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北宋：大胆的试验

　　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开国君主赵匡胤打破传统
中国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经改革：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
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以应付来
自辽和西夏的威胁。但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
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
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
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
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赵宋王朝的新气象
　　宋代的创业之主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没有打算重新分配农业田地；也没有设
计征兵，宋朝可说是中国唯一以募兵解决军事人员需要的主要朝代。赵匡胤登极之
后，就在国都开封之城南开掘了一座人造湖（这开封也只为宋代国都，自后即未再
为中国其他之主要朝代选作京城）。他并未经常地向部下训辞或者听儒臣讲解经史，
倒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人造湖上视察水师和陆战的演习。他也常大船坞视察战舰制
造。赵匡胤深悉军事上的力量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撑，他决心在库房里积绢200万匹当
作自己财政上的储蓄，以便和北边半汉化的朝代交兵。
　　此一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
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在许多方面这新气
象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沉闷作风而别开生面。这新趋向从政府的组织上来看，为保持
门面上之前后一致，宋朝几乎恢复了唐朝所有衙门职司，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机构，
这些新机构功能上更具弹性，在业务上超越旧有组织，而当中最重要的无逾于枢密
院（主军事）和三司（总揽财政）。有了这些新机构，朝廷打算以实际的做法去处
理各种业务，而不是仅在仪式上装门面了。且皇座既毋须全部以道德的名义自居，
也就可以比较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创业之主赵匡胤就曾立志不因臣下与他意见不
合而置人于死地，并将此信誓纳于太庙，传及子孙。同时为防止皇位的继承成问题，
赵也在生前安排传位于弟赵光义。在这方面他较约350年前的李世民要高明得多了。
　　可是这一套设施只获得局部成功。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
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
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问朝代所打
破。另外因政府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埒。在行
政方面，赵匡胤一心要想防止的情事大致已被禁断，即使宫廷里有阴谋也无过去之
深度与范围。从历史上讲宋朝，扶植中国经济之发展逾300年，不可能说对中国之福
利毫无贡献。可是在这段期间文官中的争执较前加剧，且其演出不再循照传统的方
式了。起先政策上不同的意见以公事公办的态度提出辩论，但在两方坚持不下时便
有投机分子钻入，使争执蒙上恶名，以后的结局也更为恶劣化。
　　此外也尚有其他不合情理之处。一方面创业之主赵匡胤对意识形态全不关心，
结果宋代之理学与政治哲学不能分割，使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庞大。另一方面自创
立朝代之日，国君与朝臣都希望对军事外交与财政采取比以前实际的态度，而结果
在军事外交及财政三方面，宋朝之作为却远不如其他朝代。
　　这种种不可思议之处只因有了现代的历史经验才能适当地解释。赵宋王朝以亚
洲大陆之大块土地作背景，在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先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
政工具，以致产生了以上种种矛盾之事。
　　　　　　　　　　　　　　 军阀割据的岁月
　　上章业已说过，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之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
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
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一个节度使，亦即地方军事首长，可
能将一州一道的土地据为己有，在境内行动完全自由。他自己若要率兵征讨的话，
则任命一个部下为“留后”，所以权力之基础屹然不动。年久月深，他和部下的位
置全可遗传。加上在州内道内税收也由军官管制，他们定旧税之税率，也公布新税
名目，是所谓“以部由主场院”。此所以朱全忠在公元907年取李唐王朝而代之时不
足以惊师动众，乃因李渊与李世民所创立之制度，经过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
意义。
　　可是朱全忠也无法使破瓮重圆。中间自公元906年起之54年，中国史家称为“五
代十国”的阶段，好像将隋唐以前的分裂局面翻一个面（但这次五个短朝代是在北
方而不在南方嬗替。而所谓十国除了一个例外，则有些同时，有些前后交替，出现
于南方）。简单地说，北方称帝的朝代有心制造统一的大帝国而力不从心的时候，
南方的将领也乘机称王，采取行动上的独立。
　　全部分裂的局面既不出54年，可见得唐朝遗留下的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收拾。简
概说来，中国主要仍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國家，只是各人所掌握的产业大小
不同，地域上生产率也有差异——有时同一地域内尚有极大的悬殊。新的财富可从
商业、农产物、酿造、工矿和内陆商业中取得，甚至铸钱亦可以获利。这已不是昔
日那种概念计划即可经营管理或是豪宗大姓可以把握小地区，构成独立门面的情形。
在这种条件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对当前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事实之发展如是，地方上之军事首长以各种名义倡导他们合法的地位，且在境
内全部征兵。可是实际上兵员仍由招募而来，不过所有费用是由境内人户分摊。在
很多地区正如若干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中央作主全
国一致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
相关，赋税自也能按照各处之实情，根据付税人的能力分摊了。
　　在这时期，这些地域上之首长采用抽调精兵的技术，他们不断地从下级部队挑
选优良的官兵组成亲军，让下级部队仅能保有劣势人员与补给，高级军官则成为首
长的拜把兄弟或义子。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有了固定联系，只要各地域互相竞争的
状态不酿成长期大规模之战事，此种平衡的局面可以使整个的安排保持原状。中国
在五代十国期间和日本中世纪的情形确有若干相似之处。
　　这样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的评
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亦即以其缺乏可资尊敬的中枢权威为可耻，以致“犯人、匪
盗与负贩”也能称王称帝，而笃行谨慎之士反倒没有出路。当时赋税之高也常被指
摘。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出，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
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因
此获得最大裨益者，即为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此区大致保持了和平，称王的各地区
首长于是约为婚姻，在地方有灾荒时他们也互相接济。同时本地的开发，也次第展
开，有如马家在今日之湖南，便使茗茶成为一种输出品，钱家在浙江大开水利；王
家在福建充分提倡国际贸易。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
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
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
　　可是尽管如此，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使北方的国防没有保障。公元936年，仍在此
间所述之分裂阶段内，这五个短朝代中的一个帝王和契丹定约。这契丹乃是一种半
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之东北。石敬瑭向外乞援之情事没有长久的历史意义，可是
他付出的代价则意义深远。936年的协定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包括了长城以南一线
的领土，连今日的北京在内。从此北方门户洞开，影响中国400年。中国人这才领会
到游牧民族与以前的不同，他们已有相当的农业经验。今后他们将所割爱之地当作
一种训练场所，使从正北及东北而来的经理者熟练于管制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而
造成了继续向南发展的态势。
　　宋朝之兴起可视为对这挑战的一种反应。以前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地区首长已不
断地提高他们军队的素质，也不断加强地区上财政的统治，但直至宋朝，才将他们
归并统一起来。赵家王朝虽说在名义上仍号召大一统的帝国，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
民族國家作风。尤其在团结南方以对付北方时，它是站在一种带竞争性的立场上。
　　公元960年之春，当时赵匡胤是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短朝代——周的统军之将，
他的军队宿营于陈桥驿（这地方是一座小市镇，距国都开封只有一段很短的距离）。
某一天凌晨他被部下将士惊醒，他们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就拥立为天子。军士拥
立的情事曾发生亍五代十国的时期，也曾在西方发生于罗马帝国，可是赵匡胤与众
不同。自唐代衰乱以来各地区强人所发动的种种运动，当中非无联系与协定，有了
赵匡胤才使其集结起来，最后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全中国历史中再
无另一朝代是在相似的情形下出生。
　　当赵率军回开封时，取周而代之的工作毫不费力地完成。新朝代之主，了解分
裂的中国不能与北方的强邻作对，放弃了当初北伐契丹的计划。此后赵匡胤即以收
并南方自主之国为职志。长江中游于公元963年取得，今日之四川于965年取得，广
州于971年取得。今日之浙江与福建则不在他统一的疆域之内，直到他的弟弟赵光义
嗣位之后才接收过来。
　　赵匡胤力所能及的地方，中央集权的措施执行得既轻快也彻底。新皇帝的机警，
不走极端，对钱财上的大方，使他的筹谋容易兑现。登极之后才一年半，赵匡胤和
拥他为帝的起事诸将谈判，让他们自请退役，皇帝则赐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与名誉官
衔，于是足以动摇皇位的“黄袍加身”喜剧不致另觅主角而重演了。
　　宋朝的军队分为三级。最高为“禁军”，次为“厢兵”，再次则为“乡兵”。
上层的队伍经常吸收下层之优秀人员而将本身不及格之人员淘汰给他们。过去军阀
割据的重点改为文官镇守，并且规划了每三年一巡调的例规。
　　税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以前的账目收据经过极详细的审核。公元965年的诏
令：凡诸州支度经费外，所有金帛都送中央。于是所有的金柜库房的积蓄，不时发
送开封，使该处成为全世界最显著的内陆港口之一。为了遣送这些物资，全国划为
6个财政区域，每区称为一“路”。由一个“转运使”掌管。他们“岁行所部，检察
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赵光义在位期间（在公元976－997
年），据说仓库内存雨衣和帐幕的材料“数万段”损破，显示当日财富集中，开封
所控制的物资之丰富，可能全世界无出其右。
　　　　　　　　　　　　　　 宋代不振的原因
　　可是纵有以上的准备，赵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成为一软弱的朝代，它的军旗从
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
它也从没有像汉、唐一样，占领今日越南之一角。要是不怕说得过于简单的话，我
们可以概括的指出，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
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这种看来离奇的情形并不难解释，
只是我们务必要将古代历史家忽略未提的若干情节，一并提出检讨。
　　北宋之东北是契丹所成立的朝代——辽。契丹属蒙古语系，他们活跃于图上之
地区已逾300年，即使仿效中国朝代所成立的辽，也比宋早出现53年。辽之国君通文
墨，他们的文字在公元920年即已出现，并曾接受过高丽、回纥、吐蕃的朝贡。在宋
代出现之前，甚至在浙江称为吴越王的钱家也曾向契丹之辽朝贡。不仅契丹所占的
中原领土有汉人的官僚治理，而且辽境后方，据目击者的报告，无数之官吏、文人、
工匠、优怜、武术家和僧尼也来自中土，由是也可见得其汉化程度之深。这半汉化
國家的组织能力，比汉和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
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
　　西夏也不是单纯的野蛮人。他们组织的半汉化國家在初唐时即曾活跃于它日后
占领的地区，当它在400年后与宋人抗衡时，一个汉化的政府早已存在。西夏文以藏
语为基础，重要的儒家经典早已翻译成书。羌人则属藏族．此时多数已操农业。
　　所以在公元10世纪，这些少数民族显然得到汉人指点，业已将他们的文化程度
提高，以致宋朝所面临的边防问题与它以前的朝代不同。这些游牧民族已有农业基
地，他们已筑城为防御战。北方地势之艰难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动员的
迅速和在战场上的机动性，这些优势与他们草原上的生活习惯息息相通。契丹人与
羌人虽然常有冲突，但在对抗宋的时候却彼此一致。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很明显的，所有汉
人决心从外人束缚下求解放，这种解放战争当然会有利于宋的军事行动。可是实际
上双方之竞争只在大体上被视为一种朝代之间的冲突。
　　　这种现象是1000多年来世界主义发展的后果。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
为亚洲所有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古典文学
重“文化主义”（culturism）而轻國家主义。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
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活，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
屈节。他的书中有一段提及舜为东方之夷人，周文王为西方之夷人。这文句被所有
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受有教育的人士态度如是，一般人
民与在位天子的种族出身便毫不重要了，当然也用不着对民族观念发生顾虑。而契
丹之国主也已看透当日情势，不给治下汉人反对他的凭籍。
　　　　　　　　　　　　　　　补给上的弱点
　　迄至今日较少为人了解的，则是赵家王朝尚有它补给供应上的弱点。表面上看
来似乎不可能。因为整个说来，南方地域大，物产多，人口众，在技术上也较进步，
且有水道的便利。但是要取得以上各种优势务需一个彻底现代化的组织才能办到，
这在公元11世纪是不可能的，即是数百年后也仍没有着落。
　　宋朝的供应物资多，可是供应的路线也长。在军事部署上讲，将多数物品同列
于军需之内违反了简单雷同的原则。当日记账的能力不能保证有完满的协调，即使
最基本的数字，在管军政的枢密院与管财政的三司也互不相符。现代的读者务必在
此看清：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
习惯管制，各种度量衡的单位必须标准化，可能互相交换的品物与程度也需要公认，
且要能由独立的机构监督；官僚必须以技术作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更
初衷。其行动范围之大，包括支援百万大军，不可能没有民间事业之参与。因此看
来，则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
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
　　事实上宋朝主动发起了一种军事部署，它的成功全靠后勤的支持，而这种支持，
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仍无力充分的供应。所以这尝试可谓过早提出而逾越了当时
的能耐。除了内地河流和运河上有相当船舶的交通之外，宋朝政府的功能及民间事
业全无以商业作主之征象，是以赵家王朝无可避免地须承担其本身过早突出的后果。
如果这么说还不够清楚，那么在宋朝第6个皇帝赵顼期间，王安石的变法最能将此中
情节一览无余地揭露。
　　宋朝很早就企图铲除辽之盘踞。可是公元979和986年两次战役部一败涂地。第
一次战役宋主赵光义几乎被俘，第二次战役他亲自指挥战斗时曾受箭创。随后当契
丹采取报复行动时，发动了无数次的边境冲突。公元1004年他们全面入侵。因为开
封位于一个平原地区上，契丹直逼国都，第三个皇帝赵恒因之仓皇地批准了一段和
议。和议中虽然宋辽彼此以兄弟之邦的地位同等对待，但宋朝从此被迫每年供给绢
20万疋银10万两。
　　从历史的后端看来，这1004年的协定有它的作用。这“岁币”只占宋朝政府收
入之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穷困的邻邦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贸易之赤字。
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可是这种看法必须全部放弃当事人
的观感，而接受地缘政治的仲裁，当日宋朝君臣不可能有此置身事外的反应；他们
无法承认这种妥协为事理之当然。中国历史之中，从无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帝国卑躬
屈节地向一个文化程度低的边区國家进贡。同时契丹也认为岁币为战败国之赔款，
也不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慷慨的赐予而表示感激。因之，公元1042年他们要求增加岁
币时即以武力为后盾。
　　宋朝之中国更未将西夏放在眼里。理论上西夏占领着中原领土之一部，向宋称
臣。当公元1038年西夏独立自称皇帝时，宋廷立即称之为“反”，并且停止互市。
可是中国派兵征剿，连战皆北。宋朝一再派兵，却连失城寨，而且死伤惨重，迁延
到1044年，　中国所能获得的下场不过是使西夏之主在文书上自称“男”，上书于
“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国内称帝如故，因之中国也年“赐”绢银茶时共25.5万
疋两。
　　　　　　　　　　　　　　　王安石与新法
　　在这背景下赵顼于1067年登极。当时他年方十八，但已有了励精图治的声名。
他一生的志愿乃是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蛮夷之邦，光复中国的疆域。步宋朝
首创者赵匡胤之后尘，赵顼也觉得中国的资源足以发动达到这目的。他在宫廷大内
建造了一批库房，又自作诗一首，以每个字为库房之名号。念来则如：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
　　　　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译成白话文，则为“五代十国之间缺乏计谋，以致蛮夷戎狄猖獗。有创造天才
的祖先创立朝代，企图挽回这种颓局，所以开设内殿中的府库，作为募兵筹饷的基
础。我做曾孙的继承此业，岂敢忘记他的遗志？”当他与文学之臣王安石对谈时
（后者已有卓越的声名），因为两者都有以经济力量充实军备与国防之着眼，因之
一见如故。
　　王安石改造财政的一套规划称为“新法”。当中一项创制称为“青苗钱”，即
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于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此在当日不算
过分。另外一种办法叫做“免役钱”，此因宋朝衙门里有些差使如衙前（典府库或
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不由招募而得，系不给值地由民间差派，并由
其担负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王安石主张由民间普遍地输钱
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政府仓禀里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则将之
贷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账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同样的，
“均输法”让各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而买得在京城不易到手
的货品年利。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这办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
以每边5000尺为一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另外，为
保障兵员之来源，王安石作“保甲”，亦即民兵制度。
　　自新法公布之日，王安石即遭遇同僚的反对，各种不同的批评一时甚嚣尘上。
新法中无一项目得到确切的效验，它只使官僚机构分裂，而这位改革者则在罢黜后，
又召而复用，又再度罢免，最后被贬回南京（当日称江宁），派给无关宏旨的官衔，
赐以公爵的名义而退休。
　　这一连串情事之发生使皇帝赵顼终生不快。新法之目的在富国强兵，然后对付
北方之强敌，但这种目的始终无法实现。朝中一位敢言的大臣甚至上书，希望他一
心保持和平，最好20年不谈兵。在赵顼为帝期间，尚再割地给契丹。虽在西北宋军
终击败羌人，可是这胜利之前已有一连串的失败。当前方军事不利的情报到达宫廷
的时候，赵顼夜不成寐，只是绕榻而行。公元1081年的攻势据说投入战场的有32万
人，遭到空前大量的死伤之后，宋军只攻占了四座堡寨。当赵顼在公元1085年36岁
去世时，主和的朝臣决定将这四处得地奉还西夏，以克兵连浩劫。他们知道在长期
战事中，宋军无法取胜。
　　　　　　　　　　　　　　 新政的起落转折
　　接赵顼皇位的为太子赵煦，其时尚未10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主政，这期间
王安石所作新法一律停罢，他所用之人也一律辞退，以便迎纳反对派的朝臣（当中
最有名望的乃是任宰相的历史家司马光）。公元1093年高氏去世，赵煦年17岁，实
际期政，他再来一次转变。他又重行新法而罢免反对派人物。他的改革牵涉了很多
朝臣，有时已去世多年者仍被波及，连科学考试的内容也大不相同，除了褫夺太皇
太后的头衔一项提议未被采纳，甚至大行皇帝赵顼一朝的实录也整个重写，以便支
持朝政之大转变。
　　这还没完。公元1110年赵煦辞世，年方23岁，定位由异母弟赵佶接替。此为宋
朝第8个皇帝也是有名的画家。他对新法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处置：最初的两年他站在
反对派的一边，兹后他转变方向支持改革派。此时王安石逝世已将近20年，他的声
名也随着朝政的改变而上下。公元1104年他的声望达到最高峰，一道诏书颁称他为
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在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同时反对他的309个朝
臣，以司马光为首，贬为奸党，他们的名字被镌石立碑，使他们的奸邪千秋彰著。
　　王安石的故事是中国历史里的一大题目，几世纪以来对他作褒贬者不知凡几，
迄至现代仍左右国际的视听。记载他作为的书文，也有不同文字的刊出。显然的，
他的功业是一值得争辩的题目。可是很多类似之出版物，对一般读者毫无用处。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
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
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
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
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改革的盲点与障碍
　　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也很少被他日后的崇拜者顾及，
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
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札。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
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的地方无效。如果这当中
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出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目将鼓励经济因素
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
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此有如液体被封锁于油管或水管之内而仍保持其赋有之压
力。揆诸世界历史，迄今尚无一个國家可以不经过一段艰苦奋斗，而能构成此种组
织之体系。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
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
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
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
组织之中。
　　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
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
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
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
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
这种要求相去至远。
　　中国社会的低层机构之内，有更多不相符合之处。王安石之改革影响到全国农
民，其最后之目的在将改革成果带到华北战场。如此的一种商业组织是不能缺乏农
村内最低阶层的支持。可是宋朝和以前的朝代一样，土地之占有分割为无数小块，
这种情况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农民弃地逃荒的情形经常发生。除了特殊情况之外，
一般不由农业存积资本的情形，在当日和现在没有基本的差别。当这种种条件继续
的过程中有关服务性质事业即不能建立而展开。付费公路既未曾修建，一种正规之
邮政也付之阙如。法庭的费用无力支付，则迟滞新式民法之展开。地方官发现，农
民只能集体的指挥对付。所以来帝国全国一致的局面，是由于文化凝集的力量，构
成了社会的纪律，而不是金钱的力量和因之共存的凡有事物都能共通交换的因素。
　　因为他们缺乏我们今日的认知，所以宋朝官僚只在道德的立场上争辩，而在言
辞之中暴露了当日社会的情形。例如青苗钱即未曾如现代之标准以法定的方式主持。
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之情形、提供借款之保证、到期不能还款之处置，及没
收其担保之财产等，全无着落。县令只将款项整数交给农民而责成他们集体负责，
按时连本带利的归还，丝毫没有顾虑到村民的意愿和他们各人间的关系与责任。放
债的资金来自仓储，原为筹备赈荒之用。而各县实际的储存，甚有出入，有些县分
即缺乏仓存，在一体贷款追息的要求之下，这些县分虽未贷款，其县令也不得不在
田赋上附加，以抵作应向上级缴付的利息。市易法也无从吸引太多商人与政府做生
意；他们大多数害怕与衙门牵连。于是官员亲自督卖，使批发商绝迹，货物价格也
只好由这些官员自定。有一次甚至有官衙人员在街上卖冰块与果品，被皇帝谴责。
至于征收免役钱等于责成在乡村中实现金融经济，实际上政府早应组织银行，提倡
保险，扩大批发业务，凡此都应当在城市之中着手。
　　而保甲法却又与王安石其他新法背道而驰。向全体农民征兵有如以前各朝，必
以均田作基础，因为当兵的义务时以视作每户都纳同等之税，而税率又轻的情形下
的附带条件。宋朝既已将税率提高，又促进金钱的流通，则全面征兵必使穷困之家
更为不堪。而以方田法整理田赋也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例如公元1082年，开封府报
告每年测量只及于两县，全府之19县须10年才能测量完毕。当这报告提出时，当中
已经蹉跎10年了，因方田法案最初是在1072年提出的。
　　　　　　　　　　　　　　　 新法的失败
　　新法既然遇到如此不能克服之障碍，不免使人怀疑，当初有何凭借使其得以被
提出？而且既已失败，为何又一再被挽回重用？在答复这问题时，我们必须知道，
宋代官僚固然缺乏今日之眼光，无从洞悉金融经济之管制有待于各种预备工作之就
位，而此种条件，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则缺乏这样的眼光，也使他们不敢站
在我们的立场，武断地认为新法必不可行。新法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这是
他们的试验与他们的奋斗。
　　倘使新法不作为全国一致的法令颁布，而由若干地方官或若干带特殊性质之官
僚将其局部提出实行，其成败则未可知。但倘使如此，没有上级的督责，也无固定
之目标，这些措施，亦不足以称为以金融管制操纵国事。可是在较小规模之内，政
府之活动渗入私人贸易之中，并非全不可行。例如唐朝之刘晏即曾将手下所管理之
商品买入卖出，因而获利。在王安石将新法推行于全国之前，他任鄞县县令，他亦
曾将公款贷与农民生利，而得到彼此满意的成果。类似的事迹使赵顼和他的儿子们
满以为反对新法者是有意阻挠。而使局势更为复杂的，则是不论新法适合实况与否，
它一经颁布通行，收回亦至为不易，将其废弃也会产生甚多不良后果，所以主持的
人不得不踌躇。总之，王安石之进退，扰攘北宋半个世纪，牵涉到力不从心的君主，
也确实引入用心可疑的臣僚。只是我们看到主要人物之实力和风格，而他们也卷人
漩涡之内，则可以断言这段事迹，只是时代的矛盾。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
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no.2　西湖与南宋
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
朝命脉。这一身兼制造业中心的南宋国都，繁华不下于《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
汴京景象。然而，尽管帝国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但缺乏适当的服务性事业为之周转，
使得经济上未能突破，影响所及，军事也积弱不振。因此，在金和蒙古人的连番侵
迫下，只有走上灭亡一途。
　　　杭州（临安）在隋朝已负胜名。南北大运河开创后，它是南端终点。它与开
封不同，后者大体上是一座消费城市，购买力操在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和随从手里。
南宋的国都——杭州，则是制造业中心。造船业、丝织业、瓷器与纸张的制造在南
宋尤其突飞猛进。
　　　　　　　　　　　　　　　　西湖胜景
　　　对现代的旅游者而言，离杭州近在咫尺的西湖，是观光者必往的胜地，当初
该处是杭州湾的一部分，迄至公元7世纪前期尚且如是，后来靠钱塘江的一面被阻塞，
年久月深，湖中的盐水也就变成淡水而成了今日的西湖。
　　　西湖在面积上只比杭州市略小。两座大堤将西方及西北方曲折的湖岸距离缩
短。白堤以白居易而得名，直通孤山。苏堤则始于苏东坡，他是诗人、画家和散文
作家，在11世纪曾剧烈反抗王安石的改革。虽说他和白居易两人之间相隔近300年，
但他们前后都曾在杭州一带任地方官，也曾前后疏浚此湖。两座长堤即他们的工程
所留下的遗迹。如此看来，中国传统政府以具有美术观念的人才为官僚，有其用心
设计之奥妙，虽说两人同在西湖留名也算事出偶然，但其注重环境之保养与生态学
则已胜过一般官吏。
　　中国一本歌剧称为“白蛇传”者，以西湖为背景，最近在美国风靡一时。揭
幕时观众即面临湖岸。两只蛇之精灵，一白一青，已变成两个姣好的女子，名叫
“白素贞”和“小青”。她们在白堤上邂逅一个年轻男子许仙。素贞与之一见钟情，
结缡为夫妇之后，生有一子，小青即在他们家里伺候。可是金山寺里的方丈法海，
发现了素贞的妖孽来历，即用一只法碗将她罩住，并且在碗上造雷峰塔。根据这段
神话，只要雷峰塔在，白素贞免不了埋在万千吨的砖头之下。幸亏小青在当日大祸
临头时逃脱，再回来时已率领着大批虾兵蟹将，而许仙与素贞所生子也已成年，加
入战斗。他们的解放战终于使白素贞恢复自由。以后下文如何无人道及，只是雷峰
塔则名不虚传确有此塔，而且在1924年崩溃，今日只有其痕迹残存。
　　　即使是民间传说，中国人也保持传统观念，认为由浪漫邂逅而来的婚姻必大
为不祥。不是蛇在引诱女子，而是女人本身即为蛇蝎。可是这篇故事之结局则表示
着充溢生命之活力终能战胜权威，因为后者只能牺牲人本主义去迎合一般习惯，观
众自此亦可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同。高级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小传统则以农民
渔夫为标榜，如果那还不够，即搬出虾兵蟹将作为陪衬。
　　　　　　　　　　　　 失势的英雄——岳飞
　　旅游者经过西冷桥畔，引入苏堤，附近有岳坟。葬在坟中的岳飞，也是宋朝
的一位出色人物，从行伍出身，升为下级军官终成为宋朝最有名的大将。公元1141
年他为宰相秦桧所诬构，以抗命罪死于狱中。当时秦桧与皇帝赵构密切合作准备与
来犯的女真人议和。女真人已组织了一个汉化的朝代称为金，正长驱直入，迫着宋
朝南退。岳飞的罪过乃是在这内外混乱之际还能约束部下，得到人民的支持，剿平
盗匪，并且以步兵战术击破了来犯的金兵。他那时候只39岁，如若让他生存，则不
仅几费周折谈判刚有头绪之和议可能变卦，而且这朝代南北奔波喘息未定，本身也
会因为能将在旁而感到威胁。
　　岳飞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国人因崇拜失势英雄的习惯，将他崇敬
得仅次于关羽。可是岳飞与关羽不同，他精通文墨，他将传统之忠孝观念与所受教
养同时发挥。今日岳飞墓旁已建有庙宇，高14英尺，内中供奉他的神像及全部盔甲，
上有匾额，据说“还我河山”四字系根据他本人书法描绘。事实上岳飞在最近几十
年来，有鼓舞中国人民族思想功效。在他神像前有四个铸像向他跪列，此即宰相秦
桧夫妇和两个同谋者。在30年代本地巡警很不容易才禁止游客溲溺于秦桧像上。也
有人以粗硬之物包括枪柄去捣秦桧之像首。只有在二次大战时投降日本的汪精卫，
才敢说岳飞是一个不能节制的军阀。
岳飞不是军阀，事实上他可以节制。要不然在华中大胜金人之后，不会因秦桧以皇
帝的名义召他南归，即停止了与女真的战役而就死地。其实与敌人对抗时，在战与
和两途徘徊乃宋代朝廷的一种惯习，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北宋时代（那
时国都仍在开封）。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
身造成的损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和与战的彷徨
　　这和战歧途，始于宋朝的第8个皇帝赵佶。他要不是被命运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
话，大可以在书上绘插图或专心收藏艺术品而生活得比较妙曼，做皇帝实非所长。
他御宇期间不仅有王安石的纠纷，而且有女真人的勃兴。女真发源于东北松花江上
流，语言属通古斯（tungusic）系，也与以后之满洲人相联。在公元1113年他们叛
离宗主辽而独立，一年之后即自称“金”，当时北宋已向辽纳岁币110年。公元111
8年的赵佶朝廷，炫惑于金人的成功，与之结盟攻辽，希望借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得
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愿。金之攻辽，如摧枯折朽，全不费力。1125年
不待宋朝援助而灭辽。翌年这些远在北方之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乘新胜之余威，对
付北宋，于是大举南侵。赵佶在最后关头，传位于长子。金人旋即攻入开封，将宋
朝当今皇帝与太上皇一并俘虏，送往东北，他们父子终身未得南还，同年（1126年）
北宋灭亡。
　　　赵佶的第9个儿子赵构自立为帝，也成了岳飞秦桧的主子，历史上称为南宋。
可是赵构刚一行礼登极，立即就要逃命。往后4年之内，他从华中被金人追逐到长江
之南，又从杭州逃到宁波，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寄身于沙船之上，沿着海岸线来往，
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1132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当日称临安）。1138年杭
州成为国都，可是仍称“行在”，因为开封为赵宋王室历代祖先陵寝所在，不能名
正言顺地放弃。
　　公元1141年的和议使赵构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获）南下母子团圆，南宋及金
以淮河为界，宋承认金为宗主国，宋主所着之冠服由金供给，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
京。南宋既为附庸，每年向金纳岁币50万，半为银两，半为绢疋。
　　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
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
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
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
　　当日宋廷反对和议一派最有力之辩辞为：国君须向异族行臣下之礼乃大失体统
之事。然则反对和议也使国君之母无法南归，此又不免与传统之忠孝观念相违。此
处不少历史家尚且忽视了一段事实：此时长江中游一带大部为盗匪占领，金朝正准
备在当中设立缓冲国，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汉人渗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难于应付的则
是与金交兵的时候，南方的财政尚在混乱状态，招兵也感到困难，即算各军仓卒组
成，临安的流亡政府对本身之存在并无信心。
　　公元1161年，即岳飞被平反那年，金人又准备南下攻宋，但战斗无定局，双方
之和谈迁延了4年之久。几经冲折，金人容许南宋自此不称臣，每年岁币也减少10万。
　　　　　　　　　　　　　　韩佗胄的悲剧下场
　　　12世纪最后几年，韩佗胄为南宋权臣，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
构为姻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
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
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
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人同情他。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
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在蒙古语内，这已相当于中国之天子，他的千秋功
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tuo胄之头颅，
却也真能如愿以偿（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
棺割尸将头颅送金）。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
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tuo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
己的生命。总之，这次和议成功，宋之岁币又增至60万，宋主也在文书中自称“侄
皇帝”而称金主为“叔皇帝”。
　　不出数年局势又大变。公元1214年宋廷乘着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无暇他顾之
际，终止交纳岁币。1232年再有一个更好之机会使南宋朝廷得报宿怨，此乃蒙古遣
使向杭州，建议夹攻金人。这时候有些朝臣尚记得114年皇帝赵佶在类似情况下约金
攻辽，几陷朝廷于覆亡的惨况。可是宋人对金仇恨之深，历时之久，已容不得谨慎
之告诫，于是结盟成功。不料蒙古之灭金，亦似以前金之灭辽，只费时两年，也丝
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们已于1227年灭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便可以专心一
致地对付中土内仅存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南宋的作为较金人略胜一筹，兹后他们
仍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支撑了45年。
　　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
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
　　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极时，地方税收的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國家的高层机构与
低层机构尚能保持适切之联系。开封行中央集权后，使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
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
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319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
　　况且提到这段史实，尚要顾虑到一种历史名词的问题。我们无法忽略在赵宋
王朝期间，中国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初由少
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及中国历史家效尤。革命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经发起见
效，即不能逆转。西方产生商业革命时，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
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
可是宋朝也确能用它的统计数字和它留下来的水彩画，使以后的观者读者领略到它
炫人耳目的灿烂光辉。在绘画方面，当中首屈一指的无过于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
河图》。这图描画开封极盛时期，可能是金人于1126年进攻之前数年。全画幅长18
英尺，表现出一种乡村到城镇的全景，各节各段时间不同。它的右端有乡人赶着上
载蔬菜的驴子上市，朝雾还在树顶。画之左端表现着黄昏到临，行人已有倦态，他
们折着遮阳伞，收拾各物，带着一片懒洋洋的神情。这两端之间有城门、十字街头、
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桥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身长不过
1英寸；又有各色船舶二十余，有的船舱门窗之上加有凉篷，显系私人闲游之用；在
街上有小贩发卖点心及刀剪，供应食物之处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头之摊担至三层
楼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处皆张挂着一种旗帜，上有三条直线，好像现代的商标，
