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弑君者布鲁图是恺撒的儿子吗？
弑君者布鲁图是恺撒的儿子吗？
公元前44年3 月15日，罗马独裁者恺撒被一伙阴谋者刺死在庞培议事堂。为首的阴谋者是布鲁图和卡西约。
古代作家笔下的布鲁图是一个品德高尚、受人尊敬、酷爱自由和为国捐躯的战士。莎士比亚在《裘力斯。恺撒》一剧中，通过安东尼之口盛赞布鲁图是“一个最高贵的罗马人”。还说，“他一生善良，交织在他身上的各种，可以使造物主肃然起立，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汉子’！”但是，但丁在《神曲》中却无情鞭笞布鲁图。他把布鲁图和卡西约置于地狱的最底层，让他们同犹大一起受极刑之苦。但丁写道：“魔王有三个面孔，正面的口咬着出卖耶稣的犹大，左右口中咬着谋杀恺撒的布鲁图和卡西约。”这里我们姑且不谈上述作家对布鲁图评价的是非曲直，只言布鲁图与恺撒的关系。3 月15日那天，当谋杀者人人都向恺撒捅刀时，布鲁图也向恺撒的鼠蹊部位刺了一刀。恺撒在反击阴谋者时，一面挣扎一面喊叫，但是当他看到布鲁图手里也拿着匕首时，他便用外袍蒙上了头甘愿挨刺了。另有一些人写道，当布鲁图向他行刺时，他用希腊语说道：“还有你！我的孩子？”看来，恺撒临死前，仍认为布鲁图是自己的孩子。
古代作家为了说明布鲁图是恺撒的私生子，一再谈论恺撒和布鲁图的母亲塞尔维利娅之间的风流韵事。普鲁培克说，恺撒年轻时与塞尔维利娅非常要好。他们疯狂相爱，如胶似漆，而布鲁图恰恰生在他们热恋之时。因此，恺撒有理由认为布鲁图是自己的儿子。为了证明恺撒与塞尔维利娅确实相爱，这位作家还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插曲：当卡提林阴谋传到元老院时，政见分歧的加图和恺撒正并排站在那里。这时有人从外面送给恺撒一张纸条，恺撒诡秘地读着。加图火了，向他怒吼，说他无耻地接受敌人的命令。
加图的话在元老院中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恺撒把纸条递给了加图。加图读毕，将纸条重新抛给恺撒，说道：“拿去，你这酒鬼！”原来，那张纸条是加图的妹妹塞尔维利娅写给恺撒的情书。
苏埃托纽斯也说，恺撒有许多情妇，可是他最爱布鲁图的母亲塞尔维利娅。早在公元前59年恺撒出任第一任执政官期间，他曾给她买了价值600 万塞斯特尔奇银元的珍珠，而在内战期间，除其他礼物外，他还将自己的上等地产廉价拍卖给她。这使一些人甚为惊讶。
普鲁塔克在给布鲁图和恺撒作传时，是按这样的基调写的：恺撒既爱情妇塞尔维利娅，也爱私生子布鲁图。在普鲁塔克看来，恺撒对待反对他的布鲁图所采取的仁慈政策，正是出于这种爱。
例如，当庞培和恺撒争夺國家最高权力的内战开始之后，同人们的预料相反，布鲁图没有投靠恺撒，而是站到处死自己的父亲m.i.布鲁图的庞培一边。尽管如此，恺撒仍很关心布鲁图。他命令部下，不得在战争中杀死布鲁图。如果布鲁图投诚，就让他当俘虏；如果他拒绝当俘虏，就随他的便，对他不要动武。
又如，法萨卢战役，庞培吃了败仗，于是只好逃往海上。布鲁图也乘夜逃到拉里萨。从那里他给恺撒写来了书信。得知布鲁图安然无恙逃脱的消息，恺撒十分高兴。他劝说布鲁图回到了他的身边。最后，他不仅宽看了布鲁图的罪过，而且还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地位。当恺撒渡海攻打加图和西比奥时，他让布鲁图担任山南高卢的总督。后来，在罗马第一大法官职务由谁担任的问题上，恺撒说：“卡西约的请求固然理由充分，但布鲁图必须担任第一大法官。”因此，卡西约对恺撒耿耿于怀。再如，当有人攻击布鲁图在搞阴谋时，恺撒不屑一听，他用手摸着自己的身体说：“布鲁图会等到这副皮包骨的！”这是暗示只有布鲁图才适合继承他的最高权力。
恺撒对布鲁图可谓仁至义尽。普鲁培克说，如果布鲁图愿意，他甚至可以成为恺撒的第一朋友。那么布鲁图为什么背叛恺撒，甚至阴谋杀死他呢？
从根本上说，布鲁图与卡西约一伙代表共和派，他们仇视君主专制制度。照普鲁塔克的说法，他们所以采取上述立场，是由那些吹捧恺撒，往他头像上戴王冠的那些人促成的。同时，也有共和派言论的怂恿。例如，有人在老布鲁图的塑像下面写道：“如果你还活着那有多好哇！”，而在恺撒的塑像下面写道：“布鲁图，由于他从罗马赶走了国王，成了第一任执政官。这个人，由于他赶走了执政官，却成了国王。”此外，在布鲁图的办公桌上放满了这样的信件，上写：“布鲁图，你在睡大觉哇！”“你不是真正的布鲁图！”
最后，面对恺撒的称王企图，布鲁图坚决表示：“不顾个人安危，捍卫我们的國家，为自由而死，是我刻不容缓的职责！”
看来，弑君者布鲁图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恺撒的儿子。他一向以除暴君的布鲁图家族的后裔自居。就连普鲁塔克也承认，当时的罗马人所以寄希望于布鲁图，恰恰是因为其父系家世是第一任执政官l.i.布鲁图的后裔，而就母系而言，则起源于另一个高贵的塞尔维留斯家族。此外他是加图的女婿和外甥。对弑君者布鲁图怀有敌意的人否认他的父亲可上溯到驱逐高傲者塔克文的那位l.i.布鲁图。理由是l.i.布鲁图后来杀死了他的儿子们，因而没有留下后裔。他们传说，弑君者布鲁图的祖先是一个平民，一个名叫布鲁图的管家，只是到近一两代才做了官。然而，哲学家波塞多纽斯反驳说，依据传说，l.i.布鲁图的两个大儿子死掉了，可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当时是婴儿，没有被杀。布鲁图家族没有绝宗。此外，他说，就在他那个时期，这个家族的一些杰出人物，在身材和相貌上与l.i.布鲁图塑像颇为相像。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弑君者布鲁图是m.i.布鲁图和塞尔维利娅所生，不承认他是恺撒的儿子。然而有人认为，恺撒生于约公元前100 年，布鲁图生于约公元前85年，那时恺撒已有十五六岁，业已成人，布鲁图完全有可能是他的私生子。
不过，布鲁图是不是恺撒的儿子，尤如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一样，乃是一个耗人心机，扑朔迷离的问题。
no.2 奥古斯都的侄孙为什么连遭杀害？
奥古斯都的侄孙为什么连遭杀害？
公元前27年1 月16日，罗马元老院正式赠给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奥古斯都把國家一切大权都集中于一身，建立了元首政制。这种元首制披着共和国外衣，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屋大维成为罗马第一个皇帝，从此，罗马进入奴隶制帝国时代。在当时形势下，屋大维可以有三种选择：（一）他可以独断独行地统治，但他不希望得到恺撒的下场。（二）他可以隐居，但做为政治家，他根本不能放弃权力。（三）他可以发明和设计一种新的统治制度，即保持基本权力在自己
手中，而不去触动共和国统治的外表。通过一系列努力，屋大维断定自己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便决心采取进一步行动。公元前27年1 月13日，35岁的屋大维在元老院发表了洋洋洒洒的长篇演说，出人意料地宣称要放弃一切权力，把共和国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退隐林下。
屋大维投石问路，果然激起了巨大反响，元老们惴惴然如履薄冰，弄不清屋大维此举究竟是何用意，他们纷纷恳求屋大维收回成命、以免國家和人民重遭劫难。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和劝说，屋大维终于答应为了全体罗马人民的利益继续执政。1 月16日，元老院接受穆那齐乌斯。普兰科斯的提议，授以屋大维以“奥古斯都”（至尊至圣之意）称号，同时还决定在元老会堂中设置一面金盾，镌文称颂屋大维的“英勇无畏，宽厚仁慈和公正笃敬”。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8年，对元老院实行了第二次改组，把元老人数从公元前28年的800 人消减为600 人，元老院成员名单由元首亲自确定。屋大维名字列在元老名单之首，为首席元老。在改组会议上，奥古斯都身穿铠甲，暗藏利剑，元老们在他面前鱼贯而入，事先受到严格搜查。不言而喻，这次改组表面上是为了清除“不够格”的人，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清洗那些反对奥古斯都的可疑分子。奥古斯都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一再强调，他是“凭籍自己的影响，凭籍自己的威望超越众人”的。然而他却讳言了他的无限权力的真正来源是军队。屋大维虽然拒绝了独裁官的称号，放弃过执政官的职务，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大权。早在阿克提乌姆战役后（公元前29年），屋大维获大元帅（imperator ）的称号。在共和国时代，这个称号纯属是荣誉性的，由军队授予得胜的统帅，但只能保持到举行凯旋式之时。现在，屋大维却把它永久地纳入了自己的正式名号之内，以表示他对于军队的特殊领导关系。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当时绝大部分军队的“行省军务督察权”为期10年，后来这个期限又得到延长。奥古斯都使军队的指挥机构完全听命于元首个人。所有的军队必须意识到，只有奥古斯都才能统帅军队。只有他才能决定每个人的升迁黜徙。所有在职的军官都是他的下属，他把最重要的高级军职或者留给他的亲属，或者让那些领有执政官和行政官头衔的人去担任，因为他们大都是文官，在军队中没有深厚的基础，不会构成潜在的威胁。公元前19年以后，元首家族以外的人无论战功如何卓著都不再授予凯旋式。在凯旋式中不再欢呼取得战争胜利的实际指挥者的名字，而欢呼奥古斯都的名字。
