎接孔子一行归国。从此颜回结束了跟随孔子长达十四年的列国周游。
【回归鲁国】
颜回重归鲁国，已年近不惑，其故居陋巷虽然依旧，但父母均已年迈，家庭重担理应落在他的肩上。这就使颜回必须有一份较固定的收入维持家计。
颜回在孔门中，是最有条件继承孔子学说的弟子之一，也是孔子的希望所在。孔子在不能入士做官，达到以其思想治国的情况下，靠办学广收弟子来传播他的治国主张。他希望弟子能入士则入士，不能入士则通过讲学传授其治国之道，使其思想、主张能为后世所用。所以颜回在未入士为官的情况下，设坛讲学实属必然。
颜子生活的时代，由于文化下移，私学日多，没落贵族子弟及自由民都把私学视为步人官场的途径之一，就连当权贵族也有把子女送人私学的，如鲁大夫孟嘻子令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师事孔子。颜回作为孔门弟子之冠，当时欲求其为师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从当时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常常向颜回请教一事即可得知。如仲孙何忌请教颜回：“一言而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颜回以“豫”、“恕”告之（《孔子家语·颜回》）。叔孙武叔多攻击别人的过失，他求教颜回时，颜回引用孔子的话告诫叔孙武叔，并说：“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礼记·檀弓下》）
颜回讲学所用教材，不外《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只是他对《易》接触较早，研究较深人，“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法言·问神》东晋李轨注）在教学实践中，颜回对《易》的讲解较深透些，这对其弟子参悟古代辩证法是有帮助的。
归鲁之后，颜回除讲学外，便是帮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颜回在整理时，不限于一般的刻写与编简，而是着重于考证及校对，把周游列国时所获得的不同古籍互作参证，去伪存真。特别是《易》，颜回是主要整理人之一。在整理过程中，颜回呕心沥血，以致劳累而死。颜回死后，孔子在颜回对《易》所作整理的基础上，又经过“韦编三绝”的辛劳，才给后世留下一部完整的《易经》。
颜回通过自己讲学授徒，传授儒学六经；通过协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形成了儒家的一个宗派—颜氏之儒。
《韩非子·显学》指出：自孔子死后，儒分八派，“颜氏之儒”是其中的一派。后世儒学专家大多认为韩非子所说的颜氏之儒，是指颜回弟子在继承颜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支派。
颜氏之儒主要特点有三。
一、重于立德。颜回之德是颜回留给后世最丰厚，也是最不朽的文化遗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颜回的不朽，在于其重立德，后世称他为“复圣”，便是对其重于立德的肯定。颜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的“仁”，落实于个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颜回以其高尚的道德人格影响社会，启迪后世。
二、认同天人合一观。颜回的言行体现了他善于领略天地造化的力量，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但又重视人的能动性，守道而不移其志。颜回有入士为相的愿望，希望通过人的努力，达到“无伐善，无施劳”。在条件不成熟时，能主动退让，待时而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把自我化于自然之中。“同于大道”（《庄子·大宗师》），使自我行动符合客观规律。
三、朦胧的辩证思维。事物发展到极限会走向反面，这是辩证法的观点之一。颜回从东野毕不爱惜马力推知其马将逃跑。鲁定公问何以知其马将逃跑时，颜回说：“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车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问：“善！可得少进乎？”颜回答：“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荀子·哀公》）