甚可能因为当日酿造是由國家专利，此旗帜即为店铺之特许证。船舶、驮兽、骆驼、
车辆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车上所载各种筐袋圆桶等，证实当日京城拥有大量之商业。
各店铺之门招像是依实物描画，船舶与建筑物之构造全部逼真。各种物品之机械设
计可以与时人文字之叙述互为印证。
　《清明上河图》之为一种历史文件，举世无双。西方可与之比拟之图景，只有贝
叶挂毯制作（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数。在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
的已领先世界各国。张择端的杰作证实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国都）的繁华现
象。开封并非制造场所，即已有如是之商业，则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为适宜，又有
更多之资源，经济发展之最高点且在张图之一个半世纪之后，实际上其繁华可能超
过图上之描绘远甚。由于绘图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厌其详，由此也证实了马可.波
罗所记载的情况（虽说这游客有他大肆夸张的性格）。
　　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
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
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
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而《清明上河图》
上有一所医生的住宅，门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顾主，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
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
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
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
之它不能成为國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
　　　　　　　　　　　　　　　数字管理还没成熟
　　　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國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
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货志》会计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
此统计之性质。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
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
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流通。
　　　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上述数字提出质问，我们也知道当时谎报数字
和实际上通货膨胀都曾前后发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
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当中足使情况混淆上下脱节的原因甚多，有时候，
有些仓库储藏逾量而其他地区则短缺。在宋朝的财政报告里，谷米之石，铜钱之缗，
绢帛之疋认作可以互相交换。实际上物品的价格则各地悬殊，有时同一地尚因时间
与季节而有不同。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抽税人片面断定，致使
“民无所诉”。当包税者与抽税人相持不下时，也不能断定税收应各依每处的预定
数量或者根据实情而伸缩。有些抽税人本身也将款项分配开支。有时候应收数与实
际已接收解库的名目混淆，遗失漂没免除的钱物也不除帐。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
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
　　　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
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道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
虚报。这一单位如此，另一单位也一样，否则只好吃亏。本千年的初叶，宋军总数
即超过百万，朝廷屡次派员查“冗兵”，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
　　宋朝军队起先还经过甄选，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饷还依据身长而有不同。那
年之后这标准即被放弃，募兵入伍已无选择性，军队分为三级也成往事，只剩一些
名目还照样保持。有时候募兵给安家费，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难民、乞丐和罪
犯。如此一方面使得军费膨胀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能战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
年金人来犯前夕，宋之军士甚至须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
军队的情形也是國家财政的反映，而后者也应当与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协调。宋朝
制度，虽说没有存心如此，却违反了这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它主要的问题乃是一方
面有农民之纳税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农民的兵士，经它招募，两者之间的距离
务须缩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称出自“商业之来源”——主要为食盐、茶叶、香料、
钾碱、酵母、酒醋（生丝列入土地税之内，有时代替货币），其实仍是农产品及乡
间工业的产物。而中央集权的管制，并没有缩短上述距离，相反的，它延长了两者
间的距离，并且由于官僚主义之滥用职权，使得关系更为恶化。
　　　　　　　　　　　　 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
　　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强敌借着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驾于农夫之上的优势。
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则是，华北一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也向境内汉人全面征兵。
辽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宫）之下，如此一来每一部
落，即宫卫及优秀部队都有汉人人力充实作数，以支持契丹之兵员。金则将因世袭
而参与军事之女真人杂居在汉人户口之内。各地居民自50户至300户编成一“谋克”，
8至10个谋克构成一个“猛安”（实际户数编法各地大有出入），原则上谋克与猛安
之首长只能由女真人充当。因之税收与征发经过他们的职业武士密切监视，达到行
政上最高之效率。而其动员时所具有之伸缩性，更是必须经常维持一个庞大常备军
的宋朝所不能比拟。所以异族或少数民族之军事优势由来有自。
　　操纵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之盛衰有决定性的关系。《辽史》说得很清楚，
与宋互市时，马与羊不许出境。同书也说及辽与金决战时不失去战马之来源关系极
为重大。这限制马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看出，画幅
上开封之大车都用黄牛水牛拖拉，可见马匹短少情景迫切。马匹原来也可以在华中
繁殖，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其耗费极难维持，而且在精密耕作地区所育马
匹一般较为瘠劣。
　　所以我们揭开中国历史近代篇之初年，所谓“经济枢纽区域”之解说，不见得
与事实相符，但倒是可以看出中国地区因纬度不同可以分作几段地带：最北为畜牧
地带；华北与之接壤，为农业地带，只是其内容仍相当的简单。与之成对照的则为
华南，此乃茶叶谷米与水上交通之乡，却在工业化之前，此地带已相当复杂。综合
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环境之不同，构成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
斯族人长期角逐之背景。从长距离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来，则可发现，几经和战，
当中一段地带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合。很显然的越是发展到现代，“汉人”这一
名词文化内涵愈多，而不复如以前由血缘作主。
　　宋代向南后撤至少使朝廷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这地带的湖泊河流与运河，使
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彻底发挥其长处。金人于公元1129至1130年间入侵江南，宋军
以战舰遮断其退路，使其几乎遇到没顶的灾难。在局势淆乱时军事首长之自由行动
也使作战之部署比较容易。譬如说岳飞的军队即以农民军、招降的盗匪和女真人征
发之民兵编成，他有机会选择兵员并扩大部队。
　　可是皇帝赵构与宰相秦桧所经营的中央集权体制排除了军人拥兵自重的趋向。
开封既已陷敌，南宋朝廷的军需问题极为紧迫。如果此时杭州拥有具实际力量的商
业组织，毫无问题的，即会被接收过来，以作军队补给之后勤机构。而事实上朝廷
只能以增税和临时挪用的办法解决刻下问题，此类权宜之计在短时间内一再出现：
所谓“经制钱”者，即为经理节制一路财物之官经手的公费；“月账钱”为每月公
费内强迫节省的余款，“板账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帐目，以各种附加混合编成。
而事实上这些名目很少实质上的区别，凡是现有的各种税收，一律按成数另增附加，
总数由各地方分摊。行政之收入，例如输款赎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状时之
状贴费和许免证费也类似。这些办法仍不能供应时，只能以增发纸币对付。
　　马可.波罗眼中看来新奇之纸币，唐代即已出现。最初称为“飞钱”，乃是政府
特许之汇票，使商人能在四川发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区收兑物价，以免携带大批铜
钱来往之烦劳。北宋于公元1024年开始印刷此种可以划账之票据。其施用虽愈来愈
广泛，但其制造发行仍只不过偶一为之。此种纸币有如公债，每种都有其兑现日期，
通常为三年，收兑后此“界”即作废。南宋则以内地所征关税为担保；至1247年即
任此种纸币永久通行，不再收兑。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
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
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
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
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
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
纪录：其贬值为6000万比1。
　　　　　　　　　　　　　　 科技的进步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
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
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装风帆12张，船上有甲
板4层；火焰投掷器上装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现；以人力脚踏发动之轮船开始于匪徒
杨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飞作战。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轮中，防
碍其机制作用；公元1161年则有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出现。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
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
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宋朝的
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
了。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
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
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
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
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即由张
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
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
　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
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
而称为“理学”。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
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这种说法造成
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
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从知识上的“宗谱”
看来，宋代的理学家都受到一个称为华山道士陈搏的影响；以个人来讲，他们却都
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之中。在北宋时，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要不是直接反对王安石
就是间接地与反对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对与女真人议和，后
来又改变立场与主战的韩tuo胄作对；陆象山因为一本向皇帝的奏书大言不惭而被参
劾。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因对时局的意见而受到检举，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
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的意义，只是他们以含蓄的态度表现，不公开活动罢了。
　　分析比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论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国、日本和
西方的学者从事，其研究结果也已载入各种书刊。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
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
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
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
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
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
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
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
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
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
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國家。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后一次对宋战争采取一种大迂回的战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势贯穿
至越南，次期的战斗指向襄阳樊城，围城之战即历经4年多的时间，从公元1268年的
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这隔汉水对峙的双城陷落之后，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实
质上困难，他的军队一路顺着长江而下。
　 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为贾似道，他是一个雍容大度而显有心计的人物，可是
他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
最终阶段，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最后采取了一
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民间私田，所收购的以每户超过200至300亩之外土地的
三分之一，实行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处既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近
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确实掌握，所付代价只需少数现金，其他杂以各种不同的价券，
这恐怕与征用没收区别不大。虽说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购田
的计划仍如案完成。而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12年。但最后贾似道仍向
忽必烈求和，只是没有反应。在1275年他亲往长江督师，因战局不利被撤职，最后
被谋杀。次年元军入临安。再三年之后，元水师与宋之水师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
此时宋主为一个幼童，因战局不利由臣下背负跳海而死。所以赵宋王朝亡于公元12
79年。
　　　当时人多不明了技术上复杂之处，也有人对贾似道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好
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险及政策错误的后果。贾似道确曾在主持国计时有支吾之处，
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军后撤，忽必烈北返筹措选举
大可汗事。贾似道在此时虚张声势宣称宋军大胜而居功。传统的历史家借着这错误
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其次，其为人可鄙之处，也被提出。贾似道年轻时喜欢
享乐，不时在西湖上张灯设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灯烛辉煌，便说，看来贾似道
必在潇洒自如。事实上也果真如此，不过这是他被派任为中国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
位官职之前。

no.3　蒙古人的插曲

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
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
者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國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
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
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
　　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成了超级的旅游者。
他前往中国既没有作买卖营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
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井眼界。根据当日的标准看来，他所留下的一段
不平常纪录，已经牵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纵是他轻易地接受传说，本人又喜欢
夸张，可是他以亲身经验道出，就自然地打动了其他人的兴致，而使他们也欣然欲
住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这样不断地挑逗读者，也
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他书中的一代伟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年轻的马可进出忽必
烈朝廷之际，元朝的水师正集结准备于公元1279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
束，“大可汗’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这是以前异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的。
从此元朝创业之主和威尼斯之来客彼此以礼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关系。马
可波罗从此仕元，他承应了大可汗之各种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义之情报。
　　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南方的中国人为“蛮子”（manzi）。北京则成了
“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国人通称
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quinsay。
　　这位欧洲来访者视中国之纸币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捶碎分
裂“有如树木之纤维”，然后“用作布巾”。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
从山上采出，烧之生热。
　　从马可·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
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信
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
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所以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
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具有好感；可是应当批评时他也从不
含糊。他有一次曾说：“很多心存不轨的人，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在另一处他又
提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长多为鞑靼
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读者自此也可
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
来控制。于是他对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将权力摆在鞑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
徒的手里。这些人附属于他皇室之中，忠于职守地对他服务，（其他的）外国人也
是如此。
　　　　　　　　　　　　　　　　蒙古大帝国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
100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
的地方极为有限。由于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性格，于是蒙古人有极
优异的兵员。以前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已经将骑兵大兵团的战术充分发挥。可是成
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更将其扩张至极致而所向披靡。他们的部队极守纪律，并以风
驰电掣的速率行动，作战计划也周详完备。各骑士必要时可以倚赖他们牝马的乳汁
为生，支持上好几天，甚至几星期。心理作战被广泛利用，例如让难民经行于队伍
之前，散布谣言：如果被侵犯之城市胆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给以残忍的暴行和放纵
的破坏。被征服的民众中若有军事和技术才能的人经常尽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
古人攻巴格达这个回教国时，有一中国将领参加，中国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
弩投掷燃烧弹。10年之后他进攻襄阳樊城时，忽必烈召用两个波斯工兵设计能投掷
150磅大石块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作四部分：金帐汗国（gold
en horde）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kiev）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
阿富汗边疆及于伊拉克边疆；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联中亚
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
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
的征服者死后50年，才成为事实。
　　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
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称大可汗，在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
人将此名译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对兄长不忠顺之意）兵戎相见。获胜后，
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kaidu）率领，坚
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
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不受其蹂躏。只是
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
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上章
已说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
　　　　　　　　　　　　　　　　　 远征日本
　　很多历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因为这战役也产生
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两次。1274年的远征（当时南宋尚未完全灭
亡），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2
5000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　陆。日本
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展援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会风扫境；当蒙
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纪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
和朝鲜部队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
领，有大小船只3500艘，载兵10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当时历史上
所仅有，这纪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远征一样，沿海的岛屿，不费力地占领，部队在博多湾登陆成功。
只是在两次战役之间，日本人已在海滩一带构筑了一线石墙，阻碍蒙古骑兵的行动，
于是远征军少有进展。战斗自6月持续到7月，仍无决定性的突破。8月间又有台风来
临，船舶覆没数百艘。海陆军将领连范文虎在内率领巨舰逃脱，淹没的军士难以计
数。陆上残存部队则被日军在滩头拘捕集体斩首。今日国多湾的“元冠冢”即显示
了“神风”的裁判。朝鲜方面称，损失数在参加者半数以上而略强，中国与蒙古的
死亡人数无纪录。日本方面的记载指出：蒙古轻骑兵不能发生力量，而中国军则装
备低劣，士气消沉。
　　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惨败，忽必烈极度的愤怒，
于是准备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各项准备在二次失败之后不久开始进行，造船
的工作及于全中国沿海，北至朝鲜半岛，中经渤海湾及今日中国之东北，商船也被
征用，供应物品则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盗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
官职以便往日本戴罪图功。公元1285年由长江下游运往朝鲜之米100万石，表示大军
的出动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语令，将所有的准备全部放弃。
《元史》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
民船。”虽说所称符合情理，可是如此声张又自承以前之错误和目下弱点，忽必烈
发出这种指令时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
　　　　　　　　　　　　　　 蒙古武功的极致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
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
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当准备第
三次远征时，忽必烈已感到绥靖安南和缅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
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
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
的极限。
　　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
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
比如说忽必烈就花费一生不少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他辖下跨地极为广泛的大帝国。
他不仅受地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
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
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
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
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除此
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
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
　　　　　　　　　　　　　　　 蒙古的统治
　　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
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强悍的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扩状态互为一体，
一有都有。所以在元军之中，他们构成一种优秀部队，在多种战役之中，发生决定
性的影响。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为一系统，他们的部队称为“探马赤”，通常
发生第二层的功用。华北经过几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统治之后，其人民带混合性格，
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坚强，元朝也将他们征集服役，在平服南
宋时发生了效用。蒙古人称之为“汉人”的，其实包括朝鲜人和其他各色人种。最
后南宋投降的军队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编在元军之内。元朝井且命令属于“军
籍”的户口通过遗传世代都属军籍，这样一来也就俨如社会上带遗传性的等级
（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
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
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蒙古
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
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
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
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
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
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
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
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
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
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
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
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
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
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
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
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
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
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
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
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
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
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
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60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
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
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
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
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
足以全国通行。在他为中国之主以前，他曾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替他召集
“一百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们无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虑让全民都
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则无疑的有政治动机在。除了任命八思巴为“国师”
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
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
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
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
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
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
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
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
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
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
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
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 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
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
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
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
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
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
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
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
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
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
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财政问题
　　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华北的税收即与华
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
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　户所出相等。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
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　亩收税。
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
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
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
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
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
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
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
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
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
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
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
“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
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
明朝。
　　　　　　　　　　　　　　　　帝国末路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
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
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
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
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马鞍上驰
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
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
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强热的地区感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
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伦）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
继位者也因循着这春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