屋大维晚年最使他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继承人，这是奥古斯都始终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按照奥古斯都的意志想保证和平继承，但他没有男姓子嗣，只有一个女儿优莉娅。他长期为物色继承人而殚精竭智。他想通过指派自己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如果需要时收某人为养子，并让他同自己家族成员结婚，以后选他为继承人授予他适当权力（担任保民官或代执政官）。但他的大位继承计划竟一再受挫。开头他的侄子玛尔凯鲁斯（marcellus ）将继承他，让玛尔凯鲁斯与优莉娅结婚。但他结婚不到3 年就死了（公元前23年）。第二个女婿是阿格里帕（agrippa ），他死于公元前12年，留下两个儿子——盖乌斯。恺撒（8 岁）和卢基乌斯。恺撒（6 岁）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为了把两个外孙培养为元首接班人，奥古斯都煞费苦心。公元前5 年，15岁的盖乌斯。恺撒被任命为公元1 年的执政官。公元前2 年，满15岁的卢基乌斯。恺撒也得到与哥哥同样的荣誉。正当一切循着奥古斯都的安排顺利进行时，重大的变故突然接踵而来。公元2 年，卢基乌斯死于马西里亚。
两年后，盖乌斯也在吕基亚不明不白地死去。屋大维不得不按自己妻子李维娅的要求把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她与前夫所生之子）收为养子，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公元14年9 月14日，奥古斯都巡视意大利途中，75岁高龄，病逝于坎佩尼亚的诺拉城。
关于奥古斯都的侄孙连遭杀害的原因，一直是历史之谜，有种种不同的猜测：第一种意见，认为是拥护旧共和制的反对党人所杀。
他们认为，屋大维破坏了共和时代民主选举最高行政长官的制度，公开搞王位继承制，这是倒行逆施的行为。尤其是屋大维晚年对社会舆论大肆压制，特别对罗马著名的天才作家更是加紧迫害。
当时的共和党人包括马略党羽、庞培的部下、克拉苏的，甚至是苏拉和安敦尼的党羽，他们幻想复辟旧的共和制度。共和国的倾覆以及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稍加伪装的帝国元首政治，使共和党死硬派深恶痛绝。元老院成为对立情绪的核心，因为许多元老因权力在新政权下被剥夺而感到气愤（参阅加斯顿。霸赛：《对皇帝的反抗》，第5 版，巴黎，1905年）。
当时，在上流社会中流行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例如奥古斯都女儿及外孙女朱理娅都以放荡行为恶名远扬。这为嘲弄皇帝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共和党反对派在宫廷丑闻中找到了资料。因此，政府查禁罗马一切写作活动，严格规定什么东西不可以发表。这种限制和压制政策一直延续到公元26年。
奥古斯都曾利用麦凯纳斯集团大肆网罗一批御用文人，慷慨地为他们提供各种物资帮助，让他们为奥古斯都尽情讴歌，用文艺形式颂扬他的文功武治。但是对于著名的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43—17年），因违背了屋大维“重整道德”恢复古老风尚的政策，在他50岁那年被放逐到黑海之滨。总之，上述理由均认为奥古斯都的侄孙是共和党反对派所杀害。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第二种意见，认为奥古斯都的侄孙之死是宫廷内部争夺权力，相互倾轧的结果。有人怀疑是提比略和他的母亲李维娅所为。提比略是李维娅与前夫所生，屋大维与提比略关系一直不和，李维娅多次劝奥古斯都立提比略为接班人，但都为屋大维拒绝。直到奥古斯都的两个外孙不明不白地死去以后，屋大维不得不按自己的妻子李维娅的要求把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提比略。克劳狄收为养子，确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多年来提比略一直拥兵在外，并且与奥古斯都的关系很不融洽，加上他在行省的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因此有人怀疑是提比略所为，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从提比略后来的行为中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公元19年，提比略的侄儿盖尔玛尼库斯在东方神秘地死去。据说为叙利亚使节所杀，但他的侄妻阿格里披娜怀疑是提比略所为。
提比略听信禁卫军长官的谗言，流放侄妻阿格里披娜及其两子。不久，提比略的继承人德鲁苏在公元23年被禁卫军长官塞哲那斯杀害，塞哲那斯篡位阴谋败露，元老院宣布将他处死。提比略为了镇压塞哲那斯的军事政变，严厉地实施“叛逆法”。法律规定：“从事阴谋、诽谤、造谣、中伤反对皇帝或者与皇帝家族一成员通奸，均处极刑。”从提比略开始，不设检察官，专门依靠私人告密者（delatores ）。由于提比略的鼓励，这些告密者使许多人丧生，受害者大多数是无罪的，在罗马人人自危。在罗马宫廷中为了夺取最高权力，互相开杀戒的也屡见不鲜。例如皇帝克劳狄统治时期（公元41—54年）最坏的事件是他的妻子麦萨林娜（messalina ）的放荡不规。她为克劳狄
生了两个孩子：不列塔尼乌斯和屋大维娅。但是当麦萨林娜卷入推翻政权的阴谋时，克劳狄将她处死。后来他同他的甥女阿格里披娜结婚，她同前夫生了一个儿子叫多尼提乌斯（donitlus），克劳狄收养了这个孩子，改名为尼禄（neroclaudiuscaesar），并且允许他在15岁时与继父同前妻所生的女儿屋大维娅结婚。公元54年，为了保证她的儿子就职登极，阿格里披娜毒死丈夫克劳狄。尼禄登极后命令他的野心勃勃的母亲自杀，没多久又迫使他的妻子死亡，与其情妇萨比娜（sabina）结婚。尼禄许多行为表现罗马道德和情趣上的堕落，用塔西伦的话说：“罗马已经成为这样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丑陋和淫猥东西，在这里都找到了中心并且得到流行”。关于奥古斯都的侄孙连遭杀害的原因，还须进一步研究探讨。
no.3 “箕子入朝”是真是伪？
“箕子入朝”是真是伪？
“箕子入朝”与“古朝鲜”的开国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古朝鲜”是朝鲜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奴隶制國家。关于古朝鲜的建国有两种说法：一是“檀君开国”说，二是“箕子入朝”说。“檀君开国”说是一种神话传说，最早见于13世纪朝鲜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该书述道：“古记云：昔有桓因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雄率徒三千，降于太白山顶神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此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柱，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
这就是“檀君开国”说的由来。据此，朝鲜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认为檀君实有其人，把他作为“古朝鲜”的初代国王，甚至使用所谓“檀君纪年”。其实，这种神话传说是不足为信的。
“箕子入朝”建立“古朝鲜”的说法，是根据中国和朝鲜的有关古籍记载而得出的结论。据古籍记述，箕子相传是我国殷商时期的大贵族，一说是纣王的叔父，一说是纣王的庶兄。商朝末年，纣王昏愦荒淫，沉湎酒色；暴虐无道，滥杀无辜，致使社会动荡，危机四伏。朝中一批大贵族如箕子、微子、王子比干等，屡次进谏，要求纣王远酒色，亲忠良，操理政事，改革朝纲，以挽救商朝大厦将倾的危局。结果触怒纣王，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逃。周武王灭商后，“释箕子之囚”。但箕子获释后，不能接受周武王取代商朝的事实。他耻于亡国，遂率五千不满现实的人外逃，来到周朝的东部边睡——“东夷”，即朝鲜半岛北部一带定居下来，据地称雄，与周天子分庭抗礼。周武王因初定天下，百废待举，百乱待兴，无暇他顾，只好承认“箕子入朝”建国称王的这一既成事实，“于是乃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这就是“箕子朝鲜”或“古朝鲜”的由来，箕子由此也就成了朝鲜历史上的开拓性人物。
然而，究竟有没有“箕子入朝”之事，学术界看法相悖，众说不一，至今仍是一桩令人费解的历史悬案。
一、否定观。认为有关箕子其人其事的古籍记载不可靠，可能是后人附会或捏造的，因而不存在“箕子入朝”之事。齐思和在其主编的《Shi界通史》上古部分中指出：“《史记》中有殷未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朝鲜
后来也有关于箕子的传说，当然未必完全可靠“。周一良在《亚洲各国古代史》中认为：周武王灭商以后封箕子于朝鲜，是为朝鲜”开国“之始的说法，在《史记。宋世家》中有所记载，而在《史记。朝鲜列传》中则未有记载。