颜回在学习和弘扬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过程中，总是殚精竭思，倾注全部心血，再加上“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这种状况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夏历八月二十三日，一代儒学宗师颜子不幸病逝，给世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由于他的家境十分困难，以至无力按照当时有关礼仪殡葬，最后经他的父亲颜路四处筹措，并在其弟子及同门好友的帮助下，才勉强完成了葬礼。
《孔子家语》中有颜回一篇。据说颜回非常聪明,深晓推理之术。他主张为人要谨慎,克己,多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在孔教中颜回得到特别的尊重。但是孔子门下的学生,有聪明才智的一样有很多--像子路等人,都可以为代表。
no.2 闵损
闵损（前536～前487），字子骞，鲁国人，小孔子十五岁。以德行著名，深得孔子赞赏。幼时遭后母虐待，其父怒而欲将后妻赶走，闵损反为后母求情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他因后母生了两个孩子，后母若被赶走了，两个孩子就没人照顾了。时人咸称其孝，后世二十四孝故事中亦彰其孝行。闵损守身自爱，“不仕大夫，不贪污君之禄”，品格很高。季代曾派人去请他出任费邑宰，他却要来人替他婉言推辞，并说，如果你们再来强邀，我就离开鲁国到汶上去。
闵子骞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回并称，为七十二贤人之一。他为人所称道，主要是他的孝，作为二十四孝子之一，孔子称赞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明朝编撰的《二十四孝图》，闵子骞排在第三，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先贤人物。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骞少时为后母虐待,冬天,后母以芦花衣损,以棉絮已所生二子。子骞寒冷不禁,父不知情,反斥之为惰,笞之,见衣绽处芦花飞出,复查后母之子皆厚絮,愧忿之极,欲出后母。子骞跪求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其父这才饶恕了后妻。从此以后,继母对待子骞如同己子,全家和睦。后人把这一故事称为“单衣顺亲”和“鞭打芦花”。有诗赞曰: 闵氏有贤郎,何曾怨后娘; 车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
闵子骞崇尚节俭，鲁国要扩建新库房，争取他的意见时，他批评说：“原来的库房就很好，为什么再劳民伤财去改造？”孔子赞成他的意见，赞扬说：“这个人平时不乱说，讲出话来就非常正确。”
季桓子想聘请他当费邑宰，管理费地。开始时闵子骞不同意，对来人说：“好好给我辞去这个职务，如果再来，我就离开此地到汶上去（暗指离鲁奔齐）。”可是后来经孔子劝说，还是任了费宰，并把家迁到东蒙之阳，村名闵子庄（今闵家寨）。他治理费地很有成绩，但看不惯季氏行为，最后毅然辞职。由此可以看出闵子骞刚正不阿的品格。
闵子骞曾随孔子去列国游学，病卒于长清县内。闵子骞葬于何地尚无确址，但他儿子闵沃盈葬在闵家寨却是人所共知。因此，闵家寨闵子祠成为海内闵氏续谱处和祭祀处。其面积约有二十余亩，曾十一次重修，有碑碣百余通。正阳门三间，上悬乾隆皇帝手书“笃圣祠”三个金光大字，今尚有遗址。
济南也有闵子骞的纪念祠堂，坐落于百花公园西侧。推开两扇虚掩的木板门，向南而行，就可看见一个高约两米的坟堆。在坟堆四周，立有数十尊石羊、石马、石狮、石龟、石佛、铜佛。此处还立着刻有“首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据说，文革前(60年代)闵子骞墓规模还很大，当时墓区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200米。墓堆封土直径七八米，高十几米，周围还有合抱粗的古树30余棵，历代碑刻10余尊。文革时整个墓区遭到严重破坏，祠堂被拆掉，碑刻被毁，古树被砍，仅剩两棵，封土被挖去烧砖瓦，空闲处还建了鸡舍。文革后，不少市民多次呼吁，有关部门也做了努力，但至今未能修复。据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的同志介绍，文物部门目前已着手研究方案，准备让沉寂多年的闵子骞墓重见“光明”。
no.3 冉耕
冉耕（前544～？），字伯牛，鲁国人，小孔子七岁。以德行著名，与颜回、闵损并称，为人端正，善于待人接物。因恶疾早逝，患病之时，孔子前去探望，自牖执其手而叹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悲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年）追封为“郓侯”。宋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改封“东平公”。南宋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改封为“郓公”。明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年）改称“先贤冉子”。