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
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子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
此后26年之内，出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交替很少不生阴谋及宫闱之变，
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
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
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做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
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
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色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
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
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
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
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阶段，中国需要宏观历史愈为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
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
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或者这也是马可·波罗笔下提及忽必烈时心头
带着矛盾的原因。同样的，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
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
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

no.4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國家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
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
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
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
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
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
　　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公元1344年，旱灾与饥荒降
临到他的故乡时，数星期之内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当时其既无资财购置棺椁，朱
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已动手将他们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这位明朝的始
祖，初时在一所庙宇内作徒弟，任杂役，当时尚未满16岁。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个
行脚僧，在淮河流域中靠乞食为生，在这情形之下，他和当日暴动的农民与秘密会
社有了接触，这些人物后来对改造朝代深有影响。原来元朝末年，朝廷对各地水旱
的灾荒缺乏适当的处置：经营水利的大工程则纠集了多数的劳工，其待遇也没有保
障；元军的各将领则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于是各种条件都使当日胸怀大志的草莽
英雄满觉得时间业已成熟，乃是兴兵发难的最好机会。朱元璋无师自通，又善于玩
弄人物，于是仗着自己的组织才干，将各种因素收集综合起来。他花了12年的功夫，
既经过忘命的战斗又靠胸中的计谋，终将其他诸人所掌握的地盘接收归并，从今之
后他的名位已无可抗衡。公元1368年他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汤，于是正式
宣布明朝的诞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费力地被除逐，他们的末代皇帝也采取了一段
前无先例的行动：他既不死于社稷，也不留着行禅让礼，却开宫门北奔，回到他祖
先所来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权
　　朱元璋奠都于南京（过去曾称建康或金陵），在不少人的眼里看来，这是一座
“不吉样”的国都，没有一个朝代定都于此而能在史上站得长久，即使到近代的太
平天国和蒋介石亦未能幸免。
　　可是孙逸仙称南京“高山深水与平原钟毓于一处”，这伟大的背景和他的眼光
却互相衔接。算来也与他的志趣相符合，今日他的陵墓以花冈石和大理石筑成，即
位于紫金山之阳，俯视南京城，视界远眺无碍。
　　朱元璋在14世纪成为中国的国君。其既从极为卑贱的地位而登九五之尊，他也
只有大刀阔斧的行事。他的都城城墙长近30英里（今日这砖砌的大架构依然存在），
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砖墙环绕的城市，飞机可在城内起飞降落，城中又有竹林
水塘，甚至大块的蔬菜园，南京用不着郊外，它本身即是郊荒。
　　同时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
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
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
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
准才能算数。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以一个如此庞大的國家由中枢管束严格
到如是之程度。
　　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
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摘，抚今追昔，中国的官僚
组织及人民如果整个地确守纪律保持团结，此泱泱大国决不会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
族。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以明朝的事例而言，朱元璋本身即是他的
发言人，他曾御制书刊数种，内中提到他的严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
不能使纪纲整肃。
　　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
怖政治而获得。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l393年之间，
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
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
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
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
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10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
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这國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
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
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
必要时也可以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
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代曾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
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19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
而500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
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
國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
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
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
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的防线，修筑
“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
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系16世纪由另外一位明将
戚继光新添。对于此时尚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新皇帝另有指令处
置：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
次后发放为奴。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
“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困地耕
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國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
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线上，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
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
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170万至200
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
是，使—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另有—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4次政治上
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
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不过税率虽低，纳税人由
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國家指定之仓库交纳之义务，这些仓库有时在
边区远处，而且政府衙门所需要的诸般服务也不长久地隶属于各单位，而是以无给
制向民间征用，例如衙门内的传令、狱工，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
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官方旅行，也由民间支应，
全国有上千的驿站亦即是招待所和中继所，内有交通工具及食宿的诸项设备，只要
有兵部（军政部）颁发的勘合（公事旅行证券），则各驿站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
派的民户也有供应的负担，但各地区以接送其官员自某一驿站至另一驿站为原则。
　　每一县份都将它向民间征取的人力与物资列成账目。全民编成班排轮流供应服
役。当朝代创始于14世纪时，每一民户只在10年之内有一年轮到服役，只是当中有
些应差的名目，夹带着不定的财政义务：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
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
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兵部所发勘合愈多，其民间的支应也愈大，因为需用的
饮食车船马轿和人伕全系向民间无价征来。原则上这种有财政责任的服役指定由富
裕之家承当，公元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700亩土地（约120英亩）的人户共为14，
341户，其名单送呈皇帝御览。显然的，在朱元璋亲身切眼的监管之下，这14000多
人卢必在各地区担任有财政义务较为沉重的服役。如是也好像采用了一些累进税制
精神。
　　　　　　　　　　　　　　　朱元璋的擘画
　　600多年之后我们翻阅这段纪录，深有感触的不是当中节目的详尽，而是如此一
部计划在事实上竟可以付诸实施。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
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國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
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國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
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
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
管制付之实施了。
　　仅是对朱元津的褒贬还不能全部解释此中的奥妙。不管说设计人确实是具有天
才的创造人或是极毒辣的阴谋家，还是不能解答当中最紧要的问题：何以这古怪的
设计竟能在事实上通行？这样看来，元朝因蒙古人的军事占领而留下的复杂情形，
必已超过我们一般的了解程序。同时我们也可想见，由于宋朝以经济方面最前进的
部门使财政上的资源整体化，遇到惨痛的结果，才有以后退却与保守调整之必要。
明朝在中国历史之中，为唯一借着农民暴动而成功的朝代，它在创始时，因借着农
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以之为全国的标准，又引用各人亲身服役为原则，看来
也是合乎当日的需要了。朱元璋并非不通文墨，他自已即曾著书数种，身边也有不
少文臣替他策划，此人思想上的见解不能吸引今日一般读者，可是他的设计，最低
限度在短期间内确实有现。他牺牲了质量以争取到数量，于是才将一个以农民为主
体的國家统一起来。
　　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
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
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
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
　　所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其依借社会价值作行政
工具的程度也较前加深：男人强于女人，年老的优于少壮，读书明理之士高于目不
识丁的无知细民，就像自然法规一样不待解释，也是昊天明命。以上三个条件既与
经济无关，又不受地区间的阻隔，即可以促进全国之团结，通行南北无阻。只是传
靠着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明朝主静而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
方向的进展。及至朝代之末，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的言语道出，有些权力
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好几次皇帝宫闱间的纠
纷也被衣着锦绣的朝臣用作出发点去支持他们的争论了。
　　15世纪初，朱元璋的一切规划好像全被他的第4个儿子朱棣所否决。
　　　　　　　　　　　　　 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
　　当朱元璋于公元1398年逝世时，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裔的办法，由皇太孙
朱允炆继承。不到一年，朱棣反叛，内战3年之后，叔父打败了侄儿（后者可能在宫
殿里失火时丧生）。夺位之后，朱棣采取了几项行动使他父亲朱元璋所有的方针政
策被推翻：首先他即不顾朱元津的遗命，进兵安南。最初明军之行进极为顺利，朱
棣乃将今日越南北部划置为中国的行省，只是后来越南人采取游击战术，中国远征
军进退失所，加以交通通讯困难，补给不继，迄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此问题仍未
解决。
　　在北方，朱棣也不相信不介入政策。他自己即亲率大军讨蒙古5次，两次渡过克
鲁伦（kerulen）河（今日在蒙古共和国境）。在此之前，中国的君主未曾亲率大军
如此劳师远征，朱棣的部队每次大概有25万人左右。当最后一次远征南返途中，他
因病而死在今日内蒙的多伦诺尔附近。
　　重建北京的宫庭与城垣，在他督导之下经营了12年，使用的匠人达10万，劳工
达百万，城垣高40英尺，周围14英里，直到1962年因为疏畅市区的交通，这城墙才
被拆除，今日只有前门和地安门，两座像堡垒式的建筑依然存在，上有碉楼数层，
好像表彰着中国在历史上的生命活力，自15世纪迄至今日，已在各种变乱之中经历
了不少的风霜。此外紫禁城里的故宫则全部保全完整，宫殿内有房舍9000间，当初
由朱棣下令建造，以后又续有新添，更因清朝的大规模翻新，现有的故宫成了中国
传统建筑最大规模的现物陈列。有了这些，经营明朝的第三个皇帝又修正朱元璋的
设计：他于公元1421年移都北京，将南京称为“留都”；由蒙古人创建的南北大运
河，朱棣也将之重造，既将河道掘深，又加筑闸坝以增进其效率。
　　　　　　　　　　　　　　　 郑和下南洋
　　在这一切纷至沓来之际，朱棣更命令宦官郑和屡次下南洋。第一次航行发动于
1405年，计有大船62只，小船225艘，上载军民27800人，最大的船，长440英尺，宽
186英尺，即次级之船亦有370英尺长，横宽150英尺。这样的巨船只见于书刊不见于
实物，可是1957年考古学家在当日船厂附近发现有船舶舵等一桩，经过估计，其舵
叶之高宽都应当在20英尺以上。
　　郑和曾前后下南洋7次，最后一次航行于1432年间，已在朱棣之身后。在后面主
持此次派遣的乃是朱棣之孙朱瞻基，明朝的第5个皇帝。平均计算起来，这7次航行
中每次费时20个月。这舰队曾在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ght）与海盗作战，干
预爪哇（java）之内政，擒获锡兰（ceylon）国王（今日之斯里兰卡sri lanaka，
企图劫夺郑和之船只），发解南京听讯，又劝说了好几十个国王与酋领向中国进贡，
有些国王还亲来中国观光。这舰队巡弋于印度洋，派遣分队前往主要航线之外的地
方，从波斯湾到荷姆兹（hormuz），非洲海岸之桑吉巴尔（zanzibar），红海之入
口处亚丁（aden）。舰队之中有7人还曾往回教圣地麦加（mecca）。
　　郑和之后再未有遣派舰队之事，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
部尚书（军政部长）刘大夏焚毁。现代中国学者，对于郑和之下一辈在上述灿烂光
辉的创举之后不事继续，既感惊讶也觉得愤恨。看到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
即要受日本来犯的倭寇蹂躏，澳门且落入葡萄牙之手，不免令读者切齿。中国从此
之后，迄至19世纪无海军之可言。而19世纪向外购办之铁甲船，也在1895年的中日
战争被日本海军或击沉或拖去。
　　这问题迄今仍没有确切的解答。不过朱棣的经历，在历史上确有离奇巧遇之处：
1045年坦麦能（tamerlane）正准备侵犯我国，但却在举兵前夕逝世。中国的幸运君
主因之避免了与世间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周旋；西欧之海上威权，则待到朱棣舰
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之后，又经过若干年才开始出现；他之攻安南并交趾所留下
来的不利后果，不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为什么这些事在时间上如
此巧合？我们不能置答。可是在已经发生的情事内，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
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
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在此关头需要特别提出的则是，朱棣的征敛只能因循他父亲的规划，得自农村
经济。而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于是筹措的办法，
要不是直接科敛，就是引用足以产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将朱元璋辛苦存积的贮藏
抽用，加紧添发纸币，再不然就是平面地向下层加压力，勤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
酬的工役。朱棣为人机警而有城府，也带着几分魅力，他经常在身边役使着一群文
学之士，他们将他的年鉴和施政的号令一再修饰，也算写得令人动听，只是皇帝的
苛政既已施用广泛，已不能全部掩饰了。例如各地的方志即提及国都北移，多种赋
税之附加，平空地派上了800英里的脚费；工部的报告提及，工匠原应服不给酬的工
役，每人每年只30天，而修建北京时，却有整年不返情事；一个知府因反对额外科
征，被置放在一辆槛车之上押解赴京，由皇帝亲自审讯；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夏
元吉任官20年，只因为反对漠北用兵，被朱棣监禁3年，直到皇帝去世才重获自由。
　　现存的资料证实，郑和准备航海时有权向沿海地区直接征用人力与物资。这舰
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郑和最大船舶有
甲板4层，内有家属用之船舱及公用厅房，有些船舱内设衣柜，亦有私人厕所，使用
者持有钥匙。随行家属包括妇女及孩童。虽有商人夹杂其间，他们并非个别出资经
商。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
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
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庭生活之色彩，
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
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
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
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明宣宗朱瞻基
　　当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皇位由太子朱高炽袭承。不到一年，后者也相继驾崩，
接位者为第5个皇帝朱瞻基，当日不过26岁，他曾受极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顾
问，在个人讲，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他的艺
术天才与宋朝皇帝赵佶相比，尚可能较赵佶为优。今日他的作品可见于美国麻省剑
桥的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堪萨斯城的勒尔生美术馆（nelson gallery of
art）和纽约之大都会美术博物馆等处。朱瞻基与宋朝优柔寡断的君主不同，要是
事势需要的话，他既可以极端的强硬，也可能极具决心。
　　他登极不久，北方边境的情形已相当的和缓，原因乃蒙古人分作东西两支忙于
内衅，已无暇问鼎中原。而困难的问题来自南方：朱棣之征安南，至此用兵将近20
年，休战之日尚不可期，中国的资源与人力好像投入一个无底洞里。朱瞻基登极时
越南人又以游击战术大败明军，新皇帝派遣他手下能将带着援军前往，而战局只有
更恶化，援军司令只能与越南人谈判，让中国文官和残余部队撤回明境，而他在公
元1427年回国即被拘押而判死刑。
　　国内全面叛变情形尚未展开，可是征象已相当的明显，长江三角洲为全帝国最
富庶的地区，看来也最是当日危机四伏的地区。此中尚牵涉到一段法律上的问题，
因为南宋强迫购买这地区内的民田，迄至朝代覆亡，所应付之价款并未付清，元朝
有据之为公田，且更扩大了这地产的范围。朱元璋创建明朝时，同样的规避了法律
与主权上的纠纷，他只称此间人民在他登极之前曾支持过一个和他作对的地方首领，
因之他以战胜者的地位没收了全部有问题的产业。可是他也未设局司掌管这带田地，
所谓租金也混同在一般士地税之内，而在久历沧桑之后，地形也有了变化，人民田
产分割的买卖因之含糊不清。及至此时，问题已不在产业的主权，而是管业人每年
向政府所付费用，称为田租也好，称为土地税也好，超过其他各处纳税人所付远甚，
使很多小自耕农无法支应。朱棣的额外征收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朱棣最后几年内，此地区的税收，已开始累欠。中国人民的欠税一般有传染
性，很多纳税人看到邻居不付税也依着照办，他们也知道如果欠税的人多，衙门别
无他法，只有将一部豁免，于是无论有力摊付与否，他们都同样地拖欠。公元1430
年苏州府一府即欠税达800万石，是为此地三年应缴的额数。所以朱瞻基登极之日，
井没有继承到一个舒适的皇位。
　　安南的问题与长江三角洲欠税的问题一时俱至，年轻的皇帝不得不采取果断的
行动：他提议从安南撤退，立时使朝廷意见分裂，因为这地区名义上已构成中国之
一行省达20年，当然是全帝国之信用和威望所攸关，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权
势去堵住主战派之嘴。当全部撤退付诸实施时，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对
付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他则任命周忱为当地巡抚，此人无官僚习气，而勤于任事，
兹后他任巡抚达20年，远超过朱瞻基的在位期间。他的办法是将减税的方案不彰明
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时下压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经常巡视各乡村，与农民展
开对话，调查收税纳税之程序，研究拖欠付税的远近原因，同时将过程中各项罅隙
填实，将零星的错误纠正。关于货币问题，皇帝接受了户部尚书的建议，此人即是
祖父朱棣囚禁了3年的夏元吉，其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以和缓通货
膨胀。朱瞻基井未全部停止郑和的航行，但减少了举行的次数，他御宇十年之内只
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缓了无数的建筑事业。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极方面，因之不能扩大帝国的威权，也不能增加其声望。假
使没有采用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可是从需要撤退和紧缩的
程度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环境的开展与事实上的情形稍有差异，朱棣在历
史上的声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等量齐观。
　　　　　　　　　　　　　 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
　　当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时，大明帝国已不复可能由上端随意地操纵把持。
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
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
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当朱元璋主持国　政时，当日的
社会尚在一种游动状态，可以由他以勤苦节俭的情　调组织摆布。他的农村政策，
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为简单节俭。他的文官组织充其
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
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
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
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
来而已。
　　这时候每一个村庄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乡约”。又构筑“申明亭”和
“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迹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
因为遗传、婚姻、财产交割，及殴斗而发生纠纷者，也由父老在这两座建筑物前评
判分解。
　　每当农历正月及十月，一年两次，各地方主贷“乡饮”，所有的人户都要参加。
在分配饮食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评乡民不守规则行为之各种节
目，如果有劣行的乡民规避被指责的程序，则由全体与会者指摘其为“顽民”，按
情节可呈明政府，充军边疆。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
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内执行他们的任务。在朱元璋的时代，所有
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论罪，判处死刑。
　　经过70年之后，以上各种法制规章大致已被时代淘汰而不复生效。文官组织已
经一再扩大，其员额超过当日2倍而成长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适，即使名义上的
薪给如旧．他们已有各项半合法的额外收入。当初的14，341殷实的户口此时已无人
提及。他们已被“缙绅”阶级替代，西方的学者照英国习俗称之为gentry。这缙绅
阶级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并及于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
他们由政府准予“冠带荣身”，人数远较朝代草创期间为多，可是最多时仍不及全
国人口百分之二。并且也只在朝代末年，土地已有相当的集中，捐资纳监的泛滥，
才有这程度。切实的数字无法获得，只是我翻阅过一大堆各地方志、传记、官方文
件等等，约略估计可能有25万户各拥有田地在200亩（约强于30英亩）至2500亩（稍
强于400英亩）之间，而且下端的户数远较上端的为多．超过以上资产之户数则极稀
少。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
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
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
一个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一般因为科
学考试的成败，影响到一家一室之兴衰，如此也替这集团觅得新人物而淘汰旧户室。
明朝之后又继之以清朝，这种组织及其功能在中国近代史里发挥而为一种稳定局面
之因素。可是积习所至，也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一种切实的障碍。
　　　　　　　　　　　　　　 明代历史的特性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
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
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
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
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
　　明朝的税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碍力量。简单说来，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
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又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
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
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
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
组织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可是事实上，这时候明朝政府手中所掌握到货
币工具，即令维持现状，仍属牵强。虽有朱瞻基和夏元吉的方案，纸币还是因为印
刷过多，逐渐被人拒绝使用。这弊病还要追究到元朝上面去，自先朝滥发纸币，即
忽略了制造银钱，这五铢钱是中国传统上民间交易下至乡村的媒介，及至白银大量
输入于中国，民间即用碎银作为交换工具，流通既久，明政府不仅无法禁止私人交
易之用银，连它自己的财政单位也逐渐地以银为本位，于是政府对货币整个的失控，
既不知道使用货币的数量，更谈不上接济操纵其流通了。
　　明政府与自然经济的力量分离，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其衙门机关既缺乏在
业务上增加活动范围的力量，也只好强调儒教的意识形态，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威
权也愈来愈过火了。在许多情形之下，这政治威权带着负性格，而甚至影响到皇帝
之使用特权。皇帝可以处罚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他极难提拔一个亲信或者
令之任要职，他可以在现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没有权力推行新法影响
到全国。如果在皇帝的龙椅上宣布御旨，要不是一种仪礼上之做作，即是追认某项
既成事实。
　　这可不是说明朝的历史读来只是干燥无味，相反的，这相持不下的局面内产生
无数的纵横曲折，包括了各种阴谋巧计。只是读者如不具备若干基本知识，则可能
在这各种花样之中迷惑，也不能分辨何者为重要，何者不重要，何者为离奇古怪的
矫情造作，何者为真精神好汉性格。读者不要忘记当本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
民共和国兴起时，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种武器，为宣传专家抛掷来去。

no.5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明朝自宣宗以后，很少皇帝能专注于国事，朝廷作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皇
帝则被赋予浓厚的神秘性格，仲裁百官间的争执，强迫性地执行开明专制。当时的
士绅宫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
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明朝有16个皇帝。第一个皇帝葬在南京，第二个皇帝的遗骸迄未发现，下面要
提到的第七个皇帝朱祁钰，则单独埋在北京西郊，另外13个皇帝全葬在今日国都北
方约25英里处，这13个陵寝大致以马蹄的形状环绕着一座储水池。今日很少旅游者
去过北京市错过了明陵，原因之一，第13个皇帝朱翊钧（中外人士都称之为万历皇
帝）的陵寝于1958年被发掘，兹后几百万人曾往他的地下停柩室参观。
　　我们参阅历史纪录反而可以看出这些皇帝有一种奇特之处：自朱瞻基之后，他
们很少有机会在重要关头定决策而影响到全帝国，只有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可算例
外，可是为时已晚。所谓奇特之处乃是他们在和战的关头，君主与臣僚通常意见一
致，很少有争辩的地方，反而他们的私生活倒成为公众的问题，百官争吵不清，通
常牵扯着皇帝御前的行止和他家庭中的纠纷，好像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体不发生于他
们祖庙之内，即发生于宫闱之中。
　　　　　　　　　　　　　　　 皇帝的更替
　　第6个皇帝朱祁镇不到8岁登极。自小他就受着宦官的影响。公元1449年他年近
22岁，有一个宦官劝他巡视北方边境，在行程之中他遭蒙古人瓦刺（oirat）部落的
酋领也先（esen）奇袭被掳北去，群臣与皇太后商议之后决定立朱祁镇之异母弟朱
祁钰为帝，以免也先挟制当今皇帝而在谈判时逞上风。这计策成功，次年也先恭送
朱祁镇返京，自后他称太上皇，居住在宫廷之内的偏僻之处，在中国“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的传统，其被监视有如囚禁。公元1457年，在这样的安排六年半之后，
朱祁钰因病不能临朝，太上皇的手下人趁机兵变而使朱祁镇复辟。他们始终不承认
朱祁钰有登九五之尊的资格，也不算作名正言顺的皇帝，所以他身后遗骸也不能占
用北郊千秋享配的地区。历史家自此承认公元1449年可算明代的一段分水岭，象征
着这朝代的军事力量由盛而衰，可是这与朱祁镇的关系不深。此外他两次御宇的期
间并无其他大事值得渲染，即算1457年的兵变也仍不过是弟兄间的私事。
　　第9个皇帝朱祐樘的母亲是广西土酋的女儿。因为当地土人叛变，她被明军俘虏，
带至京师分派在宫廷内管理储藏杂事。她和第8个皇帝的邂逅生子先保持着为宫用间
的一段秘密，迄至他5岁，其出身尚在隐匿之中。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他被立为太子，
公元1487年，朱祐樘17岁得登大宝。传统的历史家一致恭维他为好皇帝，既明智而
又体贴人情，可是他们翻阅全部纪录之后，看不出此人有何值得夸异之处，看来也
不过是一位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风云际会一朝得为天子，被安排成为一个
业已整体化之文官集团名义上的首长，在位18年。当时唯一的事变为1494年黄河改
道，这灾难有兵部尚书刘大夏适时对付，此人即是当初焚毁郑和的航海纪录，以免
以后再耗费國家财力和人力的模范官僚。
　　在个性方面讲，第10个皇帝朱厚照，是明代君主之中最具风味的人物（虽说不
是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也因为命运的安排，他在公元1505年承
继皇位之前很少受到传统父母的管束，其时尚未满14岁。不久之后他即迁出内宫，
而在皇城之内他自已营造的“豹房”内居住，与他交往的多是宦官和喇嘛僧，有时
也与声名狼藉的女性厮姘，更有异方术士加人他随从之行列。他的寻乐与冒险，了
无止境，有一次朱厚煦亲身出面驯虎，险遭叵测。
　　他不举行早朝，而在傍晚和群臣聚会，当朝臣中文学之士和他的教师对其一再
现劝时，朱厚照即给各人升迁并派遣他们至远方的职位。公元1517年蒙古领袖小王
子怕颜猛可（batumengku）自长城之北侵犯明方的边镇，年轻的皇帝接受了这挑战。
他将防军拨归自己指挥，亲往前线规划，两军接触之后蒙军被击退，可是所有的文
官都没有参加这次征役，他们强调明军的损伤超过杀伤对方的人数。
　　1518年皇帝又出边搜索敌军，这次经过沙漠边际，始终没有和蒙古人相遇。当
群里诤谏，天子以九五之尊不应冒如是之险时，朱厚照即下令任命自己为明军之将
领，接着他又封自己为公爵，以后他更以命令发表自己为太师，自此他自己的官阶
都超过所有文武官员之上。1519年消息传来，皇帝又将以公爵、太师，和大将军的
资格往江南游历时，146个文官赴阙啼泣，哀求收回成命。请愿者的心目中以为皇帝
的举止乖谬，朱厚照大为震怒，他指令凡抗命不离宫门的官员每人受廷杖30下，其
中11人或当场打死或以后伤重而死。
　　皇帝将他的南行日期延后到秋天，他逗留于南方迄至1520年年终。在一次钓鱼
的行程之中，朱厚照所亲写的小舟倾覆，虽说被救不死，据说他从此不愈，一直没
有完全复元。次年他身故于豹房，未有子嗣。廷臣与皇太后秘密商议，决定召皇帝
之从弟朱厚熜自南方入京，他因此成为明朝的第11个皇帝。
　　当日廷臣的想法是，这年轻的皇子不仅继承皇位，他更应当视自己熜祧承为伯
父之子，因之皇室之遗传才能一脉不断地出自正裔，在祭祀时，也不生枝节，可是
朱厚熜拒绝这样的作法，他登极之后，表明他仍旧以亲身父母为父母，并且给他业
巳身故的父亲皇帝的名位，他的母亲也取得皇太后的地位。廷臣因皇帝　的举动而
意见分歧，这一纠纷也经年不得解决。公元1524年又有一大堆的官僚赴阙啼泣，皇
帝震怒之下将其中134人囚禁，其中16人死于廷杖。而且很不幸地，朱厚熜亦即嘉靖
皇帝，御宇期间长达45年之久。
　　第13十皇帝的行止更令人扼腕。朱翊钧又称万历皇帝，刻下他的陵寝供众观鉴。
他在位48年，在历史上颇得荒怠和浪费的声名。传统的历史家认为他最大的过失，
乃是让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碍公众事务。他的长子常洛出生之后不久，他热恋着他第
三子常洵的母亲。当他企图传位于洵而置常洛于不顾时，整个朝廷为之震动。群臣
要求他立长子为太子，他一再将建议延搁。各方指斥他度长立幼，违背了传统的习
惯。他又一再否认，可是痕迹俱在，虽否认也不能令人置信。在常治四岁时、7岁时、
10多岁时，至近20岁时，廷臣不断地催促，皇帝仍是接二连三地推诿。直到公元16
01年，实在无可再推．朱翊钧逼于众议，才意态泱泱地立朱常洛为太子。可是这还
不算，宫闱之间传出，有人企图谋杀太子，此消息或假或真，或者应当据实查究，
或者应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总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场，掀动了他们本来原
有的各种明争暗斗。公元1620年朱翊钧逝世。常洛以38岁的成年人即位，是为明朝
的第14个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刚一个月之后他即随父亲而驾崩。群臣听说其死因
在于用药不当，又要追究责任，将这疑案和以前的争论纠缠在一起，如是者24年，
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
　　当我们企图将中国历史之纲要向初学者及西方人士介绍时，不论是口讲或笔写，
以上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都使我们感到为难。一方面我们固然不应当规避这些情
节，本来各项轶闻与秘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提到英国的宗教改革时也不能
抛开亨利第八因为热恋着安妮（anne boleyn），想离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冲突，
在说及俄国女皇凯瑟琳的开明专制时，也免不了要提到谋杀彼得三世才使她获得政
权之由来。以此看来，中国历史也就避免不了类似的情节，即算这些事故轻佻琐屑，
只要时人视作重要，也不便由我们于几百年后另自作主，将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
间我们所说困窘之处，无非明代史里此种故事接二连三地整幅出现，有时翻阅十年
的纪录几乎无其他的事可说，全部历史尽是轻佻琐屑的故事。
　　几经思量之后，我们觉得后面还有一点待提的地方，这是当时人既未提及也无
法提及的。当明朝经过创造的阶段而固定下来时，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
集团而不是君主。文官因为科举取士，也就是甄别选择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规可循，
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复如是。即算朱元璋罢宰相这一官位而终明代未曾复置，以后
之各“大学士”实际上亦填补了此缺陷。大学士为文笔之士，起先参加皇帝各项诏
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
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
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当一个國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独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当日北京
的朝廷自认将无数的村庄集结，而在其管制之下维持一种难得之平衡，绝不可让皇
帝尽量地发展其人身的权力。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最后的办法仍