这种说法是以后在中国史书里发展起来的，如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更具体地说箕子在朝鲜订了“八条”原则治理人民等等。司马迁的记载有无根据很难肯定，“但箕子开国的说法，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以后在朝鲜出现的箕子墓和平壤的箕子井田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延边大学朴真奭等同志编著的《朝鲜史讲义》也认为：“箕子朝鲜的传说不可靠，叙述上存在的严重矛盾，缺乏科学根据，不便轻信。”韩国学者李丙焘教授认为：《尚书大传》记载“释箕子之囚”是武王十三年，东走朝鲜的箕子又“于十二祀来朝（周）”，箕子在同一年内往返朝鲜和镐京两地，在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古代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者今西龙在《箕子朝鲜考》中认为：乐浪郡朝氏为炫耀其门阀，冒称自己是箕子的后裔。其后，占据古朝鲜故地的高句丽，又拜箕子为神。后来到李朝时期，朱子学政治、文化上居统治地位，朝鲜人便假托箕子为其先祖。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纂的《朝鲜全史》第二卷中指出：《史记》作者为美化汉朝与古朝鲜的“从属关系”，将《尚书大传》中首次捏造的“箕子朝鲜”之说进行了荒唐的加工；中国古籍中“编造”出来的“箕子朝鲜”之说，是为汉朝征服古朝鲜、实现其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该书作者认为：“箕，国名也；子，爵也。”因此，箕子并非人名。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箕子朝鲜”的存在。
二、怀疑论或不定论。认为对“箕子入朝”之事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应轻易否定，唯有付之存疑待决。我国学者冯家升认为：“从考古学上虽然不能证明箕子开辟朝鲜的传说，但从考古学上也没有证明其乌有。”黄炎培认为：《朝鲜史略》“谓箕子走朝鲜，率五千人以来，此说殊少根据。”封箕子于朝鲜之事，除文字记载外，此时尚未有古迹可以证明，因此，日本白鸟博士谓朝鲜人以箕子为历史有名的贤哲，为提高自家门阀，借箕子以装饰其系谱。此论似失之刻，怀疑史书记载，自可博求反对的证据，但在未得此证据前，最大限度，唯有付之存疑，否则，武断或盲从，其失惟均。杨通方认为：“箕子入朝”迄今考古方面尚未得到直接的印证，目前只能视为传说。
但约公元前10世纪，古朝鲜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与中国辽宁所发现的形制是一致的；战国时代的燕明刀钱，在朝鲜北部各地也大量地被发现，这说明中国和古朝鲜在文化上确实存在着联系。渤海、黄海沿岸古为东夷区，商朝灭亡后，箕子作为东夷人，“走之”朝鲜，不是不可能的。
王辑五在《亚洲各国史纲要》中认为：“关于箕子有无问题，虽有种种说法，但是在没有发现有力证据以前，我们实难加以否定。”他说，在朝鲜南部和西北部曾发掘了许多石棚遗迹，这同我国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发掘的石棚同属一个系统，若把《史记》、《汉书》和朝鲜史籍中“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记事“和古棚遗迹对照起来看，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其次，古籍记载“殷人尚白（《礼记。檀弓》上），即崇尚白色衣物；而朝鲜人民自古以来便好穿白色衣服，这个习惯至今尚未完全改变。第三，中朝开国始祖的传说相同。中国商朝的始祖有“卵生”的神话，即商契母简狄因吞食玄鸟蛋而生契；而朝鲜开国的始祖也常有一种卵生的神话，如高句丽的建国始祖Zhu蒙，据说其母为日光所照而孕，生一大卵，Zhu蒙从大卵中破壳而出。“就这些事实和神话来看，也可以推知箕子于商朝亡后率遗民到朝鲜去，并不是无因的。”因此，“箕子入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能轻易否定。
三、肯定论。认为古籍中关于箕子其人其事的记载是可信的，“箕子入朝”实有其事。张政烺在《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中，通过对“箕子与箕母”的考据分析，对“箕子朝鲜”作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朝鲜平壤附近的“箕田”古迹，因是箕子传来的商代田制，即仿照商代田制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故称“箕田”。朝鲜古代学者韩百谦著的《箕田考》一书记道：“箕田在平壤城南，含毯门和正阳门之间，保存得最好，阡陌皆存，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每田有四区，每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的。”张先生认为，“箕母井井方方的和商代甲骨文田字相合，而一区七十亩则和孟子所说‘殷人七十而助’相合，这种划分的方法则是箕子从商朝传来的了。”他还坚信箕子王朝在平壤传了40多代，约计八九百年，比周朝还要长些，直到朝鲜王箕准时才灭亡。
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通过中、朝史籍的研究，对“箕子入朝”作了更为明确的结论。他认为“箕子之东封朝鲜”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公元前2 世纪初的《尚书大传》：“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此后，我国史籍均有记载，如《史记。宋世家》的记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对鸿范，于是武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乐、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三国志。东夷传》的记载：“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根据上述记述，他结论道：“箕子之名，始见于《易》（明夷卦），亦一见于《左传》（僖十六年），再证以尚书大传、史、汉、国志之记载，则知箕子之东封朝鲜，盖已身履其地，为确有其事。”金先生还认为，不仅中国古籍有关于箕子的记载，朝鲜古籍中也有记载，如《朝鲜史略》中“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的记载；《海东绎史。引三才图会》中“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的记载；《朝鲜鲜于氏奇氏谱牒》中“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的记载等等，都可证实“箕子入朝”实有其事。
邱世绪在《古朝鲜探索》中，根据周初实行大分封的史实，对“箕子被封入朝”的古籍记载也作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周武王初定天下后，为了扩大和巩固统治区，曾大规模地实行诸侯分封制，当时的所谓“封邦建国”、“以藩屏周”，就是对贵族实行分封的结果。受封最多的是姬姓贵族，相传在周初所置的70余国中，武王兄弟就有15人被封为诸侯王。受封的异姓诸侯以姜姓为多，尚父（吕尚）就被封为齐侯。同时受封的还有一些殷商的传统贵族，箕子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初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将分散林立的小邦合并建立起诸侯国，作为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在这个过程中，其周边各族如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纳入了周朝的势力范围。朝鲜在地理上属于“东夷”。因此我国史籍记载的“箕子被封入朝”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如果视这些记载是后人的伪造，则很难令人想象2000多年前的学者如此伪造是为了什么。
吉林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永智在《“箕子朝鲜”不应任意否定》一文中，以考古史料为据，指出1973—1974年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青铜方鼎上有侯（即箕侯）铭文，证明殷末周初，箕族的支裔确实生活在为燕控制的辽宁地区，箕子被释后，回到故地，但该地已为燕召公所据，于是东走朝鲜，故《淮南子。道德训》载：“柴，箕子之门”，其注释为“纣死，箕子亡之朝鲜，旧居空，故柴护之”。这说明箕子确实去了朝鲜。他还指出，指责汉朝史家捏造了“箕子朝鲜”是无根据的，朝鲜考古学家有浩博士虽然对“箕子入朝”持否定见解，但承认“在卫氏朝鲜之前，有过箕子朝鲜是事实”。
朝鲜既然有箕始之族，他们不是箕子的后代，也必定是箕子的近族支裔，这也证明箕子获释后，经过今日河北、辽宁的箕族地区移居朝鲜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学者王国维、李季、吴泽、李乃杨，日本学者林泰辅等，对“箕子入朝”均持肯定见解。然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千年史苑中的这桩疑案尚待学者们研究、探讨。
no.4 安世高到底是何许人？
安世高到底是何许人？