冉耕是一个很难诠释的孔门弟子。孔夫子盛赞伯牛的德行，但是我们仅仅只在《论语》一篇中提及冉伯牛，
冉耕，字伯牛。春秋莫（前544～？）鲁国人。是孔子的学生之一，与颜渊、闵子骞同属德行科，他因患病早逝，孔子十分难过。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郓侯”，宋追封为“东平公”，后又改称“郓公”。
记得那一次，孔夫子听到冉耕得了一种传染病，亲自去看他。但是孔子不能入屋探视自己学生的病况，他老人家只好在南面的窗子外，伸手拉住学生那双枯瘦的手，嘴里喃喃自语：他快要死了，真是命运，这个人，为什么生这种病！这个人，为什么生这种病！
同行的弟子都在嗟叹。
冉耕的德行超之乎夫子所教，冉耕怎么能患此恶疾；而今冉耕患有这样的重病，难道是天命如此吗？难道是天命要把夫子的弟子让他们一个一个驾鹤而去？孔子老泪纵横。
南怀瑾说：伯牛的病，是个很大的疑案。至少有一个字，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亡哉，命也夫！”的“亡”，在古人的解释，认为孔子当时握着他的手，很悲伤地感叹，他得了绝症，这真是命！但是我的看法，古文中“亡”字往往与“无”字相通。拿白话文来解释，是孔子很伤感的说，命真不可信吗？真没有命运吗？意思也是说像这样好的人，怎么会这样短命？
再来看一篇有关对冉耕“疾”的分析：
《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条故事：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冉伯牛病了，孔子去探望，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悲痛和惋惜，从窗外拉住冉伯牛的手，发了一番感慨。其原文是这样的：“冉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哉，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惜才之心溢于言表——几乎所有的论语释义都作如是说。然而果真如此？我细细的玩味这段文字，总觉的有些可疑。在我看来冉伯牛病的不这样简单，孔子的感慨也远不止于“惜才”《论语》的含糊其辞，定有某种难言的苦衷。
首先，稍懂一些古汉语知识的人都知道，在古汉语里，“疾”与“病”是有区别的，“疾”是小病，“病”是中症；病是有危险的，疾则没有性命之虞。《论语》中使用的是“疾”字，如此说来冉伯牛并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孔子的呼天抢地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吗？决不可能是这样的；按照常理只能假定冉伯牛病的很重，甚至已经病危了，那个“疾”是用辞不当——即使孔子弟子也会偶尔犯错误嘛。但即使如此，事情仍然可疑：第一，孔子为什么要从窗外拉住冉伯牛的手，有话进屋说不行吗？这点很奇怪。第二，拉住一个病人的手呼天抢地，是件极不合情理里的事情，像孔子这样练达人情的人，怎么会这样控制不住自己呢！想来想去，恍然大悟：冉伯牛“疾”是所谓的“恶疾”！
古人的善恶观，在许多方面是与今人不同的。其中最不可思议的观点之一就是，人一旦患了所谓的“恶疾”，是就是不洁净的了，就要被摈弃于正人君子的行列，其社会活动要受到种种限制。这个恶疾，主要指麻风及种种皮肤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的损毁，是不能为社会所容忍的。女子“七出”中有一条就是这个有恶疾，因为一个“有恶疾”的女子是不洁净的，不能参与祭祀。这在今天实在很冤屈，但在当时是顺理成章，不容置疑：“恶疾”，就是一个巨大的人格污点，不可弥补的道德缺陷。
在这个故事中，冤屈降到德才兼备的冉伯牛头上了。孔子无法接受，他对这种偏见提出了置疑。“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其实这是孔子要还冉伯牛一个清白。“斯人也”这是对冉伯牛道德、学问和才华的肯定—这样一个人是不应该生这种病的！言外之意，冉伯牛患了恶疾，虽然他仍是孔门君子，但他的人格的高洁已经被当世人有所抹煞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的出，此时的冉伯牛已经被隔离了，孔子不是不想进去，而是不能进去。但是他拉住冉伯牛的手——不要小看这一动作，一位士大夫拉住一个患有恶疾的不结之人的手，一向守礼的孔子破天荒地打破了“礼”的规范，为他所怜惜的贤才，也为受这种不白之冤的病人，向“礼”的偏见挑战了！
这个挑战，《论语》要不要记下来来呢？在今天看来是没有疑问的，但在当时社会舆论的氛围中，孔子弟子就不可能不犹豫了。这关系到孔子奉礼的形象会不会受损。也许，同样同情冉伯牛，理解孔子的弟子们故意在叙述中留下了一些可供破译之处，微言广意，期待后世之人去揣摩.