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或者说是强迫的执行开明专制。皇帝登位之前既为
太子，则有管文学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师傅，讲授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大道利。
从15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用过在惩罚
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则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从不间断的举行各
种仪节以强调皇帝宝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构成一种弄假成真的信仰。这样一来，如
果有任何争执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时，有了以上的安排，则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
他既本身不介入，也无个人之利害在其争执内，他的判断就具有夭子所赋予的威权
了。
　　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为什么顽皮的朱厚照要给自己官衔与职位，以便将他自
己和皇位分离，可是其臣僚却不能将这轻浮的举动一笑置之。他们既不便公开的反
叛，只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办法。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性
上的表现，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
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这问题容易产生敏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
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
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
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种笨
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
　　　　　　　　　　　　　　 财政紊乱的原因
　　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它历代沿用的军户制度很快
地衰退；它的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之习惯，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组。
　　军制的衰退不难解释：最初奉命以军户登记的户口并非全部出于本愿，很多是
被强迫“垛”入。如果他们分配有耕地的话，则其地产并非集纳于一处，而系和其
他私人产业相错综。被分配田地的户口，将地产买卖转当无从查悉禁止，经过数代
之后，有的一口死绝，有的逃亡，军户只有不断地减少，总之就是去多来少。在边
区屯田，其情形稍优，在16世纪初叶，大概很多屯区尚能维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户
数，在内地的卫所则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税收当然较朱元璋时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从未有系统的制定，基本的税收
数以谷米之石计算，整个朝代很少变更，历276年，其基数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
数外的附加、加耗，和盘运的脚费等等。一般情形下，因为上层要求下级政府作主，
自行斟酌地添增，所以毫无管制。朝代初年以责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户头上的办法已
不复施用，接着的是将其负担配予中等人户，最后只有摊及全民。不给偿的工役很
少例外的，已改为出钱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户10年一轮，中间改作5年一轮，最
后则每年出钱代役。这样的调整有将全部义务按年征取全部用银，也有将土地税和
服役之役钱互相归井之势。其详细办法各州各县不同，大概视其经济发展的情形而
定，只是其趋势则全面一致。在16世纪这样的调整归并通称“一条鞭法”。
　　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县份做到理想的境界，将所有的“赋”与“役”全部归井
而整个地一次以白银征收。让有些纳税人担任财政上职责的办法迄未完全革除。因
为它自身没有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中央政府只能将收税机关与经手开销的机关成对
地配合。对中央政府讲，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项地彼此对销。当税收以实物缴
纳时，全国充满了交错的短距离补给线，又因为缺乏银行及中继机构，其收支用银
的出纳方法大体上仍是如此。一个边防的军事机构可能接到收一打以上县份的款项，
同样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数以十计的仓库库房缴纳。这种办法除了极少的调整之外，
以后也为清朝袭用。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虽说税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县不同。
因为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3亩或5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
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亦即逾此一步，纳税人已无力负担。将下户免税或以累进
税制增额于大地主的办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
村之中确切地监视，即使用简单的现制执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将税收
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技术上的困难足以使整个制度解体。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
之处乃中国在近代史里所遇到的最大难关。因为如此，这帝国的资源才不易收集作
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无法增进。另外户所积存之剩余很少用在投资的用途
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贷的本钱，即供无谓的消费。因为财政之本身紧贴在农村之上，
它也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之商业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实施既缺乏强迫性的管制工具，其账目数字错综，
无从标准化，因之随处都有错漏，某种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任之听之。虽然中央
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
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这样令人扼腕的种种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
　　在16世纪的中期，大明帝国的雍容安静气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
方文件中称为“日本之海盗”，他们以波浪式的行动在中国沿海骚扰。按其实，他
们的领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其队伍。不过在作战方面讲，本地人效用浅。
其进攻的根据地在日本，所有的战法和装具全由日本人供应。严格说来倭寇亦非海
盗，他们从未在海上作战，只是登陆之后包围攻取城市。
　　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倭寇之起与
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
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
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
头目。
　　当这些强人愈无忌惮地上陆修船，并且私出“传票”，指令村民在他们“判案”
的程序中出“庭”作证时，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风不可长。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
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可是问题愈严重化，明政
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点。有的卫所早已在历史之中被疏忽遗忘，此时无从动员，临
时募集的士兵则不愿战，也不知战法，更缺乏款项足以供非常状态之开销。因之自
公元1553年开始，倭寇流毒于东南沿海达20年之久。
　　只是坚持到最后终有想象力丰富之戚继光将之剿平。他凭空创造了一支军队，
从召募、训练、给予补充装备几乎全部从头做起。他的军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
持着袍泽间密切的情谊。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农村中招募而来，其选择之重点在于
坚韧性而不在于灵活。他给队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练，他要部队间生死与共，而以连
坐法相胁迫。士兵的饷给只比农业的工资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从政治的
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军费之由
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
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
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
税，即无能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 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
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
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
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
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
予以津贴，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
侵犯，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
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
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中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
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相当的保障。这一时代地产换主
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与科场之
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
地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括，至
少也可以舒适地享受清闲了。
　　　　　　　　　　　　　　　 明代的文艺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
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
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
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
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地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
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
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
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畴范。这
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
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
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
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于公元1583年来
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國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
尤以暴发户为甚。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
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
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
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30至40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
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
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
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
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
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
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
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
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
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
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
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
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
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
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
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
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
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
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
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
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
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
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巳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
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
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
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
　　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
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
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
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國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
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
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
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
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宫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
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
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同时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种问题，所以
各种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
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具体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
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张居正以这种方法独揽国事达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刚
57岁却出人意外的溘然长逝。
　　张居正具有智谋，精力充沛，也会使用手段，而且经恒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
难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國家，
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在某些地区，卫所制度无法废止而找到接替的办法，
而國家的财政资源则过于分离散漫。
　　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
俭。在他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
目均严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所有官员都要将任内
税收数额如预定的征足，非如此则不能升迁，即已退休的官员也可能召回追究责任。
此时刚值倭寇荡平和俺答和议成功之际，这一套部署使明帝国在10年内，国库里存
积银1250万两。兹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军两次被遣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
侵，作战时两方都犯有战术及战略上的错误，经年胜负未决，只是明军能支持到15
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虽无决定性的胜利却已达到战果。造成这结局的一个主要因
素，即是支用张居正揽政时代之库存，使军费有了着落。
　　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
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
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
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
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拥张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员则被排斥，他所主持的
各事也为之停顿。
　　万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摘，认为张居正确实蒙蔽了御前的
视听，而下令褫除张居正生前的各种荣衔。他没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种小集团，也各
怀不能公开的利害关系，倒因借着拥张与倒张，整肃和平反，更分成派别。再加以
万历自己对于传位的问题处置乖方，使情形更为恶化。这两件事原不相关联，只是
彼此都与明帝国的基本组织有关。自当时人的眼光看来也彼此都与道德有关，于是
各种问题一起时汇集，都助成党派间的辩驳。1587年前后，臣僚又开始因对皇帝之
诤谏而指责御前的过失，称万历奢侈荒殆，偏爱于皇三子的母亲。
　　起先万历赫然震怒，可是他领悟到，惩罚向他攻击的人，只使他们在其他诤谏
者心目中成了大众英雄，于是他也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他将各项呈奏搁置不批，
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补，同时住在深宫之内，停止了各项仪节，不在公众之前露
面。
　　当他向臣下罢工，使百官缺少绝对仲裁的权威时，皇帝已不能加于他们头上更
大的灾害。后来臣僚又集中攻击各大学士，使有为的人无法安于这职位。在这情势
愈来愈不对之际，一群较年轻的官僚组织一种重整道德的运动以期挽回颓局，因为
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他们的运动也被后人（尤
其是今日西方的汉学家）称为东林运动。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们不能采
取更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
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
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
当东林人士自称君子而指责其他的人为小人时，和他们作对的人也与他们一样，使
用窄狭的眼光，随便评议人物，只不过将君子与小人的名义倒置，而应当作仲裁的
皇帝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
　　　　　　　　　　　　　　　 朝代的殒落
经过这段蹉跎之后，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
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魏忠贤
出现。他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
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
也所不能自辞其咎。
　　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于
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
银两总数也有限。例如张居正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的商品价格因之
下跌。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朝代的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
域于不利。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
覆。还有一点则是北京政府处在各种争论而且僵化之际，全国各处地方政府之行政
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势。
　　这些隐性因素必须与明朝覆亡的显著因素相提并论，例如万历的懒惰与奢侈。
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时缺乏任何值得振奋的因素。张居正身后被谪，等于昭告中外
明朝已无从改革。
　　玩世不恭的万历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远，他的1
0万大军在今日东北被日后庙号称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击破，后者最多亦不过率兵6万，
却胆敢以骑兵向拥有火器的明军冲锋。现存的文件证实，清朝的创始人将明朝之天
命夺取过来之前．已看清对方的各种弱点。
　　努尔哈赤自己将于下一次的战役中殒身，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命尚有一年有余。
他的皇位终于传给他不愿由之接替的儿子。一个月后他的一个孙子又接替为继承人，
也在位不过7年。另外一个孙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终于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可
是自1619年战败，朝代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
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
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
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16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
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
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

no.6　满洲人的作为

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
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
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
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
同的帝国。
　　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
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
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
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
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
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
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
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
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
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
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
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
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
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
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
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
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
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
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
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
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
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
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
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
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
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
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
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
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
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
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
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
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
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
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
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
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
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
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
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
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
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
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
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
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
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
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
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
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
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
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
轩轾。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
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入籍。当满洲人在1644年入北京时，他们命令所有明
代官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
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
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
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
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
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
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
里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
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
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
暴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
　　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
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
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
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女人。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插，反满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
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
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身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
有关。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
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
顶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
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强硬，
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
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
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
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满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
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
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
满的嫌疑，例如有讽刺性的诗句、被禁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
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连累到读者、
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在最严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迟处死，家属被判死刑，
或流放，或发放为奴。即犯者虽已身故也剖棺割尸。当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
株连好几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为无罪而开释。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
行到清镇的前半期间，直到18世纪末年才停止。
　　然则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着汉
满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切身感到集体之间
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因外界的干预而使这些社会价值有剧烈的改变，必
招致强烈的大规模反动。在17、18世纪时，满清无意将中国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
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受激动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
　　　　　　　　　　　　　　　　清初盛世
　　对大多数的民众讲，这一个半世纪（大概自清朝入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
与繁荣的时代，满清最初的4个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顺治（本名为福临，在位于1644年至1661年）幼年登极，初时由叔父多尔衮执
政。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兴趣。康
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项标准上，符合了传统中国所谓内圣
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内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
在位61年，也正是满清在中国巩固其统治的日子。他的臣民不会忘记，当南巡的时
侯，船泊于乡间，而皇帝灯下读书至午夜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
名胤祯，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却严刻而有心计。他在这时注重纪律似有必要，但
是因本身及家事间的纠纷而对臣僚采取严密的监视，引起特务政治的抬头。因他而
流传下来的侦探政事，带有惊险的色彩。4个帝王的最后一个是乾隆（本名弘历，在
位1736年至1795年），在位60年。他井未在1795年去世，只是传位于子而自称太上
皇，仍在幕后操纵国事至1799年驾崩方止。全中国历史中，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
继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四人个性不同，却都富于精力，也都称
能干。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在朝代开始之日，皇位左右备有大
批译员，可是顺治朝结束之前译员已无必要，皇帝已熟悉汉语汉字。雍正只在咒骂
时才用满语。康熙与乾隆本身即是学者，只是他们汉学造诣的深浅，历史家并无定
论。
　　尚没有充分说明的则是，此期间的和平与繁荣也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
所致。这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
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
鼎盛之际，中国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
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
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
中国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由外输入之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及菲律
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
流通加速。通货虽膨胀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性
的后果。
　　17世纪80年代消灭吴三桂等三藩后，省下不少向南输送的兵饷。于是税收所得
之银两可以向北拨付。这时候八旗制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塞，
与蒙古领袖喀尔丹周旋，军中有西方式的地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公认为历
史上结束中国边疆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战后喀尔丹可能服毒自尽。18
世纪乾隆又继续占领新疆，所拓领土至巴尔克什湖以西。
　　在这期间中国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接触，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国
条约都在有清一代军威最盛年代所签订，于是将北部疆域固定化。当日所辖地区远
较今日为广。
　　高丽（今日之朝鲜和韩国）已在满情入关之前臣服，这时候暹罗（今日之泰国）、
安南、不丹和尼泊尔也朝贡的属国。只有蒙古与西藏另有栖处，满清不以之为國家，
但是其为边境的属土，却又与内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
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淮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按其实，皇思浩
荡，但臣民之所得却不一定为御前所赐，因为中国赋役之“役”内的“丁”一向只
是一相对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年代之丁数与成年的人口数完全吻合。各地区编造
丁册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后按丁册征取人头税，也依中央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
向下调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现出当日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而已。
　　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官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
额外收入，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