中国和伊朗友好关系悠久绵长。在中伊两国人民友谊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象张骞、班超一样长期受到重视的伊朗人，他就是东汉后期来华的安息（即伊朗）高僧安世高。据专家们考证，安世高是我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
他不但对我国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我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长期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近年来随着我国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日渐频繁，作为伊朗人民的友好文化使者，安世高的名字也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但是，关于这位伊朗人民友好文化使者的身世，目前却仍然是众说纷纭。
安世高到底是什么人？目前国内外有三种主要的不同说法。一、安息王太子；二、木鹿地区安息宗室旁支；三、木鹿地区高僧。
安世高为安息王太子之说，最早见于吴康僧会（？—280 年）《安般守意经序》，其中说安世高为“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集，遂处京师”。之后，经过道安（314 —385 年）、僧佑（445 —518 ）等人添枝加叶，夸大其辞，到慧皎（497 —554 年）编《高僧传》时，就把他说成是“安息王正后之太子……让国与叔，出家修道，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并把他大大地加以神化，说成是一个能知过去未来，广有神通的大神仙。延至近代，我国已故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安世高是安息王满屈二世（78—110 年？）之子帕萨马西里斯。冯先生学贯中西，其说一出，响应颇多，于是，安世高为满屈之子在国内似成定论。其实，这种说法显系误会。
根据古罗马史家所载，满屈确有二子：长子名埃西达里斯；次子名帕萨马西里斯。公元100 年，满屈未经罗马同意便擅自任命埃西达里斯为亚美尼亚国王。罗马向安息宣战，双方开始一场漫长的战争，史称《图拉真战争》。
公元110 年（？）满屈突然去世。安息贵族鉴于埃西达里斯年少无谋，选举满屈之弟胡斯洛（110 —128 年）为王领导全国抗战。但胡斯洛上台后屡战屡败，不得不对罗马作出让步姿态。他废黜引起战争的埃西达里斯，建议由罗马皇帝图拉真（98—117 年）给帕萨马西里斯加冕，双方结束战争。但图拉真蓄意兼并亚美尼亚，进而征服整个安息，断然拒绝了安息的请求。公元115 年，图拉真攻人亚美尼亚后，将新任亚美尼亚帕萨马西里斯骗入罗马军营加以杀害。由此时至148年安世高来华之时，安息王位历由王太子继任，不再有兄终弟及之例。因此，安世高不但不可能是满屈之子帕萨马西里斯，也不可能是后代安息国王之子。
木鹿地区安息宗室旁支说主要见于国外部分汉学家，目前国内议论不多。作为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安世高的身世在国外学术界也引起强烈的兴趣。匈牙利著名学者哈马培认为安世高的伊朗名字应是arsa（r ）kau.其前半部分aras（r ）（安世）是安息王朝的称号，后半部分kau 是伊朗语和粟特语中常见的中亚统治者的称号。据此，他认为安世高很可能是安息宗室成员。前苏联学者科谢连柯根据哈马塔的考证和木鹿城的考古资料，提出安世高是木鹿地区安息宗室旁支。哈马塔的意见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哈马塔的中文程度大概很有限，所以把安世高误写成支世高。
他大概也不了解我国古代翻译外国人姓名的规定是前面第一字表示国别，后面部分表示名字。按照他的说法，arsa（r ）kau 就只能译成“安高”了。而且，安世高的姓名是个汉化的外国人姓名，是中国人给来华的外国侨民取的中国名字。安世高的名字既然不是由伊朗语音译而来，当然也就不能把它还原为伊朗语。更不能作为他是安息宗室木鹿旁支的依据。
安世高到底何许人也？考古资料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又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例如，根据安息钱币资料，其中铸有王像、希腊和袄教神像、马首像的钱币都有，唯独没有佛像。这说明佛教对安息上层分子基本上没有影响。
而根据中亚考古发掘的结果，佛教在中亚传播一般不超过巴尔赫至坎大哈以西，即所谓“富歇线”（foucherline ）以西。这些地区当时都属于贵霜帝国。
唯一的例外是安息东部马尔吉安那省治木鹿城吉亚乌尔。卡拉区发现一座公元2 世纪佛教寺院遗址，内有佛塔、佛像和佛典遗存，说明这里有过一个宗教社团。由木鹿往西，再也没有发现佛教遗址。因此，前苏联学者马逊认为安世高的传说很可能就和木鹿这个佛教社团有关。我国著名学者张广达先生也认为安世高“多半来自与贵霜毗邻的margiana地区”。我们觉得这种意见是比较正确的。它不但与考古资料吻合，也与我国史书记载吻合。因为在《后汉书》中，木鹿便有小安息之称。也就是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大致可以断定安世高并不是来自安息都城泰西封，也不是来自其他地区，而是来自安息东部的木鹿，即《后汉书》所谓小安息。至于安世高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目前只能肯定他不是安息王太子，也不是木鹿安息宗室支派，但我们对其身世无法作出更确切的肯定。马逊和张广达先生把他称为传教师、译经师是很有道理的。在有关安世高的最早记载中，他的学生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序第二》中就称其为安息“菩萨”（而不是安息王子）。菩萨即汉魏两晋对西域来华传道译经高僧的尊称。安世高是一位真正的高僧。他的一生对弘扬佛教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能认为安世高的身世问题已经解决了呢？不，还没有完全解决。德国学者r.e.埃梅里希在评论安息佛教时曾引用过《伊索寓言》中的一句著名谚语：oneswallowdoesnotmakeasummer，意为“轻率推论必成大错”或“一关渡过并非成事大吉”。在《魏书。安同传》中，就谈到安同的祖先安世高并不是僧人，而是汉时入洛的安息王侍子。《魏书》借修史酬恩报怨，号为“秽史”，但其《释老志》叙述佛教传入我国经过特详，是佛教史公认的宝贵资料。其中对安世高传法译经活动只字不提。这是故意曲笔奉承权贵，抑或汉代确无高僧安世高？因为学术界很少认真讨论这条资料，我们也就不可遽作决定，只好留待来日将这悬案澄清了。
no.5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在上古时代，由于交通不畅，东西间的联系颇为艰辛。在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云游天下，行踪甚广，并有“旅行家之父”的美称，但他心目中的“天下”，只不过是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所知道的一隅之地，十分有限，他没有到过中国，他的《历史》对中国也缺乏记载。后来，盛传一时的亚历山大东征曾经到过中国的说法，经史学家研究证明亦属无稽之谈。
在中古时代，由于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在东西方之间起到了某种桥梁和媒介的作用，阿拉伯的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留下了许多记载，其中有不少地方曾谈到中国。尽管如此，当时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了解，仍是很隔膜的。
这一情况，到了中古时期才发生了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他于1271年随父亲与叔父来中国，1275年5 月到达蒙古帝国的上都。从1275年至1291年17年间，马可。波罗一直以客卿的身份在元朝供职。归国后，他因参予本邦威尼斯对热那亚人的战争被俘，在狱中通过他的口授，由同狱的比萨文学家鲁思梯谦笔录，即成为流传后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亦名《东方见闻录》），至今已有五六十种不同版本（在我国就有七种之多），成为风靡一时的“世界一大奇书”。书中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的情况，其中尤以第二卷（其82章）记载的中国部分最为详尽，诸如元初政事、战争、宫殿、朝仪乃至中国名都大邑的繁荣景象，记载翔实，引人入胜。如游记里写到的一种能燃烧的“黑色石块”，显然指的是煤炭。马可。波罗把这种在中国早在汉代就开始使用的燃料知识带回到了西方，使西方人大为惊奇。他的书中介绍许多奇异的知识，为欧洲知识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的窗户，无怪乎人们要说，马可。波罗“替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但是，从此书问世以来，对它的真实性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关心马可。波罗的友人，甚至在临终前劝他为了灵魂的安宁，最好把一些离奇的事实删去。