no.4 冉雍
冉雍（前522～前466），字仲弓，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与冉耕同宗，乃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曹叔振铎数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家贫，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其父冉离不肖，“贱而恶”。冉雍曾做过季氏私邑的长官，他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但是在季氏“仕三月，虽待以礼貌，而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遂辞去，复从孔子。居则以处，行则以游，师文终身”。冉雍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孔子对其有“雍也可使南面”之誉，即说冉雍有帝王之才，这是对其他弟子从来没有的极高评价。孔子临终时在弟子们面前夸奖他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所以后世对冉雍的评价甚高。如荀子在他的《儒效》篇中，就把冉雍与孔子相提并论，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即仲弓)是也。”及孔子卒，恐失圣道之传，他与闵子诸贤，共著《论语》一百二十篇。又独著六篇，谓之《敬简集》。自经秦火，书已不存。
冉雍(公元前522-？)字仲弓，茶(今菏泽市冉贤集)人。为孔子弟子，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当地人称为三冉。
冉雍乃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曹叔振铎数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家贫，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冉氏族普》称离娶颜氏，生长子耕，次子雍。颜氏死，又娶公西氏，生求。后公西氏闻孔子设教阙里，“命三子往从学焉”。
冉雍曾做过季氏私邑的长官，他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但是在季氏“仕三月，是待以礼貌，而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遂辞去，复从孔子。居则以处，行则以游，师文终身”。
冉雍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孔子对其有“雍也可使南面”之誉。这是孔子对其他弟子从来没有的最高评价。孔子临终时在弟子们面前夸奖他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所以后世对冉雍的评价甚高。如荀子在他的《儒效》篇中，就把冉雍与孔子相提并论，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即仲弓)是也。”
及孔子卒，恐失圣道之传，他与闵子诸贤，共著《论语》120篇。又独著6篇，谓之《敬简集》。自经秦火，书已不存。冉雍死后，葬于曹州东南60里冉，与伯牛、子有合祠，在其故里茶建祠专祀。(公元前522-？)字仲弓，茶(今菏泽市冉贤集)人。为孔子弟子，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当地人称为三冉。
no.5 冉求
冉求（前522～？），字子有，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与冉耕、冉雍同宗，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又称“三冉”。青年时期曾做过季氏家臣，后随孔子周游列国。冉求精通六艺，长于政事，深沉谦退，志在民足，孔子称赞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其后，季康子继持国柄，招冉求辅政，孔子欣然曰：“鲁人招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冉求遂回国为季氏宰。鲁哀公十一年，齐师伐鲁，兵临城下。冉求慷慨赴敌，率军击退齐师，立下赫赫战功。战后，季氏问曰：“学之乎？性之乎？”冉求答曰：“学之于孔子”。季氏遂招孔子。孔子返鲁，冉求侍师殷切，朝政之余，必登门受教。然于季氏旅泰山、伐颛臾、用田赋，皆不能救，或反助之。孔子斥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亦尝婉言以“力不足”告罪于夫子。孔子面折之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虽然，未闻冉求有愠色，师事孔子恭谨如初。孔子晚年，序《易》，删《诗》、《书》，作《春秋》，传道授业，亦不可谓无冉求之力也。
冉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向仁德靠拢，其性情也因此而逐渐完善。
青年时期曾做过季氏的家臣，后随孔子周游列国。子有多才多艺,性谦逊长于政事，孔子称赞其才可于千户大邑，百乘兵马之家，胜任总管职务。孔子晚年归隐鲁国 ，受到子有很多的照顾。唐赠徐侯，宋封彭城翁，必封徐公。
冉有：春秋时儒者。冉氏，名求，字子有。鲁国人。孔丘弟子。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家臣。孔子称其“可使治赋”。冉有帮助季氏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孔子对此极为不满，声称冉求不再是他的学生，要弟子“鸣鼓而攻之”。
实际上，孔子也是很欣赏冉有的。《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
《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唐赠徐侯，宋封彭城翁，必封徐公。
no.6 仲由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人，小孔子九岁。出身寒微，幼至孝，百里负米养亲，是历史上二十四孝子之一。好勇力，性伉直，讲信义，重然诺，深具豪侠之气。曾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然后来仍多直言顶撞，是孔门痴儿，孔子容而爱之。自从子路追随左右，无人再敢欺慢孔子，孔子自谓“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子路贴身护卫，屡次救孔子于危难。孔子由衷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长于政事，孔子曾赞其“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后子路为卫国蒲邑宰，治蒲三年，勤政爱民，孔子过蒲，三称其善。卫国政变，诸人皆弃主而逃，子路独仗义而返，终因寡不敌众，被乱刀剁成肉酱。死前犹慷慨而言：“君子死，冠不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孔子闻讯大恸，为之不食肉糜。