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
是经理财务的官员，都有是项收入。
　　满清虽承袭了朱明王朝组织系统，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现和以前不同。最显著
的是，清朝前期在财政扩张之际，皇帝能行使之职权，远胜于明末之帝王，他们在
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长。清室坚持皇室之继承问题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
他们也让皇帝之亲王称为“贝勒”者为御前的顾问。如皇帝未成年，他们正式指定
摄政王，而不像明朝还假装是由幼年皇帝实际作主。这样使汉人的官僚分为朋党借
此争辩，及以监察官倚靠抽象的名目争执的办法无从实现。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宫
中，活动较受节制。
　　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满汉关系与时增进。通用受禁止，实际上则一直未
施行。好几个满洲皇帝有汉人的妃嫔，传说　康熙及乾隆的生母均为汉人。汉人参
加政府的机会极少限制，只是最高的职位要和满人分权。每一部的尚书（部长）二
人，满汉各一，侍郎（部长）四人，满汉各二。大学士为皇帝的秘书，也依法如是
安排。1729年雍正创设军机处，在军机处“行走”的官员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
或为侍郎，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同时又兼理原来的官职，所以这更增加了官僚权力，
而减低了满洲亲王贝勒的力量。以后汉人之任总督巡抚者也愈多。
　　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人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却
找不出来。在清朝入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
“他们的”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

no.7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前言
　　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现
代國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
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
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
　　公元1800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
英国首相庇特好象已经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合并构成事实。中国的乾隆皇帝曾自称
“十全老人”，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
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
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
尚在扩大。因着两广总督的建议，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不许白银输出已在一年
之前奉旨施行。这一连串发展，引导着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
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
　　从上一章所叙的光荣和成功的事迹来看，读者不免要发问：何以中国的由盛而
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
　　中国作者通常强调朝代循环。当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达到成长的饱和点。旗
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这也和明代的卫所制度一般无二，前所登记的人户也
不见于册籍。雍正的“养廉”，虽说各主管官的薪给增加数倍，仍不能供应他们衙
门内的开销。更不用说官僚阶级的习惯和生活费已与日俱增，而为数万千的中下级
官僚，他们的薪给不过是聊胜于无。因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
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实逼然了，
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
衰。
　　今日距当时即将过两百年，我们的观点因之似应伸长。前述四个皇帝的记录初
看灿烂光辉，但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已与时代相违。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
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
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
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
团。
　　也只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说来
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
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唐宋的历史已有殷鉴，第三帝国
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
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
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
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
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
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國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个现代國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
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
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
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
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
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
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
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國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
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
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
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
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
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
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國家。可是看来
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
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國家
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
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
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
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
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
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
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
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
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
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國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
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
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
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
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
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
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
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
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
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
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
國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
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
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
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
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
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
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
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
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甚至今昔情况已有不同，他们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
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
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
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
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
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
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
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
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
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
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
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
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
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
有效率的國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
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
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
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
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
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
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
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
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
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
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
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
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
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
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
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
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
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
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
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
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國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
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
见稀少，这國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
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
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
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
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
富单独集中的例子，为西方所无。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
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
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
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
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
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
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國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
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上述例外的情
形集合起来，而称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之萌芽”实无意义，这等于说一个小孩子
不称他为小孩子，而勉强叫他为“预备成人”。
　　　　　　　　　　　　　 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
　　清朝在学术上以“实用主义”著称，在1800年前，好几部伟大的小说已经出现。
可是这里所称实用主义只不过说当时的学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学
明儒之接近于参禅以求顿悟。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
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
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过去学者若干的矫柔造作，可是
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和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肉眼之
所不能见。实用主义有何用场？还不是脱离一种思想系统以便制造另一种。象培根
和笛卡儿所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清代的实用主义者无
此彻底，他们也没有希腊科学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规需要不断地展开（这种想法
日后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实用主义尚不能产生有如战国时代
“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清代的小说也实有它们独特之处。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
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可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小说仍为官僚
主义之下的产物。《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
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象一部论文集。作者之愤怒和自我怜惜表
彰着他们生活范围之窄狭，他们的读者与爱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
　　我们是否把一个时代批判得过度？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叙述18世纪，那可以说
立论过于苛刻。要是不脱离18世纪的眼光，本来我们也可以循着欧洲的启蒙运动，
赞扬中国为社会上和谐的好榜样，或者像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一样，相信中国人总是
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紧之处，再不然又可以学着当日的技工，欣赏着各种中国式（ch
inoiserie）的物品，从柚木桌椅上的镂空雕刻到几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绸
缎之精美。可是片面的优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机和危险。公元1800年距鸦片
战争只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
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
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
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root
of madness）为题。
　　我们虽对18世纪中国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无非说明此中确有“根源”，但无
“疯狂”。假使读者愿意追溯深远的话，则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仍有其解说。
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历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
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做停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no.8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
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
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
继，犬牙交错。
　　今日有了150年的纵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串行动有可能和前人不同的看
法，虽说基本的事实并未变更。先说钦差大臣林则旭，他也可以算是采取了主动。
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吁请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抄写了约20份，见遇有任何欧
洲的船只西返，即给予一份，请代投递。可是他没有把英国纠集船舰即将远征中国
的消息放在心上。他以为英人之举动不过恫吓。他一方面查诣询华特尔（emeric d
e vattel）所著《国际公约》（law of nations），另一方面他又依着中国的官僚
习惯执法起来，将以前虽在书上见诸文字但始终无人注意的条文一时雷厉风行，照
字面上不打折扣．而且执行的办法仍是“集体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处置犯者时，
分门别类（例如视所有英国人为一个集团），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
个人内在的公平。义律（charles elliot）当然无意将争执和平解决。他劝英商将
鸦片交付与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商务督办，经过他转手之后，钦差大臣没收和焚毁
鸦片就要向英国女皇负责。自是构成了以后取赔600万银元之根据，列入英国向中国
要求战后赔款2100万元之一部分。道光皇帝（本名晏宁，1821—1850）在位处置问
题不能说是持正。他对臣下的要求超过他们能承办之能力。他起先鼓励他们冒失从
事，一到事情做坏，又毫不犹豫判各人死刑，虽说一般情形其判决按传统递减为充
军于边疆。
　　　　　　　　　　　　　　　　鸦片战争
　　战争的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英
国派出远征军4000人，他们的装备训练远胜于清军。1840年初，由度政府代英国宣
战。不久他们即占领舟山之定海，封锁长江的出海口及珠江，对继读北上威胁中国
首都。清朝也可能在此时屈服。两方人员已构成了一种临时的协定，只是事后同为
两方政府所否定。北京认为让步过度，西敏寺（英国政府）认为让得不够。
　　当1841年秋天战事再起时，英军占领浙江沿海之宁波。远征军经过增援，有兵
员10000人，蒸气轮船14艘。中国军队在珠江口及舟山的抵抗英勇而无济于事。全面
反攻由皇帝之堂侄主持，只是在失败之后再加孟浪和失策。他司令部里不少幕僚全
系文人，无军事训练。反攻前10日他们只望着宁波收复在即，竟用预写胜利的露布。
为了筹备战费，在不同的地方设立银柜，以接收朝廷命令各地方政府交纳之现款。
大批银两出入于此银柜之间，可是总数无法对头。火器临时由无经验之人根据200年
前之书本在战场上临时制造。中国之火筏，原来希望焚烧英国船舰，可是在远距离
即先被对方击中着火。夜袭宁波则落入英人陷阱之中。1842年夏天，有组织的抵抗
结束，英军占领了上海与镇江，后者接近大运河，尤为南北之孔道。一月之后，南
京条约签字。
　　　　　　　　　　　　　　　　南京条约
　　和约包括了巨额赔款，如上文所叙。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上海、宁波、
广州、厦门与福州五口通商，以后进出囗的关税税率有了定规，又决定今后两国来
往文书采取平等地位。次年之附约决定关税税率大致为值百抽五，又由中国承认治
外法权，美国领事用以裁判与英人有关之案件，又承让“最惠国待遇”，亦即此后
中国向其他任何國家让步，其同等之优惠即须自动给予英国。南京条约签定后不久
的中法条约和中美条约也将最惠国的条款写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和西方的作家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
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虽说没
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
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
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
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
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
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传统习惯要他对皇帝之章奏和向人
民之布告不离道德眼光，这种要求胜过内容之真实。可是林则徐并非不诚。这样说
来，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并非出自客观之观察，而出自
皇帝之志愿。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道光可
以罚林则徐充军；但是他也能判自己的堂弟奕经（反攻宁波的将领）死刑（后减免）。
这样的无偏袒才使百官能团结一致。
　　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不过承续着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
很多性格。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
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仅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自此我们也
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
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
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完眼谢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
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
随意置啄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耆英与英国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iger）接
触谈判，他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
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战败之影响：图存
　　可是中国人之不幸，则是公元1839年11且3日珠江穿鼻岛附近两方之交火，已将
他们对外不取竞争性的地位永久摧折。即是为了拒毒而战之正直，也无从发生作用。
中国在今后150年的历史成为长期图生存的奋斗。基本上一个庞大的农业國家因社会
价值而结构松懈、又有宽宏的度量，向来能容纳行政上不规则之处，今后被逼务必
要变成一个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國家①。通常的观察没有着清当中的困难，因为这项
规模庞大的工作只能由一种群众运动造成，也只有亿万计的农民和诗人似的县官—
—亦即这社会里的主要人物——参加动手，才有希望。从这里我们也可着出。将内
部的联系性加紧，使与现代科技接近，其目的不仅如亚当斯密之所说只在“使人民
富裕”。从今后一个半世纪的事迹看来，这是一种出在入生的奋斗。
　　时是这种景象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于英舰“皋华丽号”（cornwalli
s）签字时仍无法看得清楚。那是最近几十年内，我们也仍无从了解在我眼前的暴力
与动乱也还是这长期而惨痛奋斗之一部；这种斗争上溯至道光皇帝和钦差大臣林则
徐，下至今日。只有所有的真相大白，我们才能意识到这庞大运动的恢弘范围。
　　今日南京条约和附约的规定大概都因以后事实之衍化失去了效用。人民共和国
之收复香港尚待实现；但是和平接收的协议业已签署。这皇家殖民地分作三部分：
香港岛割让于1842年，有如上述。九龙半岛已在大陆，由于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而
割让。所谓“新界”（new territories）则在原割让之九龙更向大陆延伸，包括整
个殖民地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因1898年之九龙租借条约而租与英国99年，至1997年
满期，也是刻下预定全部地区归还的日期。北京已保证让本地人自冶，在接收后50
年内不更变现有经济体系及法律制度。
　　这政权所标示的“一国两制”如何在将来施行尚待揭晓，历史家所能确切指出
的乃是，将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國家由农业管制之方式更换而为商业管制之方
式。问题复杂。粗率看来．当一切趋于稳定之际，即國家这一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
定义都可能因着中国而改变它们习惯上的面具。很明显的，中英处置香港的妥协方
案算是得体，乃是因为它处理这问题时将之视作后面一个更大问题之一部。当中有
地理与文化之影响，而不仅经济与政治。
　　　　　　　　　　　　　　　　英法联军
　　本书之叙述，尚要回到19世纪之中期。
　　南京条约签定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和约将中国
之商业开放，可是商业有赖于双方自愿的和积极的参与。假使通商口岸的居民受官
僚的鼓励对外来者采取敌视态度，又当如何处置？假使中国商人与外商订约，却又
违约而逃赴内地，不在领事职掌之内，又如何处置？外商如何抗议，要是他们照规
定关税付税，内地的官吏却在同货品上科以昂贵的转口税？关于鸦片贸易，问题更
多。1842年和约始终没有提及鸦片。是否今后其贸易可公开？抑或中国禁烟的法律
依旧有效？简概说来，“条约之系统”如果要有实际效率，各通商國家理应在北京
设立公使馆驻留永久代表，中国内地应开放外商来往，转口税应有节制，若鸦片贸
易已开放，应当明白承认其为合法。1856年有了一个新机会提出以上各种要求。中
法和中美条约签署于1844年，内中有12年后可以修订的文句。英国人则根据最惠国
的待遇，如果法国和美国提出修约，他们当然也可以坐享其成。
　　自1854年，三国的外交官及海军军官即已在中国海岸南北来往，企图得到中国
的反应而有成果。中国官员之中以广州总督叶名琛最为执拗。广州市民也曾在前后
数年抗拒英人入城。更使问题恶化的是新皇帝威丰（本名奕詝，1850—1861在位）
极端仇外。这种情形促使两个欧洲國家再度用兵，此次的军事行动有些历史家称为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艘中国的船只在香港注册，悬英旗。叶名琛的兵士登轮将英旗拆下，这就给
英人以用兵之借口。不久法国也参加，其缘由则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
员杀害。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和印度兵士的叛变（sepoy mutiny）将这联
合行动迟缓一段时候。可是英法部队一度集结，他们在1857年最后几天毫不费力攻
占广州。时名琛被俘，客死加尔各答。广州在战争期间受英人治理3年。
　　1858年夏，英法美俄军舰集结于天津附近海岸。前二者采取军事行动，后二者
在近距离观望。大沽炮台被攻下，天津被占领。所谓天津条约签署于6月，实际上包
括4种条约。这些条约一般的让各国派遣使节驻在北京，关税值百抽五，转口税2.5
％，此外指名将内地口岸据商，于是所有的内地省份，包括台湾和海南岛，中国承
认外国船只可航行于内河。这数国持有护照之公民得自由来往内地。在中英条约上，
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中国向英法赔偿军费。
　　以上条约，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换缮本之后生效。次年，外国军舰准备执行交
换，抵达塘沽海岸时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设有障碍。只有美国公使
接受中国官员之指示由陆路入京，交换缮本，虽说中国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态度。
俄国使节原由陆路来华，也交换如仪。英法公使率领船舰18只，决心扫除河中障碍，
与炮台上新炮位互相开火冲突。中国方面之部队由蒙古将领僧格林沁指挥，英舰4沉
6伤，死伤四百余人，可是到头中国仍须赔偿损失。
　　1860年英军18000人与法军7000人，又在华南雇得中国苦力2500人担任后勤，由
陆路侧背攻击大沽后占领天津。途中和议耽搁了联军的进展，但是在10月他们已进
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死在行宫。圆明园为皇帝相继离宫，去今日之北京大
学不远，首先被联军掠夺，次由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毁。1860年之中
英中法条约由咸丰之弟恭亲王奕沂出面签字，承认1858年之条约有效，将九龙割让
与英，并承认法国教士有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的权利。
　　在连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获者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领使自称有劝说英
法军离京之功，要求并获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包括中日之海参崴
（vlapostok）及伯力（khabarovsk），虽说在中国内忧外患无力支顾期间俄人已
进入该处空旷地区勘界筑屋，并威胁中国地方官接受其主权。此间所辖土地逾30万
英里，1860年之中俄条约只算承认既成事实，又扩大范围。
　　　　　　　　　　　　　　　　太平天国
　　在此段外患过程中，满清尚要在另一方面迎战，以图延续其生命。自1850年始，
华中与华南卷入几个大规模内乱之中，当中最有威胁性的无乃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
天国。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街头接到一纸基督教传教士所发的传单，又科举
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单，
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当时广西村民在忧患之中又受
政府煎逼，听他的福音即为所煽动。因此他不难策动好几个与他背景相似的同谋者，
从此驱使被说服的农民。他的拜上帝会相约为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为兄弟，信女
都为姊妹。他们立誓扫除的魔鬼既包括乡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贪官及其皂隶。1851
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国发难，他自己为天王，其他五个助手为东西南北王及翼王，
以羽佐天朝。额前不薙发，脑后不蓄辫使他们看来与人不同。这些信徒有热忱，又
受招术把持，立即屡败派往剿伐他们的青年。1852年，在数月之内太平军相继围攻
桂林及长沙，亦即广西与湖南之省会，虽说两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弃这两处的围
攻，继续北进，1853年初取武昌，亦即湖北省会。自此他拥有大量船舶，也从满洲
军夺下不少武器与供应品。至此他手下已有50万之众。两个月之后，太平军拥有武
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他们盘踞达11
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
　　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
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
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
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
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
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
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
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
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
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
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
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
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國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
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
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
是國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
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
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
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
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
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
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
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
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
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
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
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
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
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
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
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
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
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
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
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
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
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
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
send 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
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
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
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
　　　　　　　　　　　　　　　　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
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
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
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
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
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
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
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
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
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
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
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
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
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
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
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
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
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
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