到了1829年，德国学者徐尔曼不仅指出此书是一部冒充游记，实为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而且对他是否到过中国也发生了怀疑，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过大布哈里亚境内（该处是意大利人常到的游历之地），又说此书编者假马可。波罗之名，谓其曾侍奉元朝皇帝忽必烈17年之久，可谓是荒唐之至，云云。
那么，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吗？对此，中外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大多承认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书中的缺点。
国际上对马可。彼罗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法国的亨利。戈尔迪、伯希和，美国的柯立夫和意大利的奥勒吉等人都持肯定意见。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他只到过北京，例如美国的海格尔在1879年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一文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书中关于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在北京听到的。即使这样，作者并没有否定他确实到过中国的事实。
但是，问题还是不断地被重新提了出来。1965年，德国史家福赫伯宣称，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1982年4 月14日，英人克雷格。克鲁纳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位大旅行家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教國家，在那里他和从中国回来的波斯商人或土耳其商人交谈过，很有
可能依靠某些已经失传的“导游手册”，加上道听途说，便成了他游记的基础。作者的“证据”有以下四点：1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2 、书中很多地方充满了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灰茫茫的一片，对蒙古皇帝的家谱说得含混不清。3 、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书中从未找到。4 、他写许多中国地名，似乎用的波斯叫法。
我国学者杨志玖教授撰文，以详尽的史实对上文进行了反驳，作出了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的结论。杨文说，他早在1941年，就在我国的《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条研究马可。波罗来华的珍贵史料：元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等人的奏折中提到“今年三月奉旨，遗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这个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完全吻合，从而确认马可。波罗一行于1291年离开中国。杨志玖教授的这一发现及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推崇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判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一个“极可靠的证据”。杨志玖的论文还就英人克雷格。克鲁纳斯文章中提出的四个“论据”，逐一进行分析，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回答。当然杨文也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的错误以及夸大之处，但马可。波罗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其书又是在监狱恶劣环境中口述而成的，能达到这个水平已很不简单了。杨志玖教授的观点，获得了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赞同。
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蔡美彪宣读了《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长篇宏文，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17年间与各地各族人民建立了友好的感情。虽然某些记述不免有夸张的成份，却洋溢着对中国的热爱与友谊。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一部在历史上有过影响的学术文献，而且是马可。波罗与中国人民的友情的记录。蔡美彪的论述是对他的业师杨志玖教授在50年前有关观点的延伸与发展，也是对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所作出的最新的说明。
no.6 闵采尔担任过“永久议会”的主席吗？
闵采尔担任过“永久议会”的主席吗？
1525年3 月17日清晨，在德国缪尔豪森城外的刑场上，一个威风凛凛的中年汉子，面对反动诸侯、行刑刽子手和前来要他忏悔的牧师，气吞山河地高声喊道：“忏悔？决不！世界上的一切都应当归公，千年天国一定会实现！”然后从容走上断头台，英勇就义。这位勇敢绝伦的英雄，就是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叱咤风云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
闵采尔1489年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青少年时期聪明伶俐，刻苦好学，17岁时入莱比锡大学专修哲学和神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离开大学后，闵采尔先后当过教区学校的教师和一些地区的传教士。这时，德国正处于严重分裂割据状态，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全国分裂为7 个大选侯、200 多个小诸侯、1000多个独立的帝国骑士。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掌握司法、税收、铸币等特权，拥有常备军，可以独立对外宣战和媾和，个个俨然都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天主教会也占有全国1/3 的地产，进行各种名目的巧取豪夺。
在教俗封建主的反动统治下，全国80％以上的农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民担负的租、徭役不断增加，在有的地区租税高达收获物的40％，徭役每星期达六天之多。公共使用的山林、池塘、牧场也大部分被教俗封建主占为己有。在政治上，农民也没有任何权利，领主可以象处置财产一样，任意处理他们本人及其妻女。农民稍有反抗，封建主就对他们施以各种残酷的刑罚：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斩首、车裂、火焚、四马分尸等等，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称农民处于“生不能，死不得”的境地。农民被迫不断掀起反抗斗争。所有这些情况，闵采尔在传教过程中，通过与下层人民的接触，均已耳闻目睹。农民的悲惨处境，使他深受教育，感触至深；各地农民开展的反封建斗争，使他感受到了在农民中蕴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爆发后，闵采尔积极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1520年4 月，闵采尔在路德的推荐下，担任了茨威考城的神甫。这里是德国的采矿业和纺织业的中心之一，矿工、纺织工人数众多，工商业发达，被当地的大诸侯萨克森选侯视为“自己领地上的一颗珍珠”，任意盘剥。因此，下层人民同富裕的社会上层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在闵采尔来到茨威考之前，矿工和纺织工组织了一个异端教派“再洗礼派”（因主张信徒成年后必须再度受洗礼而得名），宣传“尘世上的天国”就要到来，主张没有贫富、剥削，实行财产公有。闵采尔积极参加了“再洗礼派”的活动，并指导茨威考城的工匠于1521年春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闵采尔逃往捷克布拉格，并同捷克的反封建势力建立了联系。1521年11月，闵采尔在布拉格发表《告捷克人民书》，提出“人世间不应当有压迫和剥削”，公开号召农民起义，被捷克当局驱逐出境。他重返德国，深入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继续宣传革命主张，并把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发动人民起义结合起来。从1522年至1524年，闵采尔为了发动德国农民战争，走遍了德国几十座城市和数百个乡镇，并发表了一些著述。在一篇著作的结尾，他写道：“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事情。”人民群众从闵采尔的言论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闵采尔的直接推动下，德国农民起义斗争的火焰越烧越烈，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卷入了风雷激荡，硝烟弥漫的战场。