仲由，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子路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以擅长“政事”著称。对孔子的言行，虽然常提出意见，但却是个好弟子。曾协助孔子“堕三都”，都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仲由后做卫国大夫孔悝之蒲邑宰，卫国贵族发生内讧，因参与斗争而被杀害。唐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年）追封“卫侯”。宋大中符二年（1009）加封“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
子路的伉直好勇在师从孔子之前即已形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暇豚”，《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想象出子路的好勇之态，但“志伉直”一句，又使得子路的好勇与一般的逞勇好斗之徒有所区分，使他的好勇含有了某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不欺幼弱的意蕴。子路师从孔子后，尽管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亦“儒服委质”，接受孔子的礼义教化，但山难移、性难改，子路的伉直好勇之气终其一生，未能脱尽，为此，他常遭师之痛责，说他“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不得其死”，等等。孔于曾评价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有人以为这是单纯评论子路的学问，但我觉得这一评价包括的涵义更加广泛。它说明子路尽管经过孔门的洗礼，但身上的野气始终未能脱除干净，故孔子说他只是“升堂”，而始终未能“入室”，即子路始终未能成为儒雅君子。但人需要有个性，伉直好勇恰恰是子路人性中最闪光的地方。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重友朋、讲义气，以及在卫国动乱中勇于喊出“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从而为主人冒死拼杀殉道尽忠的舍身取义精神，所有这些，皆与其伉直好勇性格息息相通。
子路性伉直，表现在言语上就是从不掺假欺瞒，对此孔子评价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与?”断狱必须两造俱至，但子路的话却笃实无欺故听子路一面之辞便可断狱。但是也有人认为，片言可以折狱，是对子路的批评。又，子路重言诺，故孔子评价说：子路“无宿诺”，意谓子路答应今天兑现的事情，决不拖延到明天。孔子对子路忠心不二、讲信义的品性深有了解，曾断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他坚信当穷途末路、逸往海外时，随从自己的只有子路一人。子路自师从孔子后还成了孔子忠心耿耿的贴身侍卫，由于子路勇力过人，武艺高强，因之无人敢欺慢孔子。孔子自谓“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总之，子路为人伉直好勇、光明磊落，重友朋、讲信义、守言诺，是孔子门徒中性格独异的一位。
子路不仅性格独异，而且还有着政治方面的杰出才干。孔子设案授徒，辟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子路是政事科之优异者。《论语》有不少篇章提到他同孔子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如《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不倦’。”由于热心政治，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使得子路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大有长进。对此孔子不止一次地予以称道，比如称赞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意谓有一千辆战车的國家，子路可以充当管理兵役的长官。孔子还向季康子推荐子路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子路果断干练，不拖泥带水，从政不成问题。孔子还称赞子路：“可谓具臣矣”，言子路已经具备做臣僚的素质了。从政治实践看，子路曾数度做官：曾为季氏宰，曾做过卫国蒲邑的大夫，曾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可以说子路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是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学以致用优良学风的践履者。
在对待老师方面，子路一方面忠贞不二，极其尊重，但另一方面又不像颜回那样于孔子之言“无所不悦”，总取“不违”态度。只要他认为孔子的言与行有不正确的地方，总是直率地提出批评和反驳。这是子路率直、光明磊落性格的又一体现。《论语·阳货》载：“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对孔子的这一举动，子路以为不妥，当面反讥说：没有人用你就算了，为什么要投奔这个叛乱分子呢? 急得孔子支支吾吾地回答：我去应召是想借那块地方复兴周朝啊。由于此事于情于理都欠妥，加之子路的反对，孔子未能成行。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欲至卫国求仕，当时卫灵公夫人南子深得灵公宠爱，欲得到卫灵公任用，必须走南子这个后门不可，而南子在当时名声又极为不佳，这实在给以守礼著称的孔子出了一道难题，但由于求官心切，孔子还是拉下脸来，硬着头皮去见南子。对孔子的这一“失节”举动，子路极为反感，当面质问孔子，急得孔子对天发起誓来：我如果不是为了得君行道而不得已去见南子的话，那么老天一定会厌弃我! 老天一定会厌弃我!子路就是这样一个光明磊落、伉直坦率的人，只要他认为不对，一定会坚决提出批评，即使是自己尊敬的老师也不例外，这一点在孔子的所有弟子中是不多见的。 子路不仅性格独异，而且还有着政治方面的杰出才干。