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
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
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
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
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
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
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
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
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
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
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
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
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
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
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
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
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
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
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
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
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
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
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
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
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
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
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
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
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
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
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
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
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
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
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
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
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
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國家。宗
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
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
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 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
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
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
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
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
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
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
朝方得改正。
　　② 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

no.9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
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
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
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中国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
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
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2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
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國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
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國家分享。总
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3000万
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3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25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
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
握，直到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60年。
　　　　　　　　　　　　　　　甲午败绩之辱
　　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
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1894年战争起因之
一。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國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
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
之效率，使这國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
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
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世界上遍处展开的人种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
二是它热烈的发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　了他的解说。日人爱国而好战，好像比
懒惰而无气息的中国人要强得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确切的掌握着机
会报复。过去中国不少作家笔下提及日本时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轻蔑字
眼写出。李鸿章及中国的高级官员受胜者粗鲁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这深耻奇辱使中国群众的反响注入相反之极端。一派主张接受日本人之优越，
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
赠予沙俄和其他國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
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1896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
条约（li-lobanov treaty），所给帝俄的让步，包括修筑中东铁路贯穿满洲北部。
谣传俄方曾以丰厚贿赂酬答李鸿章签定比约。
　　这战败给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仍在赔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决问题。愿意向中
国放贷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代表一个外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以中国海
关关税和内地工矿的权利作为贷款的保障。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所负外债不多。兹后
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
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
上情形在中国进人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
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回头再叙19世纪。1898年为诸事纷至沓来之际。英法德俄日五国都于此时在中
国构成势力圈。如果中国任何行省划入某一國家之势力范围，中国必须申明此省永
远不割与其他國家。当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给享有势力范国的國家，租
用期间为99年。中国不得在内外设防，也不得派兵进入附近地区，通常以15英里为
度。此外，列强也在省内独享铁路工矿和敷设电讯的权利。要是中国本身在省内营
建此类工程，则不得由第三国投资，也不得雇用其他國家的工程师。当中此类的条
件有由外强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时内承允的例子。这情形使孙中山称中国为
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不同，只服侍一个主子。当世纪之
交中国受着列强压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及1900年两次提出
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很少实际裨益。
　　　　　　　　　　　　　　　　百日维新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6月11日到9月21日，
一共103天，御前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
编制，海陆军将要现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并
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准。如果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龙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则中国
应当立即成为一个现代國家。可是这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
“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
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103天之后，全部运动突
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
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40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
醇亲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3岁。
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
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
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
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
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國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
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
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
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
189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
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
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
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
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
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
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
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大
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
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
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
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
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
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
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
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
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
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
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
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
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
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
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
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
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
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
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
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
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
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
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
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
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
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
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
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
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
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
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
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
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
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
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
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
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
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
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
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
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
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
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
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
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
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國家，也不是条列的某
些國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此时义和
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10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遇害。6月
16日各国联军要求天津外围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2时以前交出，天津总兵不应命，联
军于晨6时开火而攻取之。至此总理衙门于6月19日照会各国公使于24小时内离京。
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
中遇害。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
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
中2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56日。当中停战3次。7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
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l. carrington goodrich时年6岁，随父母
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知有赠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龄即锋镐余生，但是
对中国人民不存恶感，对中国文化极端尊敬）。荣禄不许部下用巨炮攻击，将可能
之死伤数减低。解围时外人约250人丧生，本国基督教徒死者犹多，但是无确切数字。
联军出自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国，入北京时只18000人，以后叠增至
105000人。内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见中国人即恣意报复，对平民施用奸淫掳掠及
枉杀等事亦不堪记。在全部敌外期间，南方之总督巡抚与各国侨领协商彼此保持镇
静，对朝廷6月20日以后之诏令置之不顾，事实上持中立态度。其称“拳匪叛变”或
“义和团造反”（boxer rebellion），理论上谓朝廷被暴民胁迫，所取行动非复本
意也。
　　想增太后与光绪帝于8月15日即联军入北京后一日仓卒出奔，一行抵达西安，至
1902年初始回北京。这段期间李鸿章得以从容与联军交涉和议。所谓“辛丑条约”
（boxer protocol）于1901年9月签字，去李鸿章易篑只两月。联军要求纵容义和团
之朝臣11人判死刑，4人至此业已自杀，以后3人由朝廷“赐死”，又2人被判减为边
省充军，实际处斩者只2人。
　　条约其他款项停止45个拳匪生事城市之科举考试5年。中国派遣特别使节往德国
及日本谢罪。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设防，连大沽炮台一并拆毁。外国有在北
京使馆驻兵之权（后来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出现于北京近郊，则是引用此项特权）。
中国两年之内不得输入军火。中国对各国赔款银4亿5000万两，大略为全国5年之财
政收入。再加以应付利息，此数必至40年方可偿清（以后美国发起以赔款在中国兴
学，有数国循例照办）。条约签定之后，帝俄占领满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为1904
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之导火线。
　　即仍在西安避难之日，慈禧太后已开始下诏改变方针。回京之后，她实际等于
重新公布光绪之改革，亦即4年之前她所嫉视之改革。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范围扩大。
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内阁之11部，将以前各旧式部院裁撤归并（如陆军部辖以前之
兵部及太仆寺，礼部辖以前之太常、鸿胪、光禄三寺）。全国科举包括殿试乡试概
在1905年停止。又派遣考察团由亲王一人率领赴海外观察各国行政情形，准备立宪，
定期召开各省及全国之咨议局及资政院。
　　此时太后无从了解中国纵在20世纪之末期亦难行使民权、组织民选政府、对选
民负责，何况80至90年前。当中基本的困难已由本书一再指出：传统中国有如水中
之鱼无从立即化为空中之鸟。其缺乏适应之能力尚超过满清之品格性质。满清为帝
制最后一个朝代，在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视为历史上受罪之人。中国庞大而不
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组织在皇权仲裁之下能发生功效，限于这國家保持内向而不带竞
争性。在那情形之下，凡公众的事务可能产生公意，天子的权能也可以在举行各种
仪节的庄严大度之中执行。下面庞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剧烈差别的农民，能
在各行政区域范围内驯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视作良民。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
文教与纪律。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
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
面上的改革即度过新世纪之难关。
　　　　　　　　　　　　　 帝制结束，民国肇造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不到24小时，慈禧太后也驾崩。这离奇
的遭遇似有暗算。虽说他已多时健康欠佳，她却健康活跃。事实上她在13日主持立
宣统（本名溥仪，1908一1911在位）为嗣君，后者才3岁（可是也有她身体欠安的传
说）。其实，内幕如何，已无关宏旨。宣统命中注定为中国最后一个君主。再3年而
有中华民国，不仅满清入主267年至是终结，而秦始皇于西安创造之帝制共历时213
2年，也成了历史上的往事。
　　医学博士孙中山，大革命家，看来曾希望实现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
则他不会作上李鸿章书而盼望能见。到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之后，他才蓄意反清。
他既是广东人，又谙英语，就容易和海外华侨接近。可是从他的回忆录上看来，他
起先觅取支援仍至为艰难。
　　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10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
其中有些烈士尚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会党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却无法和群众
接近。初时他们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动，散发煽动性的传单、暗杀和占领官署
发难。逐渐的，他们才认清他们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秘密结社和潜入清朝新成立的海
陆军作为以后行动之根据。
　　孙先生也写出：各方在八国联军后的反应给了他的革命行动新的力量，入党的
人增多，海外筹款，较前有效。可是10次之中的最后一次在1911年4月于广州发难，
仍然失败，72烈士因此丧生。不料，不出6月之后，竟能成功。这次，革命党员在汉
口的地下组织不慎，使一颗炸弹爆炸。经过巡警调查，一批党员名单败露，内中牵
涉新军里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们逼不得已提前举事，既无安排好的
领导人物，也无预定计谋。黎元洪，满清新军协领（旅长），被强迫推戴为革命军
总指挥。又在这紧急关头，清朝的总督不战而逃，给革命党人一个求之不得的喘息
机会。不久其他省份接二连三宣告“独立”，也就是脱离专制的朝代，准备与武汉
的革命党人协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绪正妻）只有替义子主持退位。
　　　　　　　　　　　　　　 新旧体制不衔接
　　民国成立后的20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孙中山将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
他就是1898年出卖光绪帝的人物，只因为他这时候还控制着满清的新式陆军，理论
上还有打败革命党的可能。有了这样的妥协，和平成为事实。欧战在1914年爆发，
列强无力东顾，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条”，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国在
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幸亏袁世凯死在1916年，他的皇帝也只做了
81天，因为各方的反对，他临死之前已将帝制撤消。在这段混淆的局面里，又有蓄
辫的将领张勋复辟。1917年他将宣统搬出来再度称帝。这一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
只存在了21天。从这时起迄至蒋介石于1928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中国
进入军阀割据阶段。
　　在这十余年期间，中国有两个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军阀承接交替；一
在广州，以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理论上的重心。可是两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极有限。
内战经常沿着铁道线上展开；军阀以他们的派系区分。西藏与外蒙脱离了中国的掌
握。后者的分离从此具有永久性。外国的炮艇不断在中国内河航行。国际贸易由各
大城市里的外国租界操纵，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润，无视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出
口物品以农业为主，进口货品主要针对新兴小市民阶级的嗜好与购买力。这批人士
为数过少。他们的兴趣过于倾向于西方，因之不足以改变人口众多和带着大块陆地
的中国之命运。
　　以上各种情节与景象有如万花筒，只在半个世纪之后才显示了它们历史上的一
贯生。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
字上管理。旧式的组织不以中央为各部分总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自
居，将各部分牵扯出来，也将它们的力量视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于是全体都立
于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里保持表面上的宁静。这种新旧之间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国成
立时看出。所以帝制必须取消。根据过去的经验，坐在龙椅上的人物虽以道德号召，
要不是以出卖旁人为习惯的老手，即是一个被人愚弄终身的小儿。况且皇权之极端
与社会组织之无法妥协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这些原因，1911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
侥幸成功，以后两次重建帝制图谋也不会失败那样厉害。
　　可是向“负”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正”的力量。我们确定中国
的问题适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说。可是constitiution固然可以译作“宪
法”，也可以解释而为一种品物之人身结构影响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中
国人历来以文人治国，过度重视constitution为一纸文书，签字盖章而庄严收藏者。
而忽视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赋之性能。殊不知议会采一院制或两院制，行政
权由总统或内阁掌握，当日所　写之宪法与下面一大群农村组织之关系极微，因为
乡民的识字率一般认为只5％，农民只能集体指挥，而重要的统计尚付之阙如。传统
的管制办法着重男人优于女人，年长的优于年幼，读书明理的优于目不识丁，这和
全民投票的原则以及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经济之机会不仅不相衔接，而且大相径庭。
况且以千计的贞节牌坊，歌颂大人物丰功伟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里的神位和乡祠
里的偶象，代表着中国的大传统及小传统，过去统统有利行政之辅助工具，至今无
一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之桥粱。更有甚者，1905年停科
举，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低层机构，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即因而截
断。在这种情形之下，代议政治只是一种伪装，新成立之政党纵以不同的宗旨号召，
当中无一可以切实代表各选区（constituencies）。同时城市内新兴的市民阶级力
量也过于低微。如果他确有能力决定全国的政治，一会向那方向动手。换言之，中
国之现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国文化之发展一向与西方传统平行，那么人民
之自由权（civil liberty）可因城市权（municipal franchise）发轫，以后普及
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们私人资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大名藩主的力
量。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出贿过，强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
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
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
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入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
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
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途。谁愿向中
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
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入协
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物，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
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
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种办法全靠高级军官间的人
身关系，也就很难在超出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治”（realpolitik）更
进一步，阴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流动性。
　　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
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里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他们将个人之野心
和他们所想象的救国救民宗旨合为一谈，因之极难向他们的部下及中国民众解释明
白。张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后成为热烈爱国者。冯玉样起先被称为“基督将军”，
以后向苏联靠拢。阎锡山组织了一个“洗心团”，给以种种宗教式点缀。唐生智几
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观念补偿他的杀戮。军阀也非个个粗蛮，吴佩孚即系
诗人。可是性格淘气的张宗昌据说生平不知所带兵员人数、手中钱数和各房姨太太
数。
　　话说回头，军阀给中国之损害并非不严重。他们给中国经济的坏影响无可衡量。
当日创造新社会的工作亟待着手，军阀之行动除有极少例外，大都具破坏性。他们
也使全国士气受挫。军阀割据使刚出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所有尊严，这情形也造成
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
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五四运动”则赋予他们行动一种
意识上的支持。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当日午后1时30分，3000个学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学和学
院集结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凡尔赛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所享特权划归日本。这种特权
出目“势力范围”，也是不平等条约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国因1917年对德
宣战与以后派遣劳工服役于战场，已站在战胜国一边，井且因为宣战而早已卸除了
对德的条约关系。可是在凡尔赛，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身领
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发指。
可是会议中将各项秘密条约公开时，中国的地位已动摇。过去劝说日本参战之各强
国已事前各别保证作如是之转让。更使中国地位受损害的是，日本代表团当场公布
以前东京与北京间所交换的文件，证实中国军阀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样的认可。5月4
日，示威者发散传单申明中国人决不承认卖国贼将國家主权转让与人。他们游行到
东交民巷，将通知送交各国使馆。当日下午，他们决定和3个内阁部长级的官僚对头，
因为他们对上述文件负有责任。其中之一被学生殴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烧。
巡警出面弹压，学生32人被拘。
　　不久这消息即传遍中国。新闻界表示对学生同情，一时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如野
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之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
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山东问题终在1921至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解决。美国总统哈定与国务卿休士召开这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取消
战时的秘密协定。1922年签定九国公约，中国才算收回了山东主权。
　　今日学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饭，电视荧幕上重见叠出，confrontation（对抗）也
成了常用语，我们已难回味1919年现代通讯尚在婴儿时代期间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
读者可以想象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虽说皇帝这一职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
举考试也于1905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1919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
计只在100万至250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
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國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
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
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
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
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着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
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
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
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
能力，他们无可推接，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
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
长期革命之工具。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
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
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
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
学生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
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
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
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2年。大概到1
921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知识气氛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来是北京大
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
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
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1915年创办《新青
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
《新青年》行销达16000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
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上“赛先生”
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象。陈独
秀所称科学，着重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他的科学方法坚持有组织而经恒的
“不相信”，与培根及笛卡儿的态度相近。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