1524年6 月，德国农民战争首先在士瓦本的施图林根打响，翌年在法兰克尼亚、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相继掀起高潮，从而形成德国农民战争的三大战场。闵采尔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的农民战争。1525年3 月，闵采尔率领平民、矿工、农民，推翻了帝国直辖市缪尔豪森的城市贵族的统治，在该城建立了起义群众自己的革命政权“永久议会”（一称“永久市政会”）。这是一个新型的革命政权，它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废除农民的封建契约和债务，取消封建特权，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并严惩了罪大恶极的封建领主。“永久议会”的政策、措施，深受人民的拥护，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纷纷积极投身于起义运动，遂使这里成为全德国农民战争中斗争最坚决、最气势磅礴的中心地区之一。反动诸侯惊恐万状，不断发出“缪尔豪森是一切冲突、不满的基础和发源地，所有叛乱象泉水一样从那里涌出”的哀鸣。
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风雷滚滚的起义形势，是与闵采尔组织、发动和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闵采尔有没有担任“永久议会”的主席、成为这个新型人民革命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呢？这一问题，是一桩历史疑案，从经典作家到历史学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肯定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1525年3 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缪尔豪森就已发生革命了。原有的城市贵族议会被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议会’手中，永久议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Shi界通史》中古部分也说道：“闵采尔
活动的中心是缪尔豪森城。1525年3 月17日，城内手工匠和平民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成立‘永久议会’。闵采尔被选为主席，门徒亨利。佛伊浮是他的有力助手。“1985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顾汉松编著的《世界五千年（3 ）》，也持此说，并在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选举闵采尔为”永久议会“主席的过程和场面。这是一套专为少年儿童编写的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读物，该书前言中说”这套故事，取材尊重历史事实“。可见闵采尔担任”永久议会“主席也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
二、否定说。19世纪德国著名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中认为，闵采尔没有担任“永久议会”的主席。他考察了德国农民战争的史实，认为对缪尔豪森城起义及建立新政权起作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闵采尔，另一个是闵采尔在当地的忠实信徒和学生普法伊费尔。他说：“普法伊费尔为新市政会定名为‘永久市政会’”，“普法伊费尔和闵采尔对新市政会和由八人组成的市民委员会都有影响；但是，普法伊费尔和闵采尔都没有象梅兰希通所捏造的那样，担任过市政会主席。他们既没有做过缪尔豪森市长，也没有当过市政会委员。普法伊费尔仍然是尼古拉的牧师，闵采尔仍然是圣母院的牧师；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权利仅仅是可以出席市政会会议。”
1989年郭振铎主编的《宗教改革史纲》，支持并采用了戚美尔曼的观点，认为：“闵采尔不是市政会主席，也不是市长，但以牧师身份经常出席市政会。”
三、回避说。即采取回避的方法，在书中不直接点明闵采尔是否担任过“永久议会”的主席。我国80年代出版的一些史书多取此说。朱寰主编的《世界中古史》中说：“闵采尔是新政权的实际负责人”。刘明翰主编的《世界史。中世纪史》认为：“闵采尔实际领导了这个革命政权”。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中认为：“这个政权的实际领导人是闵采尔及其助手普法伊费尔”。
上述种种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2 版序言中称自己的“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他那本书虽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但是，戚美尔曼对闵采尔担任“永久议会”主席一事是否定的，而恩格斯是肯定的。那么恩格斯是根据什么“材料”呢？闵采尔究竟是否担任了“永久议会”的主席？这些问题还须学术界认真研究。
no.7 克伦威尔是“精神恶魔”吗？
克伦威尔是“精神恶魔”吗？
克伦威尔（olivercrmwell ，1599—1658年），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独立派首领。生于抗廷登郡地主家庭。剑桥大学毕业。后归乡经营农牧场。16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就在克伦威尔当选为国会议员的1628年，国王查理一世召开国会，企图解决财政困难。国会提出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非经国会同意不得强行借债和征税，查理一世被迫签字，但无意恪守。次年，查理一世解散国会，实行独裁，并大量出售日用品专卖权和征收新税，以增加收入。同时力图推行英国国教，以巩固王权，激起广大群众极度不满。1638年苏格兰人民起义。腐败的英军一战即溃。查理一世为了继续战争，筹集军费，在1640年4 月恢复召开国会。矛盾更趋尖锐。可是国会对查理一世的政策进行猛烈抨击。查理又把国会解散，故称“短期国会”。查理一世解散国会，等于火上浇油，受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查理一世不得不在1640年11月再次召开国会。国会存在到1653年，故称“长期国会”。长期国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革命的开始。
就在1640年，克伦威尔参与起草《大抗议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谴责国王暴政。1642年8 月，国王查理一世向国会宣战，内战爆发。战争初期，由于国会内长老派力图与国王妥协，使国会军失利。但克伦威尔率领的骑队，纪律严明，屡战屡胜，被誉为“铁骑军”。1644年7 月，马斯顿战役中大败王党军，扭转了战局。次年又统率“新模范军”，在纳斯比战役中摧毁王党军主力，并于1646年6 月攻下王党军大本营牛津。查理一世逃往苏格兰。第一次内战结束。1647年，国会将国王赎回，不久，查理一世出逃，挑起第二次内战，也被克伦威尔击败。1648年清洗了国会中长老派势力，1649年1 月处死查理一世，5 月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专政。不久，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平均派和代表贫苦农民的掘土派的民主运动和爱尔兰民族起义，遭到克伦威尔的残酷镇压。1653年克伦威尔自任护国主，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对外推行扩张政策，曾对荷兰、西班牙作战，均获胜。