孔子设案授徒，辟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子路是政事科之优异者。《论语》有不少篇章提到他同孔子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如《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不倦’”。由于热心政治，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使得子路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大有长进。对此孔子不止一次地予以称道，比如称赞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意谓有一千辆战车的國家，子路可以充当管理兵役的长官。孔子还向季康子推荐子路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子路果断干练，不拖泥带水，从政不成问题。孔子还称赞子路：“可谓具臣矣”⒁，言子路已经具备做臣僚的素质了。从政治实践看，子路曾数度做官：曾为季氏宰，曾做过卫国蒲邑的大夫，曾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可以说子路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是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学以致用优良学风的践履者。
no.7 宰予
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又称宰我，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长于辞令，以言语著名，乃孔门十哲之一。因昼寝而不为孔子所喜，骂其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於予与何诛！”甚至不无懊悔地道：“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实则宰予深思好问，有独见，敢犯颜，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敢正面对孔子学说提出异议的人。孔子提出居丧要以三年为期，宰予反驳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孔子难以辩解，唯有痛心指责：“予之不仁也。”孔子曾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宰予便向孔子提出了一个两难假设：“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意即明知下井必死无疑，到底该舍命救人，还是保全自身。孔子答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言下之意，此问是在愚弄人。虽然孔子对宰予这个刁钻的学生颇多不满，但仍毫不迟疑地将其列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位居言语科之首席，犹在大名鼎鼎的子贡之上。宰予亦对老师敬佩无已：“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亦称宰我，春秋末鲁国人，孔子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
宰予小孔子二十九岁，能言善辩，被孔子许为其“言语”科的高才生，排名在子贡前面。曾从孔子周游列国，游历期间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齐国、楚国。
宰予思想活跃，好学深思，善于提问，是孔门弟了中唯一一个敢正面对孔子学说提出异议的人。他指出孔子的“三年之丧”的制度不可取，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因此认为可改为“一年之丧”，被孔子批评为“不仁” （见《论语·阳货》）。他还向孔子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他假设这么一种情况：如果告诉一个仁者，另一个仁者抻进井里了，他应该跳下去救还是不应该跳下去救？因为如跳下去则也是死，如不足下去就是见死不救。孔子认为宰予提的问题不好，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可欺也，不可罔也。” （《论语·雍也》）认为宰予这是在愚弄人。宰予昼寝，被孔子骂作“朽木”和“粪土之墙”。孔子认为宰予言行不一，说自己“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并且从宰予那里改变了自己以往的不足，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予后来当了临淄大夫，又说其参与田常作乱而被陈恒所杀，但唐代司马贞疑此说把阚止（亦字子我）当宰予。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齐侯”，宋代追封为“临淄公”，后改称为“齐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宰子”。
no.8 端木赐
端木赐（前520～？），字子贡，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据说子贡出生之时，其母梦神赐以宝玉，因取名曰赐。子贡生就异相，山庭斗口，仪表不凡，天性至孝，资禀颖慧，三岁既知人善恶。十八岁时，游于鲁，闻孔子在阙里授徒，心窃景仰，遂执贽往见而受业。他谦逊好学，通达敏辩，深得孔子赞赏，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以言语著名，利口巧辞，长于外交。齐相田常伐鲁，他奉命出使，游说诸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一举而动五国之政。孔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子贡毅然使楚，引来救兵，终解陈蔡之围。子贡还精于理财，经商有道，“货殖焉，臆则屡中”，家累千金。每出使则结驷连骑，车仆之盛，拟于王侯，所到之处，直可与国君分庭抗礼。时鲁国大夫孙武赞曰：“子贡贤于仲尼。”子贡谦道：“譬诸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视孔子有如日月，自谓不能超过。孔子逝世，子贡独守墓六年，哀丧至极。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凡此种种，不说颜回，即令三干弟子，哪个能与子贡相匹敌、论高低，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实在令人费解!看来即使聪明若孔子者，也有昧暗不明的时候。史实足以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no.9 言偃