真理与威权同时由上流传至下，陈的论说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这一观念，尚
未用以发扬去支待代议政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
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
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
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
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
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
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
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
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着
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
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井
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
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
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
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接近。在北大他是图书馆长。
李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
里，他发表了苦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
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
问题。李大钊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不过其结
果并非一种无光彩的妥协。不像陈独秀，他没有放弃民族主义或國家主义；他也预
料到中国的革命会扯上一种强烈的农民运动。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
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
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
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他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得哥
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在北大为哲学教授。胡对五四运动主要的贡献为提倡
白话文，以代替传统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场与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张
实用，而不主张以“主义”作标榜，因此他没有被当时青年热烈拥戴。后者多为革
命之浪漫主义者，企望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实验主义（也
是主义？），一部分来自其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点一滴”的
观念概括，因之他不与同时人物的步调相符。在长远的眼光看来，胡适不能算是完
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种途径，甚至为革命家所无从预料。其问题之大超
过当时已有之辞汇。如是看来，以前所用之“主义”，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缩。
　　与以前几十年比较，中国在1919年已更向前进一步。鸦片战争结束，这國家未
做任何调整。即在自强运动期间向外学习，其范围也不外科技，仍限于与军备有关
部分。百日维新虽然失败，维新人士至少已提议将全部政府机构一井改组。现在，
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
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我们提及“西方之冲击”
（western impact）时，只有采取宏观的立场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弃”
（all-or-nothing）的反应，参观了不到时间成熟以前，技术上执行的困难。
　　　　　　　　　　　　　　 国民党与共产党
　　1919年5月4日之后，事实之衍进速度提高。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孙中
山之政党前后曾用4种不同名目，至是改称中国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
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时，决定改组，自此其机构仿效苏联形式。苏联及共产国际（第
三国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孙执行他的联俄政策，已让中
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一时很多青年志士或直接参与北京五四示威，或间接被五
四运动感化，都奔向南方，实践着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维持了3年多。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他在中国历史中最显赫的
领导人地位，经过一段明暗斗争，为蒋介石所掌握。他的北伐即开始于次年。在消
灭军阀的过程中，这军事行动甚为成功，但是自1927年4月开始，蒋发动“清党”，
初行于上海，不久之后，举凡国民党所统辖的城市都在拘捕枪毙共产党员，蒋总司
令和国民政府以自卫为解释。他们提及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甚至
鼓励中共对蒋作人身伤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国人士则指摘蒋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
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苏联援助。
　　美国新闻记者艾萨克（harold isaacs）称这段分裂为“中国革命之悲剧”。这
“悲剧”也可以由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之出处一眼看出。李大钊为中共发起人之一，
被张作霖于1927年拘捕后绞死。陈独秀也是中共发起人，并且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
因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党中人士罢免秘书长，次又开除党籍，以后他更
被国民党政府拘获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于狱中。蔡元培利用他为国民党元老
的身份保障人权，防制以学生运动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
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鲁迅替上海一家报纸写专栏，也在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
自由运动大同盟里活动，却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最后死于1936年，享年55岁。
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
判。1958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时代的
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博斯年，都在台湾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称。但是20世纪中国一
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受当局批判无数次。
　　从这剖面着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间，这大问
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
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
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
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
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
一致的面包上去。1927年，李大钊已被绞死，周恩来刚在上海逃脱，毛泽东决定上
井冈山组织武装部队。这时候，当权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样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
行动已是以前历史之所无。热烈的马竞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
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
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
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
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这时候，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是要在中国全面行
使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
安事变，八年抗战，接着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乱局；即使
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一切为必然。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
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
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國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5亿左右增加了一倍。

no.10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的长期革命，近百年来有了重大的发展。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
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
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
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严格说来，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
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
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
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
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
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
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
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资本主义与中国的长期革命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20年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
在数目字上管理之途。现在各种征象显示中国的历史如以上各章所叙，本来与西方
文化的进度互不相容，今日则已觉得共通之因素可以联结。在阐述这如何成为可能
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眼光着宽看远．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为最能令人相信的证
据不存在于刻下观察题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学者提及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试验多久。这
与我们背景上的分析有关，此时也不妨从这问题说起。
　　资本主义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名词。英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经验，她可以立即
施行社会主义再回头重新采取资本主义，当中也并无修改宪法的必要。迄至东西冷
战开始，很少人会因被称与资本主义相连而引以为荣。现今这名词在西方的地位抬
高，乃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冷战和国际关系使西方民主國家觉得保卫资本主义是
她们之间一个共通的目的。这样看来不仅这名词含义模糊，而且被引用远逾于以前
的内涵。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
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施行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
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如
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
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國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
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这代价之后，人民大众就用不着受政府机构
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让经济因素作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
社会主义给这体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众的资本加入，并对私人资本加以较强之管
制。其间之差别也是相对的。即今日美国的经济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会主义影响。
　　　　　　　　　　　　　 资本主义的历史构成
　　要是我们检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构成的程序，则当中无此复杂的情形。在“资
本主义”这一词出现之前，亚当·斯密只称之为“商业之系统”。创造这体系时，
以文艺复兴期间的意大利为其诞生之摇篮，威尼斯又为这运动之先驱。
　　在实施资本主义之前，若干内外障碍必先排除。意大利此时在政治上做到这地
步。因为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两不相让，意大利半岛上的很多城市得到
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位。教会里不许放贷生利的禁规都置之不顾。在各城市之中，
威尼斯又有它独具一格的体制，即其经济一元化。它在大陆上拥有的农业土地数量
不重要。它赋闲的贵族有退休金。劳工不足成为问题，因有奴工及雇用之外人。城
中咸水也不宜于制造。所以威尼斯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通有的纠纷，例如教
会法庭、皇权神授说、寺院利益、贵族特权、同业公会的限制、劳工的要求，以及
普通法的习惯等。整个城市社会等如一个大公司，民法即商法。这商人组成之民国
只须随着她的本能构成她的海上威权以商业致富。14及15世纪初期，威尼斯达到她
声望和威势的最高点，俨然为欧洲國家之一。可是也因为她的资本主义缺乏生产的
基层支持，其发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
的时候，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度降低，北方文艺复兴代之而起的时候，荷兰民国成为资
本主义的次一台柱。以前低地国（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无组织民
族國家的经验。可是这地区封建领主的控制不紧凑，市的自治权力较其他地域为强。
很多市镇由封建领主承认的特权已有了长久的历史。也有很多地方，一个村民只要
在城市里居留40天即可以摆脱隶农（villien）的身份而获得市民（burgher）的地
位。乡村的织工和负贩商人涌入城市的时候，各城市里的司法机构已经经过调整，
有对付因此产生各种的问题的能力，以后不必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同时，封建领
主在市内所有者不过地租，地上房屋尚为市民所有货币日趋普遍之际，地租无法增
殖，是以领主之控制及其影响只有愈为降低。在这些城市之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一
向被鼓励与其他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城市竞争（汉撒同盟一般以德境
波罗的海沿岸的自由市组成，但阿姆斯特丹也是成员），而活跃于国际市场。
　　促使荷兰民国独立近因为西班牙之宗教狱。查理五世1550年颁布的诏令称凡是
任何人将若干新教邪说印刷、抄写、保藏或传布，未经特准阅读、讲授或讨论圣经
者一律处死。如果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至死不悟，则以火烧死。任
何教会的法宫都有执行上述刑罚的权力，告官者可分得犯人十分之一财产。又准备
成立新主教区以便将各地人民笼于更严格之管制。查理尚不能犒诏令全部执行，嗣
位的菲力二世变本加厉执行，一时引起低地國家叛变。他又在这地区抽收货物零售
税10％以支持其军事行动，更引起当地民众抱怨，于是宗教自由、地方自治和经济
上之龃龉各种问题纠成一团。
　　低地国对西班牙的抵抗成为一段绵长的历史事迹。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亚尔巴公
爵（alva）的来临，事在1567年。他所执行的“血腥法庭”所判18000件刑案是当中
发展之一部。英国对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世称“无敌舰队”
（spanish armada），不意为海风漂没。荷兰之宣告独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
09年的停战协定，新民国无从觉得她的安全已有相当保障。还要待到三十年战争结
束，各国在威士特法里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荷兰民国之成立才获普遍承认，
事在1648年，去首先之军事冲突已81年。
　　各种演变互为因果一再触发，不免产生不少当初无从料及的后果。低地國家南
部为首先发难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后却仍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独立者为北部。
喀尔文教派初由弗兰德斯（flanders）传入，日后成了荷兰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
利时和卢森堡继续信夭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发展则是联合省（荷兰民国最初的称
呼）得到大量资本和技工的注入，以后她的纺织业有飞速的发展，夺走南方的优势。
　　哈布斯堡的钳制既已推翻，罗马教廷的垄断也已解除。喀尔文派的改革教会
（reformed church）并没有立即带来宗教上的和平。在解释“命定论”（predest
ination）的时候，又构成所谓“抗议派”及“反抗议派”的冲突，可是两派都无力
号召充足的社会力量发动内战。另外一段发展是，在抵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各地贵
族站在人民这边，战后他们的产业大部丧失，虽然保有贵族头衔，实际上已成了市
民阶级的雇员。在这情形之下，新國家除了一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之外，没有
其他的逻辑足为建国的凭借了。所以这國家出生于北海之滨，从此专心注意贸易和
海上的权威，认为这是立国的宗旨。它的民法经过一段提倡，特别注重私人财产权，
与水上及国际间的施用。莱顿（leyden）及尤特里特（utrecht）两处大学也供给了
智囊，解决了当中思想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在今后一个多世纪内，阿姆斯特丹成为
西方最前进的海运中心、海上保险业中心、商品的交易所和货币市场。亚当·斯密
曾在《原富》以整节篇幅介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这银行是当日推进资本主义
最有效的工具。
　　只是这民国的内地乡村中各部分仍是出产奶油和乳酪的地区。各地根据过去之
特许状组成，内中的习惯法互不相同，于是只能以联邦制维持。有了这两级政府的
伸缩性，很多不合时宜的法律无须明文废止，以后就在用进废退的条件里被淘汰。
同时新的管制方式也可因试验而生。所谓“联合省”不仅是由有独立主权的7个省组
成，而且每—省内有些市镇尚保存若干独立性格。又如荷兰印度公司是由好几家公
司合并而成，以后每一公司之后身自成一“厅”，保持着各别的董事会、船只和航
行的日期。荷兰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上公署联合构成。阿姆斯特丹有它自身的邮政
局，一直向外国收发邮件至1752年。当日荷兰省不过是荷兰民国七省之一，但它有
全国2／3的人口，也曾承办联邦3／4的经费，甚至坚持它有独立的外交权，不受联
邦拘束。
　　虽说如此纷纭，看来用货币管制的方式终能生效。资本主义最大的用场乃是
“任之自然”的处置，遂能利用地理上不平衡的地方获得利润。显然在初期现代社
会尤较今日有效。荷兰民国内部的紧张确实存在，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
从商业上的财富能反馈农业的情形看来，当日之作法应算成功。各种海堤、人造草
场、风力抽水机、牲口选择性的繁殖和排水的运河不久也使这个新國家整个改观。
　　　　　　　　　　　　　　　　英国之例
　　在17世纪，荷兰民国既为英国的对头，也是后者的好榜样。这两个國家交战不
止一次。可是英国人也迎接一位荷兰王子为他们的国王。如果这令人感到惊异，尚
有世纪中期的内战，一共两次。弑君之后，朝代为之中断。此时的英国也曾试验为
民国，也接受了独裁制，回头又有王室复辟，复辟不已，再来一次革命。即至今日
也难有两个历史家对以上情事的看法全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的解释很难说明为
什么一个國家要在一种周期上巡行两圈才领悟了她本身的性格。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此中情节并无神秘之处。17世纪初期，英国不能在数
目字上管理，至世纪末期情形已有极大好转。当中的几十个年代里，这國家不定的
情势引起很多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极端的趋向，例如专制皇权和议
会至上说、大主教劳德（laud）的注重教会纪律和各教会的自创门户、从军事管制
到共产主义。当时提倡这些办法的人没有省悟到，他们自己的立脚点已延伸到历史
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大小的國家也有适当的农业基础可以树立一种货币
管制方式，从此她可以首尾相应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紧凑。
　　要从这國家内部与时代不合的情形看来，才可见得问题之大。英国的封建制度
早已崩溃，即庄园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来土地占有的残迹既无从
调整，也仍然没有扫除。最初封建体制之下土地不得买卖，实际上则买卖层见叠出
已好几个世纪。当初卖主无妨“封”新业主为他的“陪臣”，成交之后有“每年夏
天采办一朵蔷被花”的义务。隶农在黑死病使人口减少时即已解放，事在14世纪。
几百年来他们持有耕种土地，传之子孙．称“抄本产业人”。习惯法保障他们不被
逼着交庄，而他们也仍对业主尽不同的义务，在各种情形之下千差万别。已改作现
金付交之租费则因世纪的通货膨胀，贬值到近于零点。詹姆士一世在位时，王室卖
出了一部分地产，时人以价格低廉，有如赠予。可是现在看来，其价格已是当日10
0年的租金。在这段期间，租赁费的增加如果事属可能，只能改称为“罚金”。有心
计而带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约十余年内将其地产租金增加至4倍；无法增加的则全部冻
结。有些地主令抄本产业人及租赁人接价之后退田；也有地主始终找不到手下的佃
农。
　　这样杂乱无章的局面使若干投机者旦夕成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
佃农虽有对土地之使用权，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终日。这显然不是保持
社会安定的办法，更谈不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对付一个极端带竟争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国此时集中于食品之生产，专门对付国内及内地的需要，问题就简单得
多了。那样则商业可以归纳于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内地关联。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
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牧羊业使英国农业与商业关
系至深，对海外市场价格的变迁极度敏感，也与外交情势发生关系。更因国际贸易
之展开，17世纪国内的贸易也有平行的发展。内战前夕，许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经常
来往于内地次级城市，负贩则及于各村镇。
　　司法制度缺少统一性，增加了全国的不安成分。所谓习惯法者，根本是农业社
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给
自足为依归。这已和17世纪的情形极不相容。所谓衡平法（equity）本身并非法律，
只是它认为法律务要使两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罗马法及寺院法的影响，
此时只能行于国王直辖之特权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国王被迫增加新税以支持海陆军，因之以对付新问题并且扩
大行政范围，全国意见分歧。很多的争执与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结在一处，也掀动了
不同的情绪。教会内外的纠纷，源于都铎王朝执行宗教改革后迄未成定局，只有使
争端愈为尖锐化。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投入一个大熔炉里。
　　这样的情况不是上端有了变化，诸事即可解决。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
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
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國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当1689年威廉和玛丽，亦即荷兰的王子和英国公主出身的王妃同为國家最高主
权人时，重新构造全国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几十年来的混乱已使全国土地一般有了
合理化的解决。陶尼（tawney）所说土地换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状来
得省费。一个实地上的测验来自1692年。当日土地所有权已经过如是之进体化，是
以新收土地税用不着包税人。因为如此，新税以中央管制的办法征收，得款每200万
镑，全部缴入财政部（exchequer），此为前所未有，税收亦超过历年各项收入之总
和。
　　自特权法庭被国会取消之后，习惯法法庭即以试验性质施用衡平原则作判案的
一部分根据。最初不过是承乏的办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脱离了凡事都是临
时的观感。这两种法律的并合，已为日不远。1689年贺尔特（john holt）为首席法
官，他指示以后习惯法处置商人案件时概照商业习惯。这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极大
影响，尤其是关于遗传典当、动产处置和不履行契约之赔偿等。
　　事实上奥伦治家的威廉对英国事物没有深厚的兴趣。玛丽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
名，不过是个凡事依从的妻子。他们可以被拥戴为国王与王后，无非表示下端的改
组已大致安定。这时，元首对国事缺乏成见反可视作一种长处。有了这样的改组，
国会至上至此成为事实。私人财产权被确定，也成了新政权的施政逻辑。内阁制和
两党制出现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矿法（mines royal act）取消了国王自所有矿砂内提取金银的特
权。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次年再有英伦银
行诞生。新银行贷款于政府，使公债从此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国王个人再不对之负
责。事实上威廉与玛丽尚为这银行首一首二的股东，可见得公私之界线已划分明白。
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
则处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
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
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
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
成立英伦银行，这國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國家岁出由
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600万镑。马尔波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邱吉尔之祖先）能够打败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
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
囊。这也可算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主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
自此更明显。读到这里，也可以欣赏鲍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國家
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國家”的意思。
　　英国既已发展到这程度，她于是在国际财政界突出于荷兰之前。过去荷兰垄断
了船舶的海上保险，即英国船只在17世纪也由荷兰保险，现在英国取而代之。一般
看来，凡是荷兰能做的事，英国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诀在于将國家经济的下层机构
发展之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
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国的乡绅与新兴市民阶
级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从苏格兰到英国践作以来，宗教上的争端经常使國家处
于动荡的局面里。可是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这宗教争端已毫不相关了。当然，所有
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还待通过，农业土地才能极尽其用，付费公路才
能修筑，农业剩余的劳工才能转用到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间的无产阶级，为新兴
工业廉价劳动力之来源。可是至此一种无可逆转之处业已到达。英国人一眼看回去，
他们总可以视1689年为他们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动或受调整或被逆转，
而光荣革命的结果永在。
　　　　　　　　　　　　　　　　中西对照
　　以上所说与中国历史有何关系？
　　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并非偶然出现之事物，只在出现的國家里有效。人
类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们不断屯集物资，终于在商业之间找到实践的满足。它所创
造的式样，以后成为政治体系的施政原则。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
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
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它已经打开了科学的探讨和技术的引用。它已经
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富丽；它已经被视作将世界各国分等级的标准。这种物质生活有
马基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人所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系。
在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成为一元之际，我们看不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能忽视
资本主义产生的的过程。威尼斯银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银行，更有英伦银行，也和意
大利之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与英国文艺复兴印证。这已不是单独且分散的例子，
而是前后互相贯通的史迹，业已摆在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上。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
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
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过去历史之发展未达适当的纵深时，中国之改革者和历史家同有将中国应做的
整备看轻的趋势。中国的革命通常被与明治维新相比。其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有
带竞争性的诸藩，已有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或按照商业条理处置之姿态。各
封建领主之下有“藏元”，亦即营业经理。银行业称“两替屋”者，有的尚为幕府
汇款，有了几百年历史。批发商叫“间屋”，也构成各种“组”。同业公会称“株
仲间”。道路交通网称“五街道”者已将各大都会联结。“宿驿”遍及各地，通信
则有“飞脚”。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称“回船”，又兼理保险事业。所以，构成资本
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
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中国历史也不能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缺乏彼得大帝以来种种西化基础，同时
无隶农制度，他们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里存在。严格说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
从对中国人提供技术上解决问题办法。《共产党宣言》一向被称为革命行动之指导，
读时应当注重其实际上对问题着手之步骤。“革命之生产方式”仅能由经济组织最
前进的國家执行。共产主义者不当另外组劳动阶级之党抗衡。这些都已写在《宣言》
之内。
　　虽说美国对中国历来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坚却不能在历史上对中国提供历史
上的向导。美国成立时衡平法与习惯法之结合虽未全部完成，两者交汇至少已有超
过100年的历史。美国人不能想象农场之管理和乡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钱为主的情形；
他们了解，立法虽接近现代化，后面没有社会上强迫执行的要求，则到头仍行不通。
美国的商业效率，亚洲國家不能轻易照抄，因为它有环境上的优点，将一种业已证
明有效的系统在长时间内逐渐加于一个大陆的广大地区之上。另一方面，她奋斗的
特殊纪录，包括“塞家叛变”（shays's rebellion）， 威士吉叛变，各州否定联
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权”（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关于
货币、银行、反对托拉斯、管制劳工与跨州商业的立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这样一
来，现下美国分工合作的办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们要从历史里得到教训，
最好还是追根看清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始形貌，才能为了解今日之中国提供一
大有益借镜。
　　从宏观的立场看来，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
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尽量前后
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偶尔相似即下定论。
　　　　　　　　　　　　高层机构：国民党与蒋介石
　　在上列例子里，可以看出所有國家都企图脱离以农业经验为作主的管制方式，
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不论其结局称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运动由小国波及太
国，从海洋性的國家触及大陆性格的國家，从历史文化不十分巩固的國家到这种力
量根深蒂固的國家。不仅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可视作这普遍趋向里所作的
大型调整，即是今日多数國家的挣扎，包括“有钱的”和“没钱的”，可以在数目
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也仍离不开这组织上的问题。
　　假使我们将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国史之上，即可看出鸦片战争以来之事迹并
非一连串，做得无头无脑上下不得的错误。中国对西方之挑战的反应既强烈，也前
后一贯。她起先拒绝改变，以后将改变限于若干方面，并企图振起传统的社会价值
以为抵制。这和其他各国的经验比较起来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与荷兰及英国旷
日持久的纪录相较，也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坐费了不少宝贵光阴。读者
可以再三考虑目下的一段隐喻：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五四运动已经
策划了上面这块长面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觉为革命的主使人。逻辑里下面这
块长面包，亦即为数亿万无从区划的农民，则构成革命之动力。可是前者的自觉与
后者之解放尚不是这群众运动之终点。最后之目的在使全国接近世界标准，能在数
目上管理，扩大这國家功能上可活动的程度，也增迸它结构上的实力。
　　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
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
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
系统发挥功效。
　　蒋曾受无数指摘。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
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
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全部维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项批评都有相当真实的成
分，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
径的讲出应采取的路线。事实的发展表示着各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无法避免。如果另
有较好的方针，中国人不难另选贤能。一个现实的证据是周恩来1927年被蒋的部下
拘捕于上海．生命几遭叵测。可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周又周旋使蒋被释。
　　看来责骂蒋介石容易，表扬他的成就困难。我们也无从对蒋的言行一句一事无
选择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蒋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着一个极为伟大的群众
运动，有了这运动作基础，才可能有日后的人民共和国之产生。要是忽视他的作为
的积极性格，则任何人无从以技术角度解释何以中国在80年代和20年代会有如是剧
烈的差异。
　　为了保持历史上的连续性，我们尚且要承认中国帝制被取消之后军阀割据不可
免。蒋收拾着留下来的残局，只能兼容并包，无从凭己意区分去留。他以黄埔毕业
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区间的强人和政客拉拢过来，构成一种人事上的团结。
此间应值得注意，这批强人也没有落地生根在下层获得选民支持。缺乏财政能力是
蒋的另一弱点。中国在帝制时代向来无力动员全国上下一致成为一体和外强作战，
或与类似的國家作经济上的全面竞争（在这条件下，中国在20世纪和英国在17世纪
初期相似）。对日战争爆发前10年，国民党之南京政府获得关税自主。创立了一家
中央银行（事实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分担应有的央行业务），利用关
税、盐税和烟酒税支持整个新体系。再有收支间的不平衡，即靠国内发行的公债弥
补。即算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夕國家总预算尚只有12亿5000万元。以当日三比
一折合美金计算，为美金4亿元。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仍是一个极
为纤小的数目。
　　蒋介石全靠这组织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从，成为中国之希望。也因为如此，他
刺激了日本军人，终有全面武装冲突。他也明知中国无力单独取胜，必须倚借外国
援助。在采取这立场时他只是无可如何，批评者也不应就此指摘，因为他与当日同
盟國家的领袖邱吉尔、戴高乐无异。只是战局结束后他没有将欢乐带及于援助他的
人。相反的，与他结盟成为一种累赘，也成了一种羞愧不能告人之处，因此他一直