关于克伦威尔的评价，300 年来，众说纷纭。在国外，贬他的，说他是一个“精神恶魔”、“头号杀人王”；褒他的，说他是“人中之杰”、“王者之雄”。恩格斯曾说克伦威尔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一身兼备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形象”。有人认为，克伦威尔在历史上的重要功绩乃是他用暴力粉碎了旧制度，处决了国王，为英国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有人认为，克伦威尔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领袖，依靠广大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用革命暴力扫除了英国的封建制度，为建立共和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毕竟是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在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以后，又镇压国内人民运动，破坏原来支持共和国的社会力量，最后不免使自己开创的共和政体覆灭。还有人认为，克伦威尔是个矛盾的人物，他不得不顺应时代朝流去反对并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并且建立了共和制，起到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但后来，他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又残酷镇压了革命民主派，掠夺了爱尔兰，表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他发动的一系列商业战争，为英国扩大了市场和殖民地，但长期战争消耗抑制了经济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加上保王势力的阴谋活动，致使英国一度出现封建王朝的复辟。
no.8 欧文为什么将美国定为建立“新协和”实验地？
欧文为什么将美国定为建立“新协和”实验地？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改革家。1824年，他带着他的四个儿子，乘船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进行“新协和”共同体实验。同年，他在美国印第安那州买下“拉皮特”共同体的土地和财产，并于第二年建立了“新协和”共同体实验地。
欧文的“新协和”共同体位于印第安那州的瓦巴什河畔，占地2 万英亩，其中2000英亩是正在耕种的土地，其余是荒地。共同体初创时共有900 名男女成员，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大都来自美国的各个地区，也有少部分来自欧洲國家；他们基本上是应欧文的邀请而来的。在共同体创建的头几个月内，欧文与其二子威廉。欧文建立起代议制式的政府，并实行财产公有和合作劳动制度。
但是，为时不久，共同体在组织上就发生严重冲突，并因此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
共同体的分裂给其倡导者欧文以沉重打击。他从中得出这样的教训：如果群众未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在完全新的环境下，共同体是没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当欧文看到共同体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返回了英国，共同体也于1827年以失败而告终。
看来，欧文在美国建立的“新协和”共同体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欧文的“新协和”共同体的成败与否，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欧文为什么要选定美国作为他的“新协和”实验地。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至今还没有取得充分和一致的认识。本文只能就现在能读到的资料，来叙述人们不同的看法。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欧文之所以到美国去建立“新协和”实验地，是因为他在英国的改革和政治活动遇到了困难，遭受了挫折。
在政治领域，他在1819和1820年曾经代表“拉纳克”合作社竞选英国议会代表，但没有被选上。1820年，他发表了关于“拉纳克”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建立合作社的理想，并对私有制和旧的劳动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份报告虽然是他重要理论著作之一，并且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但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
在实践上，他于1821年在伦敦进行建立新的合作社的实验，并创办了宣传其主张的报纸《经济学家》，但两者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欧文离开英国而到了美国。但是，这种情况严格来说只是有可能促使欧文到“别国”去开辟新的实验场地，并不能构成他到“美国”
去的原因。那么，欧文为什么要到美国，而不到法国或加拿大去进行共同体的建立和实验呢？对此，当然也有学者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在19世纪的20到40年代，美国空想社会主义共同体运动不仅对欧文的改革具有吸引力，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欧文思想的影响，甚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思想的影响。
早在欧文建立“新协和”共同体之前，在美国已出现了许多“乌托邦”式的共同体。但它们大都是小型的，人数也不多，其成员一般也都是海外来的或在海外出生的。他们过集体生活，并且通常不把传统的宗教信仰放在眼里。但这一运动的高峰期是在20到40年代。在此期间出现了100 多个共同体，其中包括欧文的“新协和”共同体。就这些共同体总的情况来观察，有些是宗教团体的扩大，有些则以世俗思想为指导思想。但不管怎样，有的共同体显然受到了欧文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的思想也很时髦。到40年代，出现了28个以傅立叶思想为模式的共同体。
不过这些共同体大都是小规模的，而且是短命的。十分明显，本时期美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共同体运动肯定对欧文产生过影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尽管他的思想和实践也对美国的运动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环境可能对欧文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到19世纪初，美国仍然是个年轻的共和国，其幅员辽阔，但人口相对来说不多，土地价格便宜，而且各种限制又少，这无疑为改革家，特别是欧文那样的改革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进行实验的广大舞台。
最后，共同体运动是此一时期美国各种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受到整个改革运动的影响和支持。与共同体运动同时发生的还有废除奴隶制的改革、禁酒、宗教改革以及教育改革运动等。这些改革把成千上万的改革者卷了进去，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欧文的改革和创新。如前所述，欧文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聚集上千人参加他的“新协和”共同体，是与美国当时的改革形势分不开的。事实上，在欧文的“新协和”共同体的1000多名成员中，有些人本身就是改革者。
这样看来，欧文选择美国作为其建立“新协和”实验地的原因已经找到了？不然。因为，至今人们还没见到欧文本人关于在美国进行共同体实验的理由的说明，前文所讲的一切显然也都是探索性的分析。在欧文到美国之前，他本人对美国的政治形势、环境特点以及风土人情等，究竟了解与否；如果他已有所了解，那么他了解到什么程度，人们都不得而知。例如，人们事后得知，即使在美国土地价格十分低廉的情况下，欧文在购买土地、财产和其他费用上还是花掉了20多万美元，以致更加重了他的经济负担。因此，关于欧文为什么选择美国作为其建立“新协和”实验地的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no.9 埃卡留斯是奸细吗？
埃卡留斯是奸细吗？
1889年，伦敦市区一幢破旧的阁楼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最后环视了一遍恃立四周的亲友，安祥地合上了他那双曾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眼睛，与世长辞。这位老人，就是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1818年出生于普鲁士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年青时当过学徒、裁缝。因从事革命活动，受到普鲁士当局迫害，被迫逃亡国外，后侨居伦敦。是著名的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也是声名遐迩的国际活动家。他长期担任国际的领导职务，1864—1872年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1年任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1870—1872年任美国通讯书记。埃卡留斯是唯一的参加过国际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国际会员，在国际的内部斗争中，他几乎每次都是站在马克思一边，拥护总委员会路线。1872年海牙会议后，他公开反对国际，攻击马克思，拒不执行大会的决议。马克思不得不同他决裂。后来，他成为英国工联改良派的领袖。