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是孔门中唯一的南方弟子，被称为“北学中国，南方一人”。言偃以文学著名。曾任鲁国武城宰，阐扬孔子学说，用礼乐教化士民，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为孔子所赞，曾云：“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意即我门下有了言偃，我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故言偃又被誉“南方夫子”。
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末吴国人，与子夏、子张齐名，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曾为武城宰（县令）。
子游少孔四十五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后人往往把他与子夏合称为“游夏”。
子游二十多岁就担任了“武城宰”（治所在今山东费县西南），实行孔子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教诲，孔子到武城时，“闻弦歌之声”，甚为嘉许。子游自称重视仁义之根本，批评子夏的门人曰：“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未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论语·子张》）其留下的名言有：“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论语·里仁》）；“丧致乎哀而止” （《论语·子张》）孔子去世后，子游自己授徒徒讲学，其后学在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但却受到荀子的严厉批评。
明翰林学士周洪漠在《重修丹阳公祠记》中写道：昔者吴公言子游为勾吴人而悦吾夫子之道，壮学于中国，卒能以文学擅科而得夫圣人之一体，至其宰武城也。夫子入其境，而闻弦歌之声乃喜而戏之曰：‘‘割鸡焉用牛刀。’’公以实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群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唐玄宗时，子游被追封为“吴侯”，宋代又被封为“丹阳公”，后又称“吴公”。今江苏常熟存有“言偃宅”、“言子墓”等遗迹。
no.10 卜商
卜商（前507～？），字子夏，卫国人，小孔子四十四岁。以文学著名，与孔子论《诗》，独阐精微，孔子赞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在孔门弟子中，子夏不像颜回、曾参之辈恪守孔子之道，而是颇具独创精神和异端倾向。孔子教诲他道：“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任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从孔子的遵遵告诫中，已约略可见出子夏对正统儒学的偏离。子夏对“君子”的理解与孔子所说的“温文尔雅”颇有不同，他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不似坦荡醇厚的儒者，倒似心机深沉的法家了。孔子没后，子夏去鲁至魏，行教于西河，治学严谨，敢于质疑经史之谬误。曾听人言史志曰：“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说：“‘三豕'应为‘己亥’之笔误。”读史志者问诸晋史，果然是“己亥”之误。于是名重天下，从学者众，门下人才辈出，如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禽滑厘、商鞅之属，皆受业于子夏，而荀子、李斯、韩非等也俱是其隔代再传弟子。西河学派既传授儒家经典“六艺”，也是法家政术思想的先驱。子夏操守高迈，言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魏文侯以师礼事之，乃许咨以国政。晚年，因哭子丧明，为曾参所责。孔门弟子之有著作传世者，以子夏为最多。相传《论语》即为子夏与仲弓合撰，《毛诗》亦传自子夏，《诗序》即为子夏作，《仪礼·丧服篇》亦传自子夏，《易传》一卷，亦子夏所撰。汉人徐防又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之说，更可见他在孔门诸子中地位之重要。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如其问《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答以“绘事后素”，他立即得出“礼后乎”（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的结论，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曾告诫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子夏才气过人，《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等。
孔子去世后，子夏至魏国西河（济水、黄河间）讲学，“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 （《史记·儒林列传》），还做过崇尚儒学的魏文侯的老师。近人有以为子夏思想中具有“法家精神”，韩非子称“儒分为八”不及子夏之儒，是因为将之视为法家（见郭沫若《十批判书》）。
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如东汉徐防说过：“《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 （《后汉书·徐防传》）这里就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叙述得更为具体，其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毂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洪迈之说虽未必每事皆实，但学者一般以为亦非无稽之谈。
子夏晚年，因丧子而哭之失明，离群索居。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加封为“河东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