没有被人宽恕。将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残暴、贪污和无
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国人能想起，以每一援华之美元计，对中国国民政
府的支持仍不失为一种廉价的买卖。如果将国民党奋斗的长期结果综合看来，观察
者应有与杜鲁门和马歇尔在日不同的看法。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
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这政府纵有各色各样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
的关头里获得百余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现代战争有一种特性通常尚为交战国忽视。全面动员极端讲求效率之际，战线
之后方常产生一种重新改造社会的运动。一经掀起，这运动不必与双方宣战时之目
的吻合。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德皇及俄国沙皇彼此无从预悉此次战争之成果首在清
算专制皇权，因其跨地过广牵涉过多，不符时代之需要。此与其位于何处、当初以
何原因投入战斗无关。第二次大战爆发时，希特勒以争取日尔曼民族之“生存空间”
（lebensraum）为志，殊不知曾几何时此计失败，反动所及，各色人种之平等传遍
各处，造成一种全球风尚，甚至出于张伯伦和邱吉尔预料之外。中国之内战与这种
出处纵然不同，也产生了出人意外的后果。
　　　　　　　　　　　　 低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
　　30年或4d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用处
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时对共产主义有极端信仰之人士亦不过含糊提及要
在农村“将生产力解放”。其他人即以为经济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这样的看法
显然也是毛泽东的着眼，不然他日后不会再发起不合实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文
化大革命及内战之后果看来，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可能与组织这些情事
者的初心相违。
　　这也不是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成就应当小视。40或50年前极少人能有长远的眼
光看透中国的前途将从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改造着手。经济上的建设应当
注重最前进的部门。与农民为伍，不无人道主义的吸引力，要假他们之手改造中国
的命运，听来则不免荒唐。可是只毛锲而不舍，事实之展开终如他之谋划。他的运
动既要勇气，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机巧的计略，一方面也靠好运高照。这些条件
汇集，才有人民解放军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种命运上的错安排：传统倾向于均一雷
同，以争取动员时的简单，终能抵挡住对方使用科技的优势。这优势不能全面分配，
在战场上反足为使用者之拖累（虽然稍有出入，这基本战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后使
美军的优势无法施展）。并且在内战期间，毛之野战军有意避免高层机构。中共统
治之下极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在战场上军事
人员和政工人员暨经理人员一般灵活互相调用。在双方互予彼此极大之损害后，这
农民军的乡村性格使它元气容易恢复，为国民党军队所不及。
　　可是毛泽东的农村改造更有长远影响。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战前已由贝克（john
lossing buck）、陶尼（richard h．tawney）和费孝通等人提出。这问题的根源
也可以从各种方志上看出，总之是耕地短绌、人口过剩、农民负债。可是及至详细
情形经过实地报告提出，当中问题之庞大与严重，仍足以使从事工作者惊讶。佃农
问题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时分割得如房间大小，耕牛无从转身。有时所谓
地主与佃农只有大同小异，彼此距挨饿不过只两三步。放高利贷已是千篇一律，及
于放贷者的亲戚与邻舍。所谓剥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给予低过生活费之工资。在这
种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济贫，也难划分界线。这种种现实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
迹。当初农村问题本已严重，最少近几十年来又无人过问，只令之江河日下，况又
内外煎逼，农村且还要承受战争与灾荒的后果。
　　毛泽东乃是古今一大宣传家，他认为“蒋介石与美帝”应对这情形负责。在他
笔下，凡是中国传统内之事物全可以称为“封建”。内战期间，凡是青年男女受过
教育或只有几分教育的，都全部募来组织战线后面的工作。中国既已有了整个年轻
的一代对现状不满，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已将山西省一个村庄里土地革命的情形写成
专制《翻身》出版，也可视作一种古典型的纪录。斗争以恐怖政策起头。一批乡间
的流氓地痞先进入乡村将这村庄制住，中共的干部也用威胁利诱的手段鼓动村民。
村民因为过去文教的束缚不愿出头，几经怂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绪被激起，
他们即将村中若干生活过得去者的家产没收，也有好几个过去为恶的人被当场打死。
可是这一切也还不过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稳定，整个地区也在掌握中，另
有一批新干部进入。过度的行为被检点；对过去之事寻差报仇也不再继续。村民开
始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整个地区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也开始露白。所有党员都要—一
在人民面前对账，称为“过关”，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为共产党员，或也要改造
学习。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一切价值出于劳力）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
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
的—一区分。其所作调查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
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读《翻身》，一
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卢梭所谓“高尚的野蛮
人”在此时出现，也开始组织他们的“社会契约”。主要的行动全经过协定，详细
规划，初步试验、修订，付之实施、重新检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数。在村庄之
外，地区工作人员检讨他们的工作时，其扩大会议可以纠集到几百个代表讨论上好
儿个星期。韩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会议，有1700个代表参加讨论了85天。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
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
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
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已
无实质上的困难。国民党军所辖疆土日蹙，防线也愈退近各市区的城垣。
　　1950年间的成功，加上与美军作战至少也打得一个平手，大为增进了毛的威信。
经济方面的成功也不难道出：1949年以前中国可谓有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东北
原来有“日满鲜”体系，东北的生产和分配只向日本与朝鲜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经
济大体向外，由国际力量支配。中国内地既为农民丛集之区，一向被遗弃如孤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三位一体，全部经过共同管制。苏联援助数量极为有限，但是
无耗费的放在有效之处实施，也发挥了功用。农地集体化，除去了当中的阡陌，减
少了荒废，也节省了人工。中国的工业本来就级位低，又受多年战争损坏，所以经
整顿培植，新状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条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环
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条件或已用尽，或无从继续。
　　在这关头，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显示他以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问题
都可解决。“后院炼钢”成为一时风尚。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
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当经济内服务性质的事业用到尽头时，他
认为即地生产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规避科技之需要。这样一来他创造了一种新
的原始经济，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
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
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
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大跃进
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
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
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毛泽东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
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
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
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
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
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
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
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
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
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
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治作风露出真相时，毛泽东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
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
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
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
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
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
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
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
“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
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
　　　　　　　　　　　　　　 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
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
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
夹肉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文革没有白费。虽说
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
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
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國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
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
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
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 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
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
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
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
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
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
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
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
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
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
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
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
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國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
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
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
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
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
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
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
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
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
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
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
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
本主义之展开了。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國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
别所在。中国农村里的剩余既无门径远走高飞作有益的投资，小自耕农般又胼手胝
足缺乏资本（小自耕农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种秋收间的生活费也是一种投资），
则韩丁所叙“剥削”在客观条件上已无可避免。他们在亲戚邻合间的抵当借贷有时
只以口语为凭，不一定见文书，倒可以经乡间的强人如保甲长及缙绅强制执行，因
为不如此则关系地方治安。有时候尚用不着麻烦衙门里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肃清。有了以后历史之发展，才使我们
了解其真意义在豁除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积资本全部禁绝。在
经济发展的程序上讲，中国迄今在“原始存积资本阶段”，大多数人民尚没有享受
到机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从狂热分子之主张，将私人财产整个不要，只
能使全面贫穷更恶化。这错误既已被认识，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
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
之困难。
　　目前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时下标语概括之，可谓“致富是一种光荣”。这趋
势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是扩张国民经济的运动，其规模如此庞大，不能不招
致私人参加。譬如，即使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全属国营，它也需要无数零件供应者，
服务性质的行店更不可少，如卖汽车的特约经纪与加油站，更有供应快速食品的餐
馆和车行取款的银行柜台，又有训练女速记员和汽车旅馆经理的学校。说國家经济
计划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满，不免是欺人之谈。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
即是缺乏以上有纵深的准备。
　　招致私人企业也是承认个人财产权的办法。此事之重要尚未尽为人看出。这当
中的关系有立法的意义。一种事业经过批准，其特权应当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
不时将其撤销，则授权者应有权要求赔偿。在这种特权上存积之财富也不当受政治
运动骚扰。如是，私人财产权逐渐巩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础。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当前的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
上端无限制抽税的权力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井没有实际上的结构，各级
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总之即无从考核。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
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上端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数量。这也可
由最近的一个情形看出：
　　东北的鞍山钢铁厂有好几十所厂房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上。在最近之前，北
京的钢铁部只拼死要它增加生产的吨数。财政部则以为它是一种财源。省政府与市
政府也要求它将钢材拿出来贡献本地的建筑。如是各方争论不已。技术上的问题也
可能牵扯一段思想上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最后只有提出一段建议，这企业应
当视为一种国营事业，让它自身决策牟利，不过同时向國家和辽宁省两头缴所得税
（可是本书出版之日是否照这建议办理，不得而知）。增强私人财产的权利也无非
同样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卫的权力，影响所及，各选区也可就本地的
特殊情形强调它们的本色，回头作特殊的贡献。假如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
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驱使。此中关
键是政治之改革与经济之扩充必互相提携。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
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 democracy;由魏复古
［karl 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带讽刺之意）。
　　历史家从本身的爱憎去褒贬一个现存的政权，与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须具
备能力判断这样一个政权，尤其在它有一种群众运动在后支持时，是否在长期的历
史意义里与它前任的行动相衔接。在现在的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作否定的答复。
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
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国能自由行动之处，无非自它前任而
得来。纵使功劳不加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头上，至少也要归功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运
动。
　　再从中国整个历史看来，这长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衔接。中国专制时
代的第三帝国历时543年，它的特点是内向而无竞争性格。它的体制既如此的与新时
代大相径庭，故改造起来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这情形也和17世纪的英国大致相似。
　　　　　　　　　　　　　　　资本主义体制
　　再回头提到中国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我们必须郑重再三声明，这问题只
能有条件的答复。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说正是如此。如果时装广告牌出现于
人民大会堂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气的高贵汽车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
业以出售股票筹集资本，那就难于解说这些事物仍属社会主义范畴。可是从历史上
看来，“资本主义”这名词从西方传来，到底有它欧洲之背景。如果将四周牵扯的
事物一并拿来讨论，也可以从狭义的说资本主义只能由市民之特权（municipal fr
anchise）作基点产生。不论从内从外着去，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城市结不解缘。因
之市民阶级（bourgeoisie）有了他们的绝对优先权。也因此，私人之资本总是在公
众生活中构成特殊影响。中国的革命，从毛泽东的故事看来，则主要的是由受过教
育的年轻人领导农民发动。在后来建国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西方和日本所创以货
币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从这一点上模仿过去，邓小平影响下之中国才有了一
种所谓资本主义色彩。可是这色彩与内容之间仍有极大区别，不仅方面多而且内容
深。
　　虽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但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从未宣布它将放弃在很多事业上的
专利，这专利及于冶金、炼油及化学工业、机械工程、造船业、交通事业、保险业、
对外贸易、传播事业甚至旅游事业。这些事业是国民生产值中之极重要部分。目前
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员有行使职权之自由。私人企业还只限于小商店、食品供
应零售业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业。并且很多事业尚且是拨归私人办理，不
过是“承包到户”，出之以合同的关系。此外公办私营的范围已扩大，人民公社可
以说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为食品生产已由农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说公社已
经废除，因为它们仍是原则上的土地所有人，将土地租与个人。政府也仍在收购食
物，管理其分配并厘定其价格。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格。接受私人资本和采用先进
國家管理的技术，并无肃清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形态的趋向。
　　　　　　　　　　　　　　　 矛盾与解决
　　不过，从西方眼光看来，中国自相矛盾的情形极多。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
士过度渲染，他们好像将经济合理化的运动牵扯到极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
方面，又有对意识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②当作革命
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是倚之为自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来纠纷才多了。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和某些集体行动之性格有长久历史根据（详以上各节，尤其
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产生的原始型资本主义可说和中国文教传统相违。这原
始型色彩造成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参加商业战争等等，在20
世纪巳不能照办；开头如此的國家也早将这些办法革除。要是中国还将它们之所遗
弃当作出发点，也是不可思议了。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
境逼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过度发展，也是孙
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揭示的宗旨，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宣布流传。很可能这也是发
展较迟的國家今后通用的办法。只是在中国一切还未成定型之前，这种两端讨好的
办法免不了产生一种照片上双重曝光的印象。以一个國家追求两种“主义”，也使
人猜想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必将斗争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实之发展显示，任何國家在革命行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
归并的形势。荷兰民国即以联邦制解决内陆部分与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国即以司法
审判的方式使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合，亦即将衡平的观念注入到习惯法里去。其
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货币管制之方式。中国也无
可例外。有了这种突破，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此将和西方现代史汇合。亦如
以前留下来的成例，过去官方所坚持的正统教条，不论是伊丽莎白以来的圣公会
《祈祷书》，或者喀尔文派的定命论，或是马列主义、《毛主席语录》，都可以在
背景里退去，成为文教上的影响力量，而不致成为令人畏惧之鞭策。对中国人和世
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
马桶，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
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
　　可是有思想的观察者不会忽视当前问题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以及如
工业化和保护环境之冲突等基本问题绝不会因革命成功而扫除。自然之灾害仍将不
断发生，虽说救灾的能力已较前加强。中国经济完全由货币操纵之后，先进國家繁
荣及市场不景气之周期也会随着发生。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
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國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它也可能在两方之
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國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
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國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
之趋向与中国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國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
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没有人能缓叙其间之全部可能性。我们说中国已经过一种突破，不过指出先前
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已克服。一个新國家之
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列的可能机缘。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
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
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
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國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
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
尽的责任。
　　①这批判由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的决议提出，原文载《人民日报》、英译
见（dan n. jacobs and hans h. baerwald. ed. chinese communism：selected
documents（ny:harper & row, 1963）,pp109-132因为两人的立场既如此明显，本
书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批判。读者也可参阅中共在1987年编印之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页343以下各节，内中对毛泽东主动与间接参与文革有直率的
批判。
　　②马克思主义之本身为由知识界所掀起的各种左倾思想组成的一大集团，缺乏
固定轮廓。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册子不如他经济方面著述之详尽。《共产党宣言》
内中条列的各项步骤在19世纪中期看来带革命性格，以后却供很多西方国采纳，连
美国在内。此外，《资本论〉则由罗宾生教授（joan robinson）与熊彼德教授（j
osegh schumpeter）指出，内中有不少不合实际的地方，如机器只能传达价值，不
能产生价值，如大学教授不事生产，只是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物，如娼妓，如资本
家承担风险不能算是对社会或经济的一种贡献。殊不知现代高等科技如计算机等即
全由他所不承认的三个因素产生。总之则20世纪末期没有人能说他全都遵守马克思
主义，更不用说整个國家。
　　人民共和国国有一做书评家指出本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有可商之
处”〔见〈读书〉1983年5月号〉。这点我完全承认。可是另一方面，认为经济之组
织对法律和文教有决定性的影响，作者也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一样无法否认
受有马氏的影响．刻下将历史观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no.11　台湾、香港与澳门
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分合，是中国大历史未来发展的最大课题。但人类
的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被各个人的意愿所左右，更难
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
　　为了保存本书题材的完整。势必再提到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特别情形。理论上，
今后台湾的出处很可以改变上章的结论。今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专注，
主要的也是由于这原因。
　　　　　　　　　　　　　　　 台湾的成长
　　台湾是中国之一省、岛上的土著从来即未有充足之人数成为政治上或经济上特
别的问题。因为说福建或客家方言的移民来临，台湾产生了一种中国大陆文化的分
枝，家族间之凝聚力强。日据时代，台湾的农产品以向日本输出稻米、蔗糖、茶叶、
樟脑为大宗。可是农业生产未曾构成大规模农场，仍然有如大陆，一般以一家一室
耕耘门前屋后的田土为主。只是地理上较为优越，岛上从未有大陆般贫困的情形，
例如中国之西北。
　　国民党在对日胜利接收之后，已将台湾佃农数大为减低。1953年的“耕者有其
田”以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为蓝本，一家的所有地大致以中等地7英亩半为最
高限额，多余的由政府接收重新分配，其代价只有两年半的收成数。实际的付出以
30%将自日本接收的工商业股票作数，其余以农产证券用稻米甘薯付给，预计20年偿
请，内带4％的利息。这种强制接收、强制重新分配的办法能够执行，乃因当日台湾
仍在军政时期，而大陆上中共军队来犯的威胁迄未解除。
　　工业紧随着土地改革展开。有了充实之美援，台湾的工业政策首先避免过度投
资于有高度声望却无立即效用的企业，着重于以劳力为主体的产品，以出口着眼，
因此这国民党控制之地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的便宜。当日工业先进国
一意向最前进的部门发展，将很多次要商品之市场空前开放。台湾的出口遇到极小
的阻力。因着这政策之成功，美援自1965年停止。最近的十余年内，台湾才致力于
钢铁的生产、高级科技及汽车之制造。
　　台湾之独立运动虽然吸引相当注意，但迄至最近不能算作有力左右台湾今后出
处的挑战者。他们既无从说服大多数受过教育之人士，也不能争取广大群众。因此
台独成为无结构而只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可是这运动引出一个潜在有动力的问题，
既有情绪上之煽动性，也在某些方面具有实质，如果处理不善，即不能担保以上情
形不会迅速改变。
　　虽说人民共和国不满，但美国不能算是有意阻挠台湾与大陆间的统一。如果两
岸人民找到了适当的方式趋向统一，美国决不可能节外生校提出异议，可是美国政
府也没有做中介人的义务去提前促成统一。
　　　　　　　　　　　　　　　　两岸关系
　　说到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差异并没有一般想象之大。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的政
党，至今尚雇用大批人士编纂它自身的革命纪录。官方文件里并没有认为“社会主
义”是一个不当的名词。“天下为公”的标语可在台北很多的地方看到。在这岛上，
政府也对银行业和对外贸易有确实的掌握。它也经营铁路与公共汽车。在教育和传
播媒体方面，政府的影响尤大。在这许多方面的结构及管理，台湾与大陆中共并非
如水火之不相容。
　　在文教方面，国民党之政策行使已逾40年，更不容分型运动之展开。不仅儿童
自幼受教为中国人，而且博物馆图书馆和各处之档案处尤以大陆上之根源作号召。
即使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在受训时也不觉得此生事业应当全在岛上省内，教师与公务
员更无论。最近几年来已有“台湾文学”出现，可是绝大多数出版品显示一种广泛
的眼光，而且往往较大陆作家的范围尤为宽阔。
　　因内战而在1945年及1949年来留下来的恶劣情绪亦不足为永久的仇恨。中国国
民党和中共都曾与日本作战，不仅两方都已与日本采取和平方式，而且在很多方面
两方都已从事善意合作。宽大之美德，也为两方所重视。蒋介石生前即已原宥一打
以上和他作对的军阀，毛泽东有一个儿子在韩战中殒身，可是他开怀接待尼克松。
如果年轻一代并未实际参战，倒要将双方的仇恨永久化，则是不可思议了。
　　可是因为几十年来的武装对垒，双方都以不承认对方之合法地位为本身立足之
逻辑。突然放弃这立场，可能引起内部争执，也可能投柄于分裂运动。在本书成稿
之日，有很多迹象显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准备给蒋介石恢复名誉。他在浙江之故
居据说已经修整。一座抗战史迹博物馆将开设于卢沟桥畔。在北京和汉口，街道已
改用国民党抗日殒身的将领为名。黄埔军校校友会已成立，此中值得注意，这军校
只有蒋介石曾任校长，人民解放军元帅徐向前则为现任校友会会长。这一连串事情，
逻辑上的结论将是在历史里重新树立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地位。
　　　　　　　　　　　　　　　　　香港
　　香港是一个岛屿，连着九龙半岛，更附有大陆上一片领土。以面积言，她的40
0平方英里不算极小（如与澳门的6平方英里比较）。并且香港的摩天楼面对着石山
作背景的自然港口，以她直立之价值超越她横卧着的价值。多年以来这自由港口因
物产荟萃，成为采办中心和旅游者下榻之胜地。即使是英国旗，也替中国挣得不少
外汇，近年来以本身经济成长著称，是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除了以银行业和船舶业为世界上重要中心之一以外，香港也是纺织品和塑胶品、
电气设备、电子、机器与化学物品的制造场所。她的印刷业、食品处理和电影业也
甚为称著，这三项对海外华人特别有吸引力。
　　本书整备付印之前，作者得到一份香港特区的基本法草案。这文件使我得有机
会证实我不久以前的想法：一个國家在现代经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时，连國家这一
观念也可能变更，如400年前荷兰民国诞生时的情形。这基本法给我们一个机会想见
1997年重返中国以后的情形。这特区将保持其独特的税收制度和货币制度。它将有
特别的旗帜，它的行政首长将由选举产生，他也和被选的立法员一样，至少已在本
地居留20年。现有司法机关将全部保留。香港所立的法律将报告于北京的人民代表
大会登记作为纪录，可是特区不隶属中央政府任何机构之下。而且特区有权处理仅
与本地有关的外交事宜。起草委员会完成了上述初稿，正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议，两
者都在广泛征集公众意见。工作表现地方自治的精神，将各处有价值的地方尽量保
存，和对1984年中英两国协定的尊重。这不是容易的工作，它的成功应当为澳门造
成前例。来日这动力之所致，不难渡过台湾海峡，使突破历史的中国一统成为事实。
　　　　　　　　　　　　　　　　本书命意
　　在结束本书时，我乘机解释写这书的哲学立场。初看之下，宏观历史好像与道
德全不相关。人类之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于因果关系，不能由各个人意
愿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在写作以上各章时，我更将前一时代所
留下来的影响昭然指出，就和以前的史书不同。传统的史学家通常将每朝代之初当
作一段有创造性的时代，当日的人口和社会都带着可塑性，可以由一代伟人照着他
的理想转折成器。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
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这样无人性的立论
很可能扰乱读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读者，然则这不是作者之本意。
　　下图里面，实线部分表示我想象中历史之形成。它也是人类不断向前推进所留
卞来的纪录。为简明起见，我们以三个较大的段落代表当中无数短程的进展。我们
的路程连亘不断，朝以继夕，有如印度思想家所谓“羯磨”（或因果报应，karma）
或如西方神学家所谓“定命”（predestination）。即从一个读史者的眼光看来，
我们的自由，无论如何也只能始自我们祖先撒手的地点。自此向空伸出的箭头表示
我们理想主义之倾向。道德也在这时候成为一种有力量的因素。大凡人类全体性的
动作既有群众运动之参与，必带牺牲自我的决心，也包含着公平合理的性格。可是
和这种倾向作对的有向心的力量，以较短的箭头表示。后者或称为“原罪”，或者
如宋儒所提的“人欲”。弧线上的历史进程总是以上两种力量之总和，也就是阴与
阳之合力。
　　历史之总意义，也如这图所示，在其整个的美感。人类整部历史不过约10000年，
在宇宙的生命里不过是极为短促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能理解的宇宙生命尚且可能是
更大事物当中的又一小部分。如康德所说，“事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
或noumena）非人力可得而知。在弧线的前后，我以虚线画出，此不过根据人类历史，
推想其来踪去迹。如此看来，实线的真实性也靠虚线之陪衬而得，并且也只有相对
的意义。
　　人类历史之大块文章，以长远的距离视之，属于神学领域。作者的经验识量有
限，只好像鹦鹉学舌一样将大哲学家康德提出作为交代。除此之外我不能将我个人
有限度的观测去推论无可知之数。同时，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
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
　　现在有不少教科书作者在叙述西方事物时，乘空插入一两段有关中国琐碎之事
而称之为世界史。在我看来，人类1/4的生活历程不容如是草率处理，尤其在我们已
临到一个紧要关头之时。所以我提出中国历史的全部历程，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
性，然后才提到它与现代西方冲突与接触的全部经过。这样的安排也确能使我们观
察世事时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以前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全不合情理之处即可因
此冰释。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重要，而人类长期忍耐力之伟大
也因之而显然。各人对以上的反应不同，可是能将一个古老國家的维新以及她重新
振作的态势笔之于书，作者已有一股愉快的感觉，并且希望读者有此同感。