这样的一位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在其去世后不久，即出现了他是否奸细的争论。
1909年，霍华德。伊文思在为第一国际活动家、工联首领克里默写的传记中指出，埃卡留斯被人不正确地指责为出卖国际秘密的奸细。1921年，伯吕格在维也纳的《斗争》杂志上撰文，宣称根据奥地利政府1918年公布的档案（但文章未引证有关档案内容），埃卡留斯是一个奸细，指责他向奥地利政府提供关于国际秘密的情报。爱德华。福克斯编的梅林《马克思传》（英文版）熏复了上述指责。意大利的g.特尔。鲍也同意这个说法。
埃卡留斯究竟是不是奥地利的奸细？究竟是否出卖过国际秘密？可说疑团重重，众说纷纭。
认为埃卡留斯是出卖国际秘密的奸细的人认为：第一，1871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埃卡留斯在《苏格兰人》报上公开发表了4 篇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而国际的代表会议通常是秘密进行的，这次也不例外。因此，这些报道是他出卖秘密的证据。但反对的人则认为，这一指责是不成立的。理由是：报道中没有任何有损国际信誉的内容，
此其一；除了人所共知的马克思外，没有透露其他代表的名字，特别是法、德等国的代表为防止本国政府的迫害，是秘密前来参加会议的，此其二；最后一篇报道虽然透露了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的内容，包括阻止国际成为秘密组织团体的决议，但会议通过的秘密决议没有在报道中透露，此其三；此外，还有一个反证，即如果埃卡留斯确实在《苏格兰人》报上泄露了国际的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不作出任何反应，国际总委员会也不会保持缄默。但从现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和文章以及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看，埃卡留斯的报道没有作为出卖国际秘密的证据被提到，上述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1878年5 月4 日，曾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工联改良派领袖乔治。豪威尔写信给德国驻伦敦领事，要求在次日召见他，以呈交一份“不是在其他地方用任何方式所能得到的”报告。因当时德国俾斯麦政府正策划制定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迫切需要能证实国际是秘密团体的材料。在此之前，2 月7 日，豪威尔在一封信中提到，他与国际的书记一起复制了国际秘密的材料。有人由此断定，埃卡留斯参与了其事。但反对者认为，豪威尔信中提到的书记也可能是约翰。黑尔斯，他曾于1871年5 月至1872年7 月担任过国际总委员会的书记。因此，断定埃卡留斯参与其事的证据还不够令人信服。
而且，首先，豪威尔向德国领事提供的究竟是什么材料尚有待揭示。后来，豪威尔在为自己的传记准备材料时提到过这件事，他说给领事的报告是关于英国劳工立法的，并说此事发生在1876年。是豪威尔故意隐瞒实情，以掩饰自己的丑行，还是事实确实如此，尚不得而知。其次，与豪威尔一起复制国际秘密材料的究竟是谁？黑尔斯与埃卡留斯两者必居其一。但既没有可以否定黑尔斯参与其事的可靠证据，也没有肯定埃卡留斯与豪威尔合伙的过硬材料。
第三，1888年1 月7 日，维也纳的《公共福利》上刊登了一份奥地利警察密探的名单，其中有维也纳工人报纸《工人意志》的编辑亨利。奥本维特。
埃卡留斯与他有书信往来，并为该报写过文章，介绍工人运动情况，据此，有人怀疑埃卡留斯是奥地利警察局的奸细。前述伯吕格的文章无疑证实了这个猜测。但反对者认为，埃卡留斯写的有关工人运动的情况和报道，很可能是通过奥本维特到了奥地利警察之手。因此，埃卡留斯是被人利用，还是奸细？一时还难以下结论。
埃卡留斯是否奸细？是不是出卖了国际的秘密？至今仍然还是个悬案。
我们相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的确凿的史料的不断发掘，这个谜团最终一定会被解开。
no.10 英国克拉布中校为什么失踪？
英国克拉布中校为什么失踪？
1956年4 月19日凌晨，英国海军退役中校、潜水员莱昂内尔。克拉布穿着闪闪发光的橡皮潜水服，潜入停泊在朴茨茅斯港的两艘前苏联军舰之间，只见他脸朝上，在水面上漂浮一两分钟后即潜入水中，从此神秘地失踪了。这件事轰动全世界，克拉布究竟受谁之命潜入苏联军舰附近？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这一系列问题都被罩上了神秘的面纱。
克拉布自小向往海军，然而寡母无力供其上海军学校，不得已只好到商船上当船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预备役海军志愿兵，在直布罗陀的工兵班服役，从事排除臭弹和水雷的工作。克拉布长得肥头大耳，独眼，身高仅1.67米，本不适宜游泳，但他凭着热忱的毅力，成为英国最优秀的一
名潜水员。战后，他在海军部研究所当潜水员，干些临时性工作。1951年担任英国海军水下武器及其对策研究机关潜水队队长，1955年因超龄而被解职。从此，成为无业游民，什么活都干，诸如拍电影、向咖啡店推销家具等。
1956年4 月初，克拉布推销给一位自称史密斯戴眼镜的中年高个金发男子两张咖啡桌。史密斯用支票付货款，但支票时间却错写为“1955年”，史密斯答应到朴茨茅斯给予更改。在更早些，史密斯曾向克拉布面授机宜，朴茨茅斯港有一个美差，干好后可以取得6o枚金币，为生活所困扰的克拉布欣然允诺。
当年苏联非常重视发展潜水艇和“斯维尔德洛夫”号级轻型巡洋舰，据说该巡洋舰具有不同寻常的优良性能。1953年为庆贺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典礼，“斯维尔德洛夫”号曾访问英国，当时进入朴茨茅斯港蜿蜒曲折、易于迷失的航道时，该舰在没有领航员为其导航的情况下，仍以相当高的速度行驶，并准确无误地在指定的停泊处抛锚了，期间仅用12分钟，使在场的英国海军目瞪口呆，惊叹不已。英国海军为探得其神奇装置，费尽心机。
1955年秋，“斯维尔德洛夫”号再度访问英国，迫不及待的英国潜水员偷偷潜入水下，将该舰舰底和装置拍了照，曾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此，前苏联又建造了姊妹舰“奥尔忠尼启则”号。1956年4 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乘坐新舰访问英国。英国为弄清该舰舰底是否又添加了什么新的装置，于是派克拉布前往探查。4 月17日，克拉布和史密斯各自拎着小件行李住进朴茨茅斯沙利波特饭店。18日凌晨，“奥尔忠尼启则”号驶入朴茨茅斯港，克拉布和史密斯离开饭店，整日没回，夜里克拉布与几个朋友游逛各处酒吧间。第二天清晨，便出现在两艘苏联驱逐舰之间，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史密斯当日回饭店用现金付清两人住宿费后就消失了，克拉布小件行李也不翼而飞，可能被史密斯带走。
4 月20日，苏联舰队司令科特夫将军会晤朴茨茅斯港司令伯内特少将，就苏联军舰附近出现潜水员一事提出非正式抗议，伯内特少将予以否认。第二天，朴茨茅斯警察局刑事部长急急忙忙赶赴沙利波特饭店，撕走克拉布和史密斯在饭店登记薄上的签名。29日，英国海军部发表声明说：克拉布系在试验水下仪器时失踪的，据说已经死亡。但人们根本不信，对此产生怀疑，因为克拉布在进行潜水作业时，既没有带英国海军特别的呼吸器，也没有带助手。而且在此之前，克拉布曾在酒店里向他的朋友吹嘘说：他要潜水下去看看苏联军舰的舰底。同时也给他母亲写过信，说他要去干一件简单的事，大概两天就可以回来。克拉布的旧友四处打听消息，追踪线索，寻找克拉布下落。最后问及英国海军部，却被告知，有关克拉布之事绝对不能泄露。
5 月4 日，苏联政府就克拉布为获取“奥尔忠尼启则”号秘密而从事间谍活动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英国外交部予以澄清。五天后，英国首相艾登向苏联政府承认，苏方亲眼所见大概正是在进行“潜水试验”的克拉布，并对此事表示遗憾。同时，艾登两度亲临下院，倾听议员们质询，艾登表示英国政府正在采取适当惩戒措施，并告诫议员们：发表任何推测克拉布中校死亡的声明都是不符合公共利益。除此之外，他再也没说什么。人们从首相态度看出，首相对此事事先肯定是一无所知，只是事后才了解到“奥尔忠尼启则”号军舰下发生的秘密。由此人们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事情一旦真相大白，对英国毫无益处。至此，官方谈论克拉布事件方告结束。
但是，街头巷尾仍然议论纷纷，揣测与推断毫无休止。有些人说，克拉
布是被苏联人杀害了或被苏联人抓走了；也有些人说，克拉布在浮出水面之时，被苏联驱逐舰上的监视哨发现后，即潜水逃走，从此隐居民间或被英国政府“保护”起来。有人认为克拉布是受英国政府之命干的；也有人认为是英国政府中某个头脑简单、企图一鸣惊人的下级官员或民间团体组织异想天开，以60枚金币收买克拉布去干这件事。神秘人物史密斯或是主谋，或是主谋的现场监视人。然而，克拉布终究是失踪了，连同他所赋予的使命都一起被葬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